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基佐时刻

1840年10月29日，国王任命苏尔特元帅为新内阁总理。苏尔特元帅担任陆军大臣，基佐任外交大臣，迪沙泰尔任内政大臣，马丁·蒂诺儿（Martin du Nord）任司法大臣，于曼（Humann）任财政大臣，历史学家魏莱曼任公共教育部大臣，工业家屈南-格里代纳任工商部大臣。尽管苏尔特元帅是总理，但基佐才是这届内阁的灵魂人物。

基佐出身于新教家庭，是信条派的领袖。路易-菲利普曾经认为基佐应当为受其青睐的莫莱内阁的垮台负有主要的责任，对之缺乏好感。但是，基佐在担任驻英大使期间维护英法友好关系，竭力维护欧洲和平的做法，大大改善了国王对他的看法。而且，基佐不惜一切代价要维护国家稳定的立场，更是让日趋保守、只图安稳将政权传给下一代的年迈国王感到称心如意。由此，基佐和路易-菲利普开启了长达七年的保守政府。

基佐担任外交大臣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解决东方危机。11月5日，路易·菲利普发表演说，展示了与欧洲列强和解的姿态。随后，基佐取缔并禁止反英的宴会运动和游行示威。基佐给法国的外交官传达指令，“政府的目标是维护和平”；他在贵族院强调说，欧洲列强“绝不想愚弄、藐视和鼓励法国”，“对法国并不抱有歹意或者敌意”。基佐反复重申，法国希望“维持欧洲平衡，不能忍受欧洲平衡被打破”。对于基佐的橄榄枝，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似乎并不领情，并没有放弃对法的敌意政策。为此，基佐不得不继续延续梯也尔加强巴黎防御工事的政策，并从议会获得了1.4亿法郎的专项预算。即便如此，基佐仍然不断地示好于欧洲列强。

1840年11月30日，从圣赫拿岛迁回的拿破仑遗体抵达法国的瑟堡，12月15日葬入荣军院。拿破仑遗体所到之处，受到民众的夹道欢迎，在巴黎更是有8万多人簇拥拿破仑的灵车。要求取缔1815年条约的爱国情绪弥漫整个法国，但并没有引起任何的骚乱。对此，提心吊胆的基佐也松了一口气：“威胁的插曲已经烟消云散。穆罕默德·阿里依然留在埃及，而拿破仑留在了荣军院。”面对基佐政府频频发来的友好讯息，欧洲列强也逐渐改变了态度。英、俄、奥、普四国宣布1840年7月15日签订的条约期限已满，并邀请法国参与制定新约。1841年7月13日，欧洲列强和埃及、土耳其签订了新约。1841年对法更为友好的阿伯丁（Aberdeen）取代帕麦斯顿担任外交大臣，从而迎来了短暂的英法蜜月期。

至此，东方危机告一段落。但对绝大多数法国人而言，东方问题的结果无疑是苦涩的。基内在其著作《1815年和1840年》中写道：“在所有拉丁民族中，唯有法国苟延残喘。当斯拉夫民族和日耳曼民族希望戴上文明桂冠时，法国却开始变得虚弱无力。我看见俄罗斯向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军，英国渗透亚洲腹地，法国却只是通过阿尔及利亚进入沙漠……大革命在1815年放弃了刀剑；人们曾经以为它会在1830年再挥利剑［……］二十五年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于胯下之辱，满足于用温良恭俭让装点我们的锁链。” 对基内而言，法国地大物博，农业兴盛，工业发达，人口众多，具备了强大国家的一切要素，但七月王朝的僵化体制却造成法国积贫积弱。因此，为了摆脱困境，法国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展现民主原则”。

然而，无论是路易-菲利普，还是基佐，皆不愿推进政治改革。他们唯一的政治激情就是保持现状，维护国内外的稳定。1841年2月2日，茹弗鲁瓦概括了他们的保守政策，对外保持和平，对内保持现状与秩序。基佐政府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和平的立场招致了反对派的猛烈抨击，梯也尔批评政府妄图组建“朝后看的多数派”，而主张建立“朝前看的多数派”，呼吁取缔“九月法令”，实行议会改革，反对公务员身兼立法代表。反对派报纸还把矛头直指路易-菲利普本人。1841年1月，正统派报纸《法兰西公报》发表了路易-菲利普在1807—1808年期间希望拿破仑战败的通信。该报纸还披露，路易-菲利普在担任法国国王以后，曾经以帮助镇压波兰人民起义而沾沾自喜，向英国承诺从阿尔及利亚撤军，强调加强巴黎的防御工事只是为了反对巴黎人。第一批信件是事实，但很少有人谈论；后一批信件可能出于虚构，却引起了轩然大波。

基佐政府还面临着日益严峻的财政赤字问题。自从1834年以来，七月王朝的财政基本实现了收支平衡。但东方危机加剧了法国和英、俄、普、奥之间的紧张，导致军事开支急剧攀升。七月王朝脆弱的财政平衡遭到打破，陷入严重赤字。1840年财政赤字是1.38亿法郎，1841年是1.65亿；法国和欧洲列强的矛盾虽然因为1841年7月签订了新约而趋于缓和，但1842年的财政赤字无望得到改善，预计1.15亿。另一方面，军费开支也无法因为危机的缓解而有所减少，陆军军费从1839年的2.41亿涨到3.85亿，而1839年、1840年和1841年的海军军费分别是7900万、9900万和1.24亿。

如何填补财政亏空，解决日益增长的军费问题？波旁王朝为解决财政赤字而扩大税源的努力导致了它的倾覆；第一帝国失去民众的支持，联合税的不得人心是重要的原因；同样，拿破仑之所以能够从厄尔巴岛东山再起，也和复辟王朝拒不履行取缔联合税的承诺有关。鉴于历史教训，奥尔良王朝不敢轻易开征新税，而且其信奉的经济自由主义也让它奉行谨小慎微的税收政策。财政大臣于曼认为，只要如实如数地征缴现行的财产税，即可填补财政赤字，但前提是要对全国财产进行普查统计。但是，于曼关于全国财产普查的命令却引起了纳税者的普遍担心，里尔、波尔多、克莱蒙-费朗尤其是图卢兹等城市都爆发了抗拒财产普查的骚乱。基佐政府毫不姑息，立刻派遣警察和军队进行弹压。

同时，面对越来越强烈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基佐始终不为所动。他依然拒斥人民主权观念，坚持其在19世纪20年代期间形成的理性主权观念，“我既不相信神权，也不相信人民主权［……］我认为它们只是武力的篡夺。我相信理性、正义与法律的主权，它是世界追求并且始终在追求的合法主权。因为理性、真理和正义并不完整地存在于任何地方，所以任何人、任何群体都无法完整地占有它们，都不能完美无缺、不受限制地拥有它们。” 有鉴于此，必须诉诸选举制和代议制，选择出经济独立、良心独立并对社会利益能够作出准确认知的“贤能”（capacitaires）。根据法律，唯有缴纳200法郎税金的人才算“贤能”。在基佐看来，200法郎的纳税金额并不妨碍七月王朝的开放性，所以他拒绝作出让步，宣称任何想要成为选民的人，都应当通过“劳动与节俭”而发财。

路易-菲利普和基佐的保守政策日渐失去了人心，“九月法令”以后消失的共和派重新活跃在立法选举中。1841年6月，芒斯省选举赖德律-罗兰为代表。他在《萨尔特省信报》上猛烈抨击了七月王朝的反人民立场，旗帜鲜明地要求扩大选举：“如果人民起来争取权利，你们将之扔进大牢；如果人民不想死于贫困或者维护其微不足道的工资时，你们将之投入大牢；如果人民在旗帜上撰写‘要面包，毋宁死’，你们枪击他们，甚至还侮辱其尸体［……］要让一切公民都成为选民。［……］政治革新只能以公正的改革为前提。”赖德律-罗兰的激进文章导致他被法院判处四个监禁与三千法郎的罚金，但幸运的是，他在二审中被陪审团宣布无罪。

奥尔良王朝日趋保守的政策让要求改革的人失望不已，一个偶然的事件更是让他们感到绝望。1842年7月13日，王储奥尔良公爵在交通意外中丧生。奥尔良公爵信奉启蒙，要求自由，支持更为开放的选举政治，并竭力恢复法国的尊严与伟大。出于对路易-菲利普的同情，全国舆论慢慢地转向奥尔良王朝，议会多数支持政府。此外，政府通过分发职位、年金和奖学金等，进一步巩固了其执政多数的地位。但是，奥尔良王朝的合法继承人巴黎伯爵年仅4岁，而路易-菲利普已经年逾古稀。一个迫切的问题摆在人们的面前：在路易-菲利普逝世，而王位继承人尚未成年的情况下，谁将担任王国的摄政？1830年宪章对摄政问题只字未提。法律的空白导致议会出现了激烈的争论。赖德律-罗兰坚持认为，议会和国王皆无权任命摄政，应当由国民抉择。基佐反驳道：“在我一生中，我看到过三种制宪权：在共和八年，是拿破仑；在1814年，是路易十八；在1830年是众议院。这就是真理，这就是事实。有人告诉你们的一切，所有诉诸人民的投票、纪要与档案皆是虚构、假象和虚伪。先生们，请保持镇定；我们的三种合宪权力（即国王、贵族院和众议院——笔者注）才是国民主权的合法、合规的机构。除此之外，皆属篡权和革命。”基佐领导的议会多数主张国王有权选择血缘最近的亲王担任摄政，并以萨利克法典为借口，把妇女排除在外。换言之，国王的次子、保守的内穆尔公爵变成了摄政，而信奉自由主义的奥尔良公爵夫人则被排除在外。内穆尔公爵即将担任摄政的事实让保守的奥尔良派心满意足，反对派则开始寻求奥尔良主义之外的政治方案。

正统派把目光投向了已经成年的“奇迹之子”波尔多伯爵尚博尔（Chambord）。自从查理十世在1836年逝世以后，尚博尔就试图重振正统派的旗鼓。1843年，尚博尔访问伦敦，而路易-菲利普对此颇为担忧。英国女王向后者表态不会接见尚博尔。但是，法国正统派却闻风而动，成百上千的法国人蜂拥伦敦，拜见尚博尔伯爵，并公然称之为国王。甚至，法国众议院和贵族院的若干正统派代表也参与觐见活动。路易-菲利普龙颜大怒，贵族院和众议院也取缔了拜见尚博尔的议员的资格。

法国天主教会在复辟王朝时期因“祭台和王权”的联盟而损失惨重，所以许多天主教神职人员尽量避免与七月王朝走得过近。七月王朝的许多政治领袖（如布罗格利、莫莱、梯也尔和基佐）反对激进的反教权主义，主张善待天主教神职人员，认为天主教是遏制激进主义的可靠保障。国王路易-菲利普也向巴黎大主教阿夫尔（Affre）表达过与教会合作的强烈愿望，“政府的任务越艰难，越需要所有希望维持秩序和法治之人的道德声援和支持”，并宣称保护天主教是政府应尽的义务。面对奥尔良王朝的和解姿态，教皇也抛来橄榄枝，要求法国教士服从路易-菲利普政权的统治。但对新一代的神职人员而言，政教分离似乎是更加可靠的选择，奥扎南表达了拒绝与奥尔良王朝和解的立场：“王权与祭台这两个曾经看似密不可分的字眼已经变得泾渭分明。”在他们看来，争夺世俗政权的控制权已经变得无足轻重，问题的关键是要控制法国教育，培养出更多的“上帝仆人”。所以，他们投身政治斗争的主要目标是反对“教育总署”的垄断，争取教育自由，尤其是为教会与修会争取开设学校的自由。

共和派的影响也与日俱增，拉马丁逐渐变成了共和派阵营中的旗帜人物。拉马丁曾经是保皇党成员、德博纳尔的虔诚读者，反对自由派和波拿巴主义。但自从1833年当选议员后，他主张实行普选，宣称“唯有选举存有真理，社会权力才会存在真理；唯有选举是普选的，选举才会存有真理”。他痛斥七月王朝统治下的法国是“一个让人感到无趣的国家”。1842年，拉马丁严厉批评基佐政府，将之斥为“木桩政府”：“有人说政治家的禀赋只在于做一件事情，即在偶然或革命施加的局势下站稳脚跟，岿然不动，无动于衷；是的，对一切改良皆无动于衷。如果引领政府的国家领导人的全部禀赋真的只在于此，那么人们就不再需要国家领导人了，因为一个木桩就能完成任务。”

这一切并不妨碍基佐内阁得到保守派的坚定支持。在1846年的选举中，拥护基佐的保守派获得290个议席，而王朝反对派、正统派与共和派总共才获得168个席位。除了基佐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社会稳定的政策赢得了国王和保守派的青睐外，他还让省长、市长参加选举。在1846年选举产生的议员中，高级官员占比达到40%。大量政府官员身兼立法代表的事实也有助于基佐建立听命于自身的议会多数。此外，他还利用安插官职、分配年金以及授予奖学金等方式操纵选举，贿赂选民，把法国政坛搞得乌烟瘴气，贪腐现象滋长。对于基佐统治法国的手段，雨果不无讽刺地说道：“基佐先生本人是不可腐蚀的，但他用腐蚀的手段进行统治。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清白的妇女开了一个妓院。” BcrkoxjhT7kC0VI76XR4njv1yBuhOC9L51RW5kztyUi4Q6sK0m818nb/rLoM9Rc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