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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1年3月13日，建立了卡斯米尔·佩利耶领导的新政府，他身兼内政大臣和总理。虽然同为抵抗派的成员，但佩利耶和基佐几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佩利耶无意于纠缠于七月王朝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也对让罗亚-科拉尔与基佐感到苦恼的主权归属问题漠不关心；作为成功商人，他只关心效率，是一位粗鲁野蛮却坚定强硬的人物。罗亚-科拉尔对他的评价是：“卡斯米尔·佩利耶备受命运的垂青。他生活的时代让其最糟糕的缺陷变成了宝贵的品质：他既无知，也粗野；然而这两种品质却拯救了法国。”
佩利耶力图建立一个威权且高效的政府。他强调总理的地位高于其他大臣，同时竭力把路易-菲利普排除在内阁的决策之外，坚持总理在国王缺席的情况下有权召开内阁会议。而且，他还派人暗中监视路易-菲利普的信息与公开活动，避免后者对自己的政策构成干扰。对于佩利耶阻挠自己介入政治的做法，路易-菲利普本人颇为不满，却又无可奈何。他不无怨恨地把佩利耶称为“保险柜里封存着一个银行家的灵魂”。佩利耶的内阁成员和拉斐特政府几乎相同，梅里乌（Mélihou）的辞职和路易男爵重返财政部是为数不多的变化。由于佩利耶的威权个性，政府的行事风格变得雷厉风行。
路易-菲利普虽然因为“3月13日的体系”（时人用佩利耶组阁的日子指代其政治体系）排斥自己而感到不满，但在结束革命状态，恢复社会秩序方面，他和总理的目标别无二致。在3月18日的就职演说中，佩利耶强调“七月革命创建了一个政府，而非无政府”，鼓吹抵抗派所推崇的“中庸道路”。1831年1月30日，国王在回复塔恩省加亚克市的请愿书中，明确表达了类似的政治诉求：“在国内，要秩序，而不牺牲自由；对外，要和平，而不要损害荣誉。”
为了确保巴黎的安全与稳定，佩利耶任命曾经在其银行里担任经理的亨利·热斯盖（Henry Gisquet）为巴黎警察局长。作为佩利耶的忠实信徒与朋友，热斯盖在打击反对派，残酷镇压民众起义时，毫不手软。他还任用劣迹斑斑的前苦役犯弗朗索瓦·维多克担任便衣警察队长。维多克黑白两道通吃，许多痴迷于犯罪题材的作家们纷纷向他讨教警匪世界及其流行的黑道行话，并经常将之作为小说人物的原型。譬如，在雨果的《悲惨世界》中，冉阿让和沙威在很大程度上分别再现了维多克的苦役犯生活和从警经历。在热斯盖和维多克的支持下，佩利耶内阁严密监视政治反对派，逮捕可疑分子，并对他们提出颇具争议的控诉。
归功于其铁腕政策，佩利耶奠定了议会制的基础，内阁总理对议会负责，而只让路易-菲利普扮演象征性的国家元首的角色。需要指出，佩利耶也是一位真诚的自由派，他推动颁布了若干自由主义色彩浓厚的法律。
首先，1831年3月21日市镇法规定，每个市镇纳税最多的公民（占成年男性的10%—15%）以及法官、律师、公诉人、国民自卫军军官、大学学者都有权进行投票。根据该法律，全法国拥有100万的选民可以参加市议会的投票。由此，城市和乡村的政治生活出现了很大的不同。在大城市中，市镇投票权由富裕的资产者垄断，但在乡村地区，缴纳10—15法郎直接税的小所有者占了成年男性的三分之一，都能变成市镇级别的选民。毫无疑问，1831年3月21日市镇法是七月王朝政治生活走向地方化与民主化的重要里程碑。
其次，1831年3月22日法律重新组织国民自卫军。理论上，它向所有20—60岁的法国男性公民敞开大门，但实际上，唯有那些有能力提供装备的人才有资格穿上国民自卫军的军装。国民自卫军致力于维护秩序，保障财产私有制。从权力关系上说，它隶属于宪兵与军队。全法国的国民自卫军数量在570万左右，它的中下级军官由普通士兵选举产生。在实行纳税选举的七月王朝，国民自卫军的军官选举发挥着“准普选实验室”的作用。但是，为了维护政府对国民自卫军的绝对控制，佩利耶罢免了运动派的军官，任命铁腕人士；为了更有效地维持社会秩序，1841年4月10日法律授权国民自卫军在向聚集的人群发出三次警告后，有权开枪。
再其次，颁布新的选举法。1830年宪章虽然仓促地提及了议会选举，但并未就它的组织与实施作出明确的规定。佩利耶把制定一项新选举法提上了日程，结果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贝里耶（Berryer）和德鲁·布雷泽（Dreux Brézé）侯爵等少数正统派议员鼓吹两级的普选制度；自由派则主张，除了宪章规定缴纳300法郎直接税的有产者，还应当把选举权利授予17000名左右的贤能之士（如院士、医生、公证员、文人以及律师）。1831年4月19日，新选举法获得通过，它比1830年宪章的规定更具自由色彩：选民的纳税标准从300法郎降到200法郎，这导致选民的数量从9万增加到17万；同时，无论院士和退休的高级军官纳税多少，钦定授予他们以选举权；至于被选举人的纳税金额，顶格为500法郎。尽管选民的数量增加了一倍，七月王朝的统治更多是建立在金钱政治之上，而非依赖真正的“贤能”（capacitaires）。
最后，1831年12月29日法律改变了贵族院的选举方式。它取缔了不受欢迎的贵族世袭制；国王有权在纳税金额超过3000法郎、高级公务员以及法兰西学院院士中任命终身贵族。贵族院不再是旧贵族的大本营，而更多地向帝国贵族（内伊元帅的儿子）和资产阶级精英倾斜。贵族院也丧失了复辟时期的制衡权力，它的政治功能只有象征意义。对于佩利耶削弱贵族院的做法，德布罗格利公爵提出抗议，认为新法律将之变成了“荣誉军人之家和宠臣聚集地”。相应地，众议院的地位得到明显加强，而运动派和抵抗派的矛盾将贯穿众议院的辩论中。
由于选择温和而又保守的资产阶级作为统治基础，佩利耶内阁和“光荣三日”的其他革命力量产生了严重冲突。在大城市中，共和派日趋失望，并逐渐走向暴力反抗，甚至诉诸绝望的弑君行为。1831年5月9日，共和派分子埃瓦里斯特·加鲁瓦（Évariste Galois）在共和派宴会上，把匕首刺向路易-菲利普，但并未伤及国王。1830年11月，夏尔勒·菲利蓬（Charles Philippon）创办了《漫画》（La Caricature）杂志，抨击新政权没有兑现七月的承诺，批评它唯利是图、腐败堕落，谴责它造成财政困难并践踏公共自由。七月王朝也违背了1830年宪章确立的出版自由原则，严厉打击反对派的报纸。在1830年8月和1832年10月期间，法国出现了281次查禁报纸的行为，251起针对媒体的判决。1832年1月1日，曾经为路易-菲利普的上台立下汗马功劳的阿尔芒·卡雷尔及其《国民报》也公开宣布反对政府。
佩利耶内阁的外交政策招致了公共舆论的严厉批评。1830年10月4日，比利时成立临时政府，宣布独立。比利时的革命者暗中得到法国的支持，比利时议会一度考虑把王位授予路易-菲利普的次子内穆尔公爵。但由于英国的坚决反对，路易-菲利普不敢为法国兼并任何领土，拒绝内穆尔公爵出任比利时国王，转而支持英国青睐的列奥波德·德撒克斯·科布尔（Léopold de Saxe-Cobourg）亲王，后者在1831年6月4日登基。1831年8月2日，荷兰国王威廉一世进攻比利时王国，法国派遣军队支援节节败退的比军，最终击退了荷兰军队。8月12日，签署停战协定。波拿巴派、共和派以及少数自由派都抨击路易-菲利普以及佩利耶内阁，认为他们挥霍了重建法兰西辉煌的天赐良机。同样，佩利耶的意大利政策也令人争议。他曾经让奥地利军队镇压1831年3月的烧炭党起义，但在奥地利趁1832年1月28日教皇国出现骚乱占领博洛尼亚后，他又进行了反击，派遣法国舰队占领了安孔港口。法国在拿破仑帝国解体后，再次确立了自己在意大利半岛的仲裁地位。法国由于利用了教皇格里高利六世的困难，让天主教徒感到沮丧，同时又因为充当了神圣联盟的帮凶，又伤害了左派的感情。此外，左派为法国没有介入波兰问题感到愤怒。尽管在议会和街头都出现了声援波兰的游行示威，但佩利耶竭力保持克制，其支持仅限于接收逃避俄罗斯镇压的波兰流亡者。波兰移民的流亡者进一步加深了法国人对俄罗斯的负面印象，钢琴家肖邦和诗人密茨凯维奇也促进法国浪漫主义呈现出了新气象。巴罗、拉法耶特、拉马克、加尼耶-帕热斯和萨尔维尔特（Salverte）猛烈抨击佩利耶的波兰政策。但对佩利耶而言，维护法国国内秩序以及欧洲的和平更为重要。
佩利耶政府的保守社会政策让普通民众渐行渐远。在经济领域，佩利耶坚决奉行绝对的自由放任原则，拒绝巴黎工人固定价格与工资的要求。1831年6月14—16日，圣德尼郊区和博纳-努维尔街道的工人发动骚乱，但遭到了国民自卫军和军队的残酷弹压。1831年11月21日，成百上千的里昂丝织工人起义，高举黑色旗帜，并呼喊“以劳动求生存，抑或战斗而死”的口号，修建街垒，控制了市政府，迫使市长和驻防司令仓皇出逃。在控制里昂期间，工人们没有实施任何抢劫，既没有提出政治纲领，也没有建立组织，但依然引起了资产阶级精英的恐慌，记者圣马克·吉拉尔丹（Saint-Marc Girardin）惊呼：“威胁社会的野蛮人既不在高加索，也不在鞑靼利亚的草原；他们就在我们工业城市的郊区里。”11月25日，奥尔良公爵（国王的长子）和苏尔特元帅率领2万军队，进军里昂。在没有造成流血事件的情况下，采取了取缔关税、逮捕90个工人、解散国民自卫军等让当地工人倍感失望的措施。政府以捍卫“商业与工业的自由”为名，拒绝萨尔维尔特等左派议员提出的对里昂骚乱进行调查的要求。圣西门派认为里昂起义是1830年革命的继续，说明劳工阶级正在走向政治舞台；但拥护内阁的《辩论报》认为劳工阶级违反法律，侵害所有权，并暴露了民众阶级的道德堕落。公共舆论在里昂起义问题上的对立态度，体现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开始变得不可调和。1831年7月14日，在巴黎共和派的组织下，夏特莱、巴士底狱广场、协和广场以及爱丽舍广场都爆发了骚乱。1831年夏天，波拿巴派试图在吕内维尔、斯特拉斯堡、梅茨和贝桑松等地的兵营发动起义，但很快被镇压。1832年4月10日法律虽然把矛头主要指向波旁家族，但也保留了流放波拿巴家族的规定。1832年3月，在格勒诺布尔，一场狂欢节演变成了反对政府的起义；省长不顾圣克莱尔将军的反对，朝示威群众开枪。接二连三的密谋与起义让佩利耶的神经绷得更紧，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敌意日趋强烈。
最后，1832年霍乱的爆发更是让普通民众感到绝望。由于殖民征服、军事战争、传教活动、交通手段的革命以及日趋紧密频繁的全球贸易活动，霍乱弧菌不断扩散。1832年波兰爆发起义后，沙皇派遣西伯利亚军队前往镇压，从此以后，霍乱在整个欧洲蔓延开来。1832年3月26日，巴黎首次出现霍乱病患。密集的人口、局促的建筑、肮脏的街道、肮脏的饮用水、医生与医疗设施的紧缺以及市政管理的混乱，加速了霍乱在巴黎的传播。霍乱在巴黎造成死亡18 402人，而法国总共损失的人口超过10万。在霍乱期间，巴黎拾荒者不满于巴黎警察局主导的公共卫生运动剥夺了其生存权利而发动骚乱；由于普通民众对政府和富人抱有的怨恨和不信任，投毒的谣言四起，一些人还因此无辜惨死。佩利耶本人也感染了霍乱，逝世于1832年5月16日。对于佩利耶感染霍乱死亡的事实，德国流亡诗人亨利·海涅评价说，不少人认为其政治体系比霍乱更加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