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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因循守旧，拒绝改革，所以奥尔良王朝始终无法很好地满足民众的期望，平息政治反对派的怒火。在1840—1846年期间，法国经济繁荣，法国民众拥有较高的就业率，尚能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所以能够忍受基佐的“木桩政府”。然而，1846年土豆病害暴发，并在欧洲蔓延，法国也没有幸免于难。同年，由于糟糕的气候，小麦也面临严重歉收。
法国农民由此陷入异常窘迫的境地。奥德省卡内市的居民写信给省长抱怨说：“毫无疑问，对于备受煎熬的贫困阶级而言，没有比这更糟糕的灾难了。除了严酷的气候，除了陷穷人于困境的1846年歉收，卡内的居民还不得不在去年夏天和一场残酷的流行病作斗争。”
许多地方还因为食物紧张和粮价飞涨，出现了严重的社会骚乱。1847年1月14日，在贝里省的比藏塞，饥民抢劫粮店，并打死一个小麦商贩。省长闻讯后带领25个龙骑兵前往处理，结果被民众打得落荒而逃。随后，省长率领众多军队进行了镇压，逮捕12名骚乱者，判处其中的3人死刑，并在同年的4月16日执行。由于农业歉收，广大农民只能把微不足道的收入用于购买生存资料，而无法购买工业品。因此，在国际竞争力不足的法国工产品出现严重滞销，许多工厂倒闭，精明的老板也选择歇业静观其变，所以法国各个城市的街头出现了不计其数的失业工人与流浪汉。此外，银行破产，地租下降，工业家、银行家和大地主也颇为不满。
1847年是七月王朝的声望降到谷底的年份。在这一年里，爆发了许多重大的政治丑闻。5月份，曾经担任过陆军大臣的德旁-屈比埃（Despans-Cubières）将军及其控制的盐矿公司为了重新获得开采权，用94000法郎贿赂公共工程事务大臣泰斯特（Teste）的丑闻爆发。贵族院审理后，判处泰斯特监禁，没收94000法郎的贿赂所得并课以相同金额的罚款。8月17日，贵族院代表舒瓦瑟尔-普拉斯林谋杀妻子的丑闻曝光后服毒自杀的消息更是引起了轩然大波。此外，奥尔良家族也由于茹安维尔亲王的副官兜售官职的丑闻而狼狈不堪。七月王朝统治阶层的官商勾结、贪污舞弊、道德堕落让很多人产生了法国社会已处在崩溃边缘的想法。1847年8月27日，远在诺曼底的托克维尔在其日记中如是评价了巴黎的系列政治丑闻：“我发现，国家已经处在一种令人恐惧的道德状态中。屈比埃的审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八天以来人们始终关注的、可怕的普拉斯林故事更是把人们抛入了某种难以名状的恐怖和重大疾病之中。我承认，它也在我身上产生了相同的效果。我从来没有听过一桩犯罪，能让自己如此痛苦地回归一般的人以及我所处时代的人性。这样的判决给人带来多么大的颠覆啊！就好像在连续不断的革命中，人们只能看到灰烬。”9月1日，远在阿尔及利亚的圣阿诺（Saint-Arnaud）在写给其兄弟的信中说道：“什么样的世纪！什么样的危机！什么样致命的年代！大臣、贵族、将军、总督、领导人以及社会的精英成为被告，舒瓦瑟尔-普拉斯林更是把匕首刺向了法国贵族的心脏。在这个病态的社会里，哪一个人没有患上某种令人厌恶的疾病呢？”
即便是基佐，也在9月8日写道：“法国已经病入膏肓。”
1847年也是革命意识形态高涨的年份。这一年，法国出版了三部销量惊人、影响深远的法国大革命史著作。2月份，路易·勃朗和茹尔·米什莱几乎同时出版了《法国大革命史》的前几卷。作为雅各宾派、罗伯斯庇尔的崇拜者和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批评了1789年太过资产阶级化和个人主义，讴歌共和二年的博爱。米什莱在序言里，从人民的立场对法国大革命进行了重新诠释：“在我们大革命既人道又仁慈的阶段，人民、全体人民、所有人是行动者。在暴力和危险使之走向血腥的阶段，少数人甚至极少数人是行动者。”几个星期后，拉马丁的《吉伦特派史》横空出世。他虽然以吉伦特派为书名，但实际上是叙述了从三级会议到热月政变的整部法国革命史。拉马丁讴歌了大革命尤其是吉伦特派。勃朗、米什莱和拉马丁的革命叙事重新激发了法国民众的革命想象。
社会危机、政治丑闻以及革命意识形态的流行导致法国民众的心理出现了明显变化。在此情形下，王朝政治反对派再度发起旨在推动选举改革的宴会运动。1847年夏，迪韦尔热·德奥拉纳提出了把纳税选举的标准从200法郎降到100法郎，但遭到保守派多数的否决。基佐表示：“在原则上，我们的选举体系既良善，也正当；在实践上，它既有用，也有效。”基佐指出，缴纳200法郎的“合法国家”并不封闭，它会随着经济的繁荣、财富的增加以及教育的进步向更多人敞开，所以降低选举的纳税金额不仅没必要，而且很危险。在德奥拉纳的议案遭到否决后，王朝反对派决定改弦更张，在议会之外，诉诸公共舆论。
由于集会和结社属于非法，选举改革的支持者采取私人宴会的形式，回避法律的打击。1847年7月9日，巴黎出现了第一场宴会运动，出席的宾客人数多达1 200人。在宴会上，人们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呼吁减少选举的纳税金额，反对腐败，揭露社会经济的困难。宴会运动迅速蔓延，阿拉斯、鲁昂、斯特拉斯堡和圣康坦等城市都组织过类似的抗议活动。组织者主要是王朝反对派的显贵们，他们的目标仅限于要求把选举的纳税金额降低到100法郎，反对公务员兼任立法代表。但共和派也组织了一些宴会运动，赖德律-罗兰在11月7日的宴会上提出了要求实现普选的口号，而12月19日索恩河畔沙隆的宴会祝酒词是“致敬法国大革命！致敬制宪议会、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的不可分割！”据统计，28个省份总共举办了50多场政治宴会。
然而，这并没有动摇基佐拒绝改革的决心，他在1848年2月12日再度否决了要求选举改革的议案。1848年1月14日，在基佐的授意下，巴黎警察局还禁止了穆夫塔尔街道的宴会。迫于压力，王朝反对派作出妥协，放弃组织宴会。但是，《国民报》代表的温和共和派、《改革报》代表的激进派以及《和平的民主报》代表的社会主义者依然坚持举办宴会运动。2月21日，《国民报》的主编马拉斯特撰文宣称将在22日举办宴会。王朝左派拒绝参加，只有7名共和派议员表达了支持。
翌日，共和派报纸的记者、法学院与医学院的学生以及许多普通民众按照约定在马德莱娜广场集合，举行游行示威。面对勇敢走上街头的游行群众，路易-菲利普采取了前后矛盾、纰漏百出的应对措施，反而加剧了矛盾，导致和平的抗争活动演变成流血革命。最终，路易-菲利普也走向了和其前任查理十世相同的命运，仓皇出逃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