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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3月1日，梯也尔奉命再次组阁。作为精明的政客，梯也尔善于打造自己的形象。1830年七月革命期间，他率先在《国民报》呼吁路易-菲利普登基，变成了奥尔良王朝的奠基人；1832年，他在担任内政大臣时，逮捕了贝里公爵夫人，成功塑造了铁腕人物的形象，令正统派咬牙切齿；在议会里，他选择运动派的阵营，主张降低选举金额，宣扬君主“统而不治”的理念，反对公务员兼任议员，深得中左翼的拥护；在东方危机中，他又高举国家利益的旗帜，赢得民族主义者的青睐。梯也尔左右逢源，见风使舵，并且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成为议会中的风云人物。圣伯夫也因此将之称为“伟大的魔术师”。
梯也尔内阁几乎由清一色的新人组成：前信条派雷米扎和若贝尔（Jaubert）分别担任内政大臣和公共工程大臣，自由派维维安（Vivien）执掌司法部，哲学家维克多·库赞掌管公共教育部，保守派居安（Goüin）担任农商大臣，梯也尔兼任外交大臣。在这个成分复杂的新人内阁中，他能够轻而易举地推行自己的决策，并可以和国王直接讨价还价。
在狂热爱国的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当中，梯也尔的人气很高。梯也尔出身平民家庭，但通过不懈努力，跻身上流社会，并成为权倾一时的风云人物。在他身上，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似乎看到了自己的未来。梯也尔和工商界人士交好，推动了若干维护他们利益的法律。譬如，维护法兰西银行发行债券的特权，给巴黎—奥尔良的铁路建设提供政策保障，授权在法国和美国之间开辟蒸汽船新航线。
右派认为，梯也尔只是一个庸俗的暴发户，并将之视为革命派。梯也尔似乎也乐意维持革命派的形象，经常把自己称为“革命之子”。他向左派（主要是王朝左派）敞开了政府的大门，把许多省长和市长的职位授予他们。梯也尔支持议会改革，反对行政官员兼任立法代表，同时也赞同选举改革，要求降低纳税选举的金额，增加选民数量。自从1838年底起，左派报纸发起请愿，呼吁“一切国民自卫军都应当成为选民”，并获得了24万个签名。但是，在面对主张普选的共和派时，梯也尔毫不含糊地提出了反驳，“把国民主权理解为多数的无限主权，乃是最错误的、最危险的原则”。
对此，激进派颇为失望。1840年夏天和秋天，里昂、格勒诺布尔、鲁昂、克莱蒙、马赛、里尔、梅茨、第戎、多勒、布尔日、图尔、布洛瓦、南特、巴约讷、图卢兹、佩皮尼昂、纳尔榜、蒙彼利埃、土伦等城市都出现了要求进行议会改革的宴会运动。其中，8月31日沙蒂永的规模最大，有4000人参加。就参加的人数、成分以及立场而言，这些集会比复辟时期更民主，更具民众色彩，并由此让“中庸”阶层担忧不已。
1840年是法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重要分水岭。在这一年，涌现了许多宣扬社会主义的著作。让-雅克·皮洛（Jean-Jaques Pillot）的著作《既不要城堡，也不要茅屋》和《平等派的历史：在人类建立绝对平等的手段》风靡一时；泰奥多尔·戴扎米（Théodore Dézamy）主办的杂志《平等派》（l'Égalitaire）和艾蒂耶纳·卡贝（Étinne Cabet）创办的杂志《民众》（Le Populaire）在工人阶级中拥有一定的影响。路易·勃朗在《劳动组织》里，抨击自由竞争制度，将之斥为“灭绝人民的体系”，主张国家创办社会工场、银行国有化，并依靠工人的合作社，重新改造大工业和铁路，以推动社会改革。卡贝的《伊卡利亚旅行记》鼓吹财产共有的乌托邦，宣扬绝对平等，主张国家掌握所有的劳动与资料。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更是轰动一时。蒲鲁东构建了自由至上的社会主义（即无政府主义）的基础，谴责懒惰的所有者，提出了“所有权就是偷盗”的著名口号，主张劳动者自治管理，认为它既可以抵制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亦是维护自由的主要手段。
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传播，对工人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无政府主义者、巴贝夫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也开始组织宴会运动。1840年7月1日，戴扎米和皮洛召集了1 200人，提出了平等的劳动者进行联合的主张。随着巴黎工人运动的重新崛起，社会问题日渐凸显。1840年4月，巴黎裁缝工掀起了一场波及许多行业的大罢工。罢工者要求取缔克扣工资，计件工资，废止工人身份证，增加薪水以及缩减劳动时间。在《国民报》的鼓动下，聚集在巴黎城门的人群越来越多。9月3日，在邦迪地区聚集1万人；9月4日，巴黎出现骚乱；9月7日，圣安托万地区的木匠举行起义。梯也尔政府迅速派遣军队进行弹压，随后在巴黎、里昂、多菲内等地区加强了搜捕活动。即便如此，保守派依然批评梯也尔镇压不力。
在外交上，梯也尔极为强硬。作为帝国的崇拜者，梯也尔积极推动把拿破仑的遗骸从圣赫拿岛迁回法国。此举也得到了国王路易-菲利普的支持，他让王子茹安维尔公爵专门成立一支小型舰队，前往圣赫拿岛迎接拿破仑的遗体。在东方问题上，梯也尔政府更是毫不妥协。他支持穆罕默德·阿里对叙利亚和埃及的世袭统治权，反对以欧洲和会的方式解决土埃纷争，主张由它们自行处置矛盾。梯也尔的强硬立场引起了英国、俄罗斯、奥地利等国的抗议。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在内阁会议上发表强硬声明：“如果我们因为法国自行其是，就拒绝和奥地利、俄罗斯、普鲁士合作，那么我们将会置身于被法国羞辱的境地。这无异于承认，哪怕有欧洲三国列强的支持，我们也不敢采取和法国对立的政治行动。”1840年7月15日，在没有征求法国同意的情况下，英、奥、俄、普四国签署条约：四国同盟支持奥斯曼帝国苏丹，反对阿里；苏丹将埃及的世袭统治权和叙利亚的终身管制权授予阿里；如果阿里在六天之内拒绝接受和约，他将丧失叙利亚；十天后还不答复，他将失去对埃及的统治权。在条约没有得到官方批准的情况下，英国和奥地利便派遣海军到叙利亚和埃及的海域游弋。两天后，帕麦斯顿照会基佐，表示各国只能遗憾地“暂时撇开法国”。
对法国政府和公众而言，这是奇耻大辱。不过，梯也尔要求驻英大使基佐要表现“淡定”。7月26日，四国签订的条约公布，法国公共舆论立刻炸了锅：“这是肖蒙条约
！反法同盟又死灰复燃！”当时正值七月革命的纪念活动，马赛曲响彻街头。不少报纸呼吁进行必要的战争，惩戒英国与欧洲的傲慢。《辩论报》宣称：“如果必须发动战争，那就发动它。”作为拿破仑的崇拜者，梯也尔也放任复仇情绪的滋长。7月26日，比利时国王写信给英国女王表达了担忧：“我不能向你隐瞒，后果很严重。梯也尔内阁由于得到了民众的拥护，和你的外交大臣一样不计后果［……］他满脑子装着共和国和帝国的名誉与荣耀。他并不畏惧国民公会再次统治法国，他认为自己天生是支配国民公会的人选；去年，他告诉过我，国民公会或许是法国最强大的政府制度。”
持报复立场的人，不仅限于普通公众和梯也尔政府，正统派也主张强硬回击。贝里耶向梯也尔施压说：“作为诞生于反对派的大臣们，你们能够自我吹嘘，宣称自己是革命之子，你们以革命为豪，你从不怀疑革命的力量。但是，你们必须偿还它的债务。大革命曾经许诺，其原则的发展和力量将提供一种崭新的力量，帮助提升祖国的影响、尊严、地位、工业、交通，至少要提升它对世界的思想统治。大革命应当偿还债务；这是你们的责任。”
亲王们也摩拳擦掌，王储奥尔良公爵更是恨不得亲征。路易-菲利普也受到感染，强硬地对各国使节表示，“你们要战争，就会有战争；如果必要，我将扣动扳机。”路易-菲利普之所以如此，主要还是作秀给法国公众看，希望借此改变奥尔良王朝面对欧洲列强低声下气的负面形象。
法国政府与民众表现得如此强硬，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相信阿里能够打赢战争。然而，阿里的军事失利彻底粉碎了法国人的幻想，并由此导致一部分人敢于喊出反战的心声。保守派望而却步，变成了主和派。基佐更是反复重申：“法国不应该为了让帕夏保留叙利亚而发动战争。”但梯也尔不愿妥协，宣布紧急动员，组建新军团，加强巴黎的防御工事，似乎准备和欧洲列强大干一场。
面对战争的风险，路易-菲利普打起了退堂鼓，竭力向欧洲表达和平的意愿。10月15日，出现暗杀路易-菲利普未遂事件。这让保守派感到极度担心，路易-菲利普也趁机摆脱了梯也尔的好战内阁。自此以后，无论是外交还是内政，主张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和平的人完全占据了上风。奥尔良王朝进入“基佐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