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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由于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只能照搬苏联经验与模式，虽取得重大成就，但也带来了诸多问题，经历了从“模式”到“问题”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实现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转折，并进一步把改革推进到全面深化改革，不断破除、解决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的障碍和问题，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与活力的中国道路，经历了从“问题”到“道路”的阶段。这个阶段为推进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积累了经验，即一以贯之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一以贯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以贯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
1978年之所以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一言以蔽之，是被诸多矛盾与问题“逼”出来的，同时也在逐步跳出苏联模式的弊端，形成独具特色与活力的中国道路的过程中不断深化。经过40年的发展，改革开放已经迈入了“不惑之年”。如今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全面回顾和分析改革开放历史必然性和现实紧迫性，充分认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伟大成就，才能坚定把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到底的信念与信心。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到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的时期。由于建国初期我国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只能照搬苏联经验与模式。早在1949年6月，毛泽东就提出：“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
并进一步强调：“苏联经济文化及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
这是建国初期党中央发出全面向苏联学习的动员令。虽然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模仿苏联模式是十分必要的，也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这种模仿和借鉴也带来诸多矛盾与问题。
改革开放前，我国在学习苏联经济模式的过程中，逐渐形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大多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经济，私有制与计划经济不相容。因此，陈云指出：“统筹安排就是全面计划。如果只是国营这一部分有计划，私营部分没有计划，那就不能说是有了全面的计划。而且国营这一部分的计划，最后也要被生产无政府、无计划的私营那一部分冲破。”
薄一波也曾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说，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只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的标志就是国家直接下达指令性指标”
。这句话高度概括了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对计划经济的认识，主要包含两层含义：第一，计划是全面的计划，不是某一方面的计划；第二，计划是指令性计划。
1953年后，中国开始在各领域实行计划经济。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没收官僚资本以及进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行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使生产资料公有制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其次，建立国家计划委员会这一专门的计划领导机关，通过行政手段制定和发布指令性计划，从而加强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管理；最后，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形式和工资等级制，政府根据劳动量和劳动强度对工资的定级和升级作出具体统一的规定。这三个方面是我国实行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内容。
随着实践的发展和检验，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不仅暴露出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人民积极性降低、社会和市场活力不足等问题，而且也给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造成严重影响。对此，毛泽东曾鲜明指出：“搞社会主义羊肉不好吃了，这个社会主义就值得考虑。还有北京的烤鸭，南京的板鸭，云南的火腿，看来是退化了。还有各种布匹等等，花样少了，质量坏了。搞社会主义应该更好些。”
陈云强调，“商店中的大店、小店，连夫妻老婆店，统统合营了”
，“有些地方把剃头担子都合到理发铺子去了。本来理发铺子就不多，再把剃头担子并掉，对群众特别是码头工人和郊区农民更不方便”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在政治体制方面作出了一系列创造性的探索，先后建立并实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些制度符合中国实际，具有无比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是我国当前乃至以后仍需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的制度。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我国的政治体制很难摆脱苏联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影响。正如邓小平在会见波兰领导人时所说：“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
在思想文化上，受苏联模式的影响，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主要体现在：一是强调文化批判理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领域多次开展大规模的批判运动。比如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和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1963年对修正主义的批判等。这些错误涉及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各个领域，把思想理论上的分歧以及学术上的争论简单看作政治斗争和阶级立场问题，带来了消极后果和灾难。二是突出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正是由于一系列错误批判以及“左”倾错误的发展，使得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又重提阶级斗争，错误地把阶级斗争问题当成党的中心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中照搬照抄苏联模式所暴露出的问题和弊端，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尽管毛泽东在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开始意识到苏联模式的弊端，明确提出了要以苏为鉴，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且曾对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体制都做了相应调整和改革，但都未能彻底摆脱苏联传统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框架的束缚。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
面对当时的现状，邓小平曾深刻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以改革开放为起点，中国以“第二次革命”的决心和毅力不断破除、解决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的障碍和问题，彻底突破和超越了苏联模式的框架。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极大拓宽改革的深度和广度。改革开放40年的根本成就是开辟、坚持、发展了一条独具特色与活力的中国道路。中国道路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
长期以来，学界对中国道路的内涵理解存在较大的分歧。有的学者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起点，认为中国道路应该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抵御外来侵略，寻找解决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道路；还有的学者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起点，认为中国道路应该内在包含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出现上述认识的偏差，是因为他们划分中国道路的起点不一样，并将中国道路混淆为“中国的”道路。需要指出的是，中国道路是一种狭义的、特有的概念，并不完全等同于广义上“中国的”道路。更多的学者认为中国道路是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起点，特指改革开放以来开辟、形成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那么这种说法的理论逻辑和依据从何而来？
改革开放初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长期探索、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基础上，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这一科学方针的指引下，我国开启了开辟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征程。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先后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日渐完善与发展。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大会上进一步强调：“我们要坚持的道路，就是邓小平同志开辟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并发展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八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作了具体的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界定和回答了中国道路的内涵。他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由此，“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说法就正式被提出，并被学界广泛认同。党的十九大也进一步丰富了中国道路的内涵，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中国道路因改革开放而生，也因改革开放而兴，两者相伴而生，相融并进。从改革开放40年历程中的三大时间节点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道路总是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不断得到深化和升华。
第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废除了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成为开辟中国道路的起点。从此，我国陆续对各区域、各领域进行改革试点。比如在农村，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以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为突破口，进行综合和专项改革试点；在沿海，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等14个沿海开放城市以及长三角、珠三角、闽三角等沿海经济开放区，初步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的对外开放格局。
第二，1992年的南方谈话坚持、发展了中国道路。1991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事件的发生，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加上长期以来人们思想并未得到根本解放，国内开始滋长并蔓延消极、怀疑的情绪，人们质疑改革开放、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此危急关头，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一系列的讲话，“从理论上对诸如社会主义本质、判断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和概括”
。这充分说明南方谈话是捍卫和坚定中国道路的宣言书。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先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并适时地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等进行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推动中国道路朝着更好的方向不断前进。
第三，2013年的全面深化改革拓宽了中国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担当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在中华大地涌起了新一轮改革大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我们要坚决破除一切阻碍改革的顽障痼疾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近40余次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了360多个重大改革方案，推出1500多项改革举措，改革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我国同时聚焦15个重点领域进行全面深化改革，涉及范围之广前所未有。这充分说明全面深化改革是涉及更多领域、更深层次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改革，极大释放了社会发展的活力，使中国道路越走越宽广。
中国道路正确与否？对这个问题的最好回答和证明就是实践。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与变革深刻证明了中国道路的正确性。对此，笔者将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阐释。
第一，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条件和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78年我国国民经济总量只有3645亿元，位居世界第10位，到2017年我国国民经济总量猛增到82.7万亿元，稳居世界第2位，并连续8年保持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总量增长了近227倍。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约9.5%，在世界500多种工业产品中我国有220多种产品产量第一”
，逐渐成为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以人民的生活需求为例，20世纪70年代，人民生活需求是百元级，指的是被称为“三转一响一咔嚓”的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照相机；80年代人民的生活需求上升为千元级，指的是被称为“三机一箱”的电视机、收录机、洗衣机、冰箱；90年代，人民的生活需求升级为万元级，指的是被称为“两电一调”的电脑、电话、空调；进入21世纪的今天，人民生活需求更是迅速升级，人们追求汽车、旅游、住房等，这些需求达到了百万元级、千万元级。
第二，从科技成果方面来看。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科学技术基础薄弱，社会创新能力不强，高新技术产业几乎空白。40年来，我国在科技领域取得长足进步，许多关键性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一批先进科技成果相继问世，成功实现由过去的跟跑向现在的并跑和领跑的跨越。载人航天、深海探测、量子通信、大飞机等重大创新成果被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天宫”“天眼”“悟空”“蛟龙”“墨子”等大国重器处于世界领先水平；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网购更是被国内外人民赞誉为中国“四大发明”。以高铁为例，1978年10月邓小平出国访问日本期间，在乘坐新干线列车时，工作人员问感受如何，邓小平回答说：“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更合适了，坐这个车。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
这句话深刻反映出1978年中国想要赶超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迫切心态。改革开放40年后，中国高铁迅猛发展，时速高达每小时350公里。高铁技术已经超过日本、德国等强国，并出口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了中国一张亮丽的名片。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指出：“祖国大地上，铁路进青藏，公路密成网，高峡出平湖，港口连五洋，产业门类齐，稻麦遍地香，神舟遨太空，国防更坚强。”
这句话简要概括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各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深刻说明孙中山先生当年所设想的美好蓝图在中国已经实现。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改革开放是中国道路最显著的特点，是中国道路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如今，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最好方式就是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勇于全面深化改革，将改革进行到底。然而，新时代的改革形势和任务不同于以往，习近平总书记常用“攻坚期”“深水区”“涉险滩”“啃硬骨头”“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等词汇来描述今天严峻的改革形势和艰巨的改革任务。因此，坚持三个“一以贯之”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顺利推进、取得成功的关键。
第一，推进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伟大革命，它不是对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而是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的建设、军队和国防等各方面体制机制的变革。如此庞大系统的伟大事业如果缺乏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来把舵定向，其后果是难以想象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进行这样一个伟大革命必须要靠中国共产党来领导。回首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每一次坚持党的领导，党和国家事业就能从挫折走向奋起，从失败走向胜利；每一次放弃或者背离党的领导，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失误和曲折，给党和国家事业带来深重灾难。
第二，推进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完善党的领导。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矛盾和困难之多前所未有，风险和考验之大前所未有。如果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不能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丧失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党就会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风浪中败下阵来，最终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新时代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根本路径就是持之以恒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十九大从八个方面对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了具体要求，为新时代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指明了方向。
一以贯之地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推进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和灵魂，离开了这一点，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就无从谈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
一部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开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从党的十二大邓小平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开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便成为历次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高扬的旗帜和讨论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和旗帜，能否坚持这一点关系到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是否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新时代面临着非常艰巨繁重的改革任务，但是无论改什么、怎么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旗帜不能丢，丢了它，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就会迷失前进方向，不可避免地走上封闭僵化的老路或滑向改旗易帜的邪路。
只有一以贯之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才能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方向指引、行动指南、根本保障、精神命脉。
人民既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也是改革开放前途命运的决定者。始终依靠人民、为人民谋利，改革开放就能战胜各种阻碍和风险，无往不胜；背离人民，谋自己私利，改革开放就会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先后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实现小康并日渐富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破除了阻碍改革的深层次矛盾和体制机制的弊端，脱贫攻坚取得突破性进展，贫困人口减少6800多万，将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居民收入年均增长7.4%，国民生产总值突破80万亿元。与此同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特别是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这反映出人民对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有了更全面的期待。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要紧紧依靠人民，从人民中获得改革的力量和智慧。始终把人民高不高兴、满不满意、支不支持、赞不赞成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要一以贯之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推进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和归宿，不断增进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三者统一于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是从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历程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一以贯之地坚持这个根本与灵魂、主题与主线、目的与归宿。
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中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
回首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历程，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开辟和发展了中国道路，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远眺新时代的新征程，我国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成功实现如此宏大的目标，最根本的还是要靠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制胜法宝”和“关键一招”，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王刚，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蔡凯文，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