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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波拿巴登上法国权力的巅峰并统治欧洲大陆十五年，全凭所向披靡的军刀。然而，自从莫斯科战役起，他的军队在面对英国、奥地利、普鲁士、俄罗斯等国组成的反法联军时，不再能够势如破竹，反而是屡战屡败、一溃千里。1814年1月，反法联军和拿破仑军队的数量变化就足以说明帝国的命运已经不再取决于法国人，而主要取决于列强的意志。此时，反法联军数量多达50万人，而拿破仑能够指挥的军队不过区区6万人。但是，拿破仑拒绝投降，对自己的军事天才以及法国扭转颓势的能力深信不疑。
然而，事实却远非如此美好。1813年12月21日，反法联军跨越莱茵河，占领科尔马。1月9日，贝桑松失守；1月19日，梅茨、南锡、兰斯和第戎沦陷。反法联军在乘胜追击帝国军队的同时，为了减少抵抗，也积极向法国人民散发传单，宣称它们“并不是向法兰西宣战，它们发动战争只针对皇帝本人，毋宁说，只因为他在帝国境外称霸给法国和欧洲带来的灾难”。
对于拿破仑的穷兵黩武，法国民众也是怨声载道。十五年的连续征战迫使法国人民承担了难以估量的人力损失和赋税重担。自从1813年起，由于附庸国接二连三的倒戈，法国不得不独自承担庞大的战争费用。在1813年11月和1814年1月期间，土地税增加了30%，各种间接税的增幅也在10%—100%之间。马赛、波尔多、南特等港口的经济也因为第一帝国长期实行的封闭政策而迅速凋零，当地的船主、造船老板和批发商们满腹怨气，普遍敌视拿破仑。面对负隅顽抗的拿破仑继续征兵的法令，法国民众也不再忍气吞声，拒绝服从或者干脆揭竿而起。譬如，有人对1814年的征兵情况作过统计，1 060名征兵对象竟然有1 028名拒绝入伍。
1813年11月，被迫流亡的自由派领袖邦雅曼·贡斯当发表《征服的精神和僭主政治及其与欧洲文明的关系》，猛烈抨击拿破仑的军事征服精神，并宣称“莫斯科的战火将成为全世界自由的曙光”。
1814年3月31日，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发表《论波拿巴和波旁家族》，宣称路易十八才是法兰西的正统国王，把拿破仑斥为来自科西嘉、来自外国的篡位者，“无论是道德或性格，波拿巴都无任何法国人的成分”。他表示，帝国沾满了罪恶，连学校的儿童都知道它的反宗教性、腐化堕落以及对家庭伦理的践踏。
帝国的政治精英们也对拿破仑困兽犹斗的努力不抱任何的希望，纷纷为自己的将来寻找出路。从1813年起，担任外交大臣和参议院副主席的塔列朗便通过流亡在外并和路易十八过从甚密的前兰斯主教，密谋百合花王朝复辟，并和狂热的保皇分子拉图尔迪潘侯爵和夸尼侯爵频繁接触。后来，塔列朗成为第一次复辟的灵魂人物。1813年12月底，立法机构向皇帝提交了约瑟夫·莱内（Joseph Lainé）起草的请愿书。莱内本人来自因为大陆封锁而日趋凋敝的波尔多。请愿书的言辞颇为激烈，皆是逆鳞之言：“我们的不幸已经到达极限，我们正经历我们国家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匮乏：商业毁灭、实业消亡……制造这些难以名状的痛苦的根源是什么呢？扰民的行政、赋税的沉重、令人咬牙切齿的征税方式以及更为残酷的征兵制度的弊端。……征兵制已经变成了令全法国深恶痛绝的灾难。……野蛮而毫无意义的战争定期地损害青年人，使之无法从事教育、农业、商业和艺术。”立法机构呼吁拿破仑在执行法律时，必须保护法国人的自由、安全、财产等权利，并保障国民行使政治权利。而且，它还呼吁拿破仑专注于国内的事务，要“抑制冲动，克制20年以来对欧洲各民族构成致命威胁的野心”
。拿破仑读到立法机构的请愿书后，龙颜大怒，在1814年1月1日宣布延迟召开立法会议，宣称唯有他自己才是国民意志的真正代表，因为他多次获得全民公决的认可。
留在法国境内的保皇党也伺机蠢蠢欲动。长期以慈善或宗教组织为掩护的贵族们变成波旁王朝在国内的铁杆势力。作为命丧大革命的前巴黎督办官的儿子，费迪南·德贝尔捷·德索维尼（Ferdinand de Bertier de Sauvigny）在1810年创建“信仰骑士团”（chevaliers de la Foi）。索维尼仿效共济会，秘密结社，并建立严格的等级制度，致力于实现在法国复辟君主制和在罗马重建教皇的世俗权力的双重目标。“信仰骑士团”利用各省的网络，积极串联法国的保皇势力，它的中央委员会更是网罗了大批未来极端保皇党的领袖人物，如波利尼亚克（Polignac）、马太·德蒙莫朗西（Matheiu de Montmorency）、亚历克西·德诺阿伊（Alexis de Noailles）等。保皇党四处张贴海报，许诺波旁王朝复辟后，将会带来和平，取缔苛捐杂税，尤其是要取消“联合税”。
地方政治精英也或明或暗地表达对帝国的不满，桑斯和欧塞尔的市议会还公然发表了复辟的声明，宣布“要让所有法国人都感受到更加团结在其君主的王座周围的需要。”
事实上，联军在入侵法国时，也受到许多地区军民的夹道欢迎。在弗朗什-孔代，奥地利人被视为解放者。在南锡，贵族们为普鲁士的元帅布留切（Blücher）举办欢迎宴会，后者宣称他的军队承担的唯一使命就是从暴君的手中解救法国人。
甚至，波拿巴家族的成员们也无法做到众志成城。在拿破仑在前线奋勇杀敌之际，由皇后玛丽-路易斯、帝国监国（lieutenant générale de l'Empire）约瑟夫·波拿巴、掌玺大臣康巴塞雷斯（Cambacérès）、内政大臣蒙塔利韦（Montalivet）、陆军大臣克拉克·德费尔特（Clark de Feltre）和警务大臣罗维戈（Rovigo）组成的摄政会议表现得犹豫不决和软弱无能。3月28日，在联军占领马恩河后，拿破仑命令皇后以及罗马王撤到布洛涅森林。身为帝国监国，负责驻防巴黎的约瑟夫·波拿巴既没有积极组织抵抗，也没有发动民众反抗外敌，便和进入巴黎的反法联军签订了城下之盟。皇后玛丽-路易斯在布洛涅森林见到前来说服的俄国和奥地利的官员后，也匆忙来到巴黎，拜见其父亲奥地利国王。她和罗马王立刻得到了奥地利的庇护承诺。帝国家族的其他成员，也纷纷逃亡瑞士和意大利。
不过，尽管人民继续征战的愿望并不强烈，但在绝大多数普通民众的心中，拿破仑依然拥有较高的威望。法国农民在呼吁取缔“联合税”
的同时，仍然高呼“皇帝万岁”的口号。在1814年1月各省省长的报告中，没有提及人民反对拿破仑的怨恨与威胁。拿破仑不可战胜的神话还没有幻灭，有人还对拿破仑最终取得胜利深信不疑。由此不难理解，在第一帝国覆灭后，皇帝遭到政治精英的背叛才失败的神话为什么会在广大农民当中广泛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