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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4年4月，外交大臣布罗格利在对美赔偿问题上的立场引起了议会多数的强烈不满。在1806—1812年期间，法国舰队俘获了不少和反法联军进行贸易的美国船只。自从帝国末期以来，美国不断提出抗议，要求法国政府赔偿7000万法郎的损失。拿破仑赔付了1800万；波旁王朝避免卷入纷争；卡斯米尔·佩利耶内阁在1831年7月4日决定赔偿美国2500万。作为交换，美国总统杰克逊同意降低针对法国葡萄酒和丝织品的关税。鉴于对美贸易占法国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法国总出口4.24亿法郎，对美出口总额是1.1亿法郎），布罗格利认为按照佩利耶的约定赔偿美国符合法国利益，故而将条约提交议会。但是，经过讨论和投票，众议院否决了布罗格利的方案。为此，布罗格利愤而辞职。
同年7月18日，苏尔特的总理职务也被海军元帅热拉尔取代。热拉尔是路易-菲利普忠实的追随者，他娶了国王的家庭教师让利斯（Genlis）夫人的外甥女，而热拉尔的岳母德瓦朗斯夫人更是从小和国王共同生活，一起接受教育。虽然得到路易-菲利普的庇护，但热拉尔在任时间很短，10月29日辞去总理职务。在热拉尔辞职后，路易-菲利普并不急于设置总理职位，他经常对基佐和梯也尔说：“你们需要一个内阁总理吗？难道我不支持你们吗？你们还获得了议会多数的拥护。为什么还要担心其他事情呢？”
11月18日，路易-菲利普才任命另一位海军元帅莫尔捷（Mortier）为总理。路易-菲利普频繁地更换总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要强化王权，建立忠于自己而非向议会负责的内阁制。一个名叫罗德勒的政论家撰写了一本阿谀奉承的小册子，反对梯也尔“国王统而不治”的虚位君主理论，主张国王拥有切实的最高统治权：“统治（gouverner）并不是管理（administrer）；治理（reigner）也有别于统治。管理是提供公共服务；统治要解决有关权力的行政难题；治理是统治与行动，是在法律权威之外施加道德影响。管理属于大臣的范畴；统治属于国王与一个或若干大臣；治理专属国王，它涵盖对外关系，负责在法律之外增加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的模范。”
罗德勒为路易-菲利普的拙劣辩护让议会感到颇为不满，导致它倾向于支持“国王最不喜欢、最害怕的”布罗格利公爵，后者的高贵出身与强硬性格让路易-菲利普颇为忌惮。1835年10月11日，布罗格利公爵组阁，他竭力阻止国王介入内阁会议。对此，路易-菲利普也颇为尴尬，曾经当着外国使节的面为自己寻找台阶：“为了避免堕落的激进主义，我才不得不忍受布罗格利。”
布罗格利上台后，重新采取抵抗派的政策。但这又引起了中左派的不满，他们伺机报复。布罗格利向议会重新提交赔偿美国2500万法郎的条约。美国也不断施压，杰克逊总统扬言，如果法国议会再次拒绝赔偿债务，那么他将建议美国国会批准没收法国公民在美国的财产。法美关系陡然走向紧张。法国众议院并不愿意作出妥协，法国报纸也愤怒地指责杰克逊的做法野蛮。不过，在布罗格利的斡旋下，众议院最终同意赔偿，但要求美国政府对杰克逊总统的立场作出说明。
更让布罗格利政府感到头疼的是，如何处置1834年4月的起义者。中左派主张和解，前总理热拉尔也宣称要实行大赦。在2000多名被捕人士中，贵族院认定164人是嫌疑犯。贵族院认定巴黎、里昂、马赛以及其他城市的起义存在串联关系。5月5日，贵族院开庭审理。共和派的被告们决定利用审判活动，将之变成宣扬共和主义的绝佳机会。他们的辩护律师在报纸上发表公开信，表示“法官的无耻将变成被告们的荣耀”。1835年底，经过旷日持久的审判，他们或者被判流放，或者被判监禁，但多数人只是被判处狱外临时监管。由于圣佩拉热监狱管理松懈，卡芬雅克、马拉斯特、吉纳尔（Guinard）等28名共和派人士成功越狱。所以，在这场令人瞩目的审判中，真正遭到打击的人数颇为有限。但是，由于镇压、监禁与流亡，共和派的网络已经遭到彻底破坏，“人权之友社”在法国的影响受到严重削弱。
在审判4月起义者的同时，另一个插曲也加剧了法国政治局势的紧张。7月28日，路易-菲利普在“光荣三日”的周年纪念之际，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在途中，科西嘉人菲耶斯基（Fieschi）向路易-菲利普投掷炸弹，后者幸免于难，但造成其周边的国民自卫军和观众的伤亡。菲耶斯基的两个同伙都是“人权之友社”的成员，他们在1836年1月被贵族院判处死刑。
在菲耶斯基暗杀行动发生后，路易-菲利普开始过着越来越封闭的生活。在统治初期，路易-菲利普总是不遗余力地塑造自己在公众舆论前的良好形象。他要么穿戴资产阶级的服装与礼帽，夹着雨伞，行走在巴黎的街道，要么身着国民自卫军军服，表达对资产阶级子弟兵的敬意，宣称自己的王冠归功于他们。在1831—1832年期间，他还曾经携带王室家庭，到外省巡视，并发誓要走遍整个法国。
由于七月革命以后巴黎局势的紧张始终没有消除，他慢慢地和巴黎民众保持了距离，不再努力维持“街垒国王”形象。他在杜伊勒里宫的周围修筑壕沟，区隔了王家花园和公共用地。这招致了行人的埋怨和反对派的嘲讽。菲耶斯基刺杀事件以后，路易-菲利普不再检阅国民自卫军，也放弃了巡游法国的计划。王后玛丽-阿梅莉也惊魂未定，战战兢兢地说：“我们周围都是凶手。多么可怕的人民！多么恐怖的国家！”她从此以后患上了被迫害的谵妄症，并影响了路易-菲利普。圣日耳曼街区的正统派为刺杀行为感到欢欣雀跃，他们还嘲讽了国王夫妇的恐惧。马耶公爵夫人还在日记中讽刺道：“奥尔良家族的恐惧无以复加。国王几乎不敢在自己的花园里散步。王后会因为轻微的声音而战栗；随风而动的窗帘都会让他们认为有凶手；稍有风吹草动，就会让他们呼喊救命。”
路易-菲利普虽然逃过了暗杀，但七月王朝却由此颁布了三项严厉的法律，趁机打击政治反对派，加强社会管制，史称“九月法令”。
前两项法律对重罪法院和陪审团做了重新规定：在出现叛乱时，授权司法大臣成立重罪法院，立即审判嫌疑犯；陪审团将进行秘密投票，只要取得简单多数（7票对5票）就足以定罪。第三项法律对出版作出更为严苛的规定。首先，提高了报纸的保证金，塞纳省、塞纳-奥兹省、塞纳-马恩省的报纸必须拥有10万法郎，人数超过5万的外省城市的报纸必须拥有2.5万法郎，而其他城市的报纸要拥有1.5万法郎（根据1830年12月14日法律的规定，它们的保证金分别只需2400法郎、800法郎和500法郎）。其次，列举了许多新的罪行，如亵渎国王、抨击宪章规定的君主立宪制、宣扬共和国等。再其次，各家报纸必须刊载政府文件与官方报道。最后，建立事先审批制度，“如果没有得到事先的批准，不得发表、出版或销售一切形式的绘画、印刻、版画、勋章或铜版画”。新开设的剧院和新上演的戏剧也必须遵守相同的事先审批制度。新的出版法遭到了反对派的猛烈抨击，拉马丁愤怒地指出：“压迫思想将会导致心灵的反叛。”在新出版法的打击下，共和派报纸遭遇重创。继《论坛报》在1835年5月11日被查封后，拉斯帕伊（Raspail）的《改革报》也在10月份消亡。其他苟延残喘的共和派报纸也不敢再把矛头直接指向王权。卡雷尔在1836年7月1日的《国民报》上表达了共和派的不满：“政府将各家报纸置于自我审查的境地。它们保持克制。人们不再撰写自己的所思所想，甚至不再发表作品。”毫无疑问，“九月法令”是七月王朝对1834年4月起义和1835年7月暗杀事件的报复行动。但它们的颁布也让路易-菲利普不再需要考虑自身统治的合法性问题，因为抨击国王或君主立宪制的行为都变成了犯罪。
七月王朝的逐渐巩固却并没有导致路易-菲利普对布罗格利的信任感有所增加。国王和内阁总理在外交政策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自从七月王朝诞生以来，路易-菲利普奉行和英国结盟的政策。但是，这更多是他在国内外局势动荡的情况下，为自己争取和平环境而采取的权宜之计。随着国内反对派的剪除，路易-菲利普认为与英国的同盟关系已经变得不再重要，开始谋求改善和俄罗斯、普鲁士、奥地利等欧陆君主国的关系。驻英大使塔列朗同样认为，法国应当改弦易辙，把目光投向欧洲大陆。塔列朗曾经如是劝说路易-菲利普调整外交政策的必要性：“陛下还想从英国获得什么呢？我们已经利用了它的同盟；我们不再能获得任何好处。我们应当将和平的维护归功于我们与英国的结盟；如今，它只会给你带来革命。因此，陛下的利益要求你向东方列强靠拢［……］各大王室虽然不喜欢你，但它们开始尊重你了。”
于是，路易-菲利普背着亲英的布罗格利内阁和传统君主国秘密往来，甚至还计划让王储奥尔良公爵和奥地利大公的女儿联姻。
然而，意大利、比利时、波兰等地方兴未艾的民族运动以及法国政府面对它们的暧昧态度让俄罗斯、奥地利与普鲁士心怀忌惮。意大利民族主义者马志尼建立秘密会社“青年意大利”，并在马赛创办一家报纸，鼓吹意大利统一和欧洲各国的民族自决。在波兰流亡者的支持下，马志尼曾经计划以萨伏伊为跳板，进军意大利。虽然马志尼的行动方案最终破产，但引起了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警觉。1835年9月9日日，沙皇、梅特涅以及普鲁士王在缪亨格拉茨储签署密约。该条约规定，在一个国家出现革命的情况下，其君主可以向别的君主求助；同时，它还宣布：“当三个宫廷中的某个宫廷已经作出提供帮助的声明，却仍然遭到别国的武装抵制时，那么三个宫廷将认定这是在反对它们三个。”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政治意图昭然若揭，即为了维护欧洲大陆的现状，继续推行正统性原则，严厉打击各国的民族独立运动，并隐含地将矛头指向了同情欧洲民族主义运动的法国。并且，俄、普、奥三国分别将这一具有恫吓性的条约照会法国。
孰料，布罗格利提出激烈的抗议：“我们已经作过声明，对于比利时、瑞士和皮埃蒙特等国，法国绝不能坐视外国列强的干预。”布罗格利的抗议让处心积虑要和俄罗斯、普鲁士与奥地利结好的路易-菲利普愤怒不已。所以，在布罗格利和议会产生冲突而提出辞呈后，后者在1836年2月5日爽快地予以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