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六月起义

欧洲政治局势的恶化加剧了行政委员会的困境。由于波兰民族主义者的激烈抗争，普鲁士似乎准备承认被奥地利、俄罗斯及其自身瓜分的波兰。为了避免和俄罗斯产生冲突，普鲁士才放弃了这个念头。俄罗斯在国内颁布了紧急状态法，残酷镇压波兰人的起义；奥地利在加利西亚地区大量屠杀波兰人。面对自1794年和1830年以来始终希望赢得民族独立的波兰人，法国人充满同情。激进派俱乐部多次向议会请愿，要求法国进行干预。但是，无论是议会，还是新任外交部长茹尔·巴斯蒂都没有采取行动。

1848年5月15日，巴黎民众在巴士底狱广场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和平集会。他们走向协和广场，随后涌向波旁宫。由于少数人的煽动，游行队伍闯进了国民自卫军看守糟糕的议会。拉马丁、赖德律-罗兰、路易·勃朗和拉斯帕伊要求游行者自行解散。革命俱乐部的领导人布朗基发表演说，要求捍卫波兰人民的解放事业。有人还高呼：“以人民的名义，解散国民议会！”政治气氛陷入剑拔弩张的状态。在国民自卫军的保护下，代表们慌忙离开议会。有些激进派还前往市政厅，试图再次发动革命，不过被市长马拉斯特成功阻止。拉马丁和赖德律-罗兰调集国民自卫军，冲向闹事的人们，5月15日事件被平息。

5月15日事件虽然没有造成伤亡，却让温和派占据主导地位的临时政府和议会感到害怕，他们似乎看到了1793年的幽灵再现。临时政府迅速采取措施，逮捕5月15日游行的组织者，如阿尔伯特、布朗基、拉斯帕伊和巴尔贝斯。工人出身的警察局长科西迪埃（Caussidière）被褫夺官职，卢森堡委员会也被解散。在外省，共和国的特派员们在完成使命后，被更为温和的省长们取代。新任省长们在镇压工人运动时毫不手软。在圣艾蒂安，共和派省长皮埃尔-安托万·圣试图结束工人罢工以及抢劫修道院工场的行为。5月15日事件造成的消极结果“是使布朗基及其同道者，即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领袖们［……］退出社会舞台” ，温和自由派全面攫取了临时政府的领导权。

行政委员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依然是经济问题，信任危机和失业依然在恶化。“45生丁税”在6月初开始产生后果，不满的民众纷纷向国民议会或省议会呈递请愿。譬如，图卢兹市政厅收到了超过3万份要求减税的请愿。但制宪议会坚持征收“45生丁税”以及盐税、酒税。共和国开始了更加严苛的征税活动，也由此引发了农民的抗议。法国的南方，尤其是克勒兹、阿韦龙、多尔多涅、热尔、比利牛斯、塔恩、洛泽尔、加罗以及埃罗等西南省份，出现了公开的反对，重新变成反抗中央国家最激烈的地区。被经济危机沉重打击的山地以及葡萄种植区，反抗尤其激烈。在热尔省的马拉巴，一场抗税骚乱让14个乡镇联合起来，它的领导人发出恫吓，要杀死和烧死那些愿意缴税的人。由于45生丁税，法国农民对巴黎工人、社会主义者以及平均派的仇恨与日俱增。5月29日，多尔多涅省奥里亚克市的民众表达了对巴黎国家工场的仇恨：“我们要以我们为榜样的工人，不要假装劳动，但实际上却什么也不做的工人。”农民们的骚乱导致很多人抛弃了“良好共和国”的观念，向保皇派的大地主们渐趋靠拢，并为自己曾经投票创建共和国感到遗憾。但总体上，农民的抗税活动并没有撼动共和国的根基。

对温和共和派而言，最大的威胁不是农民的抗税，而是不断壮大的工人运动。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促进了不同行业组建社团的行动，如里昂的女裁缝、土伦的裁缝和鞋匠建立了生产合作社，里尔创建了纺纱工人的博爱联合会。在这些或多或少受到社会主义影响的社团里，人们认为应当消灭中介和“寄生虫”，并借助结社，实现每个人的解放。迫于压力，一些工厂的管理层吸收了工人代表，并把每天劳动时间降到9小时。工人社团的急剧增加和工人运动的方兴未艾，让资本家担心自身财产的安全。对温和共和派以及保守派而言，市场自由和财产私有制依然是不可侵犯的信条。

在6月4日的巴黎补选中，社会主义者蒲鲁东和勒鲁当选议员，奥尔良派的梯也尔和正统派尚加尼耶（Changarnier）将军也受到了选民的青睐。新入选的梯也尔团结了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政治精英，他们敌视工人运动，对国家工场更是大张挞伐。天主教信徒法卢子爵表达了保守派对于国家工场的普遍看法：“每天将17万法郎用于组织罢工，全年的花费将多达6000万。”他们指责临时政府用公共财政供养懒汉，并将会因此背上沉重的财政包袱。在某种意义上，保守派的指责并非完全无道理。自从国家工场创建之日起，它们招募的工人数量急剧攀升。3月15日，6000人；3月30日，3万人；4月16日，6.4万人；4月30日，11.7万人。

5月15日事件后，温和共和派的态度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他们认为国家工场不但在经济上难以为继，而且也容易变成左派势力的大本营。从5月中旬起，议会开始严肃讨论解散国家工场的可能。6月中旬，公共工程部向议会提交了一份要求解散国家工场的议案：所有年龄在18—25岁的工人全部应征入伍；其他工人将被送到外省，从事开凿运河或开采矿山的艰苦劳动。面对如此严苛的议案，国家工场的领导人埃米尔·托马斯提出辞呈，以示抗议。6月21日，国民议会通过了该法令。

解散国家工场的法令立刻点燃了巴黎民众的怒火，他们重新修建街垒。6月23日，战斗在圣德尼门和塞纳河左岸打响。24日，起义者占据的地盘渐趋缩小，但抵抗依然坚决。议会宣布巴黎进入紧急状态，解散行政委员会，并把所有权力授予卡芬雅克将军。第二天，卡芬雅克调集3万军队，动员国民自卫军，加强了对起义街区的进攻。同时，卡芬雅克还召集了10万外省国民自卫军，他们主要由贵族、地主、工人、工匠、农民等人组成。许多人在抵达巴黎后，立即投入战斗。此外，和起义者的社会成分无甚区别的1.5万别动队也出人意料地支持政府，把枪口对准了昔日的亲人、邻居和朋友。尽管战斗异常激烈，仍有一些真诚善良的人穿梭于各个街垒，希望推动起义者与政府的和解。巴黎大主教阿夫尔和布雷亚将军（Bréa）在积极斡旋的过程中身亡。阿拉戈在先贤祠、维克多·雨果圣路易街道也劝说和解，但他们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6月26日，起义在血泊中结束。巴黎街头流淌的鲜血提醒人们，权力不属于街头，而是属于国民选举产生的议会。

随后，卡芬雅克将军主导了一连串的武装镇压。人们利用刺刀在街垒后面刺杀，或者经过临时审判，就地枪决。青年别动队尤其残暴，外省的国民自卫军在屠杀同胞时同样毫不手软。根据巴黎警察局的统计，1400人死亡，医院接收了1700个伤员。但有些历史学家指出，六月起义者的牺牲者不止于此，可能有11000人被逮捕，4000名起义者和1600名士兵死亡。西尔维·阿普里勒（Sylvie Aprile）认为，双方死亡的总数应当在4000人左右。 但无论如何，所有人都不否认这是一场赤裸裸的屠杀。青年医生德雅克（Déjacque）痛心疾首地说道：“自从世界诞生，人们还没有见过如此野蛮的杀戮。”

在六月起义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明显出现分化，走向了对立的阵营。六月起义者的社会成分主要是遭受经济危机重创的熟练工人，如机械师、建筑工人、鞋匠等，也包括一些缺乏专业技能的日工和劳动者。相反，曾经参加二月革命的雇员、店主、记者、律师以及激进派的领导人都没有参与其中，他们这一次都站在了起义者的对立面。起义者不仅要保存国家工场，也希望创建一个民主的和社会的共和国。第八区的起义者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政治纲领：“我们要求创建一个民主的与社会的共和国。在国家的帮助下，劳工自由结社。控诉人民代表和部长们，并立即逮捕行政委员会。公民们，你们要记住，你们才是主权者。” 作为六月起义的重要见证人，托克维尔指出了它具备一个不同于以往革命的显著特征：“那就是它没有以改变政府的体制为目的，而是以变更社会的秩序为目的。实际上，它不是政治斗争，而是一场阶级的战斗，一种奴隶造反的战争。”托克维尔明确表示，法国社会已经形成两大对立阵营，“一部分是一无所有的人被共同的贪婪联合在一起；另一部分是拥有一些财产而被共同的苦恼联合在一起。这两大阶级之间再无其他的联系和其他的共同感，而是双方都在想斗争将不可避免” 。马克思的论断是：“在六月的日子里，一切阶级和党派都团结成一个维护秩序的党来反对无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党。它们从‘社会之敌’手里‘救出了’社会。”

六月起义的失败结束了二月革命开启的激进化进程。不久以后，政府颁布法令，“纪念1848年6月为捍卫共和国而捐躯的人”。曾经被称为“六月屠夫”的卡芬雅克，变身为“六月的拯救者”。6月28日，国民议会任命他为最高行政长官，组建更加保守的新政府。他的政府包括若干曾经驻扎过阿尔及利亚的将军、律师安托万·塞纳尔（Antoine Sénard）、银行家古德绍（Goudchaux）以及路易-菲利普的大臣迪福尔（Dufaure）。此时，卡芬雅克几乎建立了罗马意义上的独裁统治。然而，卡芬雅克是一位坚定的共和主义者，既没有构陷共和国，也没有威胁议会制度。对他而言，问题的关键是要捍卫国民议会代表的法律。

卡芬雅克政府成立专门的调查委员会，对六月起义负有责任的人，哪怕他们没有参加街垒战斗，也予以严惩。400个起义者被流放到阿尔及利亚，40人流放到圭亚那，更多的人囚禁在法国本土的监狱里。同时，为了释放和解的诚意，卡芬雅克政府宣布大赦，在1848年6—12月期间，总共释放了10000多人。

6月以后，卡芬雅克政府加强了对社会的控制。为了清除巴黎的危险分子，采取了一系列的防范措施。政府鼓励1.2万失业工人离开法国，前往阿尔及利亚谋生；社会主义者由于认为有可能在阿尔及利亚建立更加公正的社会，所以也对他们进行资助。同时，他颁布法令，限制二月革命确立的自由。譬如，新的出版法重新确立了报纸的保证金制度。对此，拉梅内在《制宪人民报》批评道：“这份报纸将和共和国一起诞生，和共和国一起死亡。……让穷人闭嘴吧！”在社会问题上，政府的立场更为保守，将最低劳动时间重新恢复到12小时，而维克多·孔西岱朗向制宪议会提交的妇女投票权草案被否决。7月25日，议会禁止成立妇女俱乐部和儿童俱乐部。

毫不夸张地说，法国社会全面保守化，人们仇恨巴黎人，仇恨工人，尤其仇恨社会主义，希望告别革命，尽快恢复社会秩序。在此背景下，国民议会起草、讨论和表决了新宪法。 LW0h11AlLbgbiAMhWt0H8lU0ceD4RFTrCQjgXu8Js5Ro29sSYazKl0phsnnqYe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