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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莱出身贵族，曾经效忠过帝国和复辟王朝。“光荣三日”后，莫莱再次投靠新主。莫莱既不属于基佐代表的信条派，也不属于迪潘（Dupin）为首的第三党；就其性格而言，他属于保守派，但拒绝审判1835年4月的起义者。路易-菲利普之所以选择他，就是看中了他不属于任何党派的特点。
1836年9月6日，莫莱组阁。他将公共教育大臣的职位授予渴望政治舞台中央的基佐，同时吸收一群挚友进入内阁，如加斯普兰（Gasprin）任内政大臣，迪沙泰尔任财政大臣，雷米扎任副国务秘书。
莫莱担任总理后，将取悦国王作为首要工作。他首先向议会提交两份法案，要求赐予路易-菲利普的女儿即比利时王后100万法郎，并将朗布依埃领地赠予其次子内穆尔公爵。莫莱之所以抛出新的采邑法案，乃是出于国王的授意。奥尔良家族的贪婪和新总理的奴颜婢膝引起了公共舆论的热烈讨论。不过，议会最后还是给内穆尔公爵提供100万法郎用于购置领地，每年提供年金100万，同时给比利时王后提供30万法郎。
随后，莫莱把王储奥尔良公爵的婚姻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来筹办。由于联姻奥地利失败，奥尔良家族把迎娶的对象变成了德意志公国梅肯堡-什夫林的公主海娜。海娜信奉新教，推崇自由观念。对此，法国自由派感到满意，天主教徒却有些失落。为了迎接和庆祝王储的婚姻，路易-菲利普及其总理宣布大赦，释放政治犯，重建1831年以来被查封的圣热尔曼-欧塞尔教堂，试图消弭激进派和正统派的敌意。由于奥尔良公爵自由开明，王妃海娜充满魅力，他们的婚姻很受欢迎。
为了建立一个更支持莫莱内阁的议会，路易-菲利普在1837年10月3日解散旧议会，并宣布举行新的立法选举。此次立法选举准许公务员竞选议员，结果导致191名公务员当选议员，其中很多是省长、市长以及其他高级行政人员。所以，相对于以往，路易-菲利普以及莫莱内阁获得了一个更为顺从的议会。对此，失去权柄的梯也尔也毫不客气地将之斥为“奴才的内阁”。对于路易-菲利普不断介入政治的做法，反对派重新宣扬梯也尔提出的口号：“国王统而不治。”此外，反对派强调权力分立，反对公职人员竞选立法议员。
在新议会产生后，莫莱重新组阁。在此次组阁中，共和派、正统派、巴罗的王朝左派、梯也尔的中左派以及基佐的中右派皆无人入选，内阁由清一色拥护路易-菲利普与莫莱的人士构成。这引起了反对派和公共舆论的强烈不满。基佐的朋友迪韦尔热·德奥拉纳旗帜鲜明地阐述了反对派的政治诉求：“用议会政府取代裙带政府，这应当是我们的议案。”他在《法国杂志》上发表系列文章，抨击莫莱政府的专制，阐明议会制政府的哲学，并将之整理成《代议制政府及其实施》一书，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路易-菲利普与莫莱的政府也反唇相讥，否认自己建立专制。波尔多的政论家亨利·丰弗雷德（Henri Fonfrède）批判了梯也尔“统而不治”的主张，批评了德奥拉纳的代议制政府理论，并针锋相对地撰写了一本小册子——《论国王的政府以及论议会至上之宪法的局限》。丰弗雷德重申了罗德勒在1835年的主张，强调说：“在法国，政府原则是国王的政府；我要说，议会政府即便不是糟糕的，那也是不可能的。”丰弗雷德表示，议员们由于经常受制于局部和地方的利益，无法正确认识整体的、全国的利益；相反，国王由于可以超越地方、党派与意识形态的歧见，能够形成不偏不倚的公正判断。他得出结论说：“不是王权应当服从一个议会政府，而是议会应当遵从一个国王的政府。”
虽然莫莱内阁招致了各个反对派的严厉批评，但它却实现了七月王朝自从建立以来难得一见的和平局面。在法制建设方面，它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先后颁布治安法、精神病人法、破产法、省参事会职权法。在财政方面，它也是第一个没有通过借贷或出售森林财产即能实现预算平衡的政府。财政的平衡也体现了同期法国的经济繁荣。在莫莱内阁时期，除了少数热衷于密谋推翻七月王朝的人（布朗基），巴黎、里昂、马赛等大城市的革命激情已经渐趋消亡，整个社会的秩序趋于安定。当时很多省长都指出了这一点。譬如，德塞夫勒省省长表示，“文明史无前例地渗透到了最遥远的边陲，它导致骚乱的重现变得不再可能”。卡尔瓦多斯省长说，“不怀好意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在这个时期，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与日俱增。显然，七月政府在大众心中得到了巩固”。毫无疑问，七月王朝的省长们所言非虚，但七月王朝的持续高压以及受资产阶级价值观念的熏陶，绝大多数的法国人在政治上已经变得冷漠，变成了利己主义者。巴朗特指出，“舆论变得消沉［……］没有人关注公共的善［……］每个人只关心自己的事情，而压根不考虑政府存在的事实”。罗亚-科拉尔也批评说：“如今的政治丧失了伟大。在我看来，法国已经无法提供任何东西。它陷入了无梦的睡眠状态。”
在外交上，莫莱政府并没有作出令人印象深刻的举动。莫莱表面上对英国采取友好政策，宣称“和英国结盟是我们外交的基础”，但实际上，在比利时、汉诺威、西班牙等问题上都和英国存在严重分歧。同时，在推进路易-菲利普梦寐以求的和东方君主结盟的问题上，莫莱政府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可以说，它依然没有帮助法国摆脱在欧洲孤立的不利境地。
自从1838年初开始，基佐、梯也尔与巴罗结成暂时的反对派同盟，对莫莱内阁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基佐抨击莫莱内阁说：“你们和国家及其代表的距离太远。你们并没有在国王面前真实地、坚定地代表国家。”梯也尔的批评更为激烈，他甚至将莫莱和复辟时期的极端派总理波利尼亚克相提并论。反对派的报纸同样不遗余力地谴责路易-菲利普和莫莱内阁，“宫廷在统治，宫廷在治理，宫廷在施政，我们并没有摧毁绝对君主制，只不过让它的弊端改头换面，在另一个政权下死灰复燃”。迫于压力，莫莱在1838年3月8日向路易-菲利普提出了辞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