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这本书源自私心和个人的愿望——我想再看到这片平原。在异乡和很多遥远的地方生活了15年，并对一个更大的世界有所了解之后，我想，已经到了回家乡呆一阵子，去看看这片曾经赋予我那么多初心的土地和人民的时候了。如果我是华莱士·斯泰戈纳（1909—1993，美国作家），我可以写一本小说或自传，而不是一部历史著作。然而，就此书本身而言，尽管有着学者专有的注释，它却是我竭力面对我自己的过去的结果。它是我在这片平原上20余年敏感的成长年代的产物，也必然是我在离乡的那段时间中的产物。有很多20世纪30年代的人会准确地理解我的境遇和感受：一个当地人归来时发现，在他离开的期间，他是那么热爱家乡，但是，当他回归时，又无论如何也不能不带着批评的眼光去看它。我明白，这本书的观点对很多大平原的人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然而，它的根据并不仅仅是各类图书馆的搜集研究，而且还有很多与农场主们、农学家们及小店主们的交谈；有在这个地区来回穿梭的旅行；有对飞扬的尘土的不可磨灭的记忆，尤其有一个当地土生子的情感。

很多大平原居民对我的研究给予了慷慨的协助，他们的名字过后将在正文中出现。但还有一些人，尽管未在这里引出，亦极好地与我分享了他们的故事、看法，甚至一餐或两餐饭。他们是：米勒和鲁比·伊斯利、埃尔奇和薇薇恩·坦纳、李·撒克斯顿、乔治·通布利、杜鲁门·塔克和诺尔玛·琼·杨（上述各人皆在俄克拉何马州锡马龙郡）；戴尔和莱昂娜·布莱尔、艾尔玛·莉娅·亨利、艾尔伯特·斯内尔巴彻、L.O.斯坦利、艾尔塔·韦德纳和埃弗里特·威廉姆斯（以上各人均在堪萨斯州哈斯克尔县）。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邀请我去他们家——有一例是请我到医院的病房，另一例是去警长办公室——给我一下午或一晚上的时间。

同样乐意助人的还有好几个县土壤保护局和分属办公室，以及此区域的众多图书馆与博物馆的忙碌职员。在后者当中，我尤其要感谢堪萨斯大学斯宾塞研究图书馆的乔治·格里芬和他的助理，锅把儿区（Panhandle）平原历史博物馆的克莱尔·库恩，国家档案馆的海伦· 尤里巴里，以及堪萨斯州历史协会的罗伯特·雷蒙德（还有很多其他的人）。一个依然难以充分赞赏的事实是，在这个协会里，诸如这样的公共雇员们几乎总是勤勉、高效和有所帮助的——并非因为他们期待自己能得到些什么，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怀有崇敬之心。

在那些鼓励我投身自己的工作，并得以将其完成的人中，首先是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ACLS），它提供了一笔必需的研究金。悉妮·阿尔斯特拉姆、劳伦斯·富克斯、大卫·赫尔、西摩·卢茨基在我申请此研究金的过程给予我帮助；而我在夏威夷大学的同事们则允许我提前使用休假年去接受它。我的代理人杰拉德· 麦考利，我的出版人，特别是牛津出版社的谢尔登·迈耶、卡罗琳·泰勒和约瑟夫· 科格伦熟练无误地完成了他们那部分的工作。还有一些人，如马乔丽·格思里、亚历山大·霍格、盖伊·洛格斯登、吉尔·帕格尔、沃尔特·奥尔·罗伯茨、彼得·罗林斯、保罗·西尔斯、查尔斯·斯托克顿，以及爱荷华大学和堪萨斯大学美国研究的师生，则通过赠送资料，或倾听、阅读部分书稿而给予了支持。莎伦·哈根以其熟练的技巧和眼光绘制了地图。在所有这些人之外，我特别感激一位学者和朋友——丹尼尔·罗杰斯，他对本书的每一章都做了精细深入的审阅，使其最终得到了无可估量的改进。就此而言，我只能希望，这本书是他和所有那些支持者所应得的报答，并将发现是令人满意的。

即使不为任何其他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重新了解我的家庭的美德和力量，那么，再次回到家乡也是值得它所招致的那些麻烦和混乱的。在完成本书过程中的许多重负都由我的妻子贝弗莉及我的孩子们，威廉和凯瑟琳，高高兴兴地承担了。他们如果和我一样从这次经历中多有获取，那就为加诸在其身上的繁重需求得到了报偿。不过在我的家里，我最需要感激的是我的已故的母亲和我的父亲。他们与这本书的写作没有任何直接的关联，但是，每一件事，都有间接的联系。事实是，这实际上是他们的故事，而非我的。他们是30年代前往西部的最后一批大平原人，曾短暂地居住在加利福尼亚的荒漠中，并在那里生下了我；然后，又是在较好的年代里最早返回家园的。我将此书献给他们，也献给所有在那十年里失去家园的，颠沛流离的和不知姓名的人。

唐纳德·沃斯特
1979年6月于夏威夷檀香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