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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翻莫莱内阁后，基佐、梯也尔和巴罗分别领导的信条派、中左派和王朝反对派结成的同盟分崩离析。在未来内阁的人选问题上，三人进行了紧锣密鼓的磋商，但并未达成一致意见。对于基佐、梯也尔和巴罗联合推翻莫莱的做法，路易-菲利普颇为不满；在看到他们陷入组阁的僵局后，他不无得意地“跷起大拇指”，冷酷地对他们说：“我才一个人，你们却是四个人。”对此，梯也尔补充道：“一个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总能战胜四个人。”
路易-菲利普把目光转向了苏尔特元帅。苏尔特试图拉拢中左派，但梯也尔提出了他难以满足的苛刻条件：要干预西班牙，负责阻止战争爆发的法国舰队要给克里斯蒂诺斯提供弹药。路易-菲利普起初反对，但随后作出让步，同意干涉西班牙。然而，苏尔特选择的其他大臣却拒绝法国介入西班牙，所以他不得不放弃组阁的念头。路易-菲利普转向布罗格利公爵，后者试图缓和梯也尔和基佐的矛盾。梯也尔要求把议会主席的职务授予巴罗，但基佐表示反对。布罗格利组阁的努力同样无疾而终。
3月31日，为了应对第二天的议会开幕，组建了一个没有总理的临时内阁，阁员主要有加斯普兰、吉罗·德蓝、蒙特贝洛公爵（Montebello）、居贝尔（Cubères）、蒂皮尼耶（Tupinier）、帕朗和戈蒂埃（Gautier）等人。对于临时内阁的命运，官方报纸《导报》作出评论：“只要新内阁组建，他们的使命就终结。”政治的动荡也引发了社会的不安。巴黎街头人潮涌动，出现了骚乱，人们高唱马赛曲。尽管如此，梯也尔还是竭力要让其盟友巴罗当选议会主席，但右派和部分的中左派却推选了帕西（Passy）。帕西当选议会主席后，宣布支持梯也尔的组阁方案。日益向右派靠拢的基佐却保持高度警惕，他在议会上警告说：“国家不无担忧地看着左派夺取权力。”危机继续，国王先后召集帕西和迪潘组阁，但他们在面对无法调和的党派纷争时，都无功而返。
5月12日，爆发了著名的秘密会社“四季社”领导的起义。“四季社”的前身是“家庭社”，而“家庭社”吸收了因阿利博（Alibaud）刺杀国王事件后被解散的“人权之友社”的部分成员。“四季社”由1837年赦免的三个政治犯巴尔贝斯（Barbès）、马丁-贝尔纳（Martin-Bernard）和奥古斯特·布朗基（Louis-Auguste Blanqui）创建。他们的政治信念各不相同，但都推崇鼓吹密谋的巴贝夫，主张追随者用暴力推翻政府。“四季社”的分支按照时间命名：“六个人组成的‘星期’服从名为‘周末’之人的领导；四个‘星期’组成一个‘月’，并接受一个名为‘七月’之人的领导；三个‘月’构成一个‘季’，接受名为‘春天’之人的指挥；最后，四个‘季’构成一‘年’，接受一个革命代理领导。”
“四季社”的起义准备是如此的秘密，以至于政府毫无察觉。在巴尔贝斯的领导下，六七百人在圣德尼和圣马丁街区发动起义，夺取司法宫；在进军警察局未果后，转攻市政厅，成功煽动邻近街区参与起义，并修建了街垒。但绝大多数的巴黎人似乎已经厌倦了街垒斗争，起义很快被军队和国民自卫军镇压。
在“四季社”爆发起义的同一天，苏尔特担任内阁总理，并兼任外交大臣。基佐和梯也尔均被排除在内阁之外，这是国王的胜利。虽然苏尔特兼任外交大臣，但并不妨碍他在其最热衷的外交领域发挥影响；他击败所有党派的领袖，没有人能阻碍他的政治野心。实际上，除了国王以及若干党派外，法国国民并不关心谁在领导政府，无论是基佐、梯也尔抑或路易-菲利普。不过，路易-菲利普削弱所有党派的努力在客观上助长了革命力量。5月12日的“四季社”起义标志着共和派左派的重新崛起。
在议会上，苏尔特内阁的支持者人数并不多。以基佐为首的信条派立场保守，并反对在1831年卖力镇压里昂工人起义的苏尔特。然而，基佐由于无法获得自己满意的职位，转而投身史学，研究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以消遣政治的失意。梯也尔及其领导的中左派是苏尔特内阁的反对者。和他的政敌基佐一样，梯也尔眼见自己无法在政坛上施展手脚，也重新投入史学研究，撰写《执政史》。王朝反对派的领袖奥迪隆·巴罗则鼓吹议会改革，呼吁降低纳税选举的金额，并反对公务员兼任立法议员。梯也尔、巴罗等人虽然反对苏尔特的内阁，但并不急于将之推翻，因为5月12日爆发的“四季社”起义让他们意识到政治动荡可能带来的重大威胁。
对苏尔特内阁真正构成挑战的是两个事件：东方问题和内穆尔公爵的赠与法案。
所谓东方问题，即奥斯曼帝国逐渐衰落而引发的国内与国际政治危机。一方面，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摇摇欲坠，许多少数民族纷纷要求独立或者扩大自治权，希腊在1824年宣布独立，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逐渐壮大并叫板宗主国的统治；另一方面，欧洲强国也趁火打劫，力图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19世纪30年代，土耳其苏丹马哈茂德二世（1784—1839）和阿里的矛盾日趋激烈化，斗争的焦点是对叙利亚的控制权。
1824年，埃及总督阿里帮助土耳其苏丹马哈茂德二世镇压希腊人起义，后者曾经许诺将叙利亚和克里特交给埃及管辖，但很快反悔，只同意将克里特交给埃及，但拒绝出让叙利亚。1832年5月，阿里以此为借口，由其儿子易卜拉欣率领军队入侵叙利亚，频频告捷，进攻安纳托利亚，逼近君士坦丁堡。奥斯曼帝国政府向沙俄求救，沙皇派遣1.8万的部队抵达君士坦丁堡。法国和英国担心沙俄在土耳其扩大影响，遂出面调停，促使埃及和土耳其在1833年5月5日签订条约。苏丹马哈茂德二世承认阿里拥有埃及的世袭主权以及终身管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权力；作为交换，后者从安纳托利亚撤兵，承认前者的宗主权力，并缴纳贡赋；在英法保证埃及不再入侵的前提下，沙俄从土耳其撤军。但在同年7月8日，土耳其还单独和沙俄秘密签订《帝国码头条约》（Unkiar-Skélessi），规定俄罗斯有义务给土耳其提供军事保护，作为交换，俄罗斯可以随时要求土耳其封锁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海峡，不让外国军舰通过。这样俄罗斯就可以阻挡英国和法国海军舰船进入黑海，保证自己对黑海的绝对控制权。更重要的是，俄罗斯由此拥有介入奥斯曼帝国事务的权利。沙俄军队穿越博斯普鲁斯海峡已经引起西欧各国的猜忌，它将土耳其置于单独保护下的秘密条约更是引起了英国、法国和奥地利的不满。基佐指出《帝国码头条约》将威胁到法国在地中海的战略利益，因为它把黑海变成了“俄罗斯的内湖”，“没有什么能阻止俄罗斯穿过海峡，向地中海地区投入舰船和军队”。
1839年1月21日，土埃再起纷争。这一次挑起事端是心怀不满的马哈茂德二世，他派遣土耳其军队进攻叙利亚，试图重新夺回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控制权。但在军事上，结局和第一次土埃战争一样。1839年6月26日，埃及军队打败苏丹的军队；而且，进攻亚历山大港的土耳其舰队也悉数向埃及投降。在土耳其舰队投降前夕，马哈茂德二世因病去世，新苏丹决定向阿里妥协，不仅承认他在埃及的世袭统治权，而且同意其对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控制权。然而，欧洲列强并不愿意看到埃及大获全胜的局面，英国、法国、奥地利和沙俄采取集体行动，四国驻土大使在7月27日发表联合声明，要求埃及停止军事行动，并把投降的土耳其舰队归还给奥斯曼帝国。虽然英、法、奥与俄都主张调停，但它们都打着各自的如意算盘。
英国干预土埃纷争，主要是为了避免沙俄独霸土耳其。在19世纪30年代，英国势力已经遍布全球，它和在伊朗、阿富汗与远东等地区不断谋求领土扩张的俄罗斯的矛盾日趋尖锐。所以，英国不希望沙俄利用土耳其的衰落，进一步扩大在近东的影响。同时，阿里在埃及实行西式军事改革，迅速崛起，而且以伊斯兰的新领袖自居，在美索不达米亚频繁动作，有可能阻断英国从印度通往波斯的道路。而且，英国也厌恶阿里鼓励发展埃及民族工业，而牺牲限制进口英国产品的政策。此外，英国也不愿看到法国在埃及的影响逐步提升，因为法国派遣军官、工程师和教师帮助阿里进行改革。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的目标是让奥斯曼帝国继续苟延残喘，遏制沙俄在近东地区的扩张，限制埃及的崛起，并尽可能削弱法国在埃及的势力。是故，英国督促埃及返还土耳其舰队，剥夺它对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控制权，只允许阿里保留对埃及的世袭统治权。
奥地利由于不希望其在亚得里亚海的影响力遭到破坏，也主张维持奥斯曼帝国的存在，以抑制俄罗斯对地中海的入侵。不过，奥地利首相梅特涅试图将谈判地点放在维也纳，希望借此主导调停活动。这一次，沙俄也希望缓和土耳其与埃及的矛盾，因为它不愿意看到奥斯曼帝国崩溃而无法履行《帝国码头条约》。因此，沙俄支持英国的调停方案，并趁机离间英国和法国，以报复法国的仇俄立场。
法国也不希望奥斯曼帝国的突然崩溃以及沙俄军队进入地中海，因为这会威胁到它在地中海的霸权。和英国不同，法国人对励精图治的阿里充满好感，将他看作“埃及的拿破仑”。阿里为了赢得法国人的支持，频频给法国赠送礼物。1826年，他向查理十世赠送长颈鹿；1830年，赠送卢克索方尖碑（1836年矗立在协和广场）。然而，法国人对阿里的支持，可能更多是基于好感而非自己的现实利益。因为埃及的崛起以及阿里对伊斯兰世界的支持有可能损害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扩张利益。此外，法国也希望通过和英国、奥地利共同干预，以欧洲和会的形式解决东方问题，孤立沙俄，从而瓦解奥、普和俄的“神圣同盟”，结束1815年维也纳会议带来的屈辱。在土埃第二次战争爆发后，法国议会立即通过了1000万法郎的海军预算，宣称“法国应当在东方事务上发挥与其地位相匹配的影响”。法国报纸《辩论报》也说：“我们应当成为东方的仲裁者”
。所以，法国虽然和英国一样主张埃及归还土耳其的舰队，但并不同意英国剥夺埃及对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控制权。
苏尔特内阁坚决捍卫阿里的立场引起了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的不快，英法关系渐趋紧张。同时，沙俄利用英、法的间隙，通过支持英国，挫败了法国孤立俄国的计划。苏尔特的外交政策不但没有给法国带来任何实际的好处，反而导致它在欧洲继续被孤立，因而遭到了亲英派梯也尔尤其是基佐的批评。
在苏尔特内阁为东方问题进退失据之际，内穆尔公爵的赠与法案更是直接促成了它的倒台。1840年1月25日，在路易-菲利普的授意下，苏尔特向议会宣布了国王的次子内穆尔公爵和萨克斯-科布尔-科塔公主大婚，同时提交一份50万法郎的赠与法案。此项赠与法案的法理依据是1832年王室俸禄法，后者规定在王室领地收入不足的情况下，将颁布专门法律，给亲王和公主们补偿土地或俸禄。然而，由于莫莱内阁在1837年已经拨给专款，用于内穆尔公爵购买领地，路易-菲利普再次向议会申请赠与，招致议会和公共舆论的猛烈抨击。
蒂蒙-科尔默南（Timon- Cormenin）撰写了一本措辞严厉的小册子，谴责路易-菲利普贪婪成性：“这位父亲富可敌国，人民贫苦不堪；他应有尽有，人民家徒四壁。人民还要支付50万法郎吗？一个青年结婚，居然要500个侍女！这笔费用相当于法兰西学院五个学院全部成员的荣誉与薪金、100个乡镇的赋税或500个救济人民子女的济贫院的经费。50万法郎啊！”蒂蒙-科尔默南的小册子销量惊人，总共出现了24个版本。1840年2月20日，议会讨论了这项赠与法案，有17个议员发言反对，只有4人表态支持。议会最终以226∶220否决了赠与法案。
赠与法案的否决是对七月王朝和苏尔特内阁的重大打击。王室的准官方喉舌惊呼：“这是对王权的打击……它严重削弱了君主制，几乎取缔了它。”共和派报纸则幸灾乐祸地回应道：“《辩论报》说得在理。”路易·勃朗在《进步杂志》上欢呼：“太棒了！人们曾经敢于剥夺王权的一切权威，让它颜面扫地。人们曾经解除了它的武装，如今羞辱了它。还应做什么呢？”反对派报纸也将赠与法案的否决看作是自己的胜利。《法国信报》表示：“议会只是我们长期以来，以各种形式反对裙带权力的重大斗争的阶段成果。”《时报》同样指出：“国家的民主本能已经战胜了宫廷的计谋。近十年以来，他们推行一种奸诈的政策，在管理国家大事时，总是追求和我们格格不入的利益。此次否决是对该政策最明确的反对。”在赠与法案被否决的第二天，即2月21日，苏尔特提出了辞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