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天若有雨

美国大平原是一个人们把希望寄托于“来年”的地区：这个季节，庄稼可能枯萎，大风可能会把尘土堆积到牲口棚上，但是下一个季节我们就会好些——我们将走红运；如果我们今天贫困，明天我们就会富有；如果现在干旱，老天很快就会降雨。在肮脏的20世纪30年代，这种期望的弦绷得都快要断裂了。但是，每当沮丧的居民中有一个想要离去，或者已经离去时，就总还有两个决定要坚守，要挺下去，继续和它待在一起。某些人留了下来，要么是因为极端的惰性或者无所适从，要么是因为他们有经济能力待在其他人不愿待的地方。但不论人们留下的理由是什么，期望通常总是理由的一部分。这些人是乐观主义者，不愿意相信尘暴会延续下去，也不相信它们的危害会很严重。这种态度，并不要有那么多冷静的理由，它只是一种认为未来会更好的信念。要在这个有时不大可靠的世界幸存，乐观主义可能是一个根本的对策。它肯定曾经使许多西部的农场主有了重新生活的勇气。但它也可以是一种疯狂的形式。在这种永久的乐观主义者身上存在着一种危险的天真，它拒绝去正视有关自身或其他人及自然的严酷事实。乐观主义也可能转移我们对批判性的自我评价和持续的改革的注意力，而这一点正好就在大平原上发生了。

乐观主义的基础可能在于既对人影响事件进程的能力满怀信心，又对世界注定要促进人类福祉的信念欣然陶醉，而这是自相矛盾的。30年代的大平原人则两者兼而有之。他们肯定自己能够管理好土地，并能控制它，特别是，如果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会给他们一点帮助的话。艰苦的工作和决心最终会有补偿。他们甚至更相信，自然的法则倾向于他们一边。一个洞察入微的地理学家，托马斯·萨里南评论说，大平原的农场主们不断地和习惯地低估干旱的可能性——他们把涉及其生活方式的风险贬到了最低程度。当干旱发生时，他们坚持认为它不可能延续很长时间。因此，尽管他们可能由于歉收而变得不幸和烦乱，但仍感到没必要去寻求合理的解决办法或改变自己的实践活动。他们更看重的是自己坚忍不拔的能力，而不是去理性地分析自己的处境。因为他们期望自然能善待他们并让他们兴旺。 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相信乐观主义的宿命论——在像大平原那样易变的环境之中，它就潜藏着不幸。

乐观主义的根源是文化上的：它是一种不断向上的流动社会的风气。像美国人那样的一个民族，在特别强调走在世界前面的必要性时，他们一定要有一种相应的对自然的宽宏大量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如果他们是西部大平原的农场主，他们一定要相信雨水就要降临，而尘暴是暂时的例外，因此，他们最好再次种下小麦，纵使土壤中根本没有水分。然而，黑风暴却表明，在大平原人的想法中有某种东西是严重错误的——自然并不像一切富人都期望的那样，轻易地、必然地向人臣服，而未来也不一定会带来越来越高水平的繁荣。飞扬的尘土向中层农场主和零售商人所珍视的关于进步的必然性的设想发出了挑战，因此，尘土必须被估计到最低程度，被轻视，被回避，甚至被忽略。大平原人最基本的回应是靠维护陈旧的信念来压制自然的信息。必须肯定，态度上的改变确实发生过，但在肮脏的30年代，最难以置信的事实是布尔乔亚式乐观主义的冥顽不化及其对所有警告的无动于衷。

大平原人中的反应方式大致是这样的：对干旱缺乏防范；在其来到时，则又低估它的延续时间，期望降雨就在即刻；否认他们受到了像外界所相信的那样严重的打击；抵制对这个地区的批评；承认某种援助会有用，要求政府采取行动并迅速行动；只要当地居民需要，联邦政府就应不分时间和地点，给予无条件援助。投票支持那些肯定人们的乐观主义和对重大改革的必要性嗤之以鼻的政治家；憎恶官僚们的干预；急切地等待“正常”的回归，到那时大平原将再次沿着持续繁荣的道路行进。对新政的到来的理解，与上述反应方式是比较容易协调的。这个地区得到了比其他任何地区都多的联邦援助，同时还有慰问、恳求和鼓励，然而不论何时，只要新政真正试图推行新的改革举措时，大平原的人就转而敌视了。大平原的命运是在上帝手中，是上帝，而不是华盛顿，将会看着他们得到圆满的结果。

在黑色星期日的第二天，Dust Bowl得以命名。罗伯特·盖格，来自丹佛的一个联合报社的记者，在大平原的重灾区各处旅行了一圈，他给《华盛顿晚星》发去了一条快讯，并在1935年4月15日刊登出来，文章开头说：“这三个小小的词，一个西部农场主说起来痛苦而又熟悉的词，支配了这个大陆灰碗（dust bowl）的日常生活——If it rains（天若有雨）。”但是两天之后，他在另一篇快讯中又称这个灾区为“尘土带”（dust belt），可见盖格并没有赋予它特别的含义。但令人费解的是，这个“bowl”迅速地传播开来，并成为方言土语，而它的作者很快就被遗忘了，甚至连他自己从来也不能肯定这个称号是从哪儿开始的。有些人喜欢把它当成讽刺大学橄榄球的名字——最初是Rose Bowl（玫瑰碗）和Orange Bowl（橘子碗），而现在这个Dust Bowl（灰碗）——或许他们认为它非常好地描述了发生在桌子上的糖缸（sugar bowl）里的事。盖格更可能是回忆起了这个大平原的地理形象，这个形象是由另一个丹佛人威廉·吉尔平所提出来的。在50年代，吉尔平曾经认为，这个地方是一个被群山环绕着的巨大的聚宝盆（Fertile Bowl），它凹陷的内部注定有一天要变成一个宝座。如果说这是一个不自觉的用法，那么，盖格的“灰碗”就比任何人所意识到的更具讽刺性。

在几周之内，南部大平原便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一个它将永远也不可能甩掉的身份。这个称号自发地进入了这个区域的州长演说中、城市报纸的印刷间里，并且进入了当地居民写给远方朋友的信中——对他们所有的人来说，这是一个给这个特殊问题以说明的名称。当水土保持局使它成为专有名词，并且开始在地图上使用它，甚至在这个区域设立了一个专门的办公室时，“Dust Bowl”就成为正式名称了。水土保持局相当严格地沿袭着盖格的划分：“堪萨斯西部的三分之一、科罗拉多的东南部、俄克拉何马的锅把儿区、得克萨斯锅把儿区北部的三分之二，以及新墨西哥的东北部。”不过水土保持局第六区还把一个范围广阔的地区也划了进来，从而使尘碗的面积几乎有1亿英亩，南北长达500英里，东西宽约300英里，约占整个大平原的三分之一。从1935年到1938年，在这个区域的不断变动的5000万英亩土地上，风灾一直都很严重。1935年，“灰碗”已扩展到了得克萨斯西部的棉花种植带，三年后它又向东北方向移去，使堪萨斯成力受影响范围最广的州。到1939年，灰碗的严重灾区缩小到它原有规模的五分之一。1940年时，又增加到2200万英亩。然后在40年代，它消失了。

很难给灰碗画一个比较固定和精确的位置，因为它是向四周游移不定的——它是一个事件又是一个地区。有一天，在加登市，一个疑惑不解的旅游者拦住了乔治·塔顿——堪萨斯西部加登市的一个小麦农场主，问他：“你能告诉我这个‘灰碗’在哪儿？”塔顿告诉他：“待在你现在站的地方，它将出现在你面前。”甚至当地人也总是找不到它的精确边界，他们恼火地问：“我们是在它里面，还是外面？” 在某种意义上，哪里有尘暴和土壤侵蚀，那里就有一个灰碗，而按照这一标准，在20世纪30年代，大平原的大部分都在“它里面”。某些最严重的情况发生在远到内布拉斯加和达科他的北方地区。但是水土保持局的官员们，根据对整个平原地区的调查，把“灰碗”的边界定在了问题最持久的地区。于是，哪些县位于“灰碗”的中心便毋庸置疑了，它们是：堪萨斯州的莫顿、科罗拉多州的贝卡、俄克拉何马州的得克萨斯和锡马龙、得克萨斯州的达勒姆，以及新墨西哥州的尤宁。

到1935年，这些县及其周围的县的地貌，用盖格的话说，已经变成“一个无边的荒漠，是移动的沙丘的缩影”。围栏被风滚草堆得老高，部分已被流沙埋没，看起来就像是古代爬行动物的脊椎骨。有的地方的硬土层被剥露出来，和城市的人行道一样单调和僵硬。长期埋在地下的印第安人营地地基及箭头、拓荒者的马车车轮，西班牙人的马镫、烙铁、拖拉机扳手，以及前一年被什么人撂在车辙里的链子，都被风吹得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到1938年，风蚀最严重的一年，1000万英亩土地至少流失了5英寸表土；另有1350万英亩至少流失了2.5英寸。在这个地区的所有耕地，每英亩被刮走的泥土有408吨，在有些情况下，只吹到了邻近的农场，在其他情况下，则吹到了邻近的州里甚至更远。根据罗伊·金梅尔——为尘暴地区任命的联邦特别协调员的说法，1938年它们流失的泥土是85000万吨，远远超过了被冲进密西西比河的数量。一份艾奥瓦沉积物的样本显示，那些流失的泥土所含的有机物和氮是留在得克萨斯达勒姆县沙丘含量的10倍。

在盖格之后，其他记者也来到尘暴地区，他们向城里的美国人描述了这里的景象。他们通常夸大其词，哗众取宠。《纽约时报》的乔治·格林菲尔德，一位沿着太平洋联合铁路穿过堪萨斯的记者，是最为阴沉和忧郁的：“今天我在一个号称国家最大的谷物产区之一的地方，看到了死神的冰冷的手……一群陷入绝望的人，住在一片失落的土地上。”但是更尖刻的是1937年《柯里尔》（Collier）上的一篇文章，作者是沃尔特·达文波特，标题是《我们孩子的死亡之地》，这篇文章说，在尘暴地区所发现的只有“饥馑、暴死、个人和民众的碌碌无为、精神错乱以及绝望的几代人”。在达文波特看来，毁灭的根源在其“道格帕奇”（Dogpatch） 的居民中——它的威利·索姆、杰瑞·胡格蒙、退尔·姆尔费尔之流，全都太愚蠢或太贪婪，不能为那片土地所信赖。然后，还有来自《时代的进军》（March of Time）的新闻摄影师们，他们听说得克萨斯的乌鸦被迫在铁蒺蓠上筑巢，于是，便理所当然地匆忙赶来探听谣言，而不是去调查真相。 在剧院里、报纸上以及杂志上，美国人开始看到更多的关于南部大平原的情况，这是一个远离他们的经历和至今一直被忽视了的地方，但是他们所看见的一律都是现实的同一个极端侧面，是那片土地最耸人听闻的缺乏生气的那些部分。

外界的这些报道也并非完全是凭空编造，它们和当地很多居民在描述自己的见闻时所承认的情况是相同的。在《达尔哈特的得克萨斯人》中，阿尔伯特·劳在1933年就发表过这种坦率的记叙，正好是在尘暴最严重的年月之前：

在俄克拉何马州的锡马龙县没有一片麦叶，牛群在牧场上挣扎着；在佩里顿地区，小麦平均年产是400万到600万蒲式耳，现在则只有几蒲式耳；全部存储的小麦加起来，还不够播种所需要的50%，90%的家禽因为沙暴死去；星期五下午在盖蒙和利伯勒尔地区之间，60头牛由于沙尘引起的某种疾病而死去——人则患上了尘热病——奶牛几乎没有奶，因此被赶到牧场上去饿死，猪的那副可怜相使它根本找不到买主，牛群从达勒姆和其他县被赶到有草的地方去，在哈特利县没有小麦，种植新作物的可能性很渺茫，牛群面临饥饿。波特尔、苏厄德和锅把儿区其他各县的三分之一人口依靠慈善施舍或以工代赈生活，大部分县的90%的农场主都不得不领取作物贷款，但是不断的干旱使他们中的很多人将这些钱用于食品、衣物、药品和住所方面。

这些细节到处都可得到印证。例如，在得克萨斯州的穆尔县，代表杜马商会的福利主任，在1935年3月向联邦官员报告道，要描述全部的破坏状况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道路被毁掉了，庄稼全死了，没有留下希望或雄心，很多农场主濒临饥饿。 40多年以后，老年人还经常指出，外界的人根本就不了解30年代的沙尘岁月的真实情况，从未察觉到问题有多严重。

但同时，大平原的很多人，特别是城里的生意人，对他们的“灰碗”名声是极端憎恨的，他们的感情是那么强烈，以致组织了一个真相兵团去向国内的其他人说明真实情况。所谓的“真实情况”通常意味着“叫人很满意”，而那些不顺从的人和那些看问题有不同意见的人，都可能陷入麻烦。阿尔伯特·劳的报纸在发表了他的坦率的文章之后，少赚了1000多美元的广告费，因此在以后的岁月，他学会了小心说话，甚至成了“真相兵团”的警戒委员。1936年，他特别提到，个别轻率的人从一种极不合时宜的角度错误地把大平原命名为“灰碗”。这个自卫运动的领导人来自得克萨斯州西部的几个商会，特别是达尔哈特的商会，还有先在达尔哈特，后来在阿马里洛的编辑约翰·L.麦卡蒂。麦卡蒂在反驳沃尔特·达文波特发表于《柯里尔》上的文章时，口气充满了火药味：“一个恶意的信号”，“充斥着谎言和片面的事实”，“胡说”，“更是胡说”，“娘娘腔”。他认为，这种义愤的原因不仅在于外界的批评家非难了“在连续6年的旱灾中并且国内状况远不受其控制的情况下，仍不失勇气的一群美国人”，还在于这些批评正在毁灭财产的价值、银行的信用以及这个地区的商业前景。

在这种要把沙尘从大平原的名誉中清除出去的努力中，有一个很小的但又特别重要的插曲体现在画家亚历山大·霍格身上。霍格，一个密苏里神父的儿子，曾在离达尔哈特不远的得克萨斯州哈特利附近他的姐夫的牧场上度过了他的大部分青年时代，在那里他学会了去热爱这块土地及牛仔的生活。在他35岁左右时，正是尘暴出现的时候，他开始画被破坏了的锅把儿区的风景。流动的沙尘、饥饿的牛群、破旧的风车和响尾蛇，是其作品的基本形象，是一种霍格所能找到的毫无希望和残酷的景象。这些画显然都是想象，并为了追求戏剧性的效果而用了夸张手法——他称自己风格是一种“超现实主义”或者“精神现实”——但是又充分地表达了画家对这场灾难的双重情感。他的作品表现了农村生活方式的全然毁灭，这是他深深地感到遗憾的，但是也表现了他对无秩序状态的痴迷。“它们不是社会评价。”霍格坚持认为，“我画它们，是因为从我的角度，除了那种悲剧的状态，还有一种以可怕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非常美、非常美的效果。”但是达尔哈特商会可没准备接受霍格的审美观，当《生活》杂志刊登了他在1937年的某些作品，并称他为“描绘灰碗的艺术家”时（他恨这个短语），讨伐军便行动起来了。他们认为，霍格是“在纽约无法混下去的某个骄傲自大的家伙，他根本不了解这个地区，因此他画的是那些即使存在也并非典型的个别例子”。一个特使被派到达拉斯，为的是从那儿的泛美展览会上收购《旱灾的幸存者》那幅画，而且真相兵团还计划要在达尔哈特的大街上把它烧掉。不过，当那位特使发现只给了他50元去买一幅2000美元的画时，他拖着沉重的步子回来了——终于，艺术战胜了当地人的骄傲，或者至少说明这幅作品价值很高。

承认大平原事实上已成灾区，就将放弃对未来和对这片土地的生产潜力的信念。很多人是根本不能让他们自己那样做的。在否认、抵制这个“灰碗”的称号上，他们显得非常敏捷。他们更急于宣称尘碗在缩小。在黑色星期日之后一个月，到处都下起雨来，贝卡县有了1英寸半雨量——现在它是一个“泥碗”了，他们欢呼起来。在重灾区以东，即堪萨斯州的哈钦森和奥古斯塔，洪水正泛滥成灾，这是一个短暂的现象，和30年代后期出现的另一些瞬间的缓解情况一样。不过，这已足以重新唤起对未来的信心，并证实有去讨回清白的充足理由。一年以后，1936年3月，罗伯特·盖格又一次来到俄克拉何马。他写道，由于雨水更加充沛，“‘灰碗’正在失去根基”。艾达·沃特金斯，一个在堪萨斯西南部大规模种植小麦的农场主，是那样欢欣鼓舞，因此又开始播种。她对一个来访者解释道：

我想仁慈的主又要把我们带向福地了……五年了，我们一直生活在这个灰碗的荒漠上。现在，充沛的雨量带我们爬上了一座高山，在我们面前清晰地展现出迦南 的沃土，小麦长势喜人，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赫伯特·胡佛总统一直不断地向公众保证，大萧条几乎就要结束了。和他一样，这些满怀希望的家伙也都是一些错误的预言者。前面至少还有五年更困难的岁月。在那五年中，防尘面罩一次又一次地出现，火车不断地因沙尘而出轨，而麦田里则常常是空空如也，干硬异常。与1935年相比，后来的尘暴大部分都仅仅是“灰色的薄纱”，但是某些仍然能够具有令人恐惧的破坏性。其中最大的一次发生在沃特金斯看到乐土的一线光明的三年之后——1939年3月11日，俄克拉何马州斯蒂尔沃特的一位农学家估计，当时空气里的尘土足以把500万英亩土地覆盖一英尺厚。那次尘暴蔓延的面积达到了10万平方英里。 过分的乐观主义和吹毛求疵一样，都不能有效地抵御破坏的力量。

正当约翰·麦卡蒂在捍卫本地区的声誉和艾达·沃特金斯全家竭尽全力地盯着迦南乐土的时候，大平原的居民们却在领取联邦的资助。总统仁慈的手臂显然可以动用一点政府的力量。让人担心的是，情况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向更好的方向发展，至少是几乎没人有足够的耐心总在等待那种情况出现。大平原处在严重的麻烦之中，并且正在变得更糟，已经不是那种进步不可避免的信念能拯救他们了，非采取迅速的行动不可。大平原人所需要的是一种迅速恢复到他们所企盼的“正常”状态，以及能满足他们的措施。新政答应恢复，就如同它向工厂的工人们提供了返回原厂工作的机会一样。在30年代中期，在大平原上，联邦政府的钱开始像春天的阵雨一样带着甜蜜的芳香降落下来，滋润着那不断播下希望的种子。在缺乏得力的措施的情况下，这种慷慨援助是最有效的替代品。因此，有一阵子，华盛顿成了新的上帝。

但此时离联邦政府对尘暴地区采取治理措施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地区在当时，现在也依然是美国最偏远的乡村。这里的最大城市是阿马里洛，1930年的人口是43000。丹佛，差不多有300000居民，位于“灰碗”的最远的西北角上。其他的州府所在地也一样，都在其边缘以外，它们是托皮卡、俄克拉何马市、奥斯汀以及阿尔伯克基。有200万人散布在水土保持局的第六区，他们大部分都不住在城市，而住在很小的城镇或农场里。他们的庄稼一年不如一年，他们自己也一步步跌落到贫困的深渊。在得克萨斯州的霍尔和柴尔德里斯县，皮棉的年均产量从1920年代后期的99000包降到了1934年的12500包。次年，堪萨斯的小麦只收割了播种面积的一半，斯坦顿县则颗粒无收。 那两年确实糟糕，但在30年代的那十年里，除了1938年雨水充沛外，没有一年有好收成。当这个地区的农业基地被埋葬在沙尘之下时，极其艰难的阴影笼罩了南部大平原，于是一个遥远的政府的救援便成了唯一的希望。

1936年，为了确定哪一个地区处在最绝望的窘迫之中，联邦政府的公共事业振兴署（WPA）派出了两位调查员，弗朗西斯·克罗宁和霍华德·比尔斯，去调查整个大平原。克罗宁和比尔斯把资料编成五类：降水量、作物生产、牧场状况、牛群数量的变化以及联邦的人均资助额——所有这些都追溯到1930年。把它们汇总到一起，便产生出一个“严重旱灾”索引。从明尼苏达和蒙大拿一直到得克萨斯，在他们调查的800个县中，有两个农业贫困中心最为突出：第一个包括了几乎南北达科他两州的全部地区，同时还有邻州的相连的各个县；第二个则是大平原的“灰碗”地区。概括起来，在这两者中达到“非常严重的”有125个县，另有127个县为“严重的”。居首位的是南达科他，有41个县属于这个类别；北达科他有23个，和得克萨斯同样多；堪萨斯20个；俄克拉何马有23个；科罗拉多2个。到了1936年，在这每一个县中，联邦政府为农业歉收所提供的资助已经达到了每人至少175美元。另外的研究显示，政府对堪萨斯西南部的14个县的每年支出是每人100美元，莫顿县得到了这个数目的两倍。1935年，在这个州的那个角落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农场家庭都是依赖政府的某种救济的。这个数字仍然比在北达科他的一个县里所发现的80%的比例要低得多，但却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数。1939年，《达拉斯农业新闻》的一位读者评论道：“大平原曾经是鹿、野牛和羚羊的家园，现在则变成了尘暴和公共事业振兴署的家乡。”

美国的农村人在请求外来的帮助上比城里的穷人要勉强，甚至在他们感到特别艰难困窘以后也一样。没有一个地方对“慈善”的厌恶感能比在南部大平原上更强烈。要求资助意味着个人和运气的失败——一种麦卡蒂兵团（McCarthy brigade）曾经憎恶的“侮辱”。在任何情况下，那里都几乎没有慈善可施，至少在当地是如此：大部分县都没有组织有效的施舍，无论是公共的或私人的，而且也没有什么可给。州政府对这种情况的了解是很慢的，行动就更慢，并总是以预算紧张来为自己开脱。这样就只有靠华盛顿了，虽然它离得很远并且难以信任，但却是最后的依赖。当这场干旱开始时，胡佛总统转向了红十字会，让它设法进行另一次救援，因为它在1927年的密西西比水灾中表现得极为出色。但是红十字会的领导人——其中很多是胡佛任命的，严重地低估了西部赈济的需求，拨款只有他们花在那场水灾中的三分之一。最后，当事实已变得非常明显，这种私人努力不过是杯水车薪时，国会才设立了一个4500万美元的种子和食品贷款基金。胡佛咒骂它是一种“对公共财富的抢劫”，并让人沦为卑贱的“救济”对象。不过，他还是签署了它，使其成为法案。 这是联邦倡议要把大平原从可怕的衰败中拯救出来的开始。

贷款基金从任何角度上说都是不足以完成赈济任务的，而且到了1932年，胡佛的沉闷风格及预算意识也不是尘暴地区的大部分选民所能接受的。在那一年的全国大选中，大平原和这个国家的其他州选举了富兰克林·罗斯福——一个来自纽约的绅士农场主做总统。从传统上是民主党占优势的得克萨斯州、俄克拉何马州以及新墨西哥州，支持罗斯福的选票分别占88%、73%和63%。这是预料之中的。与此同时，堪萨斯州和科罗拉多州则处于胜利的边缘，尽管仍低于全国的比例（几乎占58%），但是从他们一直是忠诚的共和党人的历史来看，却是一个重大的开端。 大平原的人一致认为，已经是争取某种超越粗鲁的个人主义的东西的时候了，纵然他们还不能肯定，联邦政府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和做多少。不过对他们来说，罗斯福的风格要比任何特别的规划都更重要些。他的平易而轻松的态度，吸引了一个感到乐观主义传统正在下滑并且希望它被支撑起来的民族。

在上台的第一年里，罗斯福和前任一样忽视了大平原，这大概是可以理解的：确实有旱灾发生，但尘暴还没蔓延到整个大陆，他得全力以赴地对付更紧急的情况——成千上万的银行破产和工业倒闭，国家的收入减半，四分之一的工人失业。他确实建立了一些重要的新项目，它们将会在这个地区的复兴上起到重要的作用，诸如农业调整署（AAA）、联邦紧急救济署（FERA）以及农业信贷署（FCA），所有这些机构在1933年罗斯福任职的著名的头一百天里都付诸行动。 但是，需要有1934年5月的尘暴才能把大平原展示在华盛顿的眼前。当沙尘落到草地广场 和白宫之上时，罗斯福在记者招待会上承诺，内阁已在制定一个新的大平原赈济规划。绝望的呼唤来自西部的农场主、牧场主、政治家以及企业家们。他们中有人需要钱，其他人则比较谦恭，希望得到劝告和安慰。一位女士写道：“请做一些能够帮助我们拯救我们家乡的事，在那里，有一度我们大家都很幸福。” 阿尔弗雷德·兰登，堪萨斯州的州长，和其他的州长一样，也收到了很多信，但由于需要能够发给他们选民们的联邦救济金，他们实际上是把这些信转给了华盛顿——这是30年代州权的一种表达形式。

在罗斯福和他的内阁制定整套的灾区赈济规划的同时，美国公众也在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向总统和其他政府官员出谋划策。各种主意在1934年春天开始出现，以后几年里也一直在继续。它们来自全国各地的公民，还有些甚至来自中国、英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观察员。它们出自谷仓发明家和公司的工程师，出自急于要为收养他们的山姆大叔做点什么的移民，出自洛杉矶的已退休的前大平原的农场主，出自城市里的失业者，他们都希望自己的主意能为他们赢得一份工作或一张有油水的支票。根据很多来信的作者的看法，一个明确的补救办法就是直接把“灰碗”给盖起来。芝加哥的西萨尔克拉夫特公司有一种厚实的防水纸就可以做这个工作，同时新泽西的巴勃尔柏油公司推荐一种5美元一英亩的“柏油乳液”，而一个匹兹堡的钢铁公司有金属网出售。一个男人极力主张用混凝土把地面覆盖起来，并留出洞来用以播种，另一个建议是从山里拉石头来盖上它。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哈姆的M·L.耶恩贝太太发现了一个美化自己所在州的机会——把废汽车运到大平原去固定那些尘土飞扬的农田；其他一些人则建议把来自东部城市的煤灰和垃圾以及森林的树叶铺到大平原上，创造一个保护层，恢复土壤里有粘性的腐殖质。建立导风板也吸引了很多人——例如，250英尺高的混凝土板或木栏，还有由松树、紫苜蓿、格里斯灌木、甚至菊芋组成的防护带。一个阿尔伯克基的作者把尘暴归咎于“德国的代理人”；一个俄国出生的纽约市化学家则认为无线电波是祸首；得克萨斯州佩里顿的狮子俱乐部指责来自当地的天然气和炼油厂的污染，还有些人担心阿马里洛附近的炭黑厂。

而在大平原的居民那里，最受青睐的灵丹妙药是水，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告诉罗斯福：“你给了我们啤酒，现在给我们水吧。”他们肯定那是大家真正需要的，但是联邦政府把时间浪费在了别的什么上。“每个能变成湖和潟湖的洼地、小溪和峡谷，”一个服装店的经理写道，“都应该通过水坝和渠道连成一个整体，直到有几百万个这样的沟渠流经这些中西部的州。”一个得克萨斯的牧场主希望用天然气管道把密西西比河泛滥的洪水抽到大平原来。深井灌溉是另一种方案，据说，5000个这样的深井只需花费1750万美元。另外还有那些为大平原人所熟知的，一直满怀希望的造雨者，总是以一种或新或旧的“科学的”的方法，试验从一片无云的天空中引出雨来。丹佛的一个老兵在横格纸上用铅笔写下了他的主意：用4万个民间资源保护队（CCC）的小伙子们和价值2000万美元的军火制造几场硝烟弥漫的战役，他们的喧闹声肯定会引来一些雨，因为战争期间就总是这样。“试试吧，”他最后写道，“如果行，就寄给我一张5000美元的支票作劳务费。”

所有的信件，成打成打的诸如此类的信，都从一个联邦官员那里得到了耐心的回答，只是没有支票。罗斯福的顾问们制定了一个比较平淡但也比较昂贵的大平原规划。1934年6月9日，总统要求国会拨款52500万美元用作旱灾赈济，很快就得到了同意。最大的一笔共27500万美元，给了牧牛人——提供紧急饲料贷款，收购他们的一些快饿死的牲口，并且把这些牲口杀了，做成罐头分给穷人。贫困的农场主会得到更多的公共工作，通常是修筑池塘和水库，同时有现金收入补助，共用去12500万美元。这个规划另外的内容还包括收购不宜耕种的土地，把农村人口重新安置到较好的环境中，为青年人创建志愿劳动营，为新作物提供种子贷款。几天之后，罗斯福绞尽脑汁，也想出了一个防护林带规划。 在30年代的以后的岁月里，这些方案的大部分都成为联邦预算中的常设的固定项目。它们和其他的农业和救济法一道，演变成一种特别针对尘暴地区复兴的艰难尝试。

在终止飞扬的沙尘这一最为迫切的问题上，联邦政府很留意地方的建议，并在1935年采纳了一个紧急“起垄”计划。 起垄机（lister）是大平原上的一种标准农具，系双头曲面铁板，能在开出又深又宽的犁沟的同时，把土翻成高起的田垄。它曾被用来种植玉米，现在的功能则是要创造出一种像灯芯绒一样的地面来缓解风蚀，或者使田垄的走向与强劲的风向垂直交叉，至少也会起到这样的作用。强风过后，田垄的土仍然会被吹到沟里，从而迫使农场主们不断地犁地，以便保持田垄。有时也会用一把凿子，打碎坚硬的地下土壤，用沉重的土块去固定沙尘。但是当你破了产，没有钱去买汽油或修理拖拉机的时候，就不可能不停地去犁地或凿土了。或许你是住在离你的农场100英里远的地方，一年只到田里去两次——一次是播种时，再一次是收割时，那这种工作也就干不成了。因此，政府提议对那些亲自动手或雇人来对土地采取保护措施的大平原农场主付钱。得克萨斯州和堪萨斯州的立法机构则允许各县给那些不负责任的邻居的土地起垄，并责成它的主人支付花销，因为在这些地方什么样的劝导都没有用。从社区对不负责的个人的指控合法化的角度来看，这些州的法律往往因为拖延而太受限制，也太少使用，从而起不到特别的作用。 不过，个人利益，再加上政府的钱，总的看来，还能够使裸露的土地置于某种控制之下。

在30年代，紧急田垄规划实际上在随后的几年里每年都不断地得到联邦的基金。根据1936年土壤保护和家畜分配法案（Soil Conservation and Domestic Allotment Act），有200万美元被批准用在这项工作上。堪萨斯州和得克萨斯州得到了大约一半，其他三个大平原州得到了另一半。在每个州里，这些钱肯定要通过各个政府赠地学院及其在县里的分院的代理人，然后经过当地的委员会，由它们监督管理协议，并落实起垄工作是否做了，或者做得是否适当。在1937年7月之前的12个月里，尘暴地区的农场主们共起垄800多万英亩，政府为此付给他们每英亩20美分，那些必须雇工的土地则每亩付40美分。 这些钱并不多，很多人认为他们应该得到更多。紧急起垄行动既没有注意到南部大平原上人和土地的更深层的问题，也没有制止住充分发展了的黑风暴。不过它给了农场主一些事情做，同时也让一些尘土不会被吹得太远。

在1936年的大选中，大平原的人们已清楚地表明，他们是多么欢迎联邦送来的钱。虽然事实是共和党选择了堪萨斯州的阿尔弗雷德·兰登做他们的总统候选人，罗斯福还是再次在这个地区取得了胜利，赢得了堪萨斯州54%的选票，科罗拉多的60%，新墨西哥的63%，俄克拉何马的67%，得克萨斯的87%。兰登导演了一个笨拙而无聊的竞选活动，对尘暴地区各州的承诺没有任何新意和吸引力，却让罗斯福9月份对整个北部大平原的巡回“实地调查”在这个地区占尽了风头，并挫败了兰登。 两年以后，罗斯福和新政在西南部仍受到极大的欢迎。1938年7月11日，当总统莅临阿马里洛，开始其在尘暴地区仅有的一次视察时，这个城市聚集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支群众游行队伍向他致敬，成千上万的人列队街头。说来奇怪，就在总统到达前不久，天突然下起雨来。当他不戴帽子站在倾盆大雨之中，用清晰而响亮的声音说出亲切而平凡的话语时，听众中有一位妇女高呼：“我要让他当国王，还有谁能像他那样微笑！” 当然，再热情的接待也会逐渐凉下来。到了1940年，部分尘暴地带开始背叛，并转向他们传统的政治观点。不过，在整个肮脏的30年代，这里仍是新政的领地。

那些最坚决的主张政府干预的，有一些是尘暴地区的生意人。当农场主们倾向于抵制其任意处置土地的自由所受到的太多干涉时，有一些商业团体却要求更多的来自华盛顿的独裁控制，包括宣布戒严法。例如，堪萨斯州利伯勒尔的商会坚持一个“在政府监督下的有力的规划”，以便检查每块田地是否都适当地筑起了田垄。1937年，联邦土壤侵蚀代理人注意到，那儿的生意人，过去一直认为“情况被强调过头了，这个地区正在受到的恶意宣传比其应受到的要多”，现在他们则都同意“在尘暴地区，风蚀还远未得到控制，因此情愿让联邦政府可能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得以实施”。在南边的达尔哈特，真相兵团不得不派出一位新使节。这一次是去见华盛顿的一个国会委员会，承认在亚历山大·霍格的画中有某些真实性，并且祈求通过一项1000万美元的水设备法案。

不过有一项政府建议从来就不会不引起敌视——即人口再安置或迁移。离开大平原意味着放弃，承认失败，而且可能失去未来，上帝从不会奖励懦夫。再安置在华盛顿方面也从来不是一个真正严肃的主意，至少没有达到要把所有的居民从尘暴地区迁移出去的程度，而大平原的居民则在哈罗德·艾克斯的小插曲之后始终保持着警惕。1933年11月，内务部长艾克斯对一项在俄克拉何马的锅把儿区建设昂贵水坝的提案表示了反对，他认为那只是白花钱。他说：“我们必须要把他们（大平原人）从那儿迁出去，并将土地收归公有。”结果，40000俄克拉何马人抗议的吼声一直传到了国会山。艾克斯“完全忽视了这个地区可以承受的可能性”，《博伊西市消息报》驳斥道。 而随后在1935年成立的由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教授——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领导的人口再安置署，则一直遇到大平原的白眼。黑色的星期日之后，当更多的关于强迫疏散的谣言从东海岸传来时，约翰·麦卡蒂和他在达尔哈特的追随者们组织了一个“最后一人俱乐部”，全都以其神圣的名誉发誓永不抛弃大平原。在更往西一点的新墨西哥，迁移的设想也是不受欢迎的。一个农场主的谈话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他警告道：“他们将不得不用枪逼迫我们离开这里。我们要待在这儿，直至遭受天谴。”

那种要待下去的决心，甚至在那黄褐色的沙尘使他们那充满机会的土地变成了一片死寂的荒地时也不动摇，在很大程度上是沿袭了大平原人的一种信念。他们坚信，是旱灾，而且唯独旱灾，才造成了“灰碗”：“干旱毁了我们。”同时，还有一种赌博者总会交好运的心理。他们知道天会再下雨的。“这片土地会回到原来的样子。”大部分人都断言，“它又会变得很好，就像以前它总有的那样。”富兰克林·罗斯福，尽管几乎不了解真正的干旱是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是贫困，却分享了大平原人的乐观主义，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在对问题的分析上，也持有同样的看法。他相信，“旱灾赈济”是他们最需要的，当雨水重新降临时，人们就会自力更生，把他们的土地重建成一个和以前一样的农业帝国。那种信心倒不是绝对放错了地方，正如以后历史所证实的。然而这一切都过于简单和容易了，农场主们也不再急于为尘暴而埋怨大自然了，甚至不轻易把他们所有的不幸都归咎于缺少雨水。尽管干旱协助是明显需要的，就如洪水和地震援救在别的什么地方是必需的一样，罗斯福政府的几个官员仍然很快就发现某些东西是更需要的：一个更长远的既包括社会的也包括经济变革的资源保护规划。

如果不是雨量的突然减少，南部大平原就永远不会变成一个破坏得那样严重的地方，他们也不会需要很多的政府援助，即使在大萧条期间也是如此——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事实。然而干旱，纵然是一个必然的因素，其自身却不足以说明黑风暴的原因。周期性的干旱是大平原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事实，其他却是可以预知的，并为成功的拓殖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但是这只能取决于定居者是否知道如何慢慢探索，知道不急功近利，并且知道使他们的期望适合土地的特点。当联邦的官员们比较充分地研究了这些问题时，他们发现，西部的居民们从来就没有显示出这样的素质。相反，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天真的期待和希望——美好的时光永远不会消失，土地永远不会背弃他们。因此某些官员开始呼吁对错误的土地制度进行重大的修正，其他人则强调新的农业技术、农村的复兴、农业的多样化经营或大规模的退耕还草。不过，他们共同的主题都是：持久就意味着变革。从这种演变中的政府观点来看，尘暴地区必然要被当作是一个在生态适应上的失败，一种环境现实主义的缺乏。

大平原上的农场主和牧场主们也并非固执到完全反对那种分析的程度，尽管对他们来说，要承认过去学到的和总是被告知是正确的那些东西，而现在可能是造成其所处困境的原因，确实是很难的。这也可以理解。从他们的角度来为自己辩护是很自然的事。他们对自己被外界挑来做指责和批评的对象感到不公平，因为正是他们不得不顶着沙尘，并为拯救那些为这个国家大量生产粮食的农场做着艰苦的斗争。从这个角度上，他们是对的。把每件事都归罪于大平原居民本身确实是不公正的，是误导，因为他们大都是（文化的）不自觉的代理工具——是为一种更大的经济文化所俘虏的男男女女，他们隶属于它的要求和回报，体现着它的价值和思维模式。20世纪30年代尘暴的根本意义就在于，美国作为一个整体，而不仅仅是大平原，已经在其自然环境上严重地失却了平衡。对未来毫无根据的乐观主义，对自然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的不经意的忽视，对上帝的不加批判的信任，对自我发展的热诚——所有这些都是国家的，同时也是地区的特点。

联邦政府采取行动是合适的和必要的，国家的问题需要国家的回答。但是，这种形势并不仅仅要求只了解灾难如何形成及怎样防止等表面问题。当然，大平原人需要的是希望——一种不掩饰失败、不推卸责任、也不阻止基本变革的深思熟虑的希望。他们需要一种有约束的乐观主义，一种对土地具有克制的与现实相协调的乐观主义。但是所有这些都要求一场对商业化农业的根本改革，这既不是罗斯福，也不是他的大部分新政顾问准备或能够让它发生的。即使新政在向一个更具综合性的规划演变，但它的目标并不是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经济文化。在这整个十年中，华盛顿变成并且一直是一个仁慈的上帝的代替品，并试图给大平原人一个“来年”。 1fWhBBHruUjPaEWRtJ8rkWgIHX0tp8UyBpzMjGk3db1Z63v65qYBTfQ7m51tObt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