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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3月5日法律以及3月8日法律规定，年满21周岁，定居时间超过6个月的法国男性公民拥有选举权，年满25周岁者拥有被选举权。新法律不论地位和财富，只要在选民簿上进行有效注册，便能参与投票。法国选民人数由此急剧增加，从24.6万增加到900万。这两项法律还规定，4月9日举行普选。
这是法国历史上第一次成年男性公民的普选，但规模庞大的选举并非没有先例。尽管1791年宪法区分了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但还是有540万的男性公民参加了1791年夏天的立法选举。复辟王朝实行纳税选举，缴纳300法郎直接税的男性公民拥有选举权，致使选民的数量降到10万人。七月王朝同样奉行纳税选举，但把选举的纳税金额降到200法郎，选民的数量由此增加了一倍多。七月王朝期间，国民自卫军的组建采取了选举方式，它比立法选举更为民主，只要有能力提供服装与武器，即有资格入选。1831年3月21日市镇选举法允许将近300万人（即法国男性公民的三分之一）参加市镇选举。
对于法国即将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性普选，临时政府的宣言满怀希望，相信它能消除阶级冲突，确立社会平等，实现国家团结：“本选举法［……］最为广泛；迄今为止，地球上没有一个民族，曾经召集人民行使最高的人权，行使自身的主权。自本法起，法国不再有无产阶级。”
在奥尔良王朝被推翻后，各个党派都公开表示拥护普选，它们深知即将举行的普选关系到法国的未来走向。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选择共和国抑或君主制，而是要在社会共和国与保守共和国之间作出抉择。社会共和国的支持者生活在巴黎和大城市，保守共和国的拥护者主要集中于农村。临时政府为了解决财政赤字，决定在3月16日开征“四十五生丁税”：即每支付直接税（土地税、动产税、门窗税、契税）1法郎，再额外加征45生丁税。此种做法虽是出于财政需求，但在政治上却颇为短视，导致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痛恨共和国，至少痛恨执掌政权的共和派领导人。不难理解，社会和共和国与保守共和国的竞争注定是一场不平等的对决。因此，民主派认为，实行普选的时机尚未成熟，坚持推迟选举，继续实施针对整个法国的过渡统治。以拉马丁为首的温和共和派则认为，应当如期举行选举。
在巴黎，人们在是否延期选举的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对峙。由于革命在工业家、银行家和商人当中造成了恐慌，在1848年初略有好转的法国经济再度恶化，工商业遭到重创，金融业也陷入危机。巴黎富裕街区对法国的未来走向忧心忡忡。3月16日，资产阶级街区的国民自卫军头戴皮帽，举行游行示威，到市政厅抗议。据统计，戴皮帽的游行队伍聚集了30000人。按照莫里斯·阿居隆的说法，这是“右翼反对派”的第一次示威。3月17日，左派发起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游行，动员学生、雇员、工人与劳动者参加，游行者呼吁延期选举，高呼“保卫共和国”的口号。游行者取得的成功颇为有限，临时政府只同意将选举推迟到4月23日，国民自卫军再次发动拥护临时政府的游行，高呼“打倒共产主义者！打倒布朗基！打倒路易·勃朗！拉马丁万岁！”为了缓和日趋紧张的局势，临时政府仿效1790年的结盟节，决定在4月20日举行盛大的博爱节。它似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召集了将近100万人参加；它激发了人民的爱国主义，暂时缓和了各个派别的敌对情绪。
然而，三天后的普选又让政治局势变得紧张。为了应付即将到来的选举，保守派（即奥尔良派与正统派）、温和的共和派、激进共和派、社会共和派纷纷成立了各自的选举委员会。选举委员会在乱哄哄的气氛中酝酿候选人名单，有时同一个人会出现在好几份名单上。随后，各选举委员会利用自身的影响，在首府、乡镇和乡村中宣传其候选人。无论大城市还是小城镇都有自己的俱乐部，俱乐部要求候选人解释自己的思想、行动和竞选纲领。
4月23日是周末，正值复活节，揭开了选举的帷幕。在举行弥撒后，民众前往投票箱。选举活动安排在县府所在地举行，因为临时政府希望适应许多市政府没有办公场所的实际状况，同时也为了限制地方精英和贵族的影响。在乡村地区，由于村庄距离首府很远，故而没有把选举日期定在复活节，而是选在集市的日子。人们有时采取游行队伍的形式，高唱歌曲，挥舞旗帜，通常由一个教士或贵族率领，托克维尔就给我们留下了一幅生动的画面：“我们大家要一起到离我们村约有4公里的圣皮埃尔镇去投票。选举日的早晨，全体选民即年满20岁的男性居民，都到教堂的前面集合。全体选民按姓氏的第一个字母的顺序两个人两个人地排成一长列，我自然要站在我的姓名应站的位置随队前进，因为我知道在民主时代和民主国家，应当在民众中起带头作用，不能随便加塞儿。长长的队伍的最后部分是驮在马上或坐在车上的残疾人或病人，他们也要接着我们投票。没有来的只是妇女和儿童。”
在投票点，人们仓促设置了投票箱。在投票期间，出现一些冲突，如拒绝赋予教士投票权，反对和邻村同时投票等。在社会矛盾紧张的地区，令人失望的投票结果还引发了社会骚乱。在鲁昂，冲突造成40人死亡，政府逮捕了600人。在利摩日，“工人群众协会”解除资产阶级国民自卫军的武装，夺取了城市。除了这些插曲外，1848年4月的普选总体上还算顺利，民众投票也颇为积极，投票率高达83%。
4月28日，普选结果产生。以拉马丁为首的温和派取得了重大胜利，在900个议席中获得了大约500个。拉马丁本人同时在10个省份当选，在巴黎获得的选票数量更是遥遥领先。正统派和奥尔良派分别获得200个和50个议席。左派获得了150个席位，赖德律-罗兰、路易·勃朗和阿尔伯特也顺利当选，但布朗基、卡贝和拉斯帕伊则在选举中落败。4月选举的结果表明，三色旗的共和国战胜了红旗的共和国。
新议会的社会构成迥然不同于七月王朝：在3名主教、15名教士和122名地主和工业家之外，还有235名律师、26名记者、24名工人、18名农民。所有人都自称“共和派”，但如果考虑1846年议会的165名议员重新当选的事实，就知道很多人是因为局势的变化才被迫拥护共和国。而且，路易-菲利普的王朝反对派，如奥迪隆·巴罗、托克维尔、夏尔勒·德雷米扎、莫甘（Mauguin）当选。
5月4日，900名议员聚集在波旁宫，重新宣布建立共和国。新议会任命了新的行政机构——行政委员会，取代临时政府。制宪议会代表们希望借此宣告，新政权的正当性产生于民族的投票，而非来自革命。根据督政府的经验，人们决定把行政委员会的人数限定为5人，从临时政府的成员当中遴选。行政委员会由阿拉戈、加尼耶-帕热斯、马利、拉马丁和赖德律-罗兰等组成。巴黎市长依旧由马拉斯特担任。议会选举了53岁的布歇担任主席。布歇既是共和派、社会主义者，也是天主教徒；他完美体现了议会希望继续依赖的1848年精神。行政委员会仍然认为自己是临时权力机构，在新制度最终确立以前，肩负着过渡政府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当选议员的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和阿尔伯特被排除在核心的权力机构之外。这表明左派正在被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