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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获悉佩利耶感染霍乱逝世的消息后，路易-菲利普没有任何悲哀，反而有些幸灾乐祸地说道：“佩利耶去世了，但这令人悲痛吗？”他似乎在佩利耶的死亡上只看到了解脱，看到了亲自掌权的希望。在霍乱危机肆虐整个法国之际，路易-菲利普并不急于任命新内阁总理，他很享受在各个部门产生权限冲突后充当仲裁者的角色。
由于应对霍乱危机不力、贫富差距、政治矛盾以及1827年以来经济的持续低迷等多种因素，1932年6月5—6日爆发了共和派起义。起义的导火索是拉马克将军的葬礼。拉马克将军是帝国的英雄，是七月王朝的政治反对派，他所扮演的角色如同复辟时期的富瓦将军。同样，拉马克将军的葬礼也如同富瓦将军的葬礼，成为政治反对派规避反结社禁令（刑法第二九一至二九四条），表达集体抗议的良机。在共和派的引领下，十几万巴黎民众参加了葬礼。尽管巴黎警察局长热斯盖作了精心防范，禁止民众携带武器和高举旗帜，但游行最终还是演变成了起义。6月5日晚上，起义者建立了200多个街垒，并控制了圣德尼、圣马丁、圣马尔索以及圣安托万等街区。经过短暂犹豫后，七月王朝迅速采取行动。路易-菲利普及其家族也表现得临危不乱，而没有像其他政治危机中的当权者那样选择仓皇出逃。当晚，蒙塔利韦在巴黎城墙上张贴布告，抨击共和派与保皇派，认为他们是骚乱的罪魁祸首。6月6日，国民自卫军和军队发动进攻，很快摧毁圣安托万和圣马尔索的街垒，但圣梅里教堂周围的斗争却异常激烈。第二天下午，剩余的起义者已经倒在血泊之中。现场留下了300具起义者的尸体，但政府军也死亡50人。在战斗结束后，国王颁布敕令，宣布巴黎进入“紧急状态”。
几乎与此同时，正统派也发动叛乱。6月4日，布尔蒙元帅领导倾向于天主教与正统派的军队在西部省份发动叛乱。尽管叛乱得到当地民众的支持，但由于缺乏装备，而且各地叛军缺乏联系，很快被德尔蒙古（Dermoncourt）将军血腥镇压。贝里公爵夫人反抗顽强，曾经在6月9日化装成农妇，妄图激发保皇派再次反抗，并争取外国列强的干涉，但并没有取得成功。1832年11月8日，她最终被捕入狱。
在短短几天时间内，七月王朝就解除了威胁自身的两种威胁：西部的正统派和巴黎的共和派。6月10日，路易-菲利普在爱丽舍广场和各大街道进行盛大的阅兵活动，象征性地重申其对首都的严密控制。同时，警察局长热斯盖大肆搜捕煽动和参与起义的人员，逮捕了1500人，但多数人很快被释放。不过，共和派报纸《论坛报》和正统派报纸《日报》的编辑们却被送上了法庭。7月以后，七月王朝实行缓和政策。在塞纳重罪法庭审判的261名嫌疑犯中，唯有88人被判有罪，11人判处死刑，5人流放。然而，审判起义者的法庭却变成了反对派抨击政府的演说场所。譬如，参加过圣梅里教堂战斗的夏尔勒·让那（Charles Jeanne）和维克多·普罗斯佩（Victor Prospert）变成了民众的新偶像，前者激发作家诺艾尔·帕尔菲（Noël Parfait）撰写小说，后者导致裁缝工为他组织了一场慈善募捐活动。6月起义在外省并没有获得支持；相反，在起义爆发后的几个星期内，外省纷纷派遣代表团到杜伊勒里宫请愿，要求尽快恢复秩序。在此，巴黎与外省、城市和农村在19世纪法国重大政治危机（如1848年6月起义、巴黎公社）中的矛盾与对峙已经初露端倪。尽管如此，夏多布里昂、雨果以及里昂的报纸《先驱报》（Le Précurseur）仍然不惧强权，继续批评七月王朝滥用权力。后来，雨果在小说《悲惨世界》中对6月的起义者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描述。
佩利耶逝世后，内阁总理空缺将近5个月。1832年10月11日，路易-菲利普任命苏尔特元帅为内阁总理。苏尔特反复无常，易于动怒的性格经常让路易-菲利普感到头疼，但他“无知而愚蠢”（基佐的评价），却便于控制。为了很好地约束苏尔特，路易-菲利普给他配备了三个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大臣布罗格利出身名门望族，是斯塔尔夫人的女婿；公共事务大臣梯也尔尽管出身卑微，但凭借在出版界的广泛人脉及其对革命史与帝国史的研究，在政界和舆论界均拥有重大的影响；公共教育大臣基佐是信条派的灵魂，笃信自己的政治原则，而且毫不退缩。真正给苏尔特内阁定下基调的是布罗格利公爵和基佐，时人也因此将之称为“信条派内阁”。左派报纸将布罗格利和波利尼亚克相提并论。为了表明内阁绝不姑息正统派的保皇党，梯也尔逮捕了隐藏在南特的贝里公爵夫人。路易-菲利普之所以把三位个性如此强硬的人士捏合进苏尔特的内阁，乃是因为他断定他们无法友好相处，从而方便自己的操纵。孰料，他们在内政外交上竟然了取得了相同立场，这让路易-菲利普感到意外，不无失望地说：“当这三人达成一致时，我就得靠边站，无法让自己的意见取胜。这是卡斯米尔·佩利耶在三人身上得到了复活。”
苏尔特内阁在1833年颁布一项有关省议会和区议会的新法律，完善了地方政治机构的组织。省议会成员的数量和县议会的成员数量相当，总数不超过30人。选举省议员的选举议会由选民和陪审员名单中的公民组成；候选人必须年满25岁，缴纳200法郎的直接税。省议员任期九年，每三年改选三分之一，可连选连任。国王有权解散省议会，并在三个月内进行重新选举。省议会由省长召集；它负责任命自己的办公室，其会议并不对外开放；省长有权列席。区议会也遵循类似的组织方式。它的人数不超过九人，选举、被选举以及召开的方式都相同；区长有权列席会议；区议员任期六年，每隔三年改选二分之一。1833年法律和1831年3月21日市镇法共同奠定了七月王朝时期地方议会的组织框架。
1833年4月24日，颁布一项殖民法，将马提尼克、瓜德鲁普、圭亚那、波旁岛等殖民地置于议会的监督之下，并让它们创建特别议会。在总督之外，建立一个选举产生、任期五年的殖民议会。在殖民地的政治权利、适用自由人与奴隶的刑法、商法以及关税法等问题上，议会依然行使立法权，但它会就公共教育、治安、出版、奴隶解放等问题咨询殖民议会。这是在限制总督的权力，总督不再拥有绝对权力。1833年7月9日，通过公共利益征地法。在梯也尔的主导下，议会拨款1亿法郎，计划在五年内完成一些重要的公共工程建设，从而开启了法国改善交通与运输的新征程。
在推动教育改革方面，基佐更是不遗余力。1833年，颁布一项初等教育法。它规定，人口超过6000的乡镇必须开设1所小学；小学教师的俸禄纳入乡镇预算，年薪至少应达到200法郎。每个省应当创办1所培养小学教师的师范院校。在法国历史上，初等教育首次纳入地方预算；穷人的子女理论上能够得到免费教育，但国家并不强制父母将其子女送到学校。同时，该法律还规定了小学教师的教学资格，一方面必须通过教育大臣任命的委员会所主导的考试，获得学力证书，另一方面要拥有道德证书。经基佐积极倡导，该法才获得通过，故史称“基佐法”。和第三共和国的教育法不同，1833年教育法并不具有反教权主义色彩，基佐本人也强调知识教育和宗教教育的互补性：“为了让民众教育得到传播和巩固，教会与国家的行动不可或缺［……］如果神甫仇恨教师，或与之切断联系，如果教师自视为独立的竞争者，而不认为自己是神甫的忠实助手，那么学校的道德教育就会消失，就因此变得很危险。”
所以，基佐并不反对将儿童交给神甫，前提是要尊重家长们的意见。
中等教育没有变化，保持现状。换言之，中等教育由教育总署和神职人员共同支配。相反，基佐特别重视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自从1830年起，基佐创设历史文物总督察，梅里美担任了首任总督察。1835年，基佐推动创建“法国历史学会”，负责出版铭文与文献；他还专门拨款，发起出版“法国历史未刊文献”的运动；在巴黎法学院创建宪法学讲席，首任讲座教授是意大利人罗西，负责讲授法国宪法学，其宗旨是“阐明宪章，阐明它确立的个人保障与政治制度”。
自从1832年6月5—6日起义后，法国的街头虽然没有骚乱，但革命的激情并没有熄灭。譬如，共和派组织“人权之友社”开始蓬勃发展，它在巴黎拥有4000名会员，下设各个分支机构，它们经常以罗伯斯庇尔、马拉和巴贝夫来命名自己。“人权之友社”在外省也广设分支，在里昂、马赛等大城市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1833年，共和派报纸《论坛报》发表一份公开声明，要求实行普选、推行公立教育、组织国家信贷、普及陪审团制度，并要借助更合理的劳动分工、更平等的产品分配以及结社，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宣言的起草者在1833年8月4日的《国民报》上，阐明了此份宣言的社会意义：
你们问我们在“秘密会议”能够做什么，能够说什么。我们在各个分支里所说的事情，就是如下：打倒一切特权，哪怕是出身的特权！打倒财富的垄断！打倒人剥削人！打倒社会不平等！……集权的共和国万岁！普选万岁！作为权力的主宰者，人民万岁！……是人民拥有并耕种土地，是人民让商业与工业产生丰硕的成果，是人民创造了所有的财富。所以，组织所有权、平均分配责任以及社会福利的权利属于人民……这就是我们秘密会议关注的事情。这就是报纸不谈论的东西，因为它们只关心政治变革。最重要的革命不是政治革命。如果它们没有带来社会革命，那么就不会或者几乎不会产生任何结果。权力虽然换了主人，但人民依然穷困潦倒。
第三共和国著名历史学家拉维斯认为，宣言的起草者可能受到了圣西门派皮埃尔·勒鲁和让·雷诺（Jean Reynaud）的影响，他们推动了“人权之友社”把社会改革纳入自己的政治纲领。共和主义的新转向让无产者逐渐萌芽了阶级意识。但这也引起了一些共和派的不满。《国民报》的主编阿尔芒·卡雷尔、《先驱报》的主笔安塞姆·珀特坦（Anselme Pététin）对这份宣言提出了批评。
虽然如此，所有共和派都同仇敌忾地反对七月王朝，反叛的情绪无处不在。例如，当议会审问被控试图枪击国王的共和派分子贝热龙（Bergeron），问他“是否说过国王应该被枪毙”之类的话时，他回答说：“我不记得是否说这样的话，但我确实是这么想的。”街头小贩也经常兜售鼓吹颠覆七月王朝的小册子。巴黎警察局长热斯盖试图对他们兜售的小册子征收印花税，但被法院判为非法，转而抓捕非法小册子的传播者。
骚乱的梦魇萦绕在苏尔特内阁成员的脑海里，他们颁布一系列高压法律，试图消灭社会不安定的因素。1834年1月25日法律规定，街头小贩在兜售小册子之前，必须得到事先的批准。1834年2月24日法律进一步强化了拿破仑刑法典第二百九十一至二百九十四条的反结社禁令。刑法典虽然规定人数超过20人的社团必须得到政府批准方可成立，但并没有对成员众多，但分支机构却不超过20人的社团（为了躲避刑法的打击，“人权之友社”各个分支的人数不超过20人）作出规定，而且没有禁止它们举行定期集会。新法律规定：反结社的规定适用于分支机构的人数少于20人的社团，且不论它们是否举行定期集会；惩罚的对象也从社团的领导人扩大到普通会员，违法行为将由法庭而非陪审团裁定；社团颠覆国家安全的罪行将由贵族院审理。反对派抨击了1834年结社法，但基佐和梯也尔为之进行了辩护。前者批评反对派说，“在你们的手里，自由变成了放纵，反抗变成了革命”；后者指责反对派在合法政府之外，组建“隐藏的政府”，阴谋用“未来的政府推翻现行政府”，并表示：“社团虽然是一种美妙而高贵的力量，但也令人害怕，所以它应当服从法律。”
在1834年2月24日反结社禁令颁布后，“人权之友社”呼吁人们进行抵制。在互助社和结社活动异常活跃的里昂，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工场回声报》发表一份由2 540人签名的抗议书，宣称：“他们的脖子上绝不会套上锁链，他们的集会也不会停止。通过依靠最神圣的权利，即依靠劳动谋生的权利，他们将不遗余力地使用自由人的力量，反抗一切野蛮做法，将不惜代价捍卫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人权之友社的里昂分社也表示：“无论如何，他们的社团仍然会像从前那样存在。”6名无互助社的成员突然被捕无异于火上浇油，导致抗议活动愈演愈烈。4月9日，里昂爆发起义。路易-菲利普政权像1831年那样，派遣军队进行残酷镇压。
圣艾蒂安、格勒诺布尔、克莱蒙、马赛等大城市也爆发抗议活动，街道上响起了“共和国万岁”的口号。里昂起义在巴黎引起了最大的反响，“人权之友社”中央委员会决定声援里昂工人，但由于计划并不周全，政府率先采取行动，逮捕了密谋者，并查封共和派报纸《论坛》，其主编阿尔芒·马拉斯特被迫逃跑。尽管如此，“人权之友社”的部分成员还是决定走向街头抗议，并在博布尔、奥布里-勒-布歇、特朗斯诺南等街道修筑街垒。但在几个小时内，政府就扑灭了起义，并制造了惨绝人寰的“特朗斯诺南大屠杀”。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从杜米埃的漫画《特朗斯诺南街》感受到镇压的残酷性。为了避免起义继续蔓延，七月王朝逮捕了2000多名嫌疑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