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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属于“刚毅型”的领袖，具有“英雄造时势”的气概。意志坚强，遇有强敌，可以退让，但绝不投降。
其缺点即为盛气凌人，宽厚不足，以至于虽想选贤任能，但每多无法如意。早在1919年，蒋介石对他自己性格上的缺点，即曾有过以下的反省：
人才难得，盖由于自身精明不足，易为人欺，而不易为我用者半。又由于自身学业不足，易为人所轻视，而不愿为我乐助者亦半也。总之，蛮横轻浮者，易为人所弃。恕和宽厚者，必为人所亲，吾自常有骄矜暴戾之色，盛气凌人之势，而又不能藏垢纳污，虚心包容，此其人所以不乐为我所用也，以后应事接物之间，以浑厚宽恕四字，三注意也。
蒋介石早期权位不稳时，多方尊崇革命元老及前辈。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在1920年到1930年均与蒋过往甚密，而对自己同辈的革命党人和政治人物，如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叶楚伧、戴季陶、阎锡山、冯玉祥，蒋都以谦卑态度处之。廖早死，叶、戴渐形“老朽”，与汪、胡、阎、冯、李、白诸人，有分有合，有些人虽可共事一时，后来多半分道扬镳。蒋早期掌握者，多为军事机关，所用的人主要凭借保定系、士官系，又培养出庞大的黄埔系。文人的亲信中，邵元冲、陈果夫、陈立夫后来在政治、党务方面有重大影响力。全面抗战前他重用黄郛和杨永泰，战时张群、宋子文、孔祥熙承担多方面任务。
蒋常自叹人才不足，例如1932年6月22日的日记：
为政在人，余一人未得，何能为政？尝欲将左右之人试量之，多非政治上人。戴季陶［传贤］、陈景翰［韩］、余日章三友可为敬友，而不能为我畏友；其他如朱骝先［家骅］、蒋雨岩［作宾］、张岳军［群］、俞樵峰［飞鹏］皆较有经验，而不能自动者也；其次朱益之［培德］、朱逸民［绍良］皆消极守成而已，无勇气，不能革命矣。其他如贺贵严［耀祖］、陈立夫、葛湛侯［敬恩］皆器小量狭，不足当事也。兹再将新进者分析之，党务：陈立夫、张厉生、张道藩、刘健群、罗志希［家伦］、段锡朋、方觉慧、齐世英、方治、鲁涤平、罗贡华选之。其他如内政、外交、经济、法律、教育诸部，从长考选，不易多得也。
两天之后，他又思考同一问题：
近思旧识干部人才，几无一得，而本党原有之干部，更难多得。季陶、益之较有干才，而其消极、懒慢，不能为用，是为最大之不幸。其次则张岳军、蒋雨岩、朱骝先，亦只能尽一部之责而已。
党内干部既然不能为用，蒋于是开始尝试向学界求才。
中国自古受到科举制度的影响，一直即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近代科举制度废除后，年轻人的心态开始产生了变化。知识分子有鉴于政局的动荡，加上受到“实业救国”宣传的影响，总以为救国的根本不在政治而在科学与教育、实业与学问。“政治乃是一件极无聊赖的事，他们是不屑去做的。”
不过到了1920年代，知识分子又发现政治的不上轨道使得实业不能发达，教育日益腐败，学者也因为生活的不安定而无法安心地研究学问，逐渐觉得过去观念是错误的，以为政治的改进，原来也是建设事业的一个基本条件。于是过去立誓不入政界的人，也开始谈起政治了。
此时正值蒋介石开始向党外求才，自然吸引了不少知识分子的注意力，如北大教授陈衡哲即观察到：“这个当局对于一班人才的意向，以前的不去说他。自从国难以来，却不能不说是渐渐的改为友谊的，虚心的，甚至于诚意的了。虽然他们对于党外人才的征求与引用，仍不过是一个微之又微的开始。”
这位中国第一位女教授和她的丈夫任鸿隽，均为胡适多年的好友，因此她的观察，颇能代表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看法。
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所直接掌控的智囊机构，主要包括国防设计委员会、南昌行营调查设计委员会、侍从室与参事室。本章拟依序讨论以上各机构，并对其得失与影响进行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