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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引进来拓展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广度，发展了中国经济外延；走出去拉升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深度，发展了中国经济内涵。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是中国经济从数量增长到质量提高的加速器。引进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通过产业竞争效应、联系效应、集聚效应等，提升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发展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通过市场和资源获得效应、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等促进中国经济增长。过度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会引起中国经济过热，经济结构有可能被低端锁定；过度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会引起中国产业空心化，不利于国内劳动就业增加。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并重，有助于中国经济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同时，有效地提升中国经济国际竞争优势。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是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基本经验之一是积极引进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中国从2000年正式实施“走出去”战略至2018年，经历了18个年头。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和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并重，是过去40年特别是近20年，中国经济数量和质量同时提高的利器。
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史无前例，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史无前例。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提高与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标志。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越来越成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合作与竞争的重要选择。
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蓬勃发展是当前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重要现象。中国吸引FDI（IFDI，外商直接投资）从1978年开始，1992年至2018年除个别年份外，中国FDI流入规模一直位于全球前3位。中国大规模鼓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始于2000年。2013年至2018年，中国FDI流出一直位于全球前3位。
除了中国以外，1992年至2018年的大多数年份，FDI流入和FDI流出位于全球前10位的经济体还有美国、德国、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印度等国家和地区。
中国IFDI早于OFDI发展且OFDI的发展规模呈井喷式增长。在1992年中国IFDI开始迅速发展的时候，中国的OFDI流量还很小，但是在2002年以后，中国OFDI迅速增长，用了短短15年时间，就缩小了与IFDI之间的差距，截至2018年中国IFDI和OFDI的流量规模已经基本持平。
中国吸引国际直接投资从1978年开始，年度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于1992年、2002年、2010年先后突破100亿美元、500亿美元和1000亿美元。2017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310亿美元，占同期全球FDI流入比重约为9.2%，流入金额位列全球第2位，且连续26年位列发展中国家首位。
中国较大规模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开始于2001年。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流量相对上年同比增长22.8%，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创下1078亿美元的历史新高。2012—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从880亿美元增长到1960亿美元。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1250亿美元，
占亚洲年度对外直接投资额约35%，占全球同期OFDI比重约7.9%，排名第3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中国OFDI和IFDI发展呈现由东部往中部和西部的梯度转移态势。中国FDI进入地区和中国FDI流出地区都以东部为主，2016年进入中国东部的FDI占中国内地年度实际利用FDI的比重为59.2%，中国东部OFDI占中国内地年度OFDI的比重为84.7%。
就进入区位来看，从2005年开始中国FDI进入明显向中部地区转移。
中部地区FDI进入占中国内地年度FDI流入比重从2000年的9.1%增长到了2016年的31.0%，2005年至2015年中部省份安徽、河南、山西等地的FDI流入年平均增长率均超过25%。
因此，我们得到以下三点结论。第一，IFDI和OFDI在中国省区从西到东呈阶梯状分布。第二，广东、江苏、浙江、上海、福建等东部省区既是中国FDI重点流入地区也是中国FDI重点流出地区；北京、山东为中国FDI重点流出地区。第三，中国FDI流入地区和FDI流出地区均相当集中，但FDI流入地区集中度呈逐年下降趋势。
中国从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1979年7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拉开了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序幕。
1980年5月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1984年设立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以点带线，通过发挥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示范作用，将利用外资这一重大举措从沿海向内地推进。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明确了“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掀起了新一轮全国吸引FDI流入高潮。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中国分别于1991年和1993年颁布了外资和内资两套所得税政策，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成为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持续流入的重要因素。1995年，中国出台了《外商直接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利用外商投资政策产业针对性更加明确。
2008年，“两税合一”改革取消了外商投资企业在税收方面的超国民待遇，中国开始从追求吸收外资数量转向注重FDI质量。2013年上海自贸区成立，2015年又相继批复广东、天津、福建三地成立自贸区。截至2017年12月，全国自贸区数量达到11个。自贸区坚持的负面清单管理，正成为中国新一轮吸引FDI进入强有力的推进器。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发布的《投资政策监测报告》显示，2017年5月到10月期间，全球共有38个国家出台了总数达到60项的FDI进入政策，中国占据了其中七项。
中国OFDI快速发展则开始于2000年以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中国对本地企业发展OFDI采取的是严格审批制。就中国OFDI政策来看，1989年《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是中国对OFDI实施管理的早期规定。1991年《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加强海外投资项目管理的意见》在第一条明确提出“目前，我国尚不具备大规模到海外投资的条件”，限制对外直接投资成为2000年以前中国OFDI发展的主旋律。2000年3月，全国人大九届三次会议正式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在2001年把它写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使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进入快车道。
2007年，首次提出将“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地结合起来，标志着中国在吸引FDI进入和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方面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随着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推出，中国参与的各种多边和双边投资协定签署使得中国OFDI呈加速度发展态势，但相较于IFDI政策管理体系而言，中国OFDI政策体系还处于不断完善当中。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有助于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进一步拓宽全球市场。党的十九大继续强调“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引导中国IFDI和OFDI良性均衡发展成为新的政策要求。中国IFDI政策与OFDI政策正逐渐趋向收敛，也即从过度激励IFDI到运用市场机制为主的调节方式，对OFDI从限制管理逐渐转向政策鼓励。
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发展与其不断丰富的OFDI支持体系有关（张斌，2015；Wang等，2012）。中国有关OFDI的政策法规主要有商务部2009年3月颁布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和2014年9月颁布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修订）、国务院2013年12月发布的《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3年本）》。内外资政策配套对中国IFDI和OFDI发展起到了重要助推作用。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发展折射出了外商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改变，即从过去的低成本战略向投资平台战略转变（李国学，2015；Sauvant等，2013，2014）。“一带一路”贯穿欧亚大陆，东边连接亚太经济圈，西边进入欧洲经济圈。“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一系列倡议已经落实，有助于降低区域内企业投资成本和壁垒，“一带一路”建设将使中国成为外商投资沿线国家的重要平台。
从要素所有权来看，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跨国并购是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获得发展所必需的稀缺要素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进入吸引FDI和OFDI并重的新阶段；这既是传统要素集聚模式的升级，也是后金融危机时代有效应对新兴科技革命与发达国家制造业回归战略挑战的重要手段（王庭东，2013；Pereira等，2012）。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FDI流入，中国本地企业逐渐融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产业价值链中，在终端生产、制造环节获得了巨大发展，成为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一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企业一方面获得了成长，积累了资本、技术、管理经验，另一方面又被固化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研发、关键零配件生产、市场开发、营销管理等高端环节仍控制在国外大企业手中。经过多年发展，中国部分企业既具备通过OFDI冲破IFDI设定的价值链位置，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的内在动力，又具备这种能力。
我们将上述中国双向直接投资经验称为价值链嵌入和延伸引致的中国IFDI和OFDI同时发展模式。中国本地企业通过IFDI发展先行嵌入到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在成功切入到全球价值链培育了必须的竞争力，获得了OFDI能力后再对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身份作重新定位，并通过OFDI来进一步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实现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价值链整合，并反过来影响中国IFDI发展，进而形成中国IFDI和OFDI的同时发展。
经济学理论表明，各国要素禀赋差异是引发国际投资发展的重要原因，而国际投资又是改变各国要素禀赋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大量FDI流入直接增加了中国资本存量，吸收了经济体中大量剩余劳动力，促进了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也造成了不可再生资源被过度使用，从而深刻改变了中国要素禀赋。
进入21世纪后，资源与能源相对短缺，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技术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尤其是企业家才能提升是推动中国本土企业OFDI的重要原因。本土企业OFDI发展通过反向技术外溢等途径提升了中国国内要素的全球竞争力，并通过国内吸收能力提升，促进IFDI投资质量提升和投资规模扩大。
中国要素禀赋及其动态化转换既是中国IFDI发展的动因，也是中国OFDI发展的推动因素，更是新时期IFDI提升质量的重要原因。要素禀赋转换成为促进中国IFDI和OFDI同时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中国微观金融效率缺失导致高效率企业被迫与其他企业接受同样的资金成本，在FDI政策范围内选择引进外资（中国FDI流入，IFDI）或对外直接投资（中国FDI流出，OFDI），进而引起金融市场均衡发生变化。
我们认为，在微观金融效率缺失时，一旦IFDI政策和OFDI政策允许，高效率企业H（或称“硬信息”企业）会努力在境外寻求低成本融资，或者直接到境外融资引起中国IFDI发展，或者到境外投资引起中国OFDI发展，进而引起内地金融市场形成新的均衡。
在金融市场均衡发生变化以后，流入的FDI（IFDI）会并购高效率企业主动离开后留下的中等效率企业或低效率企业，引起中国储蓄相对过剩，进而推动中国OFDI发展，中国IFDI和OFDI由此出现同时发展；或者在金融市场均衡发生变化以后，流出的FDI返回国内并购中等效率企业或低效率企业（IFDI），进而推动中国IFDI发展，中国IFDI和OFDI由此也会出现同时发展。
过去数十年，人民币汇率实际上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安排，使得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难以根据市场变化做出弹性调整，迫使中国央行被动干预外汇市场，并由此积累了大量美元资产，因外汇占款投放了大量流动性。
中国在大量引进FDI的同时，不断积累的外汇储备最初主要用于投资美国国库券（FPI，国际间接投资），随着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增强，对国际投资环境日益适应，特别是金融服务能力提高以后，对外间接投资（FPI）也逐渐转变为企业OFDI。中国OFDI投资收益率显著高于FPI投资收益率，从金融资产投资转向实体经济投资，也有助于带动中国商品出口，提升中国国内经济档次和全球竞争力。
当然，IFDI发展也会有中国被动参加的低端国际分工模式被锁定效应，因政府活动、市场要素形成了对IFDI项目的依赖而不能将外资企业占用的土地、人力等要素置换出来，外资企业迁徙能力又使IFDI项目本身不具有内生创新动机。这一点会限制IFDI发展的金融发展催化剂效应，不利于中国IFDI和OFDI同时发展。
人民币汇率制度在1994年、2005年和2012年经历了三次较大调整。1994年1月1日，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价并轨，正式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5年7月，央行宣布废除原先钉住单一美元的货币政策，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浮动汇率制度，每日波动幅度为0.3%。2012年4月16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幅度从0.5%扩大至1%。2015年第二季度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至2015年6月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达35.38%。
与此同时，中国年度FDI流入从起初几乎为零到2013年高达1239亿美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在2013年增长到了1010亿美元。从IFDI和OFDI发展历程来看，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1994年汇改前后，中国IFDI迅速上升，但OFDI保持相对稳定。在2000年之后，两者基本上呈正相关关系。人民币汇率贬值调整似乎促进了FDI流入，但人民币升值在没有减少FDI继续流入的同时还促进了中国OFDI发展。
双边投资税收协定会影响企业的双向直接投资选择，关税规避型FDI与此紧密相关。企业发展IFDI和OFDI是在全球范围内规避经营地点政策风险的战略实施结果，制度落差会推动企业OFDI发展。
中国投资环境不断完善过程中，企业对中国政府实施的IFDI优惠政策会提出要求，进而推动中国企业双向直接投资发展。东道国对IFDI实施优惠政策，引起企业IFDI增加，通过联系效应提高本地企业国际竞争力；同时，为了使得东道国政府不断维持和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外资企业和本地企业会通过发展OFDI对东道国的IFDI优惠政策实施提出更多要求。如果东道国政府不能满足其要求，企业就会通过发展OFDI来对东道国政府施加压力。我们认为，对发展IFDI实施优惠政策会引起IFDI和OFDI同时发展，双向直接投资发展是东道国对外商直接投资实施优惠政策或者差异化政策的结果，双向直接投资发展则会强化东道国的外资优惠政策。
中国企业缺乏全球竞争优势但中国OFDI却能够迅速发展的事实被称为“中国OFDI发展之谜”。鉴于此，有文献从中国国家特定优势出发试图解释这种现象，比如裴长洪等（2010）。我们认为，国家特定优势具体表现为国家政策优势，但不同企业内部化国家政策优势的能力差异明显。企业与政府的联系程度，企业目标与国民经济整体目标的一致性，会直接影响企业利用国家特定优势的能力。
企业所有权性质、企业与政府联系的紧密程度，会影响到企业将政策优势内部化为企业全球经营优势的能力。不同企业对政策的理解，企业自身特质等，会影响到企业利用政策优势的积极性。这是理解中国OFDI和IFDI同时发展的重要基础。
政府政策支持是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投入要素之一，政府政策会长期且持久地影响企业全球经营行为。影响企业内部化政府政策能力的因素包括企业的国有股权比重、企业和政府之间的业务关系，企业高管对政府的公共关系能力等。不同类型企业对政府政策因素的内部化能力有显著差异，面对相同政策采取不同的经营决策会引致中国的IFDI和OFDI同时发展；政府政策在被企业内部化以后并不会影响其他企业对政策的使用，甚至可以通过溢出效应、联系效应等渠道，放大政府政策投入，使得更多的企业通过内部化政府政策来提升全球竞争能力。中国政府政策在供给侧方面影响IFDI和OFDI同时发展的长期机制，有别于现有影响美国等发达国家IFDI与OFDI同时发展的国家层面的特定优势。
随着全球化深度融合，跨国公司全球流动正全方位地影响每一个国家。FDI进入有助于弥补东道国储蓄缺口、技术缺口、外汇缺口（Chenery and Strout，1966），增加了东道国资本要素供给，同时增加了对东道国劳动力需求，增加了东道国劳动力就业机会。FDI进入有助于东道国本地企业出口增加（比如Aitken and Harrison，1994；Bloomsrtrom，1991），有助于推动发展中东道国制度创新，推动东道国本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FDI进入通过前向和后向联系，通过技术外溢使得东道国本地企业利用后发优势实现技术追赶、快速模仿和学习，催化东道国产业发展（Markusen and Venables，1999）。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可以有效地带动东道国本地产业链条快速转型提升。
母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OFDI）有利于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减少外国直接投资过度流入带来的负面影响。OFDI母国从资金收益率提高、避开贸易保护壁垒和技术反哺等方面受益于OFDI发展。母国本土企业走出去是资本优化配置选择的结果，提高了母国资金利用效率，拓宽了母国全球市场空间。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对消化母国国内过剩产能，解除FDI单向流入形成的产业低端锁定、培育本土跨国公司等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IFDI和OFDI同时发展具有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劳动就业效应、通货膨胀效应、汇率变动效应、国际贸易效应、环境保护（碳排放）效应、技术进步（TFP）效应等。中国IFDI和OFDI同时发展有助于提高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效率；有助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有助于克服母国产业空心化和东道国经济过热；有助于中国克服IFDI片面发展的技术低端锁定效应。
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和双向直接投资发展，中国本土企业迅速崛起，并在国内和国外市场形成了强劲的竞争优势。2018年财富世界500强美国上榜企业126家，中国上榜企业120家，同美国之间差距进一步缩小。
美国建筑设备供应商卡特彼勒2005—2010年期间在中国市场份额从11%下降到了7%。引起其市场份额下降的并非是其以往竞争对手日本小松公司，而是中国本土企业。在上海市场，光明、蒙牛和伊利等发起的价格竞争直接将达能乳业打败。此外，家乐福2016年三季报显示，由于竞争加剧，其中国市场销售额下降了7.8%。中国正孕育出一批实力强大的领军企业，并正在与世界范围内的跨国公司展开竞争。这些本土企业更接近和了解中国本地客户，其生产的价廉物美产品代表了中国本土企业优势。
在中国本土企业竞争力日渐上升的同时，在华外资企业的负面事件却不断出现，显示出这些存量外资企业在中国不够适应，那些经营不善和不适应中国发展进程的跨国企业不得不面对经营失败事实。
特定经济主体实施的宏观经济战略（macro⁃economic strategy）和宏观组织战略（macro⁃organizational strategy）对该国IFDI和OFDI同时发展影响显著。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需要从本国经济特点出发，达到国内增长和就业目标，实现本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政府的宏观组织战略对市场结构和经济活动有效进行都有影响，进而影响到该国的各项经济活动，包括IFDI和OFDI同时发展。我们需要基于中国IFDI和OFDI同时发展的经济效应，结合中国IFDI和OFDI同时发展的决定因素，从中国IFDI和OFDI相互影响关系出发，协调IFDI政策和OFDI政策。
经济循环发展需要的资金双向流动形成了IFDI和OFDI同时发展，经济过热和资源承载能力拒绝IFDI片面发展并要求IFDI和OFDI同时发展，母国产业空心化威胁不利于OFDI片面发展并要求形成IFDI和OFDI同时发展。IFDI和OFDI同时发展要求中国不断完善OFDI政策，达到IFDI政策和OFDI政策协调一致，并要求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聚焦国内经济目标，实现内外经济均衡发展。
1.量化四个维度的高质量发展指标，对开放经济数量和质量进行全过程量化管理。 量化质量型增长指标，统计数据从数量统计拓展到数量质量并重。统计数据突出结构指标，发达地区（比如上海、广东、江苏、北京）先行构建经济质量指标，积累经验后向全国推行，并最终在国家层面按季度全面统计公布经济质量指标。
2.数量增长与质量提高相互适应。 计算全国和分省区GDP形成的社会总成本，通过拉长GDP核算窗口，类似于银行利润计提损失，加强GDP生产的社会成本核算和利润核算。
3.明确高质量发展规则，加强执法措施，在明确制度规则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经济系统，需要有高质量的居民、企业和政府。居民需要提供高质量的劳动和储蓄，政府需要提供高质量的政策和公共服务，企业需要提供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和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
经济运行需要综合发挥市场价格调节作用与政府行政管理作用。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会缩小政府行政管理空间，但对政府管理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政府行政管理需要聚焦高质量和高难度的社会问题，比如产业规划、污染治理、社会价值观塑造、公共教育。
4.发展对外FDI，实现FDI双向均衡发展。 以FDI双向发展带动进出口贸易均衡发展。对外FDI与引进FDI相互适应。营造有利于双向FDI均衡协调发展的制度环境、金融环境、经济环境、要素环境、文化环境。双向FDI发展需要聚焦于经济增长质量提升。
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预测2016年的全球FDI前景不佳，主要原因是全球经济疲软，金融市场动荡，特别是部分新兴经济体内需不振，增速放缓，地缘政治风险和地区紧张局势可能会恶化全球经济形势。我们认为，在全球绿地投资将出现停滞的背景下，全球经济治理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应对由经济全球化进程所造成的各种问题的外部性，全球经济治理需要保护正外部性，消除各种负外部性对全球经济的损害。
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对全球经济治理造成了深远影响。经济实力提升增加了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责任。随着IFDI和OFDI同时发展，中国必须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完善做出贡献，为中国IFDI和OFDI同时发展营造有利的全球经济秩序环境。
提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质量，充分发挥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制度创新效应。在行业分布、地区分布、利用形式、外资来源等方面，加强质量控制。借助于外资进入、运行、退出的全过程风险控制和管理，提升本地制度质量、文化水平、环境质量、公共服务能力，进一步完善跨国公司总部经济运行管理机制，吸引更多的全球研发中心、设计中心、营销中心进入中国，打造若干有国际水平的产业中心、创意中心；建成类似于美国硅谷的全球产业创意园区，筑造国际产业高地。
整合和强化现有的特色经济园区，以产业类型进行归类或提升，合并或转型调整。实现各类经济开发区与现有自由贸易试验区分阶段对接，将自贸区试点后拟推广的制度建设首先推广至全国已有的各类经济开发区、保税区、工业园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允许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境内资本市场上市融资，有利于境内资本参与外资企业活动，分享外资企业增长红利，也有助于留住外资企业，为本地企业并购和参股外资企业在华分支机构提供便利。中国已经成为资金资源相对丰富的国家，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在境内资本市场上市融资，是提高国内资金收益的重要途径。随着境内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程度提高，境外资金会通过资本市场进入，这能真正地实现资本双向自由流动，切实提高资源在境内外的配置效率。
不断拓展新的对外开放领域，包括：第一，建设全球文化中心，丰富国际展览文化交流活动，建成国际新产品、新技术展示中心，吸引国际顶级展览机构进入中国。第二，加快高等教育市场对全球开放。第三，允许外资独资医院进入中国。
（1）实现不同类型企业分工合作。鉴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竞争优势差异，国有企业可专注于非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资源类项目投资，并可以采取控股方式进行。对发达国家的资源类项目投资，首先在国内市场允许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参与资源类项目经营，再由这些民营企业通过同发达国家伙伴合作，一起对资源类项目进行投资，并最好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渐增加股权持有，不要一次性投资到位。至于制造业部门的对外直接投资，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最好由民营企业来进行。
（2）鼓励国内企业组成战略联盟，联合进行技术攻关，培育企业技术优势。中国企业可组成战略联盟，联合对发达国家投资；或者与发达国家的其他企业联合起来对另一个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以减少来自发达东道国的抵制。
梳理现有不适应开放经济水平提升的法律和条例。加强规划引导，支持各种所有制企业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开展国际化经营，吸纳先进生产要素，建立海外营销网络，培育国际知名品牌。完善“走出去”服务支持体系，强化海外资产和人员安全保障。
中国当前的企业境外投资水平有待提高，需要更加注重“引进来”和“走出去”联动发展。政府需要加强对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路径选择引导。政府可依靠各项政策来帮助企业选择合适的模式进入国际市场，在现有法律基础上，给予税收、信贷、保险等支持，达到企业和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双赢局面。
第一，为国际化企业提供税收减免和津贴奖励。包括：（1）实施企业国际化经营奖励计划。（2）鼓励海外市场发展的税收优惠。（3）鼓励企业积极寻找海外投资机会，对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可行性研究、投资考察以及海外项目办事处运作等，给予一定的费用补贴。（4）为企业外派员工进行与商业有关的培训或实习提供人力发展津贴。培训津贴发放与培训对象以及培训人员将要被派往的国家相结合，比如参照新加坡的市场浸濡计划、工商管理硕士计划、执行层计划等。
第二，为国际化企业提供资金融通便利。在体制框架内，组织和联合金融机构建立企业国际化融资计划、企业国际化发展专项基金、商业信用保险计划和贷款保险计划等，为企业到境外投资提供服务。
第三，重视企业国际化的人才储备。建议政府对企业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和引进给予支持。在国际化人才培养方面，可以借鉴新加坡经验，为国内公司派遣员工进行与商业有关的培训。在国际化人才引进方面，着重从医疗保险、教育等方面完善人才引进环境，并向海外拓展业务企业提供津贴，支持其聘请顾问参与拟定策略性的国际化计划以及路线图。
第四，为企业国际化提供信息帮助。通过信息服务，帮助企业掌握海外市场机会和防范海外市场风险，建立风险防范和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贸易摩擦防范预警系统和应对体系，建立和完善境外劳务纠纷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长效机制。做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风险预警、风险管理指导和咨询服务，完善开放型经济绩效评价体系。规范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维护市场公平竞争。有效运用贸易救济措施，加强重点国别、重点产业预警监测，发挥产业损害预警机制在应对贸易摩擦中的反制作用，保障产业和企业权益。发挥投资贸易促进机构、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和商会的积极作用，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形成政府、中介组织、企业三位一体的贸易摩擦和投资争端应对机制，促进公平的贸易投资活动。
第五，落实企业国际化支持组织机构建设。坚持政府组织和民间组织相结合，强调政民一体和政企一体，共同推动企业国际化发展。
允许专业维权机构接受小股东委托，提高企业治理效率。鼓励外资股权进入上市企业的同时，引进境外合格的股东维权基金，监督和帮助企业治理效率提高，改变股东投票低效率、受托人不作为或侵占股东利益行为。以鼓励外资并购或鼓励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契机，改善企业内部治理质量。
大规模引进国际高端人才进入各类企业、政府部门、非营利性组织。针对外来资本和人员，特别是跨国公司中的全球精英人士，本土化政策要进一步落实。在政府部门、重要企业部门，引进一定数量的海外专业人才担任实质性领导工作，提升人力资源的国际化水平。确保年度世界顶级专家学者来华讲学和从事学术文化交流的人数占中国人口达到一定比重。
发展国际货币交易中心。尝试在上海等地设立金融全面开放的经济特区，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全面对外资开放金融市场交易、允许外资参股持股金融机构，或者设立全资金融机构，按照国际金融市场惯例实施金融监管，建成远东地区的货币交易中心、金融风险控制中心、资产定价中心、金融人才集聚中心、国际结算中心。将上海等城市建设成为美元、欧元等国际货币的离岸交易市场，允许外汇储备的拆借与贷放，缓解国家外汇储备管理压力，提高国家外汇储备使用效率。促进人民币在境内外良性循环，加快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除了经常项目、常规途径以及贸易融资等方式外，支持国内金融机构在海外（特别是东亚地区）开设分支机构，加快形成人民币离岸市场和在岸市场之间的良性互动。
以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在上海设立为契机，进一步吸引更多的国际经济组织入驻上海等城市。争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世界贸易组织（WTO）、巴塞尔协议委员会等国际经济组织在上海等地设立办事机构，强化中国对国际经济组织吸引力。
中国通过引进外资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中国发展IFDI促进了经济增长，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加快了工业化进程。中国在发展IFDI过程中也遇到了IFDI结构失衡，外资对内资挤出、IFDI对中国自主创新能力损害等问题。中国发展OFDI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获得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自然资源、战略资源和市场渠道，但中国OFDI发展存在宏观指导缺失、企业准备不足、投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失衡等问题。
影响中国OFDI和IFDI同时发展的关键因素是中国实施的FDI政策，中国实施的FDI政策体现的是中国国家优势。中国企业通过股权和政企联系将这些政策优势内部化为自身的全球竞争能力，通过在全球范围内的经营区位选择，达到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目标。中国金融系统效率缺失等因素则通过影响中国企业的全球经营区位选择，进而引致中国IFDI和OFDI同时发展。实现IFDI和OFDI同时发展有助于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实现IFDI和OFDI同时发展的关键是协调IFDI政策和OFDI政策，或者在本国企业国际竞争力足够强大时允许企业基于市场机制在全球范围内自由做出经营区位选择。我们的研究结论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企业全球套利是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同时发展的根本动力。全球价值链分工是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发展的前提条件。投资对贸易的替代效应和创造效应转换、要素禀赋动态调整、全球经济地区专业化等，是维系企业全球套利和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发展的三大内生动力。微观金融效率缺失、宏观金融干预、汇率制度刚性等，是促成企业全球套利和中国双向直接投资互动发展的三大隐形推力。
第二，中国FDI政策激励创造的全球区位优势级差是过去数十年企业全球套利的兴奋剂。跨国公司利用自身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有利的投资机会，通过变更经营区位套取全球范围内的FDI政策红利，强化全球FDI政策竞争，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避税天堂发展。
第三，完善跨国公司全球治理有助于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同时发展。跨国公司从全球化中受益，但带来的全球性环境污染、官员腐败、劳工压榨、偷税漏税等问题，需要通过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协作解决。跨国公司全球治理应聚焦全球范围内的FDI中心，针对全球FDI中心和区域FDI中心分别采取不同治理模式，限制全球FDI避税天堂发展，减少跨国公司成本外部化、增加跨国公司收益外部化。
第四，高质量经济体具有四维特征。一是高质量经济必须注重投入要素质量。我们需要全面评估所有投入要素，涵盖资本、劳动、技术、土地、制度等。重新评估投入要素范围，列出所有可见投入要素和不可见投入要素；区分市场化要素获取和非市场化要素获取。我们需要超越企业财务报表，全面核算全社会成本。二是高质量经济必须注重产出质量。我们需要将产出区分为质量低劣部分和符合市场需求部分，强调产品的社会福利提升作用。高质量的产品必然能够适应需求、引领需求，给予消费者超出预期的满足。我们需要关注产出给顾客带来的延伸服务和附加满足。三是高质量发展的投入产出活动应有必须的横断面效率，积极产生基于直接联系的正向溢出效应、同行溢出效应和上下游溢出效应，以及产生基于间接联系的正向溢出效应，产生对其他系统的积极影响，正向蝴蝶效应显著。四是高质量发展的投入产出活动必须有时间动态效率，有助于避免波动较大的增长，保证增长的时间平稳和持续性，以及有助于减少经济活动经常调整产生的额外成本。
第五，基于政策激励的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并重发展或许是构建中国经济学逻辑架构的重要灵感。我们需要基于价格可灵活调整的英国经济学、基于金融平滑实体经济波动的美国经济学，以及基于政府参与经济的中国经济学等，从比较讨论中得到构建中国经济学范式的素养和智慧。
田素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