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涵盖从路易十四驾崩至法兰西第一帝国崩溃近100年的法国历史。虽然时间跨度不大，但是法国在此期间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体制从最初的君主制，历经立宪君主制、共和制、议会制，最终建立帝制。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转型，等级社会崩溃，特权被取缔，一个尊重权利、捍卫自由的现代社会逐渐成型。从历史分期看，法国从近代史（la période moderne）步入现代史（l'époque contemporaine）。这段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715—1789年是传统上所谓的旧制度（Ancien régime）时期，包括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两位国王的统治，大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18世纪初至18世纪中叶。在这个阶段，法国逐渐摆脱世纪之初的危机，经济开始复苏，人口有了明显增长，在欧洲舞台上的影响力也有所恢复。这些成就主要得益于奥尔良公爵摄政以来，法国一直践行稳健的外交政策。但是，一方面随着国内更好战、更崇尚传统荣耀观的年轻贵族开始掌权，另一方面随着英法贸易冲突不断，国际关系日趋紧张，和平格局逐渐瓦解。从波兰王位继承战争开始，法国逐渐卷入日趋激烈的国际争端。直至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结束，欧洲格局出现了逆转，即发生所谓的外交革命，法国与传统宿敌奥地利联手。七年战争构成第二阶段历史，这是旧制度历史的转折期。这是一次全面战争，不仅因为大部分欧洲国家卷入其中，还因为殖民地利益得到了重新分配，全球市场格局得以调整。七年战争标志着法国作为欧洲强国的历史结束了。而且，战争使得脆弱的财税体制不堪重负，进一步激化了王权与高等法院的矛盾。同时，法国的启蒙运动声势赫奕，公共领域日趋成熟，理性成为评判政治合法性的准则。第三阶段以七年战争结束为起点。随着舒瓦瑟尔公爵入主内阁，法国启动了全面改革，影响到财政、军事、行政、司法等各个方面。改革时常因为种种偶然原因中断，威权政治与自由行政频繁交替。尽管如此，通过改革，自由和理性精神渗透到体制的各个层面，王国的行政与经济制度实现统一性的趋势也未曾中断。旧制度最后二十年是法国由改革迈向革命的转折阶段。

1789—1804年，法国发生了革命，这也是现代法国成型的起始阶段。制宪议会以理性、平等和自由为原则，彻底革除了之前的种种弊端，并把这个遵循历史习俗而非理性的社会制度称为“旧制度”。1789年的改革者，对他们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有自觉的认识。他们意识到，如果不革除团体和特权，个人便得不到解放，如果不承认法治，权利则得不到保障，如果不承认经济自由，个人的天赋与才华就不可能得到充分发挥。1789—1791年，新、旧原则发生了碰撞。改革不仅触犯了贵族和教士的权益，也侵犯有产者、手工业者、平民、小商小贩等更广泛的社会群体的利益。指券的流通以及随后出现的通货膨胀，更是直接影响到了所有人的生活。所以，革命不断给自己创造敌人。革命与反革命，互为动力，相互推动。分裂在革命初期就已出现。随着宗教秩序的破坏以及对欧宣战，分裂逐渐演变成内战。山岳派领导的国民公会和救国委员会不仅继续承担着改革社会的革命使命，同时也担负着拯救共和国的救国使命。共和二年的战争不仅仅是法国与民族敌人之间的对抗，也是一场平民和富人之间的阶级战争。但是，山岳派根本上是出于革命需要，才同无套裤汉联姻，因此他们之间的联合，是有条件，也是暂时的。这正是理解热月政变的关键。革命过程看似跌宕起伏，却有一项基本原则贯穿始终：维持有产者的统治。但如何才能维持统治，却需要不断积累政治经验。法国的有产者从共和二年的经历中意识到，只有打着自由的名义才能保持专政，只有排挤一部分革命的缔造者，才能捍卫革命成果。所以，政变和专政就成了热月政府和督政府稳固政权的手段。

1804—1815年，法国进入帝制时期。这一段历史非常特殊，因为它的主角是一位历史英雄。毫无疑问，拿破仑是时代的产物。这位葡月将军得以掌权，是形势所需。在极端保王派和民主派的夹缝中，督政府利用政变艰难维持他们的统治。但是，这毕竟只是权宜之计，而且政权的延续性是以牺牲制度与行政效率为代价，而频繁的换选也给了反对派更多可乘之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拿破仑掌权有利于巩固雾月党人的统治。但是，拿破仑也不完全受制于雾月政治。客观形势有利于他实现个人的野心，而这种野心很大程度上来自他本人，发自他内心深处。这十年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个人意图、他的远见以及他那非同寻常的想象力。在这个意义上，拿破仑也不完全是时代产物。毋宁说，他是时代的缔造者。但是，仅凭克里斯马式的风格并不足以维持他的统治。拿破仑之所以能确立其领袖地位，是因为他尊重制宪议会的社会政治立法成果；他的军事统治之所以得以维持，是因为军事胜利既保证了这些成果在法国得以扎根，更确保了将法国革命的成就成功地推向欧洲其他国家。这些成果主要包括：保证有产者统治、强化中央集权与国家统一、维持身份平等。在新的社会中，财产、职业、天赋比出身和特权更为重要。不可否认，为稳固帝制、摆脱有产者，拿破仑也曾试图与旧有势力重归于好，但是国家统制经济并未导致旧式团体行会的复辟，大赦流亡者亦未能逆转贵族影响力不断衰落的趋势，与教廷重归于好也没有阻止社会世俗化的进程。拿破仑统领的时代，正是作为革命的一部分，才得以载入史册。

从学术史角度看，本书涉及三个历史问题，而且都是学术研究的热点，争议不断。这些争议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学术论辩，而是始终同政治立场、同看待革命的不同态度有关。这些立场和态度，初步形成于革命后，一直延续到20世纪。“旧制度”一词从诞生之初就不具有客观性，它代表了1789年革命者眼中必须被彻底取缔的一整套制度。随着革命进程的展开，“旧制度”的内涵不断改变。就在“旧制度”成为一个被抨击的对象之时，捍卫“旧制度”的声音也开始出现。伯克的《法国革命论》代表这一立场。在革命之后出现的阴谋论中，这种保守派的观点走向了极端。巴吕埃尔（Augustin Barruel，1741—1820）认为，旧制度本身没有问题，革命没有正当性，所以革命起源于共济会的阴谋。对待“旧制度”的不同态度，与对待革命的不同立场桴鼓相应。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交锋在帝国时期暂时销声匿迹，1815年之后又卷土重来。标榜客观与公正的学术研究也从未能彻底清除论战中的意识形态色彩。米涅（François Mignet，1796—1884）和德罗兹（Joseph Droz，1773—1850）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都做到了论从史出，但是立场和看法截然对立。米涅认为，革命是必然的。德罗兹则证明，如果改革得当，革命本可以避免。第三共和国时期，索邦大学第一任法国革命讲席教授奥拉尔（François-Alphonse Aulard， 1849—1928）曾用整整一本书的篇幅，批评已经去世的泰纳（Hippolyte Taine，1828—1893），因为后者撰写的《现代法国的起源》代表了右派学者的权威解释。但是，不久之后，奥拉尔的观点遭到了另一位右派学者科尚（Augustin Cochin，1876—1916）的反驳。奥拉尔之后，左派立场在饶勒斯（Jean Jaurès，1859—1914）、马蒂厄（Albert Mathiez，1874—1932）、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1874—1959）、索布尔（Albert Soboul，1914—1982）等学者开创的社会经济史传统中得以延续。右派的观点分别表现在以加克索特（Pierre Gaxotte，1895—1982）为代表的法国运动党、罗兰·穆尼埃（Roland Mousnier，1903—1993）领导的右翼保守派以及70年代以后弗雷开创的修正学派之中。随着文化史、新文化史的兴起以及社会经济史的衰弱，修正学派支配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近20年的学术研究。21世纪后，学术天平开始发生倾斜，社会史重新受到关注。

与旧制度与大革命研究相比，有关拿破仑的研究从数量上来说毫不逊色。法国学者蒂拉尔（Jean Tulard， 1933— ）的一句戏言已成为经典：“研究拿破仑和拿破仑时代的书籍数量，比他去世后的天数还要多，没有人能忽视这一点。” 这一说法毫不夸张。蒂拉尔主编的《拿破仑辞典》收入了3 600个词条。法国学者马尔丹（Roger Martin）和皮耶德（Alain Pigeard）于十年前出版的《拿破仑书目》，收入了超过一万种论著。这种情况并不让人奇怪，因为或许没有一个时代像拿破仑时代一样，如此短暂，却又经历了如此频繁的动荡与巨变。仅从战役来看，这一时期，战争之频繁可能前所未有。1796—1815年，拿破仑总共打了两千多场仗，平均两天一场。帝国时期社会流动与政治晋升也极为频繁。新晋贵族超过十万人，关于他们的系统研究就有31卷。另外，或许也很少有像拿破仑一样的历史人物，在不到十年时间里，从一名默默无闻的小军官成为统帅欧洲的皇帝，而且终其一生，扮演着前后截然不同的角色：科西嘉的爱国者、雅各宾派革命者、热月党人、征服者、立法者、共和国的独裁官、皇帝和百日王朝时期的立宪君主。拿破仑传奇一生中，几乎每段经历都有着互相矛盾、针锋相对的叙述。因此，当荷兰学者盖尔（Peter Geyl，1887—1966）系统综述1945年之前法国学者关于拿破仑的研究之后，不得不感叹：“当面对这样一个多面性的人物，面对这样一段被当时环境所支配、所激荡的生命历程之时，历史不可能得出不被质疑的结论。”盖尔甚至认为，一切历史写作都是过渡性的，不存在适用于任何时代的定论。

拿破仑相关研究尽管丰富，但议题比较单一，研究方法略显陈旧，其中，战争、外交、军事受到太多关注，历史叙述中往往浸淫着对英雄的崇拜。20世纪60年代以后，法语学界才转变研究重点，开始关注支撑拿破仑这座伟人雕像的“花岗岩基石”（masses de granit）。贝热隆（Louis Bergeron）于1972年出版《拿破仑时代：内政面面观（1799—1815）》，集中体现了新的研究趋势：关注拿破仑治下的法国，而不是拿破仑本人；研究帝国的行政体制、权力结构、社会基础、经济人口以及民众心态，而不是军事行动；聚焦的不是政治事件，而是结构与长时段的发展；不是把历史人物当作具体的人，而是看成某种社会范畴的体现；此外，通过他们的社会背景、家庭关系、婚姻纽带、财产收入、革命时期的职业或政治表现来加以分析，几乎很少分析他们的个人功绩与影响。蒂拉尔于1977年出版的经典著作《拿破仑：救世主的神话》中冷静地区分了作为“神话”的拿破仑和作为“历史事实”的拿破仑。通过这种祛魅式的研究，学者不仅注意到拿破仑时代的社会远比之前所认为的要保守，而且还留意到使这位皇帝光芒暗淡的事。这股修正之风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影响到英语世界，开始涌现一批关于拿破仑时期的行政官员、制度、司法、文化等问题的研究。同时，也出现了一种摆脱法国中心论的倾向，有学者从被征服国角度进行分析，也有学者从欧洲整体角度进行考察。

近年来，拿破仑研究也出现了全球史转向。在这一趋势下，拿破仑时代的影响不再仅仅局限于欧洲大陆，而是波及全球。1800年前后几十年的历史被看成一个受到战争驱动的全球化过程的开端。论文集《拿破仑帝国：全球视角下的欧洲政治》旨在展现欧洲内外的区域和全球发展之间的相互联系，除了关注帝国核心区域内的权力分配外，还考察了波罗的海、地中海东部等地区被忽视的国家。比如，沃多皮夫克（Peter Vodopivec）的研究发现，在伊利里亚诸省（Illyrian Provinces），法国的统治与恢复伊利里亚古老传统与文化的希望之间存在内在联系。赫普纳（Harald Heppner）谈到了帝国对多瑙河公国的间接影响。正如茹尔丹（Annie Jourdan）所指出的，全球史有助于学者摆脱研究中的民族主义倾向，她倡议，研究者更应当关注拿破仑政权在大西洋彼岸的远距离影响，而不是重新去构建一个以拿破仑为中心的大西洋。亚历山大·米卡贝里泽（Alexander Mikaberidze）的新作《拿破仑战争：一部全球史》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史。凭借其出色的语言能力，米卡贝里泽至少引用了十种语言的材料，包括格鲁吉亚语、俄语、瑞典语、德语和葡萄牙语，全面考察了被传统战争史忽略的地方，比如伊朗为了免受俄国入侵，曾一度维持同拿破仑的外交关系。米卡贝里泽追溯了印度和里约拉普拉塔的外交阴谋，南非和马斯卡林群岛的战斗，北非海盗和法国对澳大利亚的科学考察。毫无疑问，没有比拿破仑战争更适合全球史研究的议题了，因为它涉及六个独立联盟、几十项条约、数百场大型战役，以及几乎每个欧洲国家的政体与边界变动。

本书基于西方学者和国内学者最近几十年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尝试将旧制度、法国革命和帝国三个时段组合起来，拼接成一幅前后连贯、线索清晰的历史画面，以便国内读者对法国如何由一个前现代国家过渡到一个现代国家的历史进程有初步的了解。撰写本书，首先需要面对海量的文献，即便时间再充裕，也绝无可能充分阅读和利用已有的研究。更何况，仅法国革命研究每年新增的论著数量，就超过整个法国近代早期每年出版的新书（论文）之和。因此，如何取舍，如何处理观点和立场截然相反的不同研究取向和解释，又应当采取何种叙述风格，篇章结构如何安排，这些都是颇费脑力的问题。思考再三，本书决定采取政治史与社会史结合这样一种比较传统的风格。采取这种风格，有以下两点考虑。

首先，20世纪80年代，随着叙述史的复兴，被冷落了半个多世纪的政治史重新赢得了学者的关注。新政治史有几个热点研究领域：宫廷与内阁政治、新制度史、政治文化、传记研究，各自都有一些代表性研究。这些研究不仅证明了政治史的价值，还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乃至改变了对1715—1815年这段历史的理解。宫廷内阁政治研究充分表明，前现代的社会在何种程度上受制于某些偶然因素。新制度史将制度看成是权力角逐与利益分配的舞台，而不是静止的规范，更真实地展现了绝对君主制运作的真实面貌。政治文化考察的是界定集体处境所依赖的假设，这些假设和界定产生了观念和价值、行动者塑造其交往关系的那些论辩逻辑，以及所有可能保持稳定并随着时间推移而缓慢发展或发生突变的方式。传记则令人信服地展现了历史人物的个性的影响，这一点恰是其他历史叙述所容易忽视的。

其次，社会经济史是理解前现代社会的基础。由于种种原因，国内学界对近代早期法国的社会经济史一直不重视，主要原因可能有两点。首先，国内研究法国社会经济史条件有限，接触到经济材料的机会不多，研究很难开展起来。其次，社会经济史研究比较枯燥，不像文化史那样具有可读性。尽管如此，社会经济史对把握时代面貌、理解社会转型而言，依然具有不可否认的基础性意义。而且，如果不了解社会经济，那么对政治文化的作用机制的理解也很容易出现偏差。仅举一例，加以说明。一些研究旧制度的史家发现不少贵族和有产者在1789年陈情书里表达了相似的要求，便认为革命前这些原本不属同一等级的群体之间已经发生了融合，形成了有着共同激进思想的精英群体。这一判断或许站不住脚，因社会身份和利益诉求不同，同样的言辞很可能代表不同的诉求，史家忽视了这一点。正如贝克在他的代表作《发明法国革命》中所强调的：“所有的社会活动都是有思想维度的，思想赋予行动以意义，正如所有的思想活动都是有社会维度的，社会界定思想所指。” 考虑到上述原因，本书对以下内容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与分析：政治体制；农业、手工业、外贸等行业的状况；人口结构；税收相关情况；社会分层与收入；土地与财产收入等。

需要说明的另一个问题是历史分期。在传统的历史叙述中，本书涉及的三个时段（1715—1789年，法国革命，第一帝国）不属于同一历史阶段，因此一般都需要分为多卷加以叙述。比如法国阿歇特出版社的“法国史”系列分为《绝对君主制与启蒙：1652—1783年》与《革命与帝国：1783—1815年》。 ^[1] 法国大学出版社的“战车手册系列”（Quadrige Manuels）也分为两卷，具体分期略有不同：《近代法国史：1498—1789》与《革命与帝制时期的法国》。 ^[2] 法国贝兰出版社的13卷《法国史》也采取类似分期：《启蒙法国：1715—1789》与《革命、执政府与帝国：1789—1815》。经过综合考察多部相关论著，尤其是阿歇特出版社的“法国史”系列和英国史家科林·琼斯所著《伟大民族：从路易十五到拿破仑》，本书基本按照编年叙事，但是不同历史时期的权重有所不同。首先，奥尔良摄政与弗勒里执政这一阶段的历史单独成章，原因在于学界公认这一阶段的意义独特，是法国尝试脱离绝对君主制的桎梏，开始探索政治自由主义与行政理性主义的起步阶段。另外，本书采纳法国史家热塞纳（Jean-Pierre Jessenne）在《革命与帝国：1783—1815年》一书中提供的历史分期思路，将18世纪80年代君主制的改革与1789年制宪议会的改革视为一个整体，弱化1789年的转折意义。这样的处理尽管有违背传统叙述之嫌，但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在传统史学看来，革命是新旧两个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社会经济利益冲突导致的政治后果。20世纪中叶，法国革命解释的修正学派颠覆了这套解释。他们认为革命前的法国社会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贵族和有产者之间也不存在截然区分，导致革命的不是社会矛盾，而是政治危机。正如美国学者泰勒（George V.Taylor）所言，法国革命是“一场带有社会后果，而不是带有政治后果的政治革命” 。修正派破除了新旧社会在经济意义上的断裂与转折，而近期的研究则进一步证明旧制度在推进法国社会现代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法国经济史家克鲁泽（François Crouzet，1922—2010）认为，与同时期英国相比，法国的经济表现毫不逊色。 ^[3] 另一位经济史家图坦（J.C.Toutain）证明该时期农业生产效率有了显著提高。贝奇亚（Alain Becchia）从更系统全面的角度提出，旧制度末期法国社会在人口结构、心理状态、行政理念、市场观念等方面已然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当然，修正派以及近期的研究并不是没有争议的 ^[4] ，但是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改变了学界对旧制度社会以及革命起因的理解，一方面不能把旧制度的历史理解为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1929—2023）所谓的“静止的历史”（histoire immobile） ^[5] ，另一方面革命与旧制度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不能以二元对立这样一种简单的视角视其为新旧秩序之间的更迭交替。所以，本书在吸收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除了尽可能客观评价旧制度法国在经济发展、行政理性化和政治改革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之外，更想表达这样一种观点：旧制度和革命之间的关联，既是断裂的，也是连续的。不可否认，1789年革命政府的改革的确是一种历史创举，但是诸种意在彻底清除“旧制度”种种遗迹的议程也是君主制本身所构想且得到部分落实的。

既然改革和革命之间的界限并不那么清晰，那么，就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革命究竟是什么？一般来说，有这么几种看法。传统叙事史通常将攻占巴士底狱视为法国革命的开端。20世纪90年代以后复兴的事件史也采取类似的角度，但理论取向不同，它更关注事件与文化结构之间的互动。修正派将“全国三级会议”更名为“国民制宪议会”这一事件视为革命的开端，因为此举既表明有产者成为拥有自觉意识的革命者，也标志着最高权力发生了转移。事件史和修正派的取向有利于呈现1789年历史的复杂性，却不足以解释革命历程本身。只能说，经历了1789年的夏天，法国人确信，革命已经发生，但是革命会经历什么，朝着什么方向发展，不得而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连人权与公民权的基本原则是什么，革命者也是莫衷一是。叙事史和政治史最突出的问题是目的论，即把革命史写成由历史主角自觉创造的结果。考虑到以上几点，本书决定采取“形成论”的视角，认为革命者是由革命本身所塑造，是在革命的过程中逐渐变成革命者的。同样，革命也是在革命自身推进的过程中锻造自身。革命有自己的动力学，它所遭遇的危机与阻碍，与旧制度末期民众的诉求以及促成革命的原因关系都不大。美国史家谭旋（Timothy Tackett）的《革命者的塑造：法国国民议会代表与革命文化的形成（1789—1790）》与萨瑟兰（D.N.G.Sutherland）的《1789—1815年的法国：革命与反革命》是运用“形成论”的佳作。当然，“形成论”也有缺陷，不利于处理观念的作用，就如谭旋另一部名著《路易十六出逃记》所呈现的：革命者和革命群众似乎只受事件的支配，不会对事件作出反思，更不会展现行动者的能动性。这或许也是本书的缺陷所在。另外，由于本书作者对法国殖民地的历史不甚熟悉，所以，这部分内容所涉不多，只能留待将来更订。

另一个需要交代的问题是如何叙述启蒙运动。和法国旧制度与革命研究一样，法国启蒙运动的各个方面的问题都存在争议：启蒙运动缘何而起？谁参与了启蒙运动？启蒙与宗教的关系如何，与1789年革命的关系又如何？……要把这些问题说清楚，可能需要另写一本书。这里想要讨论的是有关启蒙运动的再现形式（representation），即如何去书写这场思想运动。大体上，学界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集中关注启蒙巨匠及其思想，条分缕析地剖析他们的著作和思想，从中挖掘出一场激进与保守并存的思想运动的主线，如彼得·盖伊（Peter Gay， 1923—2015）的《启蒙运动》。第二种方式以美国学者达恩顿（Robert Darnton）为代表。达恩顿认为盖伊梳理的哲学巨著，未必受到当时人的追捧，受众面未必那么广，所以，要想真实了解18世纪法国人的心态世界，就必须首先要“深入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去”，“考察他们的精神世界”。这是达恩顿从事书籍史研究并热衷统计地下读物的原因，他认为这更接近当时人的更为真实的阅读世界。第三种方式是社会史取向的启蒙研究，有两股分支。一种是比较传统的经济史取向，考察思想演变与有产者兴起和贵族反抗之间的关系。这类研究的特点是将1789年之前的法国社会设想为由不同的群体组成的社会，这些群体诉求不同，利益有别，这些差异进一步表现为启蒙运动中的不同思潮。换言之，要解释思想之间的差异，必须要最终归结到社会利益的差异上。第二种取向受年鉴学派影响，考察的不是社会群体，而是文化实践、交流互动、互动网络、体验形式以及心态世界，不仅调查当时人的藏书情况与识字率，也注重观察阅读实践的变化、私人空间的出现，以及这些变化所产生的社会效应。 ^[6] 本书将结合心态史和社会史这两种研究取向，从社会史的角度考察启蒙运动，这是因为分析启蒙时代政治讨论和政治参与的社会空间的拓展，要比仅仅分析启蒙运动的思想脉络更为重要。通过阅读、社交、讨论，一个比以往更开明、更有知识的公众群体诞生了，而公共空间的拓展以及公众群体的成长，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政治讨论中。这种广泛的讨论与参与慢慢改变了那些对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而言具有结构性意义的基本概念和规范，重塑了政治体以及个体和群体的集体存在。

本书的出版得到浙江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与“浙江大学文科精品力作出版资助计划”资助。同时感谢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和世界史所师友的支持。特别感谢杨磊、叶树彬、章心驰、徐珂、邱韧、董耀威等学生在文字校勘、资料查找等方面提供的帮助。

张弛
2022年11月，于杭州

[1] Joël Cornette，Absolutisme et Lumières 1652—1783，7 ^e edition revue et augmentée，Paris：Hachette，2017. Jean-Pierre Jessenne，Révolution et Empire 1783—1815，3 ^e edition revue et augmentée，Paris：Hachette，2012.

[2] Lucien Bély，La France moderne，1498—1789，2 ^e édition，Paris：PUF，2018. Jean Tulard，La France de la Révolution et de l'Empire，nouvelle édition，Paris：PUF，2014.

[3] François Crouzet，De la supériorité de l'Angleterre sur la France： l'économique et l'imaginaire，ⅩⅦ ^e -ⅩⅩ ^e siècles， préface de Pierre Chaunu， Paris： Libr.académique Perrin， 1985.

[4] 批评参见：Michel Morineau，Les Faux-Semblants d'un démarrage économique.Agriculture et démographie en France au ⅩⅧ ^e siècle， Paris： A.Colin， 1971。

[5] Emmanuel Le Roy Ladurie，“L'histoire immobile，”Annales.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 29 ^e Année， No.3 （May-Jun.， 1974）， pp.673-692.

[6] Annick Pardailhé—Galabrun，La Naissance de l'intime：3000 foyers parisiens（ⅩⅦ ^e –ⅩⅧ ^e siècles），Paris：PUF，1988. Michel Delon，L'Invention du boudoir，Paris：Zulma，1999. Antoine Lilti，“Private lives，public space：a new social history of the Enlightenment，”in Daniel Brewer 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United Kingdo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pp.1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