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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2月22日，一群人靠近本应举行宴会的协和广场集会，和军队发生冲突，巴黎民众变得群情激昂。第二天，更多人涌向街头，聚集在市中心。路易-菲利普政权派出了国民自卫军前往镇压，但国民自卫军抵达现场后却选择加入民众，高呼：“打倒基佐，改革万岁！”路易-菲利普意识到了危险，作出妥协，接受基佐辞呈，授权莫莱组阁。改组内阁的消息传出后，巴黎民众兴高采烈，欢呼胜利，七月王朝似乎可以安然度过危机。然而，一个偶然事件改变了事态的发展。庆祝胜利的游行队伍经过外交部门口时，和卫兵的冲突引发了枪击，导致上百人倒在血泊中。民众抢走了遇难者的尸体，举行著名的“尸体游行”，把政府的攻击直观地呈现在人民面前，瞬间点燃了巴黎人民的愤怒之火。2月23日，在巴黎的整个东部，都建立了街垒。街垒最早出现于宗教战争期间，它们在1789年和1830年变成了革命的象征。它们的重新出现表明，群众运动的性质出现了变化，骚乱演变成了起义。巴黎民众与军队的斗争爆发了。路易-菲利普任命曾经在1834年在特朗斯诺南街道制造野蛮屠杀而臭名昭著的比若（Bugeaud）将军为巴黎驻军司令的愚蠢举动，进一步加剧了民众对军队的敌意。冲突很血腥，民众很勇敢，但军队却表现得犹豫不决，形势很快朝着有利于起义者的方向发展。
面对巴黎民众如火如荼的抗议浪潮，路易-菲利普的本能反应是竭力保全奥尔良王朝。2月24日，他宣布逊位，让位于年仅9岁的巴黎伯爵，由深孚众望的奥尔良公爵夫人而非不得人心的内穆尔公爵摄政。同一天下午，奥尔良公爵夫人匆忙赶到众议院，试图接受新权力，但为时已晚。一部分民众闯入了波旁宫，议会乱成一麻。幸亏有奥尔良派议员和卫兵的保护，奥尔良公爵夫人和巴黎伯爵才得以安全出逃。自此刻起，统治法国十八年的奥尔良王朝寿终正寝。
几乎与此同时，另一部分民众闯入了杜伊勒里宫，将之洗劫一空。他们攻击奥尔良王朝的权力符号，捣毁玻璃和金饰，砸碎国王、苏尔特元帅以及比若将军的肖像。男人佩戴宫廷标志，女人化装成自由女神，他们大声嚎叫、尽情狂欢。路易-菲利普的王座则被从一个街垒传到另一个街垒，最终在巴士底狱遭到了象征性的焚烧。
瞬间，巴黎出现了权力真空，共和派立即行动起来。和复辟王朝末年一样，反对派报纸的编辑部再次为革命政府提供了主要的领导人。在巴黎市政厅组建临时政府的过程中，共和派报纸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国民报》的经理马拉斯特以及亲近《国民报》的马利、阿拉戈、克雷米约、加尼耶-帕热斯，《改革报》的经理弗洛孔（Flocon）及其支持者赖德律-罗兰皆成了临时政府的要员。同时，在19世纪30年代逐渐壮大的法国社会主义也有路易·勃朗作为代表，工人出身的阿尔伯特也受到推选。灵魂人物拉马丁既不属于《国民报》的温和共和派，也不属于《改革派》的激进派，亦和社会主义阵营无甚关联，却最能体现1848年的幻想。
在临时政府中，拉马丁任外交部长，克雷米约任司法部长，赖德律-罗兰任内政部长，马利任公共工程部长，阿拉戈任海军部长，加尼耶-帕热斯先是担任巴黎市长，随后转任财政部长，而马拉斯特继任巴黎市长。其他的几位部长，如商业部长贝特蒙（Bethmont）、公共教育与宗教部长卡尔诺则不属于临时政府。阿尔伯特和路易·勃朗虽然属于临时政府，却没有担任部长。临时政府组建后，立刻颁布了一系列顺应民心的法令。
在是否立即宣布成立共和国的问题上，临时政府的成员们出现了重大分歧。加尼耶-帕热斯、路易·勃朗和阿尔伯特宣称七月王朝垮台的事实清楚地表明“人民的意志已经宣布了共和国”。但拉马丁和克雷米约则希望作出如下声明，即“临时政府的全体成员宣布成立共和国，前提是要得到即将被咨询的人民的批准”。经过激烈争论后，最后公布的官方措施改为：“临时政府希望成立共和国，前提是要得到即将被咨询的人民的批准。”2月24日晚，拉马丁面向起义者发表演说，宣布在咨询“3600万的灵魂”后，在诉诸作为“一切共和国之首要真理、唯一基础”的普选后，将成立共和国。
2月26日，临时政府成员一致表决通过废除政治死刑的法令。2月29日，取缔贵族爵位，抛弃“复辟”的精神，重建1789年的平等原则。3月2日，再次宣布实行普选制。3月4日，为纪念2月22—24日的死亡者举行了重大的纪念活动。教育部长、自由共和派伊波利特·卡尔诺主张确立免费、义务的、世俗的教育，并倡导男女教师平等的原则。
同时，为了回应巴黎底层民众的诉求，临时政府还颁布了一些社会立法。2月25日，临时政府接见工人代表团的请愿，宣布承认劳动权和结社权。这是法国历史上首次把劳动权提升到如此崇高的地位。2月27日，临时政府创建国家工场，它的领导人是青年工程师埃米尔·托马（Emile Thomas），目的是要给失业工人提供工作，每日分发1.5法郎（由于财政紧张，3月15日降到1法郎）。2月28日，临时政府在卢森堡创设由路易·勃朗和阿尔伯特领导的劳工委员会，吸收231名雇主和242名工人，专门讨论重大的社会问题。3月2日，它颁布巴黎10小时工作日、外省12小时工作日的法律。此外，临时政府还创建了一支两万人左右的别动队，招募16岁以上的失业青年。对于别动队的作用，时人存在不同的看法。一些人认为通过招募青春莽撞而无所事事的青年，可以减少社会动荡的因素，另一些人强调别动队可充当帮助青年摆脱困境的社会实验室。
二月革命爆发时，法国社会氛围总体上是快乐祥和的，渗透着某种博爱的情感和弥赛亚主义。在巴黎街头，无论什么职业或社会地位，人们纷纷效仿1789年的先辈，自称是公民；在信件里，人们真诚地署上自由、博爱和救赎的字眼；在公共场所，革命象征物重新流行，红旗四处飘扬，小红帽到处攒动。对七月王朝的世俗主义和物质主义深恶痛绝的神职人员也在祭坛上满心欢喜地祝圣革命，他们和民众一起栽种自由树。同样，社会主义者也欢呼革命的到来，认为社会重组的时代已经降临。2月25日，激进派和社会主义者要求把红旗变成国旗，但遭到拉马丁的反对，后者主张保留三色旗，认为它是自由、和平和繁荣的象征。
随着出版自由的恢复，印刷品迎来了黄金时代。在1848年2月—3月期间，法国涌现了近300份报纸，宣传画、版画以及其他印刷品更是数不胜数。二月革命爆发后，记者和作家开始鼓吹精英和群众、思想和行动的联盟。大仲马、欧仁·苏和乔治·桑在《共和国公报》（Bulletin de la République）上撰文，以实际行动声援新生的共和国。福楼拜在《情感教育》中详尽描述了1848年革命的巴黎，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海德公园，所有人都在发表演说。人民满腔热情地庆贺“拿撒勒的无产者”，本堂神甫则为之祝福。艺术家们也不甘落后，他们向所有人敞开沙龙的大门。
所有人都把“共和国”挂在嘴边，但不同政治派别对它的理解却大相径庭。在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期间，共和国是1793年的象征，代表着雅各宾派的专政、暴力与恐怖，令保守派与自由派不寒而栗。七月王朝垮台后，自由派皈依共和国，他们接受国民主权原则，认为行政权不再属于国王，主张实行权力分立和代议制。共和派将普选制看作是共和国的代名词，认为政治民主将会消除法国的各种弊端。对于社会主义者和许多工人而言，共和国意味着刻不容缓的社会变革，人民主权意味着将所有权和劳动组织建立在更为公平的原则之上。诚如马克思所言，“每个政党都按自己的观点去解释共和国。手持武器夺得了共和国的无产阶级，在共和国上面盖上了自己的印记，并把它宣布为社会共和国。”
所以，共和国的旗帜掩盖了法国的分裂。人们应当建立自由共和国，还是社会共和国？自由派、共和派与社会主义者的答案迥然不同。
二月革命爆发后，外省城市密切关注并积极响应巴黎的事态发展。由于电报的出现，许多地区几乎在第一时间获悉巴黎出现革命的消息。在里昂，糟糕的天气阻碍了电报的使用，它获悉巴黎起义消息的时间晚了24小时。然而，里昂的反应并不迟缓，主要成分是地主和工业家的激进共和派迅速夺取了省政府和市政府。里昂是法国最具共和色彩的城市，还拥有组织化程度很高的丝织工人，他们主要集中在拉克鲁瓦-鲁斯山坡，他们至今难以忘怀1831年和1834年起义以及七月王朝对它们的残酷镇压。在获悉巴黎起义的消息后，丝织工人们从“劳动的山脉”（米什莱的说法）蜂拥而下，冲破国民自卫军的封锁，夺取了市议会。在新组建的市议会中，38人是无产者。红旗悬挂在市政府，彩色袖章绑在胳膊上。可见，里昂的革命比巴黎更具工人色彩。
在图卢兹，自由共和派支配了市镇委员会。鲁昂也同样如此。自从七月王朝倒台的消息传出后，工人举行游行示威，高呼“共和国万岁！”在19世纪40年代日趋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反英情绪的影响下，工人们也喊出了“打倒英国人”的口号。绝大多数的城市都组建了国民自卫军，俱乐部如春笋般涌现，哪怕像卡奥尔、多勒、勒撒布勒-多罗纳这样的小城市也不例外。
革命爆发后，民众的请愿活动不断增加。在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期间，请愿是各个社会阶层向君主和政府表达意愿的常见方式。二月革命导致请愿活动井喷，共和派、工业家、工人的请愿队伍源源不断地涌到巴黎市政厅，农民们也纷纷传递了要求取缔酒税的陈情书。七月王朝末期如火如荼的宴会运动继续存在，但它们的象征意义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在菜名或祝酒词里增加了对自由、平等、博爱与共和国的期望和祝福。庆祝共和国成立的宴会遍布城市、乡镇和山村。同样，乡村也种植自由树，并通常伴随着官方的庆典活动和教会的祝圣仪式。和巴黎一样，外省也掀起了反对奥尔良王室成员，尤其是针对路易-菲利普的浪潮。道路不再以路易-菲利普命名，国王的雕塑、肖像和绘画悉数遭到摧毁。在雷恩，一个镇长还鼓励当地儿童用石头投掷路易-菲利普的雕塑：“我们希望你们比巴黎人更强大，请你们捡起石头，往上砸。第一个砸到其阴部的，将会得到一个苏的奖励。”
在工场里，工人捣毁机器的做法日渐频繁。在经济疲软，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工人把怒气撒在取代人力的机器上。印刷业、纺纱业、织布业以及打谷业都出现过捣毁机器的行为。用榔头砸毁机器或用火焚烧似乎是一种落后而野蛮的暴力，但它们却表现了工人对资本主义和现代机器工业的本能反抗。根据法国学者的统计，捣毁机器的地理分布和1846年爆发经济危机、刚引入机械化生产的地区高度重合，如兰斯、诺曼底、阿登省、孚日省、厄尔省、塞纳-马恩省、奥布省、安省以及里昂。
在农村，农民的反抗对象却有所不同。在许多山地，农民对1827年森林法和1844年狩猎法尤为不满。1827年森林法对森林的开发与利用作出了严苛规定，林地开垦必须得到政府批准，森林放牧遭到禁止。1844年5月3日法律则进一步限制了农民在森林中狩猎的权利。地主、商人和政府趁机攫取了大量森林，并改变了它的用法。由于法国开采的煤炭无法满足方兴未艾的冶炼业和铸造业的全部需求，许多中小规模的冶炼厂和铸造厂都建在林区附近，以获得木炭。由此，农民和森林的所有者以及捍卫其所有权的政府经常出现冲突。根据相关统计，1848年2月革命后出现了120次森林骚乱，主要集中在比利牛斯山脉、中央高原和莫尔旺地区。农民经常砸毁栅栏，占领空地，砍伐森林，闯入属于贵族但有争议的河流与林地。他们攻击森林的承包者，也追打税务员。他们认为，新生的共和国将会支持民众反对森林所有者的正义斗争，支持他们重新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利。1848年3月3日，三个青年面对前来阻止冲突的警察，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无需害怕，因为我们生活在自由的时代。”
最后，二月革命也引发了一些民众反抗地方政府，抵制警察执法的行为。在2—6月期间，全国各地出现了72起冲击警察的暴力事件。不过，冲突主要出现在乡村而非城市，集中在中央高原、比利牛斯山脉、地中海沿岸、里昂、阿利埃省、歇尔省，东部边界也有零星的反抗。相对而言，北部和南部更为平静。
也有一些地方没有追随巴黎的步伐，它们或是静观其变，或是满腹狐疑，或是漠不关心。马赛虽然是反革命的大本营，但在共和国特派员抵达后，当地的精英和民众在3月1日宣布拥护共和国。雷恩的大主教布罗赛-圣马克（Brossays-Saint-Marc）经过一番挣扎后，也表态效忠共和国。某些远离城市、落后闭塞的乡村地区很少受到革命的影响。在菲尼斯泰尔省，人们既没有革命的幻想，也没有种植自由树。杜省的多数地区同样安静，与世隔绝的乡镇没有受到革命的冲击。二月革命虽曾引起了一些怀疑，让他们感到恐惧，但多数人持欢迎态度。在许多地区，正统派贵族和对反教权主义不满的教士并不留恋被推翻的旧政权。
和法国大革命一样，二月革命在整个欧洲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但和1789年不同，在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前，欧洲已经出现一些革命运动，如1847年的瑞士内战、1848年1月巴勒莫、米兰、威尼斯等意大利城市的起义，它们主要是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民族独立运动。因此，我们不应当孤立地看待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而应当将之置于欧洲革命的广阔视野下理解。
反过来，二月革命的爆发则进一步推动了欧洲革命的发展。3月3日，匈牙利民族主义者要求匈牙利议会宣布独立。随后，革命浪潮席卷德意志地区，许多地区的政府被革命者掀翻，3月18—19日柏林民众也迫使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作出让步，宣布要进行自上而下的君主立宪改革。3月31日，自由派和民主派的代表们还在法兰克福组建议会，呼吁实现德国的统一并进行政治改革。
欧洲各国爆发的革命运动和1848年巴黎的二月起义有许多相同的政治诉求，如反对1815年维也纳体系的欧洲领土安排，反对绝对君主制，资产阶级要求扩大政治参与，尊重民族自决的原则，并希望解决工业化与城市化不断加剧的社会问题。由于电报的广泛使用和铁路带来的交通便捷，由于学生、工人和政治流亡者的跨境流动，由于报纸、漫画、宣传册以及歌曲在欧洲范围内的广泛流通，各国革命运动纷纷仿效巴黎民众。譬如，维也纳的起义者要求创建“别动队”，威腾堡种植自由树，许多城市建立了街垒。但是，并非所有的地区都希望建立共和国。譬如，日耳曼地区拒绝建立共和国，而是主张颁布类似于1830年宪章的自由宪法。意大利人、波兰人和匈牙利人的目标主要是摆脱异族的统治，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而政治变革是从属目标。
在3—4月期间，波兰人、瑞士人、德意志人、希腊人纷纷派遣代表团抵达巴黎，表达了其对二月革命的支持。他们得到了外交部长拉马丁的热情接待。然而，在面对纷至沓来要求法国援助的呼声，务实的拉马丁在发表友好声明的同时，却拒绝提供实际的帮助。拉马丁的姿态遭到了同情各国民族主义运动的激进媒体的口诛笔伐，但作为职业外交家，他清楚地知道为了维护新生共和国，避免欧洲君主国组建新的反法联军，就要打消欧洲君主国的焦虑、狐疑和敌意。临时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审慎成功避免法国再次置身于1814年的孤立险境，却让欧洲君主国能够毫无顾虑地镇压境内的革命、起义与改革运动，意大利、匈牙利、波兰的民族起义迅速遭到扑灭，德意志地区的法兰克福议会也被普鲁士取缔。
1848年春天欧洲范围内的革命运动尽管都遭到了镇压，尽管它的影响无法和法国大革命相提并论，但它却是19世纪覆盖范围最大的革命运动。同时，它的影响是如此之深远，以至于它爆发的季节——春天也变成了革命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