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因九一八事变东北战事的失利，在粤系的逼迫下，在国民党临时中常会提出请辞本兼各职的辞呈，并通电下野。
22日，蒋介石参加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开幕式，面对过去被他打倒的政敌，他虽然感叹腐恶败类皆齐集一堂，但是也不能不忍痛参加。
会后，蒋介石和宋美龄谒别总理陵墓，召集中央军校、中央政治学校、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全体学生训话，下午离开南京返回奉化溪口家乡。
24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对此次失败做了以下的反省：
今次革命失败，是由于余不能自主，始误于老者，对俄对左皆不能贯彻本人主张，一意迁就，以误大局。再误于本党之历史，允纳胡汉民、孙科，一意迁就，乃至不可收拾。而本人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以致外交派唐绍仪、陈友仁、伍朝枢、孙科勾结倭寇以卖国而未之预知。陈济棠勾结左、桂各派，古应芬利用陈逆皆未能信，乃致陷于内外挟攻之境，此皆无人之所致也。而对于反动智识阶级之不注意教育，仍操于反动者之手，此亦本人无干部、无组织之过也。军事之干部后进者，有熊、陈、胡等，而党务之干部实一无其人，外交更无其人矣。
同样的措辞在1945年8月7日蒋的日记中又再次出现。当时蒋翻阅往日日记，感叹十余年来基本组织与核心干部依旧空虚如故，又在日记中自记：
二十二年三、四月之间日记，犹注重于整理基本组织，选定基本干部为急务，及基本部队、基本地区、基本组织与核心干部为革命之基石，而今时逾十二年犹依然故我，空虚如故，安得其不败亡耶。
蒋不仅在日记中一再抱怨国民党无干部无组织，在公开场合亦一再表达对干部们的不满。特别是在国共内战爆发后，前方战事吃紧，国民党内干部却只顾着争权夺利，这让蒋终于按捺不住，在《自省录》中痛斥干部“不学无术，致军事与经济情势日趋险恶”之余，
开始在公开演讲中严厉批评党内干部“无志气，无血性，自私自利”，“只图得过且过，粉饰太平”，导致党团的“力量完全流于表面形式”，让整个党“虚空到了极点”
，1947年3月1日更在出席“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留京同学春季联谊会暨中训团成立十周年记念大会”时痛斥这些“蒋介石学校”的毕业学员极度腐败，革命精神荡然无存，让整个南京城宛如一座死城，弥漫一股腐败的气息。并且他指责这些党政班毕业学员，只会空谈理论从不实践力行，打从心里对国民党及三民主义完全叛逆，蒋指称：“这种心理的叛逆比行动的叛逆更是罪大恶极。”蒋声称此时国家的情势，已经到了生死关头，如果国民党人再不知耻醒悟，他相信未来“则离俘虏、战犯之日不远，明年此时恐怕不知置身于何地”。
事实上，自黄埔训练时期起，此种“主义不行，干部之耻”干部应该为党的困境负责的论调即一再出现。
党内干部如此不堪用，不禁令人对蒋介石这个国民党内最重要的领导人物的用人之道感到好奇。关于这个问题，过去学者都指出这跟蒋个人的性格有很大关系。因为在他们眼中，蒋介石这人心胸狭隘，不能容忍异己，用人首重忠诚而非能力，身边当然没人才。例如钱端升在1950年出版的《中国的政府与政治》一书中对蒋介石即曾有以下的记载：
蒋介石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具有异于常人的精明和韧性。但是他完全缺乏使孙文得以免除权力饥渴的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特质。蒋介石是一个天生的保守主义者，对时代精神无感，他未能和开明之士有密切的接触，遑论一般民众，更使他减少了成长的机会。……他由于急欲掌握权力，越来越不信任批评他的人，或甚至是胆敢和他持不一样意见的人。和他共事的人必须对他忠诚，到最后他成为一个由奴才而非人才所组成之党的领袖。
田弘茂在1972年出版的书籍《国民党中国的政府与政治（1927—1937）》（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ong China， 1927-1937）中也有类似的观点，还特别强调派系政治对蒋介石取得权力的贡献与局限之处。他说：
他（蒋介石）促使别人对其效忠，但同时又鼓励忠诚者彼此互斗，以维持无一派系可独大的局面。在此游戏规则下，蒋可在政坛中维持其领袖地位，但是讽刺的是，也因此有碍他取得真正的权力，因为追求真正的权力需要有效率和能力，而蒋过分重视忠诚，以致容不下能力强的人。他的各种政治机器（political machines）虽可确保他在政权中的领袖地位，但是无法支持一个真正的极权式独裁（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易劳逸（Lloyd E. Eastman）则在1974年所出版的《流产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1927-1937）一书中，批评国民政府未能用人才。国民政府贪污腐败、派系化，而且过分军事化。国民党无法建立起一个运作良好的政府，一个主要问题在于政府未能引进新血。北伐时期国民党扩张过速，对国民党员成分无法控制，政府中的党员均为北洋旧时军人和官僚。国民政府的特征为无效率、贪污腐败、政治镇压及派系政治。无效率的原因为官员素质不佳、作风不佳、繁文缛节过多、贪腐严重。蒋介石心胸狭隘，不能容纳异己，因此他被部属包围，其中有许多均为奴才。下属报告他不喜欢听的话时，经常遭斥责，因此很少有能干的人能忍受他。结果是蒋无法听到最好的意见和民间的实况。
不过，虽说蒋个人性格导致身边并无可用之才，可是另有一派学者却指出国民政府的组织和运作，尤其是人员的专业化均相当成功。此派学者每多以领导阶层教育程度的日渐提高作为证据，支持其论点。1980年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进行的民国时期区域现代化集体研究计划，即发现国民政府时期地方官的教育程度，有日渐升高的趋势。
同一时期，中外学者也开始研究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机构，例如谢国兴对中国农政机构的研究
、张瑞德对中央路政机构的研究
、郑友揆、程麟荪、张传洪对资源委员会的研究
、王正华对中央政制的全面性研究
。类似的论点与研究，在英语学界，则以柯伟林（William C. Kirby）的研究影响最大。柯氏基于其有关资源委员会的研究，指出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中国为一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不仅拥有大批技术官僚，而且制定并实施由政府主导的工业化计划（state-led industrialization），此种经济发展模式对日后海峡两岸均产生深远的影响。
接着又有朱莉（Julia C. Strauss）对考试院、财政部、外交部等机构的研究
，皮戴维（David A. Pietz）对导淮委员会的研究，均指出国民政府内部分技术官僚在国家的现代化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蒋每每为自己无干部而感叹，但许多论著指出国民政府内有许多优秀的人员从事国家现代化的工作，不禁让人对这两者的矛盾产生了研究的兴趣。在这方面，晚近有学者尝试从边缘、地缘、学缘等方面，探讨国民政府以及蒋介石的用人，例如李国祁的《孙中山与蒋介石先生用人风格的比较探讨》一文。此文认为蒋介石在用人的风格上，过分信任少数人，不仅使他用人的气度不如孙中山恢宏，而且逐渐形成派阀。此种派阀政治中更夹杂有部分姻亲成分，于是逐渐使蒋介石的用人难以突破派阀的局限，甚至于外界，特别是民间的真实情况，也不能透彻了解，再加以政风的败坏，终使抗战末期至行宪后的政治溃烂不堪收拾。
曹维忠的硕士论文从“关系”的角度探讨了国民政府的中央官僚系统组成。
鲁卫东的《民国中央官僚的群体结构与社会关系（1912—1949）》一书，则全面探讨了民国以来中央机构官员的群体结构，尤其重视各机构之间的比较，甚具特色。
只是综观近60年来中外学界对于此一课题的研究，可以发现1960—1970年的研究，背后的问题意识大致上均为“国民党何以失去大陆？”，因此学者研究的重点，均在探讨国民政府及蒋介石施政的缺点及其原因。1980—1990年的研究，背后的问题意识则转变为“战后台湾地区经济何以能够高度成长？与1949年以前的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有何关系？”，因此学者研究的重点，自然倾向于去寻找国民政府及蒋介石施政的优点及其原因。两派学者对国民政府及蒋介石的评价虽然截然不同，但是所采取的研究途径却完全相同——均为回溯性的研究途径（retro-spective approach），也均倾向于将国民政府与蒋个人视为一个整体，而忽略了其中的歧异性。
事实上，军事教育出身的蒋介石虽具备了主动积极、反应果断、不妥协、不避责等成功军人的特质，但是有时蒋却表现得过于谨慎细微，“很容易沮丧气馁得不知道如何去采取一个适中的方向”，甚至“在军事行动中，他怯于做明确的决定”。
这种人格特质，加上蒋介石自幼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并未受过正式的现代化高等教育，更没有到西方国家留学的经历，使得蒋希望能寻得好的人才协助的心态更是明显。
我们甚至可以说蒋根本是个“人定胜天论”者，相信政治之成败，系于用人得法与否。故蒋一生中，对于“求才、储才、试才、用才”四者，甚为重视。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蒋自1927年1月开始，每日在日记中都会写上借以自我考课的“六语”，即有“求才任能”一项。
如此重视人的因素，相对的，蒋每次面临挫败而进行检讨时，也都先指向“人”的问题。例如1928年蒋第一次下野在溪口闭门过后，即指“组织不完，系统不明，用人不慎，份子复杂”为“此次失败的第一原因”。
1931年12月蒋第二次下野，又把“不能用人，而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视为自己此次所犯的两大过错之一，均是此背景下的产物。
因此，蒋在1932年历经第二次下野又再度重掌大权后，即亟思寻求好的干部人才来辅佐他以巩固政权。蒋的方向有二：
第一，向党外求才。特别是延揽学界的知识分子，成立个人的智库与幕僚团。在这方面包括1932年11月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1933年11月在南昌行营内设置的调查设计委员会、1935年有小型智囊团之称的侍从室第五组及1938年3月成立的参事室。这些智囊团或从事政策研究供蒋参考，或针对特定事件及人事安排提供因应对策与建议，或代蒋联系知识分子增进感情，或负责蒋交办的案件及人事进行审查与调查工作，对襄赞蒋的国家治理起了一定程度的作用。与此同时，蒋也出资赞助部分文胆作为个人喉舌，出版刊物争取更多人民支持。本书根据蒋“个人特别费”的档案资料，锁定研究清史的知名人物萧一山及刘百川创办的《汗血》杂志作为研究对象，探讨蒋如何通过养士手法进行文化战争。
第二，从党内培训人才，特别是蒋在1938年被推选为国民党总裁后，更在训练干部的工作上加大力度，甚至建立起庞大的人事数据库。蒋在训练干部上颇有心得，黄埔训练的成功就是明证。但他直至1927年国民党实施“清党”后，才开始涉足党政干部的训练。当时蒋以广州时期的干部训练工作“不普遍、不统一、不正确”三大弊端为理由，变革了党内的干部训练体系与做法。其主轴有二：一是设置专责的干部训练机构“中央训练部”，以改善广州时期“各部有各部的干部训练”，互不统属的弊病；二是进行干部训练体系的重整，中执会下设立“中央党务学校”招收青年学生，从中央到地方则分设“中央高级党政训练所”“省党务训练所”“县（市）党务训练班”召训各级干部。这次整顿党内的干部组织是如此大张旗鼓，可惜最终宣告失败。不过与此同时，蒋介石为因应江西“剿共”在庐山成立的“军官训练团”，却获得了相当不错的成效。“剿共”结束后，蒋不仅进一步扩大办理庐山训练，甚至还尝试援引“军官训练团”模式到党政干部的训练上，此后大型的、集中的、短期性质的干部训练团，逐渐取代规模较小的“干部讲习所”，成为蒋训练干部的主要模式，抗战时期重庆复兴关开办的中央训练团正是其中代表，其中“党政干部训练班”更堪称是“蒋介石学校”。蒋一方面在中央训练团训练他的干部，另一方面也开始进行“储才”的工作，主要负责的部门是蒋介石的侍从室第三处。侍三处成立于1939年7月8日，由陈果夫担任主任一职，主任之下则有副主任2人。主任、副主任之下设有4个组，依照侍从室第一、二处之组序排列，分别为七、八、九、十组。其工作业务分别为：第七组主管人事“调查”，第八组“登记”，第九组“考核”，第十组“分配”。这4组之外，另设有一个专责与中训团毕业学员通讯的联络处。
此一通讯联络处在1941年3月正式扩编成为一个组，名为第十组，原第十组则改为第十一组。每组各设组长、副组长，并配备职员20多人，其人员编制在侍从室3个处中堪称第一。事实上，侍三处的工作也最为繁琐，几乎把当时政府机构内的人事业务都包括了进来，主要原因是蒋同意在侍从室成立第三处，就是要侍三处“致力于建国人才之储备”。换句话说，侍三处并非单纯地只收集一些人事档案而已，它真正的目的是要帮“党国”建立一个完整的“人事数据库”
。而侍三处自成立到奉令撤销的7年时间内，确实以非常积极的态度收集各个机关学校的人事数据，并用科学方法制成档案储存起来，建立了一个档案数量极为庞大的人才数据库。
蒋介石自1932年开始，即积极向外求才，延揽学界的知识分子加入他的智库，成为他的智囊团及喉舌。另一方面又大张旗鼓地在国民党内训练大量干部，并建立了庞大的人才数据库，加之“党政军最高权力均在他一手里”，
可是他仍一再感叹“无干部”“无人才”可供他驱使。到底蒋的用人出了什么问题，军人治国是否有局限性，正是本书研究目的所在。
本书共有六章节：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智囊团：蒋介石直接掌握的幕僚机构
第一节 国防设计委员会
第二节 南昌行营调查设计委员会
第三节 侍从室
第四节 参事室
第三章 养士：蒋介石对学人与刊物的赞助
第一节 萧一山：建构“民族革命史观”的国士
第二节 《汗血》：文化战场上的秘密武器
第四章 训练：战时国民政府的干部训练
第一节 国民政府干部训练的源起与发展
第二节 战时国民政府干部训练的开展
第三节 中央训练团与战时国民党的干部训练工作
第四节 战时干部训练工作的成就与检讨
第五章 建档：侍三处与国民政府的人才数据库的建立
第一节 陈果夫与侍三处的设置
第二节 侍三处的组织编制
第三节 侍三处人事档案的征集与管理
第四节 侍三处人才数据库的实际运用与影响
第六章 余论
在国民党退踞台湾后，蒋介石痛定思痛，决意改造国民党的组织。而国民党的干部，正是改造工作的重心所在。故国民党宣称，干部制度的建树，正是改造工作积极努力要达成的目标，并在《干部政策纲要》中开宗明义称，“干部为本党权力机关”。干部既然是国民党退踞台湾后的中坚，过去民国史学界对于国民党干部的养成方式、训练方法以及蒋如何用人等问题却缺乏一个整体性的论述。本书之出版目的，即在解决此一学术研究上的缺憾。由于本书研究的范畴过去并未有相关论著做系统性探讨，书中立论若有不足之处，尚祈先辈前贤不吝指导与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