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黑色风暴滚滚而至

20世纪30年代在经济萧条和旱灾中开始了。虽然对很多住在农场的美国人来说，旱灾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但引起大家普遍关注的是第一个灾难。1930年春天，有300万以上的男女失业。他们失去了工作，或者因为前一年秋天股票市场的崩溃而拿不到工资，并且被解雇。另外1200万人将在接下来的两年里遭到同样的命运。很多失业者无处可居，甚至也无力购买食品。他们睡在公共厕所里、大桥下面、铁路沿线的贫民窟里，或者门口的台阶上；但最不幸的是，他们要从垃圾桶里觅取食物——在一个从来是最富裕的国家里出现了加尔各答式的生活。不同的是，农场主感觉到这个崩溃的影响要慢一些。他们通常有自己独立的食物供给，因此有点远离城市工业体系的颠簸动荡。在20年代，这种远离，意味着大部分农村家庭还没有充分分享到那种令人眼花的突然的富裕——如洗衣机、丝袜子以及敞篷汽车之类的东西。事实上，他们已在经济的不景气中度过了这十年中的大部分。现在银行开始破产了，领粥的长队也排起来了，而农村的美国人和从前一样生活着，他们很高兴免受到最近的不幸，同时也有点幸灾乐祸地看到他们骄傲的城里亲戚被挫了锐气。然后，干旱开始了，它们使农场主们也不得不畏惧却步。

1930年的春季和夏季，美国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几乎没有雨。在地图上的平行地带，从马里兰到弗吉尼亚，到密苏里，再到阿肯色，全都被标为庄稼枯萎、地下水供给降低、收入变化无常的重灾区。在整个夏季，在这个久旱地带，每100英亩农田的降水量短缺60000吨，或每日短缺700吨。1700万人受到了影响。在12个州里，干旱使降水记录降到了最低点；在东部的各州中，只有佛罗里达在正常水平以上。三年前，由于发生了美国历史上最具破坏力的一场水灾，密西西比河水曾经漫过了它的河岸和堤坝。而现在，船长们却在那儿猜疑，当河水水位降到其平均高度以下时，他们的驳船还能运行多久。

在20世纪30年代，持续干旱威胁着这个国家的大片地区。自1931年起，持续干旱的中心开始从东部移向大平原，这时，蒙大拿和南北达科他已几乎变得和索诺兰沙漠（the Sonoran Desert） 一样干。农场主们在那儿——别处也几乎一样，全都眼巴巴地望着晒焦的泥土干裂开来，耳听着脚下灰蒙蒙的草吱嘎作响，忧虑着要过多久他们才能支付欠款。在干涸的池塘周围，柳树和野莓的叶子几乎都落光了，甚至连野葛也枯萎了。当然，干旱（Drought）只是一个相对的术语，对它的理解取决于人们关于“正常”（Normal）的概念。遵照时下气候学家的意见，我们可以将降雨量比历史上的降雨平均值减少了至少15%来对干旱定位。按照那个标准，从1930年到1936年，在全美国则只有缅因和佛蒙特两个州免受了一年干旱。20个州在其官方气候资料的整个记录中创下了或达到了最低点。从全国来看，用气象局的一位科学家的话说，1930年的干旱“是这个国家气候历史上最严重的”。

伴随着干旱以及这个国家不堪承受的经济损失而来的是酷热。1934年夏季，内布拉斯加达到了118华氏度，艾奥瓦州为115华氏度。在伊利诺伊州，气温表一直停留在100华氏度（约38摄氏度——译者注）以上的时间特别长，以致370人死亡，还有一个为了保持凉爽曾住到冷藏室里的男人生了冻疮需要治疗。两年以后，当这个国家被《新闻周刊》描述为“一个巨大的煮沸的热锅时”，已经有4500多人死于无休止的酷热，油罐车和输油管被挪用来向西部运水，成群的蝗虫吃了很多农场主残留的一点麦子和玉米，还有他们的栅栏柱和晾衣绳上的东西。仅1934年干旱的财政损失就等于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投入金钱的一倍半。到1936年，农业损失一天高达2500万美元，200多万农场主领取救济支票。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人口再安置署（the Resettlement Administration）的署长，那一年曾视察了，被晒焦了的大平原，看见的是一幅“彻底毁灭的画面”——“这个国家历史上最严重的和平时期的问题之一”。

到这十年的中期，也正是南部大平原形势最严峻的时候。在某些生长季节，在南部大平原的大部分地区，地表以下3英尺的土壤中都没有水分。到1939年，在堪萨斯的海斯附近，累计的降水量少了34英寸以上——这相当于两年的降雨量。在这样一个边远的半干旱的土地上，一个延续了那样长时间的干旱是完全能够制造出一个荒漠来的。气象人员指出，以前曾有过比较糟糕的年份，如1910年、1919年或者回到1890年代；他们反复向那个地区的人们保证说，他们的记录不曾显示任何近代的干旱会延续到五年以上，他们也不曾提到任何长远的不利的气候变化。 但是农场主和牧场主们在统计表上并不能找到多少安慰，他们的牛群正在哞叫着要吃的，他们的银行存款和土壤一起在枯竭。直到1941年以后，降雨又回到充沛的状态，沉重的焦虑才得以解脱。

干旱在大平原上是生活的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最严重的大约每20年发生一次，一般的则每三四年一次。它们总是带来扬尘，那儿的地上很少有庄稼和土生的牧草。尘土是一个那么熟悉的东西，以至于人们在1931年干旱的天气开始之前看到它出现时，都不曾感到惊讶。但谁也没有预料到以后发生的事情。如此肆虐的尘暴，使干旱成了一个仅占第二位的问题——这样的尘暴具有极强的破坏力，它们让这个地区总是摇摆在困惑和恐惧之中。

“泥土”（Earth），是我们在说明一个地方——那里生长着我们吃的食物，并让我们在上面建造房屋——的时候，所使用的一个词。“尘土”（Dust）则是当干松的泥土随风飘落的时候我们看见的东西。大自然把两者——我们眼中的好的坏的，以及所有生物眼中的两个方面——都包括在其内。我们需要赖以活命的是泥土，而尘土是一个很讨厌的东西，或者再糟糕些，是一个杀手。在我们的这样一个星球上，哪里有很多风，哪里就有经常的干燥天气，哪里就会遇到广阔无边的裸露的土壤，尘土就是一个经常不断出现的事物。它来自动物的蹄下，一辆马车的轮中，一个干涸的河床，它来自沙漠。如果所有的大陆都如一片英格兰的青草地，那里就不会有尘土。但在很多时候和很多地方，大自然并没有这样做，人也没有。

空气中的尘土是一种现象。然而，尘暴是完全另样的。30年代南部大平原的故事根本上就是关于尘暴的历史，那时候，连泥土也在发狂。在这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并非是一次或两次，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沙子打得窗子嘎嘎响，粉尘粘住人们的嘴唇，美好的青春变成绝望，贫困吞噬着人们的自信心。

要说明这些风暴发生的原因就必须对大平原的历史做一个回顾，并对那里所发展出来的农业有一个了解。之所以有“肮脏的30年代”，就如它的称呼一样，主要是人之所为，而非自然所致。必须承认，自然也做了某些与这场灾难有关的事情。没有大风，土壤就会一直呆在那儿不动，不论它是如何地裸露着，没有干旱，农场主们就会有能够抵御风沙的茁壮健康的作物。但是自然的因素并没有制造尘暴——它们只是使它成为可能。尘暴主要是因为地面上的天然植被已被剥落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致那里没有了抵御干燥的风的屏障，没有草皮来固着多沙或粉状的尘土。毁坏草皮是为建设农场种植小麦赚取钞票。对此，后文中我将进一步论述。我们首先一定要理解的是这些尘暴本身：它们的大小，它们的影响，甚至它们的味道和气味。那些经历过尘暴的人们是怎样想的？人们遭受到怎样的苦难，他们如何去应付？

气象局在大平原的各个分站报道，1932年全年有几次小尘暴，1933年4月则多达179次，同年11月的一次大风暴一直刮到了佐治亚州和纽约。而1934年5月的风暴打击，在一个新的黑暗时代的影响尤为深远。5月9日，从蒙大拿和怀俄明吹来的尘土在地面上飞旋着，被强劲的高层的风带着，向东面的南北达科他两州吹去。更多的尘土被吹入气流中，直到35000万吨尘土飘向东部美国的城市地区为止。那一天下午的晚些时候，风暴到达了迪比克和麦迪逊，到了晚上，1200万吨尘土像下雪一样覆盖了芝加哥——城里平均每人4磅。5月10日中午，布法罗被尘土遮得昏暗一片，不断加深的黑暗向南延伸到好几个州，其速度之快达到了每小时100英里。5月11日拂晓，尘土已落到了波士顿、纽约、华盛顿、亚特兰大的上空，然后风暴移到了海上。萨凡那的天空在5月19日整天都是昏暗的，它是最后一个报道尘暴情况的城市。不过，在大西洋上仍然有船只，有些在海岸300英里以外，在随后的一天或两天里发现甲板上有尘土。

“堪萨斯尘土”，纽约新闻界这样称呼它，尽管它实际上来自更远的北部。更多的将在那一年和以后来到，某些确实是从堪萨斯那边来的——或从内布拉斯加，或从新墨西哥。在后来的一个春季，新罕布什尔的农场主们出去取他们的枫树汁时，发现地上有一种新的棕色的雪，是来自西部土壤的污染物。 沿着墨西哥湾海岸（the Gulf Coast），在休斯顿和科帕斯克里斯蒂，来自埃斯塔卡多平原的尘土不时地积聚在窗台和人行道上。不过，1934年5月以后，大部分最糟糕的尘暴都被限制在南部大平原地区，它们被那些高海拔的气流带着向东或东南移动的情况不太多。当时有两种沙尘比较常见：猛烈的“黑色风暴”和更常见的“沙风”。前者出现时带有一种急速滚动的狂乱，像一个高达7000或8000英尺的泥水长墙骤然矗立起来。与常和它做比较的冬季风暴一样，这些尘暴是伴随一股北极大陆气团的到来而引起的，由其产生的大气电流促使那些沙尘升得越来越高，成为一个冰冷的气流，有时还夹带着雷鸣和闪电，但另外一些时候则是令人恐怖的寂静。这种风暴不仅让观察者感到可怕，而且对这个地区精细而肥沃的黑土具有巨大的破坏力。第二种尘暴是一个更经常发生的事件，它是由来自西南部的低气压热风造成的，并把流动的多沙的土壤吹起来，沿着一排篱笆和沟渠形成沙丘。 在纽约和费城已忘记了他们对大平原的感受后很久，远在西部的人们则一遍又一遍地领教着他们这儿的沙尘。

在20世纪30年代，水土保持局（the Soil Consvervation Service）编制了一个地区范围的所有尘暴的发生频率表，以能见度不到1英里为准。1932年为14次，1933年为38次，1934年为22次，1935年为40次，1936年为68次，1937年为72次，1938年为61次。而后随着干旱的减弱降了一点：1939年为30次，1940年为17次，1941年17次。另一个精确的衡量是根据计算一年内尘暴延续的小时数做出来的。按照那个标准，1937年又是最糟糕的年份：在俄克拉何马锅把儿形地区的盖蒙，那一年共计达到了550小时，大部分集中在前六个月。在阿马里洛，最糟糕的一年是1935年，一共是908小时。从1月到3月，有7次的能见度是零——完全看不见了，其中有一次延续了11小时。一次风暴可能延续1小时或3小时，有时是半天。大部分风来自西南方向，但它们也来自西方、北方和东北方向，它们能够用每小时60英里的力量打得窗子和墙砰砰响。 之后留在前面草坪上的沙尘可能是棕色、黄色、灰白色，或者比较少见的红色，通常以其来源而定；而且每种颜色都有它自己特有的气味，从刺鼻的胡椒味到令人作呕的很重的油味。

在大平原的老年居民的记忆中，最黑暗的一年是1935年，尤其是从3月1日到4月中旬的早春的几个星期。这时尘暴才充分显示其真面目。堪萨斯西部的春天本可称得上是一个威拉·凯瑟 的世界——草地鹩在飞翔，白头翁和野马鞭草花在开放，凉台边有紫丁香，一个风车迅速地转动着，干净的白窗帘在微风中飘动，桶里是清凉的水，然而，这都不是1935年的景象。在一次2月的热浪之后（那个月在托皮卡气温达到75华氏度），沙尘开始穿过堪萨斯、俄克拉何马和得克萨斯。在接下来的6个星期，从拂晓到日落，难得看到一个明净的天空。3月15日，丹佛报道说，一场严峻的尘暴正在向东推进。堪萨斯人没有注意收音机的警告，照常进行着他们的生意，而且后来也还不知道是什么袭击了他们。当尘暴到达史密斯中心时，小镇的印刷工人纳特·怀特正在电影院，当他从出口走出来时，就好像有人给他的眼睛蒙上了眼罩，他撞到了电话柱子上，在一个小过道里他的小腿胫因碰到一些盒子和罐头而擦伤。他趴在地上，沿着路边石向一个灯光昏暗的房子爬去。一个7岁的男孩转来转去并在黑暗中迷了路，后来一个搜索队找到了他，但已经在尘土堆边窒息而死。另一个孩子比较幸运，被找到的时候还活着，他被缠在一个带刺的铁丝网中。在科尔比，一列火车因沙尘而出了轨，旅客们在车厢里度过了可怕的12个小时。道奇市的劳拉-洛克酒店，被200多名滞留的旅客挤得满满的，很多人睡在大厅和舞厅的帆布床上。在随后的一些天里，因为沙尘仍在降落，电灯一直亮着，汽车在满是沙尘的路上越出了线，学校和办公室则一直关闭着。大本德的一个记者描述了这个离奇的情景：“一个拔出塞子的细颈瓶放在人行道上两个小时后，发现尘土达到半瓶之多。相框上的尘土太重而压断了挂像的金属丝。各种肖像的不可修补的损失可想而知。戈德娃夫人 能够骑着马穿行在街道上，甚至连马都看不见她的样子。”

这种奇特的尘土，如同染成咖啡色的冬雪，使大多数人几乎难以置信。然而威廉·艾伦·怀特——《商场》的编辑，却称其为自庞贝城被埋在灰烬中以来的“最伟大的景象”。加登市的一位妇女在《堪萨斯市时报》上描述了她的经历：

我们对这件事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坐在我们布满尘土的椅子里，透过弥漫在房子里的迷雾，彼此呆呆地望着，看着那种雾慢慢地、静静地落下来，像一块厚厚的棕灰色的毯子把所有的东西——包括我们自己——都遮盖起来。当我们打开门时，带土的旋风打着转儿，无情地朝我们打过来……门窗全都关得紧紧的，但是那些细微的颗粒好像能透过墙渗进来似的。它们钻进了碗柜和衣橱，我们的脸脏得像在灰尘里打过滚儿，我们的头发变成灰色，而且黏糊糊的，尘土在我们牙齿中间摩擦着。

到了这个月末，情况变得那么严峻，致使许多堪萨斯人开始紧张起来。“期待基督的第二次降临。”托皮卡的一个头脑失常的人警告道，“上帝发怒了。”希尔市和其他一些市镇的街头教派警告过路的人留心当时的各种征兆。康克迪亚的一个略微有点理智的女人在她的日志上信笔写道：“这是黑暗的顶点。因此世界末日一定要来临。” 人们的情感开始变化，随时都在恐惧会遭天谴，至少也在害怕这将是一个难以终结的梦魇。

到3月24日，科罗拉多东南部和堪萨斯西部已经遭遇了连续12天的尘暴，但是更糟糕的还在后面。3月底，一场新的尘暴席卷了南部平原，毁掉了堪萨斯一半的小麦作物，俄克拉何马的四分之一，以及内布拉斯加的全部——500万英亩全部被吹光了。尘暴从大平原带走的泥土是开凿巴拿马运河时人和机器掘出的两倍，这些泥土又一次沉积在整个东部沿海各州和大西洋里。 然后风势减弱，好像要为那个不寻常的春季最震惊的终点——4月14日，黑色星期日积聚力量。

那一天拂晓时，整个大平原都很清爽悦人。到了中午，天空是那样晴朗和湛蓝，人们不可能再留在室内；他们想起还有很多被延误的工作，于是重振精神涌向户外去完成它。他们外出野餐，培植花木，修理禽舍，参加葬礼，开车去邻居家做客。但到了下午的两三点钟，原本像夏日一样的空气骤然变冷，在几小时内降到了50华氏度，人们注意到，满院都是不安地拍打着翅膀和唧唧啾啾叫个不停的鸟儿——而且每一刻钟都有更多的飞来，就好像在逃避一些看不见的敌人。突然，在北方地平线上出现了一股黑色的风暴，朝他们这边移动，那里既没有声音，也没有风，除了一个巨大的怪兽样的烟云外什么也没有。风暴在下午2点40分袭击了道奇市。离那儿不远，约翰·加勒森——堪萨斯州哈斯克尔县的一个农场主，当时正和他的妻子露伊斯在路上，他看见风暴来临，但仍肯定能够赶到家里。眼看快要到家了，风暴围住了他们。他们扔掉了汽车，摸索到铁丝围栏，双手交替前进，顺着它到了家门口。在锅把儿区南面，博伊西市的埃德和埃达·菲利浦夫妇和他们6岁的女儿，在去特克斯莱恩的短途旅行之后，正驾着A型福特车行驶在回家的路上。大致在5点钟，当那堵黑色的屏障出现时，他们仍然还有15英里路要走。当看见前面有一个旧的泥房子时，埃德意识到必须找一个隐蔽的地方，而且得赶快。他们刚一下车，就被沙尘遮住了，天变得那么黑，几乎找不到门。同样被困在这个仅有两室的小房子里的，还有另外10个人。他们都害怕可能被闷死，谁也看不见同伴的脸。在那儿，他们坐了4个小时，一直到尘暴停下来，他们才能顺着路边的沟渠回到城里。这时，那片丑恶的幕布正在向南边飘去，穿过得克萨斯和新墨西哥的高地平原。

老居民们仍然记得黑色星期日的所有细节：当尘暴袭来时，他们在哪里，当时他们在做什么。海伦·韦尔斯是尊敬的罗利·韦尔斯——盖蒙的美以美教会的牧师——的妻子。那天一大早，她就在帮助打扫教堂座位上积下的尘土，一直到喘不过气来和累得要死时才停

下来。回到住宅，她打开了收音机，想听点鼓舞精神的音乐，结果听到的是赞美诗：“我们将工作到耶稣降临。”“我只好坐下来并且大笑。”她回忆道。她的抹布已被磨破，不过，如果需要的话，还有一把扫帚。那天的晚些时候，她的丈夫主持了一个“求雨礼拜”——部分原因是为了让两个来访的《星期六晚邮报》记者高兴。礼拜仪式结束得非常及时，正好在尘暴到来之前让会员们回到家里。

堪萨斯的一个牛贩子——雷蒙德·埃尔塞斯尔，那一天差一点失去了他的妻子。她和她的小女儿去萨布莱特参加利百加 （Rebekah）地方分会会议，在回家的路上，她在大路边停下来，甚至连她车前盖的带翅的装饰都看不见。这时尘暴中的静电使车上的打火装置短路，她非常愚蠢地决定步行四分之三英里回家。她的女儿冲到前面去向雷蒙德求救，他迅速地钻进了一辆卡车，沿着路开回去，并向窗外呼喊着。他开过来又开回去，他的妻子却已消失在迷雾一样的尘土中，从停车处一直转出去进到了田里，在那里她跌跌撞撞根本辨不出方向。每次她看见卡车的前灯，便向那边移去，但却未意识到她丈夫也在动来动去。纯粹是靠运气，她发现自己终于站在卡车的灯光里，急速地喘着气，几乎瘫下来。

4月14日的那场风暴是那一年较大风暴中的最后一次，过了好几个月才能完全计算其损失。那些在外面遭到春季尘暴袭击的人，大多数人最担心他们的肺，这是可以理解的。一种呼吸道感染和某种称作“尘肺炎”（Dust Pneumonia）的传染病已在大平原蔓延开来。在堪萨斯米德县的4个小医院里，发现4月份52%的就医者都属严重的呼吸道病例——33名病人死去。 许多尘暴的受害者，在顶着尘暴长时间开车之后，到医院时已处在垂死的边缘。他们拍掉土块，洗掉嘴上的泥，用凡士林擦洗鼻孔，用硼酸水清洗充血的眼睛。老人和婴儿是最经不起这些沙尘的，同样还有那些慢性哮喘、支气管炎及肺结核病患者，其中有些人搬到大平原本来就是为了能够呼吸到高处干燥的空气的。

尘暴是否引起了一种新的肺炎？医生们的看法不一致，有些人甚至否认在他们的社区里有任何健康问题。但是红十字会认为形势非常严重，因此在堪萨斯、科罗拉多和得克萨斯建立了6个急救医院，并配备了他们自己的护士。在托皮卡和威奇托，志愿工作者们在学校的缝纫室里缝制棉布的防尘罩，这些面罩有17000多个被送到了大平原，尤其是那些风镜已经脱销了的城镇。 咀嚼烟草是一种较好的补救方法，因此某些农场主很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开拖拉机时戴着那么个玩意太麻烦。但是戴着红十字会的面罩和某种其他防护设备的人很多，足以让大平原看起来像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战场，只是沙尘代替了来自战壕里的芥子气 。

4月29日，红十字会出资召开了一次由几个州的卫生官员参加的会议。会后，堪萨斯卫生理事会的代表对有关的医疗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调查，最后他们就尘暴的生理影响拿出了一项明确的研究结果。从2月21日到4月30日，他们计算出在道奇市最严重的沙尘天气是28天，而只有13天“无沙尘”。5次最强的尘暴过后，从在烤盘中沉积的尘土来推测，每英亩共降落尘土4.7吨。细菌盘中的细菌培植显示，在这些沉积物中“没有病原有机物”，只有无害的土壤细菌、植物纤毛以及微少的霉菌孢子。但是，沙尘中无机物含量主要是纤细的矽颗粒，同时还有少部分长石、火山灰以及方解石。他们警告说，“矽土是一种和铅一样的有毒物质——在全人类环境中的所有有毒物质中可能是散布最广和活动最隐蔽的”，在充分的接触以后能引起矽肺。这些科学家还发现，一种风疹也随着黑风暴的来临而出现，尽管其发生的原因还不清楚，仅在5个月内这样的病例已是过去12个月的两倍。在堪萨斯西部的45个县里——那儿是尘暴最剧烈的，由严重的呼吸道感染而死亡的比例是9.9/10000，而全州的平均比例是7/10000；婴儿死亡率是8.05/10000，全州的平均比例是6.23/10000。

对沙尘的防治方式至多不过是简单的权宜之计。除了佩戴薄纱面罩外，卫生官员们还推荐在窗子的内框上贴上半透明的玻璃纸，尽管人们还用厚纸板、帆布或毯子。医院给有些病人盖湿床单，家庭主妇们用湿的擦碗毛巾拍打空气来搜集尘土。一个最普通的策略是在窗户和门的缝隙里塞入纸条、毡条或涂有石蜡的破布条。典型的大平原房子都是建得不很坚固和没有隔离层的，但是，这些方法有时是那么有效，以至于屋里缺乏足够的空气循环以补充氧的供应。沃伦·穆尔住在堪萨斯西南部，记得在一次尘暴中，眼看着炉灶上的煤气火焰逐渐地变成橘黄色，煤油灯变得暗淡无光，最后人们只好又打开了窗户，而不管有没有尘暴。 但是多数情况还是经常没有办法去封住那些细微的飞扬的尘土：它布满头边的枕头、餐桌上的盘碟、炉中烘烤的面包圈。它已逐渐地成为人们饮食和呼吸的一部分。“我们靠它提供营养”，有些居民今天戏称，它是他们的“维生素K”。不过他们同时祈祷，别吸入太多灰尘以致损害健康，危及性命，因为灰尘已夺去一两个邻居的生命。

牲畜和野生动物甚至连这些粗糙的防卫物都没有。玛格里特·伯克-怀特写道：“在一场尘暴刚起来时，牛就很快变瞎了，他们在周围转着圈子，最后倒在地上，因为吸进过多的尘土而死去。尸体解剖说明，其肺部的沙尘和泥已结成了块。”新生的牛犊几小时内就可能窒息而死，较老的牛把它们的牙齿触到地里直到牙龈，试图吃到被沙尘覆盖的草。由于围栏被沙尘所埋，马和牛便爬了出去并游荡到了别处。在那些还有水的河中，水面上也满是尘土，鱼也死去了。每当一场严峻的尘暴之后，长腿长耳兔、小鸟以及田鼠的尸体成百上千地横躺在路边；那些在这样一场劫难中幸存下来的可能站起身来，并把它们的鼻孔和眼睛擦干净。 据说——说得稍轻松一点，草原犬鼠现在能够把它们的地洞从地面向前延伸好几米。

在1935年的灾季之后，清扫房子、农场场院和城市的商店是一件很艰巨的事。人们一铲又一铲地除去他们前院的尘土，并把室内的尘土用筐一次又一次地运出去。有个人的天花板因为阁楼上聚集的淤泥太多而被压塌了。地毯、帘子以及绣帷上的尘土那么多，以致连图案都难以辨认，油漆的地面也被磨得斑驳不堪。没有装空气滤清器的汽车和拖拉机引擎在尘暴中被沙子所损坏，修车铺的生意因此而兴隆起来。仅在3月份一个月，据报道，新墨西哥的图克姆卡里的财产损失就超过了288000美元，即使大多数城镇的估计要比那儿稍保守一点，堪萨斯的利伯勒尔是150000美元；得克萨斯的兰德尔县是10000美元；科罗拉多的拉马尔是3800美元。阿马里洛的零售商们对他们商品损失的统计是3%—15%不等，不过未提到在尘暴期间购物者的损失。在道奇市，有个人的服装店打起了“尘暴甩卖”的广告，衬衣的价格跌到了75美分。但是最沉重的包袱落在了城市服务人员身上，他们得清除掉各个下水道和市内游泳池里的脏东西；还有家庭主妇们，每次尘暴之后她们都得设法把自己的房子打扫干净。

然而，感情上的代价是最难以承受的。你能够把手叠在用油布遮盖的桌上坐一整天，风在房檐下呼啸着，细微的、软绵绵的沙粒塞满了钥匙孔，天空是一片古铜色；而当你要去睡觉时，尖厉的沙尘就会降临到你的梦中。阿维斯·卡尔逊讲述了夜里的情景：

为了冲洗掉我们嘴唇上的沙子，必须到很远的地方去取水。然后回到床上，用洗脸毛巾盖住我们的鼻子。我们竭力躺着不动，因为每一翻身都会抖动毯子上的尘土。过一会儿，如果我们是个很容易入睡的人，我们就忘掉了这一切。

1935年之后，尘暴少了很多戏剧效果。对多数人而言，它们绝对是一个必定要承受的负担，有时，这种负担过于沉重。药剂师们很快就卖掉了他们的镇静药。一个俄克拉何马人擦拭了他的霰弹枪，准备杀死他的全家和他自己。“我们最好都死掉。”他绝望地说。 可以肯定，这是一个极个别的例子，但是确实有一些男人和女人，他们变得悲伤、冷漠，最后无所顾虑。

不过，大平原的人们，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意志坚定、屡经磨炼的民众，是不容易被挫倒的。即使在1935年，他们都还设法面对霉运，一笑了之。他们谈到，有个农场主，当一滴水打到他脸上时，他昏过去了，必须把三筐沙子扔到他身上，他才能苏醒过来。他们还到处讲述一个摩托车手的传闻，他偶然看到，一个沙堆上有一顶宽边高呢帽。在帽子下面他发现一张脸在望着他。“我能帮你什么吗？”摩托车手问道，“也许带你到城里去？”“多谢，不过我会自己去的。”那人回答道，“我骑在一匹马上。”他们嘲笑威尔·罗杰斯，因为他说只有高度发达的文明——如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是永远被沙尘所覆盖的，而加利福尼亚就不够资格。报纸的编辑们也仍然能够发现挺好笑的事，如：“如果有更棒的尘暴，那一定是西南部的成就。”《道奇市全球报》夸口道。孩子们则尤其难保持沮丧，对他们来说，尘暴总是意味着冒险、欢快的混乱，老师威信的削弱以及可能有的一个假期。 当黑暗袭来时，幽默感、硬着头皮充英雄，或者孩子气的不负责任，就像4月份的天气那样，也可能和躲避尘暴的地窖一样有价值。

无论它们带来的是欢笑声还是眼泪，掠过了整个南部大平原的30年代的尘暴，确实创造了这个大陆整个白人历史上最严重的环境灾难。在其他的例子中还没有一个对美国土地的破坏比其更大或更具持续性，能造成如此大悲剧的则几乎没有。甚至大萧条在经济上的破坏性也没有它严重。从生态的角度看，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甚至在污染严重的今天，都没有能与它可比较的。它足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20世纪30年代的这十年里，大平原的尘暴是一场真正的灾难。

在这样黑暗的岁月里，一个民族的精神经受了彻底和严峻的考验，同时也揭示出他们是否有继续前进的意愿。通过这次考验，大平原的男男女女们给人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他们大部分人都承受了近几代人所不曾必须面临的那样的沮丧。然而同样重要的是，这种灾难对一个社会的思考能力提出了挑战——要求它去分析和解释不幸的原因，并从中吸取教训。未能经受住这种考验的社会再遇到同样的灾难时仍然是无法应付的。反之，那些经受住了这种考验的社会，通过痛苦和艰辛获得了一种更加成熟的自我评价的性格，因此它们比以前更能意识到自身的脆弱和不足。它们现在更坚强，是因为对自己的不足有了认识。尘暴是否对南部大平原的人们的思想产生了这种有启发作用的重要影响，还有待观察。 fGXpQ1RiV8YLiJiXdHKPI9GOP+x9bLMVRq79OFGeTYYacyexLo8zGAoV1KIf/2H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