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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1月14日，行营设计会正式成立。蒋介石设立行营设计会的目的，乃是希望网罗一批年轻的学者、专家及国外的留学生，从事“进剿地区”的调查、设计、审议等工作，“改进各省的党务、政治、军事，以尽早完成‘剿匪’及‘匪区’收复以后一切应有的建设工作。”
行营设计会设立之初，采常务委员制，熊式辉、杨永泰、林蔚、程天放及梁颖文5人为常委，杨永泰兼秘书长主持日常会务，秘书由邓文仪（行营侍从秘书）兼任。1934年5月，行营设计会改制为主任制，由陈布雷任主任。南昌行营于1935年2月16日结束，行营设计会也随之撤销，原有的业务及部分人员则并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
行营设计会的工作范围十分宽广，凡是“剿共”各省一切党务、政治和军事，均在调查、设计之列，同时蒋介石或常务委员有任何问题，也可交由设计会研拟具体的政策或工作设计。因此，行营设计会为南昌行营的高级幕僚机构，第五次“围剿”期间行营的重要党政措施，许多都出自此一机构的建议；其智囊团性质，可以说是侍从室的前身。此外，该会所培育的人才，有不少也在后来的政治舞台上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行营设计会虽然在战前国民政府时期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在过去一直未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有关南昌行营的研究，甚少曾注意到此一机构；
有关第五次“围剿”的著作，对于此一机构也多是一笔带过。
较值得注意的是邓元忠所写的《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力行社、复兴社暨所谓蓝衣社的演变与成长》
，对此一机构着墨较多。不过，邓著主要是根据力行社社员的资料（包括回忆录及口述访问），因此颇受到这些数据的影响，有夸大力行社贡献的倾向。本章拟根据“国史馆”近年公布的档案史料
，以及此一时期各种不同派系人士的回忆录性质史料，对此一机构的成立经过、组织架构、实际运作与重要设计，做一全面的探讨，并对其组织效能做一评估。
对于南昌行营设计会的成立，学界传统的说法，多认为行营设计会是由邓文仪所建议创设，
或是在力行社的影响下而创设，
因为行营设计会委员中的重要分子不少系力行社社员，有些后来也加入力行社，目的在扩张力行社的势力和活动范围。不过晚近公布的一些史料，则显示行营设计会是由政学系所建议创设，目的在抵制CC系分子的活动。
根据王子壮的日记及一些CC系成员的回忆，蒋介石开始“剿共”后，杨永泰受到蒋的重用，引起CC系人物的反对。1932年夏秋间，陈立夫、陈果夫等借口加强反共力量，派出其“忠实同志会”成员至各地主持省市党部工作，并选拔一些人分批轮流至蒋的左右任机要秘书。1933年春，经蒋核准，指定吴开先（上海特别市党部）、许绍棣（浙江省党部）、王星舟（河南省党部）、邹汉元（天津特别市党部）、庞镜塘（北平特别市党部）5人为南昌行营机要秘书，前往南昌行营工作。
南昌行营秘书室原仅有邓文仪、毛庆祥和梁颖文3位秘书，至此增加为8人。当时南昌行营为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和杨永泰所掌握，一切政令均需通过他们二人才能下达，邓文仪、毛庆祥等人虽为蒋的多年亲信，也不时受到熊、杨的压制。吴开先等5人到达南昌行营后，仅和杨永泰见了一面，从此在工作上即未来往，引起了杨的疑忌，设法要将他们调离蒋的左右。杨遂建议蒋增设一种政治设计委员会的机构。借口吴等来自各省市党部，代表各地的意见，宜派为该会委员，分负会内各部门的主要责任。
另一份近年公布的档案数据则显示蒋介石于1933年6月21日致电熊式辉，表示行营拟根据刘百川（按：刘为熊式辉重要幕僚）的建议，设立一种政治设计委员会，一方面调集各省党委中有能力者，轮流前来参加；一方面收容若干党外有政治能力者，延为幕宾，不必常驻，每年或召其来会数次。蒋在电文中并要求熊式辉与杨永泰依此原则草拟组织章程及各种规程，并预定委员名单，委员人选则以教育与经济人才为主。
行营设计委员会于成立之初的组织架构，共分为党务、政治和军事3组，分别由程天放（CC系）、梁颖文（力行社）和林蔚主持，设计委员共有100余人，主要者只有20余人，以力行社社员和CC系成员为主。
3组中最重要者为政治组，工作重点有以下几项：
（1）外交：研究各国外交现况、演变趋势，以及因应之道。
（2）经济：研究“剿共”各省的经济设施。
（3）文化：研究如何从教育、学术和文化上，革新国民心理和社会风气，以至变化民族的气质和性能。
党务组的工作重点，则为人事的调整和工作的改革。对于各级党部人事的实施，随时加以调查，并做适当的调整和改革，使其无派别上的冲突，尤其是“剿共”各省，须使国民党员均能在国民党中央的领导之下，发挥力量，提高其工作效率，以协助“剿共”的进行。
至于军事组，成立较晚，11月14日行营设计会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时尚未成立，由于史料缺乏，实际工作情况不得而知。
翌（1934）年，蒋介石对行营设计会的组织架构略做调整，将原有的3个组改为股，各股职掌也予以明确限定——军事股主管国防、兵工、训练、编组与人事；政治股主管内政、财政、外交、教育、法律与经济；党务股主管人事、组织、调查与宣传。
1934年5月，行营设计会又改制为主任制，由陈布雷主持。改制的原因，主要是蒋介石力邀陈布雷至南昌协助文字撰拟工作，不能无一名义，于是将行营改制为主任制，以主任一职属陈。陈的主要工作为代蒋撰稿，并留心于文化宣传与理论研究，且备咨询；每周到会3日，约各委员会谈研究，至于会中日常各事，均由副主任徐庆誉办理。
行营设计会的性质有二：
第一，注重实际问题，反对空谈理论。蒋介石对于当时一般研究与设计机构的表现，十分不满意，认为这些机构所设计出来的方案，每多陈意过高，不切实际：
普通设了一个什么研究和设计的机构，请了很多人来讨论，但是只能纸上谈兵，对于实际问题，并不能留心去彻底考察，切实调查，只凭书本上的知识，与自己脑子所想象的东西，拟订出一些大而无当的方案，发表许多不切实际的议论。一讲到土地问题，就要说如何照“土匪”的办法一样分田，实现新的经济制度；一谈到经济设施，开口便说要如何统制，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亦就是没有用的理论，都不是目前我们所需要的。
为了避免上述流弊，蒋介石乃特别将此机构加上“调查”二字，以示特重实际。
第二，不重宣传，对外保守秘密。行营设计会为南昌行营内部的一个组织，属于委员长的一个幕僚机构，因此不得对外行文，又由于行营设计会需做调查工作，负有情报的责任，因此除非经许可向外宣布的事情外，一律均需严守秘密。
至于行营设计会实际的运作，大致说来有咨询和建议两种方式。咨询是指由蒋介石或行营设计会的常务委员交下的问题，再由各委员研拟具体的计划。建议则是指由各委员将自己调查与研究的所得呈报蒋介石，再由蒋介石交下共同研究。
在咨询方面，蒋介石一般是以函电、手令等方式交下问题，由行营设计会搜集资料，甚至研拟方案；他有时也会利用对行营设计会训话的机会，将其施政理念或构想提出，让委员进行研究。现有史料显示，蒋对全体设计委员的谈话，除成立大会外，共有两次。第一次是在1934年3月7日，讲题为“党政军设计之基本原则”，他在谈话中指出了两项施政构想：
第一，在经济上研究如何改善厘金制度，实行商品流通，以直接、间接阻止外国货物的流入。蒋指出，数年前列强以废除厘金制度为条件，承认中国关税的相对自主，中国人以为是一项胜利。但是经过他数年观察的结果，发现此举实为不智。在关税不能完全自主之前，即贸然将厘金废除，无疑是自撤藩篱。因此，不谈国民经济则已，否则应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对象，尤其应将打破当前实际上保护洋货的关税制度与外人侵略策源地的租界，作为中心目标，而高筑地方关税壁垒，则应为最有效的办法。但是此种措施涉及整个内政与外交，性质至为复杂，如何才可以行之有效，不致引起列强的干涉；如何才不致妨碍本国商品的运销，甚至助长地方的割据，诸如此类专门的技术性问题，均有待行营设计会研究。
第二，在政制上应研究如何在边疆实施“五族联邦”制，在内地实行地方分权。蒋指出，当日的中国，一方面由于自身的实力不足，一方面由于列强的侵略，在最近若干年内想要维持旧有的版图和单一国家的形式，恐不可能。东北和外蒙古固然业已丧失，即使是新疆、西藏、青海和内蒙古，也岌岌可危。又因地方经济“封建化”的情况严重，在目前反而可用以抵制外国的经济侵略。中国在目前不易绝对统一，不统一反可利用的两种现况下，根本救治的方法，最好是能实施“五族联邦”制，借以维系边疆，待将来国家实力充足，再做彻底的解决。至于内地各省，虽然绝不能实施联邦及所谓“联省自治”的制度，但是也不妨在中央统制之下扩充省的经济权力，以收抵制列强经济侵略之效。
最后，蒋并指示党政军事务设计的重点。他认为世界大战必将于最近爆发，中国面临时间迫促，人才、物力缺乏的问题，因此准备工作的重点应包括两项，一项是普遍的国民军事训练，另一项则是交通及基本工业的建设，因为交通为军事、政治、经济之母，基本工业则为一切工业，尤其是国防工作的基础。
蒋介石对全体设计委员的第二次谈话，是在1934年4月16日，讲题则为收复区的施政原则。蒋指出，对于“剿共”区内的施政设计，应利用共区特殊的现况，与共区已有的一切设施，斟酌权变，因势利导，使共区转变为一个新的政治模范区。至于该区各项施政，最重要者应为以下几项：
第一，经济方面，应推动合作制度。共区实施统制贸易，国民党恢复统治后，也不可长期放任，应将合作社的组织随军推展，但是也不可操之过急。总要在军队到达后，予以暂时的放宽，以安人心；并进行各种调查，然后逐步推动；若是军队到达一地，立即要民众组织合作社，推行新的经济制度，必然会造成民众恐慌。
第二，教育方面，在精神上要效法共产党，但是在做法上应该比他们更平易近人。现在共区民众已有接受教育和训练的习惯，国军如能稍加宣传，一定很受欢迎；不过对于共产党让民众接受教育的措施，在稍做改良后，仍应继续推动，务使该区内没有文盲的存在。
第三，自卫方面，该区民众对于抽壮丁，担任运输、通讯的工作已十分熟悉，不必再施予训练，因此在该区推动调查户口、编组保甲，组织“铲共”义勇队、壮丁队、铁肩队等，一定要较非共区容易推行。
第四，交通方面，以道路为主，电信、邮政等通信网，也要特别设计一种方案，希望不到半年即可完成一个新的交通网，使该区成为全国各地的模范。
第五，卫生方面，在该区，卫生教育不可不特别注意。
第六，地图。国军每到一处，即应设法测量土地，绘测地图。现在有些县长和高级官吏不知道地图为何物、有何作用，实在不应该。
第七，调查和统计。新时代科学化的政治，即是要重视调查和统计，再根据这些资料施政，才不致有闭门造车的毛病，设计会并有派员赴国内外进行实地调查的条例。
第八，政治训练。该区内民众对于开会的方式、议事的规则等，一定均已熟悉，因此易于接受新的训练，但是注意不要因袭过去中共的名目，以免引起民众的疑虑。
关于实地调查，1934年4月设计会委员刘百川奉命研拟“民族文化建设方案”，曾计划带领书记1人，于1935年1月出发，先往华南出长江经由西北到平、津往日本，旋由沪经长江下游返赣，重点在调查出版文化事业及文化设施，并与各地文化人交换意见，共同研究中国文化今后的前途，作为草拟方案的参考，共为期4个月。此案虽经蒋介石核可，但后因故未能实施。
蒋介石与设计会委员之间的互动，除以函电、手令、集体谈话等方式传达其意旨外，尚有其他多种形式。在行营设计会成立之初，蒋介石曾规定各委员需定期拟具政治计划，以及对政策、政纲、时局的意见。
除周日外，每天上午11时至12时之间，各委员可以轮流推定一位或数位与蒋见面，报告调查所得或是个人的研究心得；另外每周举行一次全体会议，由各委员或各组发表意见，报告调查及研究的结果，或是讨论蒋介石交办的专题或项目，大家决定办法，呈候采择。
由于蒋的督促十分严厉，委员的工作极为繁重，根据一项数据显示，政治组的委员每日工作常达14小时。
不过随着蒋对于行营设计会的印象转坏，工作也变得较不繁重，如全体会议不久即改为每半月举行一次。
行营设计会所做调查与研究，最后能够成为政策并且付诸实施者，主要包括新生活运动、中国文化学会、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保甲制度、碉堡政策、民族文化建设运动、币制统一实施方案、关税出入平衡（含以货易货）实施方案、南昌市容重整计划等。
由于受到史料的限制，以下仅能对前3项活动中行营设计会所扮演的角色加以讨论。
（一）新生活运动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于南昌行营宣布发起新生活运动，并讲述“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此一运动，旨在使民族道德复兴，国民生活丕变，以礼义廉耻为基本精神，以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为中心目标。
事实上，新生活运动的许多元素，在此之前即早有迹可循。1931年10月10日，蒋主持中央军校政训研究班第一期开学典礼。他在致辞时指出，政训班的班训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既张，国乃复兴”，今天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我们必须发扬中国旧道德，以挽救人心。
此一研究班的班主任为三民主义力行社社员、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处长兼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刘健群，干部则大多为力行社社员。
1932年7月，力行社为训练干部，特通过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处长刘健群，于南京设立军事委员会政训研究班，招考黄埔军校各期军校毕业生及大专院校毕业生500余人，作为期半年的训练，蒋亲题训练纲要曰：“明礼仪，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又亲题训练目标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既张，国乃复兴。”
凡此种种，加上自1932年春天起，蒋的演讲即不断强调复兴民族看来，提倡新生活运动乃是势在必行之事。当时注意听讲的人，也都有同样的联想，例如1933年2月《纽约时报》即曾刊登中国少壮军官与国民党员计划组织社团反对道德堕落的报道。
但根据邓元忠的说法，是福建事变时，蒋介石视察前方，看到一个3岁小孩吸烟大为感触，于是兴起发动新生活运动的念头。
1932年起，力行社陆续派高级干部出国考察。胡轨在1933年底的考察报告中指出，国人身体孱弱、精神萎靡，在体魄及精神方面均需要锻炼，反观欧洲人之所以身体健康、精神抖擞，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经常和大自然中的太阳、空气和水接触。国人为使身体和精神得到改造，也必须彻底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胡的报告，对于蒋的倡导新生活运动，具有引发作用。
至于新生活运动的发动，晚近学者的研究虽然极多，
但是甚少能注意到行营设计会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行营设计会政治组自成立后，蒋对此单位极为重视，因此督促十分严厉，大家工作十分勤奋。当蒋介石于福建事变期间赴福建视察之际，设计会政治组的几位委员鉴于蒋即将返回南昌，需有成绩表现，乃想到发起新生活运动。张彝鼎认为环境卫生太脏，应予改善；社会秩序太乱，应以规则纠正。吴寿彭为首先提出“新生活”的总名称者，其中包括各种改良的意见。邓文仪也提出了许多社会改良的意见。
1934年2月9日，蒋介石由杭州飞返南昌，指挥第五次“围剿”军事。听取行营设计会的报告后，指示党政军民各级领导人员，必须转移风气，改变习俗，且要从军民生活方面革新起始，方可复兴民族，达成“安内攘外”与“剿匪”抗日的救国任务。他并责成行营设计会拟发起一项类似国民生活改造的社会运动。
2月12日，蒋介石又于行营扩大总理纪念周的演讲中指出，建设国家、复兴民族的根本要务为“教”“养”“卫”。“教”的要义为“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养”的要义为“衣、食、住、行”4项基本生活的整齐、清洁、简单、朴实，“卫”的要义为“严守纪律，服从命令”。
南昌行营在接受此项任务后，由行营办公厅主任熊式辉及设计委员会秘书邓文仪约集设计委员吴寿彭、韩志诚、高传珠、张彝鼎、李焕之、邵华、刘伯川、范争波、徐庆誉等人，经过多次研议，于2月15日晚间拟定名称为新生活运动，草拟完成一份方案，并且通过熊式辉所拟定的四个基本标语——“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楚楚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送呈蒋中正核阅。
2月17日，行营举行设计委员会议，由蒋任主席，通过新生活运动方案，
蒋并演讲《新生活运动发凡》，指出革命之所以至今尚未成功，即在于全国国民的生活形态始终无所改进。今吾人既欲完成革命，非致力于此不为功，新生活运动即是先求国民于衣食住行四项实际基本生活能彻底改进的一种社会教育运动。
19日，蒋介石于南昌行营正式宣布发起新生活运动，并讲述《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指出此一运动的目的，在使民族道德复兴，国民生活丕变，以礼义廉耻为基本精神，以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为中心指标。
他并指示成立筹备会，拟订详细纲要，规定程序。2月21日，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委员会成立。干事会由邓文仪、萧纯锦、李焕之、蒋志澄、邵华、贺衷寒、程时煃、刘百川、黄斗光9人组成，邓文仪兼主任，萧纯锦兼副主任，李焕之兼书记，刘百川兼宣传股股长，蒋志澄兼指导股股长，张彝鼎为纠察股股长。
其中大多数为设计委员会政治组成员。会中由邓文仪任召集人，与设计委员会政治组的张彝鼎、李焕之、萧纯锦、蒋志澄4人共同研拟办法。最初，由邓文仪拟订《新生活运动纲要（初稿）》，倡议从“规矩运动”及“清洁运动”两项运动开始推动，如施行有效，再进而推行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运动”，过“太阳、空气、水之生活”，最后使国民循序渐进于“劳动创造武力之习练与准备”。
经讨论后，拟订了运动纲领96条，但是蒋认为所拟项目过多，无法一下同时推行，
最后以“社会改造中，要培养出抗战干部；礼义廉耻中，应表现在衣食住行”作为中心思想。
邓文仪等人乃再依此目标，拟定细则。其后又由行营参谋长兼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召集编撰《新生活运动纲要》。这本小册子系由行营设计委员会委员兼南昌《真实报》总编辑刘百川负责起草初稿，经设计委员会同仁讨论后，呈报蒋核阅。
蒋阅后指示要点甚多，发交熊式辉等研究。熊曾多次约集中国国民党组织部部长陈立夫等研商，逐句逐条讨论，每次讨论后，连日赶缮，报请蒋核阅，往返计达5次以上，全部条文均系蒋所手订。
5月15日，《新生活运动纲要》（含《新生活须知》）于全国各大报纸同时发表。
新生活运动的一个中心思想——“社会改造中，要培养出抗战干部；礼义廉耻，应表现在衣食住行”中，只有后者为世人所熟知，许多批评新生活运动的中外人士，也只以此点作为衡量标准，而不知新生活运动的首要中心思想在以社会活动掩护培养抗日干部。当时如何加强国民抗日的精神武装，已是刻不容缓的事，但是又不能公开表示，以免得罪日本。于是在新生活运动中所提出的生活“军事化”，对外需解释为训练国民生活迅速、敏捷的习惯；以文人，甚至外国教会人士出面主持新生活运动，也是出于此种苦衷。
7月1日，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委员会改组为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主持全国新运事宜。由蒋介石任会长，熊式辉、邓文仪分任正、副主任干事，阎宝航、李焕之分任书记、助理书记，李厚澄任调查股股长，范争波任设计股股长，邵华任推行股股长，
全为行营设计会委员。同时扩大干事会，由政学系和力行社分子组成。
此时，邓文仪涉及南昌机场遭焚事件，
自行呈请撤销副主任干事职，助理书记随即也辞职。总会重行改组，将调查、设计、推行3股，改组为第一、二、三股，第一股主持南昌市新运，第二股主持江西省新运，第三股主持全国各省市铁路及海外侨胞新运，由范争波、邵华及阎宝航分任一、二、三股股长。
至此，力行社势力可说是全遭清除。
在一般工业化的国家，新生活运动之类的社会运动，大抵均由民间团体所发起，近代中国由于市民社会尚在萌芽阶段，政府与民间团体如何合作也仍在摸索之中，新生活运动既选择由政府发动，虽有民间团体所缺乏的大量资源可以投入，但是官场文化也无可避免地随之而来。当时即有一位署名文渊的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
本来社会运动应该由社会上许多先觉的领袖，就时势之需，加以计划与提倡，然后大家自然闻风响应，而成为普遍的要求。不幸中国社会上现在没有这样的适才，于是我们的军事领袖遂当其任，这也是无可如何的。普通政治或军事首领所倡导的社会运动往往陷于强迫式的，流弊原多；而在今日的中国，官场尤多“逢迎”与“敷衍”的“公事行为”，居下位者无论自己对于某事有无真确认识并能否身体力行，只要它是长官所倡议或发动的，表面上无不奉行惟谨（或且矫枉过正，便是古所谓“上有好之，下必有甚焉者也”），结果便成了文章，成为官样文章。但是十万人的市民大会，和数百处的促进会，以至几千、几万的执、兼委员，对于运动的本身究竟能有多少实在的好处，那却是极大的疑问。
（二）中国文化学会
新生活运动展开之后，江西随即成为民族复兴运动的基地，行营设计委员会政治组的成员，看到当时全国思想文化界的动向，随即又设计出了一项文化复兴运动。
此项构想获得邓文仪、贺衷寒、吴寿彭、萧作霖等力行社高级干部采用，由一些学者、专家发起中国文化学会。
中国文化学会于1933年10月开始筹备，初名宣传研究会，继称中国文化励进会，最后方定名为中国文化学会，于12月24日正式成立于南昌。
成立时有委员15人，包括高传珠、刘健群、贺衷寒、邓文仪、孙伯骞、梁颖文、张彝鼎、吴寿彭、萧纯锦、唐泽、孙慕迦、刘咏尧、张佛千、陈友生、任觉五，均为力行社成员。
成立会奉蒋中正为名誉会长，推邓文仪为理事长，萧作霖为书记长。理事会下设总务、组织二股及编译所，分别由柳漱风、李毓九及吴寿彭主持。
成立之初，即提出《我们的主张》，除了楬橥“以三民主义为中国文化运动之最高原则，发扬中国固有文化，吸收各国进步文化，创设新中国文化”的主旨外，另列举了10余条纲目。
中国文化学会成立后，主要的活动在以下3项；第一，扩大学术、文化界人士的组织活动。根据一项数据显示，至1934年5月时，该会已成立江西、安徽、南京、上海、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北平、宁夏、河南11个分会及保定直属支会，会员计有2098人。
在华北的平、津和华中的京、杭，成效较为显著。
第二，募集基金，出版各种书刊，建立若干流动图书馆及文化会堂。该学会成立不到半年，即募集到近百万元的基金。于南昌设立内外通讯社，由吴寿彭主持，编译有关国内外大事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动态的专论；又于上海设立中国文化书局，出版内外通讯社编译的《内外类编》小册子共40余种，及《青年丛书》《军事丛书》《名著丛书》等约20种。
第三，发起各类文化学习活动，与各地党政军机构合作，组织在学及在职青年，利用休闲时间参加文艺活动，讨论时事。
中国文化学会的成立，被CC系视为是力行社的一项攻势，于是在1934年3月成立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以为抵制。该会以陈立夫为理事长，出版《文化建设》月刊，双方在教育、文化界展开争夺战。
中国文化学会由于拥有大批大专学生为会员，活动积极，声势超过中国文化建设协会。1934年夏，邓文仪因调查南昌机场案获咎，陈立夫即乘机向蒋控诉，指邓以学会名义大肆招摇撞骗，在文化界引起不良影响。于是蒋一面批准邓的辞职，同时下令解散学会。
中国文化学会遂为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所取代。
（三）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为国民政府继新生活运动后之又一重要运动。新生活运动的目的为奠立民族精神之基础，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则为充实民族物质之基础，两者实相辅相成。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目标为“尽人力，辟地利，均供求，畅流通，以谋国民经济之健全发展”，其实施要项则为振兴农业、鼓励垦牧、开发矿产、提倡征工、促进工业、调节消费、流畅货运、调整金融。
此项运动虽系由蒋介石1935年4月1日于贵阳发表通电正式发起，
然其实际开始，则早在“剿共”时期的南昌行营。
1933年9月24日，南昌行营订颁《救济民众大纲》，11月14日，蒋电令河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各省，切实整理田赋，并令核减田赋附加税，
目的均在抵抗共产党活动蔓延。1934年3月10日，蒋令对前受共产党分田的农民概不究问，并设“利用合作社”，提倡合伙均耕，1934年3月18日，南昌行营召开省高级行政人员会议，会中通过《“剿匪”军救济民众办法大纲》
。9月12日，南昌行营再制订《收复匪区土地处理办法》，但均非具强制性。以瑞金地区为例，受共产党分田的农民不得不将土地交还原地主。
在农村金融救济方面，1933年4月1日，南昌行营出资65万银圆，加上黄埔同学会拨出历年会费剩余公积金35万银圆，合计100万银圆，成立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业务包括经营存放款项、发行兑换券、办理储藏运输，以及其他普通金融业务。其中对农民提供复耕、复业无息小额贷款，金额由四五元至十余元，至秋收期以收成作价偿还。当时耕具除牛只较贵，其余如犁、耙、锄、刀等，以一元或数角即可购得，对劫后灾民甚具实惠。银行业务也进展甚速。1935年，以四省农行的营业范围普及至十二省，与原有四省农民银行的名称已不相符，乃予扩充并改称为中国农民银行，并设合作金库，总行设于南京，任陈果夫为董事长兼总经理，各省设分行分库，旨在配合农行贷款业务，协助农产品的公私合作产销。
综前所述，可以看出行营设计会在新生活运动、中国文化学会、国民经济建设运动3项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均不相同。在3项活动中，行营设计会介入新生活运动的程度甚深，从构想的提出到全国性的推广，几乎均见其积极地参与；不过因为设计会中存在有各种政治势力的竞争，因此力行社并未能取得主导性的地位。至于中国文化学会，虽由设计会提出，实则可说是由力行社主导的产物，从成立学会到开书局卖书，均由其一手包办。在此二项活动中，表面上看行营设计会虽然绩效显著，实则已与其设计机构的性质有违。至于设计会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则是微不足道，与其成员所宣称的重要性完全不同。
行营设计会所设计的活动或措施不可谓不多，有一些确实也曾付诸实行，对于协助进行“政治剿共”和“文化剿共”，
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不过如果以此一机构原订“改进各省的党务、政治、军事，以尽早完成‘剿匪’及‘匪区’恢复统治以后一切应有的建设工作”的目标加以衡量，则其表现似乎未尽理想，第五次“围剿”期间重要的党政措施，也未必全出自此一机构的建议或设计。以下试就其绩效不彰的原因，加以分析。
第一，未受充分重视。一如本文前面所述，行营设计会本身即为派系竞争下的产物，是政学系为了抵制CC系的活动而倡设。成立之后，派系纷争不但未减缓，反而日益严重。南昌行营成立不久，蒋介石即接受杨永泰“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共”主张，将行营的组织，由原来5个厅简化为3个厅。第一厅主管军事，厅长由贺国光担任；第二厅主管政治，厅长由秘书长杨永泰兼任；办公厅主任，则仍由熊式辉担任。当时国民政府的统治势力，仅及于江西、福建、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河南、江苏、山东和陕西10个省份及上海、南京、汉口3个特别市，而南昌行营拥有审核10个省份及3个特别市的人事和经费的权力，
因此行营的第二厅便俨然成为实际上的行政院。
第二厅的部门主管，如负责地方保甲事宜的第一组正、副组长王又庸和李为纶，负责经济事宜的第二组正、副组长文群和罗经猷，均为政学系成员。
政学系势力的急遽扩张，自然引发了其他派系的对抗及抵制。1933年冬，CC系以南京、上海、浙江、江苏、河南、北平等市党部负责人的名义发函全国各省市、铁路、学校特别党部，指责杨永泰过去拥岑（春煊）排孙（文），现又勾结官僚（指张群、熊式辉、陈仪等），树立小组织。此一要求，获得了热烈的回响。共有24个单位的80多名代表聚集南京，赴国民政府向蒋介石请愿，要求将杨永泰撤职，造成轰动一时的社会事件。
相较于南昌行营的其他部门，行营设计会既然非政学系所能完全掌控，杨、熊对此机构自然不会十分重视。
由新生活运动初始时，二人态度冷漠，至1934年三、四月间才开始热心，即为一例。
第二，职权含混不清。行营设计会所研究设计出来的活动或方案，每尚需负责去实际执行，致使此一机构的性质与业务范围日益扩大，变成既是幕僚机构，又是执行机构。
例如行营设计会的秘书邓文仪，有一时期所兼各种职务竟多达11项之多。
重要主管外务过多无法兼顾的结果，自然会使此一机构的效能受到影响。蒋介石即曾在对行营设计会的一次谈话中指出此项缺点。
第三，人员冗滥不精。1934年5月，蒋介石任命陈布雷为行营设计会主任，陈进行了解后，发现此一机构不但职权规定含混不清，而且“委员人数达二十人，颇为冗滥，其真有学问、见解，又能明识分际者，寥寥四五人而已”。
因此坚请蒋收回成命，经蒋再三劝说，并又加任徐庆誉为副主任，处理日常性事务，陈始愿意就任。
事实上，蒋介石早已对行营设计会人员的办事能力不满，并曾于1934年4月一次设计会的内部会议中，做过以下严厉批评：
各位委员差不多都是在外国留学回来的，对于政治、经济各种学问，都有相当的研究，对于科学的方法，也一定很知道的。可是设计会所设计的许多东西，比方这次关于新生活运动的许多规条，还好像是百年前的东西一样。我们拟订的任何规条方案，都要分门别类、纲举目张。现在无论任何法律，不管他几十条或是几百条都是分了章节，但是这一次设计会所规定的新生活运动须知九十六条，都笼统地编列，弄得杂乱无章。试问这种条规，如何可以使人看了拳拳服膺、发生效力呢？这样无条无理、办事没有经验，岂不贻人以笑柄吗？
陈布雷也认为中国的专门人才有限，有学问而又能以公心奉职，不植党羽，不存个人夸耀观念者更不多。智囊团延揽人才，必须要有适当的人主持推荐，如果以见闻不广、审择不周者担任，则行营设计会即是前车之鉴。
最后，拟将行营设计会与同一时期的另一所设计机构——国防设计委员会（以下简称国防设计会）做一比较。国防设计会成立于1932年11月，隶属于参谋本部，其职掌为拟制全国国防的具体方案，规划以国防为中心的建设事业，筹拟关于国防的临时处置。蒋介石自任委员长，翁文灏、钱昌照任正、副秘书长，设3处8组，3处是秘书、调查和统计处，8组包括军事、国际、文化、经济与财政、原料与制造、运输、人口土地粮食、专门人才调查组。1933年初建立陕北油矿采勘处，年底又设立矿室、冶金室和电气室3个实验室。1935年，该会与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直属于军事委员会。
国防设计会与行营设计会，均属于战略问题的调查和设计机构，一为针对日本，一为针对中共。国防设计会系蒋介石采纳教育部次长钱昌照的建议而设立，首批40位委员绝大部分均为钱所指定，多为未曾于国民政府任职，但是在社会上具有崇高声望的学者、专家和实业家，有些甚至是对国民政府持批评态度者。国防设计会提升了蒋介石的社会形象，同时也扩大了其统治的基础。
因此，第五次“围剿”开始后，行营设计会的构想，或许即是来自于国防设计委员会。在行营设计会的筹备阶段，蒋介石甚至曾致电钱昌照，试图请翁文灏及王世杰代为敦聘丁文江和杨端六主持行营设计会的统计与审核两部门，并强调行营设计会与国防设计会切实联系的重要性。
不过行营设计会由于一开始即笼罩在派系竞争的氛围下，在用人时自然无法做到审择人选，所聘委员虽然也是以学者、专家为主，但是社会声望则远逊国防设计会。国防设计会由于位阶高，深受蒋介石的重视，经费充裕（每月10万元），得以经常派员赴国外搜集资料及考察，
并与各大学合作进行调查研究，
出版大量的调查研究报告，成果丰硕。全面抗战爆发后，国防设计会转型为资源委员会，直接介入经济活动，其影响所及，直至1950年代的海峡两岸。
相反地，行营设计会于设立之初，位阶不高、职权含混不清，在先天上即不利于发展，加以人员冗滥不精，绩效不彰，因此未能受到蒋的重视（甚至有人认为蒋在该会成立初期召见过行营设计会委员后，组织即无形解散），
至第五次“围剿”结束后，即随着行营的撤销而结束。
行营设计会设立的目的，是在改进各省的党务、政治、军事，以尽早完成一切应有的建设工作。在一年多之内，此一机构设计了一些重要的措施和活动，其中有一些（例如新生活运动和中国文化学会）确实曾付诸实行，不过以其成绩是否达到原设定的目标来衡量，此一机构的效能，似乎未尽理想，第五次“围剿”期间的重要党政措施，也未必全出自此一机构的建议或设计。检讨其功能未能充分发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此一机构为派系竞争下的产物，是政学系为了抵制CC系的活动而倡设，杨永泰、熊式辉等人对此机构自然不会十分重视。此外，行营设计会的职务含混不清，人员冗滥不精，均影响其效能。
虽然行营设计会未达到预期的目标，不过蒋介石也从此次失败的经验中吸取到了教训。在1935年2月6日，蒋介石召集行营设计会主任陈布雷和行营侍从室主任晏道刚，讨论侍从室组织。
14日，侍从室重新编组，改名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分设第一、第二两处，第一处设第一（总务）、第二（参谋）、第三（警卫）三组，第二处设第四（秘书）、第五（研究）两组，自3月1日起依照新组织大纲与编制实行。任命原侍从室主任晏道刚为第一处主任，行营设计会主任陈布雷为第二处主任。
蒋在改组侍从室时，将侍从室的第五（研究）组定位为政策设计部门，不负责实际执行，并精简人事，其后更将此研究部门独立于侍从室之外，另设立参事室。在行营设计会之前，国民政府虽然已有类似机构（国防设计会）存在，不过行营设计会的继承者——侍从室后来成为国民政府最重要的幕僚机构，该会所培养的人才，有不少也在后来的历史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此一机构实居有承先启后的地位。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行营设计会中存在有力行社的小组织，因此设计会的委员如具有力行社社员身份，除正常的行政体系外，尚需接受力行社的领导。根据张彝鼎（力行社社员）的回忆，1933年冬他每日需写国际关系报告，交由吴寿彭（邓文仪的秘书）转呈蒋介石，又写国内舆论报告交蒋廷黻，另替行营设计会写研究报告，
蒋廷黻此时为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张彝鼎何以需要交国内舆情报告给他？蒋、张二人关系为何，值得探讨。
1932年5月，由蒋廷黻发起，胡适任主编的《独立评论》创刊。蒋除任主要的编辑委员，还在3年内为该刊写了约60篇文章，张彝鼎觉得他对中国问题、国家前途和国际局势的剖析，见地卓越，经常引起众多读者的共鸣。当时蒋介石对社会舆论甚为关切，因此张彝鼎经常摘要蒋廷黻的文章呈蒋介石核阅。
1933年8月，蒋介石两度约见蒋廷黻、何廉（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称许蒋廷黻对外交确有研究与见地，何廉也是实践力行之人。
蒋介石并致电国防设计委员会副秘书长钱昌照，要他介绍蒋廷黻、何廉二人给中央政校教育长罗家伦，在县政、社会、地方组织的调查上，切实合作。
1934年夏，蒋廷黻原计划至欧洲搜集档案史料，研究近百年的中外关系。但在出国前接到蒋介石的电报，约其在牯岭见面，见面后蒋介石交付秘密任务，要他和苏俄政府商谈中俄合作的可能性。
蒋廷黻最后圆满达成任务，于1935年夏返国，12月获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抗战胜利后，蒋廷黻出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邀请张彝鼎参加善后救济工作，并提出两项职务让张选择：一是在总署的分配部门，担任救济物资的分配工作；二是外放担任山西、绥远、察哈尔分署署长。张彝鼎选择了后者，获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批准后，出任晋绥察分署署长。
胡适曾怀疑蒋廷黻是个“力能通天”的“蓝衣社大员”，不过查无实据。
但是笔者上述蒋廷黻和张彝鼎交往的过程，可以提供若干蛛丝马迹，作为佐证。张彝鼎在他晚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虽未提及他曾参加力行社，不过1982年8月，他在接受学者邓元忠的访问时，曾说他自学成归国任职南昌行营后，即加入力行社。1933年冬天时，蒋廷黻已获蒋介石两度接见，行情看涨，31岁的张彝鼎将其平日工作上所搜集的国内舆情，交给蒋廷黻作为撰写政论文字的参考，并不为奇。因此，蒋廷黻是否力行社社员虽然仍无法确定（事实上也不重要），不过他此时已“力能通天”，则殆无疑问。值得注意的是行营设计会，和蒋介石其他的智囊机构一样，其成员虽然本身的权力有限，但是由于和蒋介石互动的机会较多，取得极大的影响力，和军政人士合作，相互援引，此种现象值得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