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资本主义农业的一切进步，都不仅是榨取劳力的技艺上的进步，而且也是榨取土壤的技艺上的进步。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

南部大平原是一片辽阔而严酷的地区。它的面积有一亿多英亩，包括了堪萨斯、科罗拉多、新墨西哥、俄克拉何马和得克萨斯五个州的部分地区。在它冷峻的天空下，任何生物都不会觉得生活是自在的——每当事情正进行得顺顺当当时，天气就会变得令人恐惧、无情和粗暴。对美国人来说，适应不了这种严酷的气候已是一个普遍的经验了，结果大平原便成了我们文化的墓地；在那里，种种拙劣判断和错误规划的证据如同白色的骷髅一样满目狼藉。现在，我们很少有人愿意在那里居住。太多的风，太多的灰尘，太多的旱灾，太多的平坦，太多的空旷，太多的铁蒺藜网，太多的不肯定，太多的艰苦工作。最好在厄运降临之际逃之夭夭。

但是，回溯到西部还很新奇，这片草原尚不可能被探究之时，大平原在美国梦中还是有一席之地的。其实也有过那么一阵子，它还处在我们集体想象的前沿。沃尔特·惠特曼称它是“北美的典型景观”，意思是在这里将上演我们历史上真正的英雄戏剧。然而不久之前，我们打碎了那个希望，并且失去了它。今天，当我们看到大平原时，我们感到很惊讶。在一片如此贫瘠的偏远地区，我们的前辈竟然能发现那么多令人兴奋的事物。这片土地对他们所作的承诺是真实的、切身的和过分慷慨的。但是到了我们这儿，各种成功的期望都难以置信，而且无论如何，这片土地都不是我们曾希望看见的那样了。

不过，即便大平原可能是地处偏远和缺乏吸引力的，却依然对我们大家有着重要的意义。在遭受许多蹂躏之后，它仍然是我们最大的农业基地之一——不仅是我们自己的，而且也是营养不足的世界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食品来源。它还是一片我们一直未真正学会与之和平共处的土地。在那里，我们的机制，甚至再过一百年，都是不适宜和不匹配的。这种不适也许正是这个地区最重要的价值——作为一种我们可以从中了解我们的文化漠视生态的模式。在美国环境史上最为悲惨、最有启示性和最典型的事件中，最突出的一个就发生在大平原的高地上——一个越来越关乎人类未来的事件。本书所要论及的正是这样的事情。它所要讲的并不是一个新的用以替代那些已被遗弃的美国西部神话。大概，这本书是不可能让所有的读者都相信，大平原仍然是一个光彩撩人的美丽之地。但是我还是希望能让这个地区以及它的命运成为读者们所关心的事物的一部分，就像我关心它们一样。

“尘暴”是20世纪南部大平原生活中最暗淡的时刻。这个名称本是指一个地方——其边界就像一个沙丘一样难以确定和不断移动着的地区。但是它也是一个具有民族性的，甚至是全球性意义的事件。乔治·博格斯托姆，一位全球知名的粮食问题权威，曾把“尘暴”的产生看作是历史上最糟糕的三个人为生态灾难之一。另外两个是：中国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高原地区的森林砍伐，地中海地区植被因放牧而受到的破坏。前者导致了多少世纪以来的河道淤积和水灾，后者则使一度肥沃的土地水土流失而贫瘠。然而，与这两者都不同的是，尘暴只用了50年时间就形成了。它既不能归咎于教育水平低下，也不能归咎于人口过多或贫困。它的发生是一种按照严格认定的方式运行的文化结果。美国人以一种无情的、其他任何地方的一个民族都不可比拟的破坏效率，开辟了他们跨越一个上天赐予的丰饶大陆的通道。当白人来到大平原时，他们雄心勃勃地谈论的是如何扩大对这片大陆的“驯服”和“开拓”。现在看来，他们也正是那样做了。某些环境的毁灭性灾害是自然之所为，还有一些则是疏忽或贫困所逐渐积聚的结果。而尘暴，却是一种文化的不可避免的产物，这种文化蓄意而自觉地为自己指派了这样的任务，那就是竭尽全力地驯服和掠夺这片土地。

尘暴是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这时，黄褐色的尘土开始从大平原飘浮到东海岸及更远的地方。那也正是大萧条的时期。某些人可能会说，这两个恐慌产生于同一时间只是一个巧合。论述这两者当中任何一个事件的人，都极少有谁注意到这两者之间的联系。而我的观点则是，在尘暴和大萧条之间，事实上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它们出自同一个社会，并且出于相同的原因。两个事件揭示了美国传统文化中的根本弱点，一个是生态意义上的，另一个是经济上的。两者都为那种文化的实质性的改革提供了理由和机遇。

30年代是一个资本主义大危机的时代，这在美国，事实上也在全世界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而尘暴，我认为，就是同一个危机的一部分。它的形成是因为美国的那种不断膨胀的能量最终触及了一片多变的边际土地，破坏了那里已演化出来的脆弱的生态平衡。我们谈论大平原的农场主和耕作以及他们所造成的危害，但这还远远不够。把他们引到这地方来的，是一种社会制度、一套价值观念和一种经济体系。没有一个词能像“资本主义”那样可以充分地概括这些因素了。它当然是一个普通的形容词，而且常常是不明确和带贬义的。但是如果历史学家要避开这个词，按R.H.托尼的意思来说，他也可能忽略这个事实。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有关美国人和这片土地的著作中，而且确实有很多就出现在我们的历史文献中。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我显得有点夸张，那也仅仅是因为这种观点总是被其他人谨慎回避着。资本主义——我坚持认为——一直是这个国家利用自然中的决定性因素。为了更充分地认识这种利用，我们必须说明尘暴是怎样和为什么发生的，就如同我们从1929年股票市场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工厂停工的角度，去分析我们的财政和工业发展问题—样。

要给一种像资本主义那样广阔和多变的现象做一个简单的说明是不可能的。仅在最近200年的工业阶段中，它就已变换了许多面目和形式。那些我们能和它联系起来的词是了解其难解的广阔含义的线索：私有财产、企业、自由放任、利益动机、追逐个人利益、自由企业、一个开放的市场、资产阶级。在亚当·斯密看来，它是一种从封建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经济体系——一种制造、购买和销售东西的“天赋的自由权”。对卡尔·马克思来说，它是一个邪恶的由少数人拥有生产工具而其他人以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的阶级制度。马克斯·韦伯则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强调努力工作、聚敛钱财和经济理性的“精神”。美国，一个彻头彻尾由企业的机构和驱动方式所支配的国家，则表现出一种相似的多样性内涵——一个皮毛捕兽者到密苏里去，一个铁路业务员兜售股票，一个小麦农场主购买更多的土地，一个模具工厂的拥有者雇用和开除工人。而在亨利·福特的汽车帝国里，20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则只意味着一样东西——一种投资和信贷模式，以及人和资源的组织模式，但在大平原上，它的含义却有些许的不同，大概要更原始些，尽管也受到福特的机器和生产方式的强烈影响。换句话说，资本主义是一种复杂的经济文化。它是一种以许多特殊的方式不断演化着的，并在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每个十年之间变化多样的生产模式。但是它仍然保留着一种公认的贯穿一切的特征：一种比那些外部形式更持久的核心价值观与假想——在这里我们称它为一种坚韧精神，一种赋予这种经济文化以持续性的坚韧气质。

土地在这种文化中，和在其他任何一种文化中一样，是按照一定的特许方式所理解和使用的。换言之，在那儿存在着一种按照资本主义精神所教导的生态价值观，我们可以把它们概括为三句铭言：

1. 自然必须被当作资本。这是一笔经济财富，可以成为利益和特权的源泉以及创造更多财富的工具。树木、野生动物、矿产、水以及土壤，都只不过是既可以开发也可以被运载的商品，因为它们的归宿就在市场。一种企业文化在看待自然时也不会超越这样的一种价值观，结果非人类世界也就无神圣和神秘可言了。自然的机能上的相互依赖性在这种经济核算中也被打了折扣。

2. 为了自身不断地进步，人有一种权利，甚至是义务去利用这个资本。资本主义是一种急于向最大极限发展的文化，总是设法要从世界的自然资源中获取比它昨天的所得要多的东西。最高的经济奖赏无不走向那些竭尽所能的榨取自然的人。私人的贪欲和对财富的聚敛是没有极限的目标，是不可能一次就满足的。

3. 社会制度应该允许和鼓励这种持续不断的个人财富的增长。它应该使个人（以及由个人组成的公司）在积极利用自然时不受任何限制，应教导青年人举止得当，保护那些成功者的收获不受损失。就纯粹的资本主义而言，自我作为一个经济主体，不仅是极其重要的，而且是自主的和无须责任感的。社会团体的存在是帮助个人发展并承担环境的代价。

当然，每个社会内部都有各种对立的价值观，美国也不例外。第一批来到南部大平原的白人确实带来了他们的宗教观念、家庭结构以及其他的一些反对或者缓和（或加强）这种经济特质的社会传统。但是，在他们对待土地的行为上，资本主义却有着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拓殖伊始，大平原的居民就有意要使土地的使用变得越来越有利可图。和美国其他地方的农业经营者一样，他们也逐渐把务农和畜牧看作是一种企业，其目标不是简单地维持生活，而是要赚钱。对他们来说，大自然对人们在这些企业中的所作所为施加遏制，是和社会制约一样可恶的。在自由放任的不断扩张的1920年代，大平原被大面积开垦，小麦轮作变成了高度机械化的工厂式的农场，从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收。然而，就如同华尔街忽视各种严酷的现实和一个头重脚轻的经济体系一样，大平原的操纵者们也忽视在这项事业中的一切环境限制。在一个较稳定的自然区域，这种农业对土地的滥用可能会不受阻碍地延续很长时间。但是在大平原，冒险的成分要比他们在这个国家任何别的地方都要高，资本主义的破坏因素也更具突发性和戏剧性。在大平原社会中没有任何东西去制约商业性耕作的发展，也没有任何东西去防止商业性耕作为了利润而冒的风险。这就是尘暴怎样和为什么发生的原因。

我曾说过，其他时代及文化也曾酿造了环境灾祸，虽然很少有20世纪30年代大平原上所发生的那样可怕。无论狂热的发展、贪婪的欲望、生态意识的缺乏或尘暴，都绝非美利坚合众国所专有。例如，在1954—1965年期间，苏联也制造了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灾难。因为粮食生产赶不上消费者的需要，赫鲁晓夫总理亲自决定让集体农庄开垦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和俄罗斯的4000万公顷的“处女地”。结果60年代的干旱导致了风蚀，其中1700万公顷土地受灾，并促使了赫鲁晓夫的下台。不过，弄清楚赫鲁晓夫在这个开垦项目上的理论并注意它的来源是很有警示性的。为了驳斥一个著名科学家对他的这个项目的观点，他写道：

把巴拉耶夫同志（指那位批评者）放在资本主义竞争的情况下，按照其现在的种植体系，他的农场大概就不会存在了。如果他让自己的32%的农田完全休耕，他还能和一个资本主义的大农场竞争吗？

美国农业在世界上一直是具有极大的诱惑力的，即使对那些声言是按照不同的原则生活的国家也是如此。它为了生产增长而心甘情愿地去冒险，成了其他国家如苏联觉得非要去追随的榜样，就如同那些进取心不大强的大平原的农场主们被导向去与比他们更富裕的企业化邻居竞争一样。可能存在着许多人们滥用土地的理由。不过，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尘暴却说明，比起其他社会，一个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对资源的渴求要更强烈，对冒险更急切，并更缺乏约束力。

这方面的内在意义应当是显而易见的了，尽管我在这儿并不打算拼凑出详细的补救方案或对当前的形势去做多深的探讨。很多人认为新政已经为自由企业的过度发展找到了足够的对策。但从生态观点来看，如果最近几十年来的事实还能说明什么的话，那种信念似乎从根本上就是个误区。美国实际上仍然是一个以企业为本位的社会，它的农业一直朝着亨利·福特的为赚取更多利润而使用机器和大量生产的模式演变，甚至走得更远。我们仍然天真地确认，科学和技术会治愈我们留给地球上的创伤和痛苦，可此时此刻的那些创伤事实上比以往要更多，也更恶化了。也许我们永远不会与这个大陆上的自然秩序取得完美的和谐，也许我们不会对能否形成这种和谐发生兴趣。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试它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