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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登基的路易-菲利普为了赢得新法国的支持，采取了许多象征性的做法，以表明自己和复辟王朝决裂、继承1789年原则的决心。路易-菲利普宣布解散瑞士军团、御林军，取缔圣灵教堂、圣路易团体以及复辟王朝仿效旧制度而设立的宫廷官职，重新挂起三色旗，实现圣热内维也夫教堂的世俗化，重新将之变成供奉启蒙哲人的先贤祠。新国王在皇港的公馆里热情友好地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请愿代表团，重建国民自卫军，并于8月29日在马尔斯校场检阅了5000名士兵组成的游行方阵，宣称“这比兰斯加冕礼更为重要”。同时，不再把路易十六的殉难日（1月21日）作为国殇日，奖励“光荣三日”的受伤者，并为牺牲者的父母、寡妻和孤儿提供年金。在其统治的前几个月，路易-菲利普备受公共舆论的欢迎，“国王-公民”的形象深入人心。
8月11日组建的政府体现了新政权追求和解的良苦用心。它既保留了在路易-菲利普担任王国监国期间提供辅助的特派员与顾问，又吸收了复辟王朝时期的自由反对派（杜邦·德勒尔任司法大臣，拉斐特任财政大臣），还包括归顺的立宪君主派（布罗格利公爵任公共教育和宗教事务大臣、基佐任内政大臣、莫莱任外交大臣）。
新内阁成立后，忠于查理十世的正统派拒绝效忠新国王，军队里有2000—3000名军官提出辞职。同时，新政府也趁机清除波旁派，把国家机构的重要职位授予自己的支持者。它罢免了86个省长中的79名，277名市长中的244名，75名将军中的65名，全部由帝国精英和自由资产阶级取代。
实际上，帝国贵族和自由资产阶级为获得新政府的肥缺，也在拉帮结派、阿谀奉承、贪污受贿，无所不用其极。漫画家或政论家们纷纷效仿杜米埃（Daumier）和德梅里（de Méry），讽刺了1830年夏天的“跑官竞赛”。唯一的例外是阿尔芒·卡雷尔，他拒绝出任奥利亚克省的省长。或许，唯有相对独立的司法机构和专业性很强的财政部，没有受到“跑官竞赛”的波及。
第一届内阁的灵魂人物是基佐。在复辟王朝时期，基佐就是信条派的核心。在贝里公爵遇刺，自由派被迫辞职后，基佐把主要的精力用于撰写历史著作。其核心的观点回溯往昔，证明西耶斯关于第三等级（毋宁说资产阶级）崛起并最终掌握政治权力的历史必然性。由于其父亲在雅各宾派专政期间命丧断头台，所以他肯定1789年，仇恨1793年。同时，他批判属人的主权观念（无论它属于君王、贵族抑或人民），倡导理性主权，并认为新社会将建立在能够从社会各个角落萃取理性的代议制政府之上。
资产阶级攫取了国家权力，但革命的人民也希望分享革命的果实。基佐冷静地观察着革命的发生，而不愿卷入其中。对他而言，奥尔良方案是最佳选择，路易-菲利普一世将扮演英国威廉三世的角色，把革命终结在1789年。为了消弭人民主权观念的影响，基佐竭力否认路易-菲利普是人民自由选择的君主，而强调他之所以能够登基，更多是因为和波旁王朝之间的血缘关系。1831年12月21日，基佐发表演说指出，路易-菲利普不是人民选择的国王，而是“人们在被打碎的王权旁边幸运发现、必然性使之为王的君主”
。路易-菲利普也认为，基佐的学说与立场最符合自己的利益，因而和后者结成了亲密的政治同盟。
可以说，七月王朝的政治合法性建立在某种模棱两可之上，它诞生于革命，但又想遮掩其革命的起源。一方面，由于它是革命的产物，所以它始终无法回避“革命的瀑布”（孚雷的提法）
，难以逃脱共和派、社会主义者等更为激进的派别的不断究问：“谁让你变成了国王？”另一方面，虽然它不遗余力地掩盖其革命出身，却得不到正统派的认可与支持。在正统派看来，路易-菲利普不仅忘恩负义，辜负了前朝君主的信任与恩宠，而且还重蹈了法国大革命的覆辙，助长了个人主义的泛滥和金钱政治的腐败，正在把法国社会推向解体的边缘。所以，奥尔良王朝不得不左右逢源，但经常陷入左右不讨好、左右夹击的两难境地。
从一开始，坚定的正统派就不认可奥尔良的方案。在8月7日两院联席议会表决1830年宪章时，前朝首相马提尼亚克和夏多布里昂等少数代表就投了否决票。正统派对路易-菲利普篡夺权力的做法深恶痛绝，一些人在“光荣三日”流亡国外，为外国君主服务，另一些人寄希望于波旁王朝再次卷土归来。实际上，波旁家族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也曾经在法国组织过抵抗。在流亡英国的查理十世授权下，费迪南·德索维尼在巴黎重建了一个国家中央委员会。在克洛泽尔·德库塞尔格和德莱维公爵的领导下，它组织了一场旨在推翻路易-菲利普、建立贝里公爵夫人为摄政的武装起义。同时，只要时机合适，就在西部和南部建立民事和军事的机构。在西部，布尔蒙元帅领导勤王军；在南部，德卡尔公爵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在图卢兹招募了1 200名志愿军。1832年4月30日，贝里公爵夫人登陆普罗旺斯，随后秘密潜入旺代，并赢得了当地朱安党人的支持。但这一切都是昙花一现，贝里公爵夫人也很快被捕入狱。然而，更多的正统派拒绝向新宪章和新国王宣誓，拒绝为篡权者效命。1830年夏天，他们大规模辞职，引发了“国内流亡”的现象。许多正统派贵族选择在巴黎的圣日耳曼街区沉默生活，或者干脆回归外省的城堡。
正统派选择“国内流亡”对七月王朝时期的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导致乡镇自由和地方自治的观念深入人心，推动了若干“分权化”法律的出台（如1831年3月21日的市镇选举法和1833年6月的省议会选举法）。与此同时，旧贵族的“国内流亡”也导致他们把主要的财力、精力和时间用于发展当地的农业、工业和慈善事业，也有利于法国地方的经济繁荣。
自从七月革命以来，法国天主教会不得不为复辟时期“王座与祭台”的联盟而付出沉重的代价。1830年宪章取缔了天主教会的国教地位，只承认天主教是法国多数人信仰的宗教，尽管它承诺继续给神职人员提供俸禄，但这并不能缓和他们的失望与愤怒。为满足资产阶级的反教权主义，七月王朝出台了一系列打击天主教会的措施。1830年9月30日取缔天主教中学的8000份奖学金，10月13日取缔助理神甫的津贴，10月11日废止亵渎圣物法，并削减宗教预算等。与此同时，在七月革命的影响下，社会上的反教权运动也变得如火如荼，天主教会以及神职人员经常成为暴力袭击的对象。曾经和波旁王朝过从甚密的高级教士，如兰斯大主教朗蒂尔、南锡大主教福尔班-让松、贝桑松大主教罗昂-夏波被迫流亡海外；主教寓所、修道院以及修会成为民众洗劫的对象。甚至，在兰斯、沙隆、欧塞尔、博讷和普罗万等地区，十字架也被掀翻；夏尔特、奥尔良、斯特拉斯堡等地的十字架由于被移入教堂内部，才幸免于难。在巴黎，也出现了多次冲击天主教会的暴力事件。
1831年2月14日，巴黎民众洗劫圣热尔曼-欧塞尔教堂。事情的起因是圣热尔曼-欧塞尔教堂不顾政府禁令，在贝里公爵的忌日举行纪念弥撒。负责维护秩序的国民自卫军袖手旁观，没有制止参与抢劫的民众。几天以后，同样的厄运降临巴黎大主教的府邸。许多巴黎教堂里的十字架都被愤怒的反教权人士打碎。政府的不作为以及拒绝惩罚示威者的做法，进一步恶化了教会和政府的关系。需要指出，在七月王朝初期，资产阶级的反教权立场远比工人阶级更为激进，服膺启蒙著作的他们对复辟时期的教权主义泛滥尤为痛恨。资产阶级推出了许多侮辱教士的宣传册和淫秽戏剧。
我们由此不难理解天主教会面对新政权的态度。巴黎大主教凯朗（Quélen）虽然倾向于接受路易-菲利普政权，却是一个虔诚的保皇党。奥尔良、阿拉斯、斯特拉斯堡、贝莱等地的主教呼吁辖区教士避免卷入政治。直至庇护八世在1830年9月25日承认路易-菲利普为“虔诚的基督教国王”，他们才逐渐放弃冷漠的立场。然而，主教团的归顺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在马赛，福蒂内·德马泽诺（Fortuné de Mazenod）主教以尊重传统为由，拒绝承认路易-菲利普政权。堂区神甫比主教们更加缺少妥协精神，他们留恋复辟王朝，鼓吹教皇至上论，经常和地方政府产生冲突。不过，天主教内部也出现了一批主张顺应时代潮流的自由派天主教徒，他们不再把天主教的未来和世俗政权相连。拉梅内、拉科代尔和蒙塔朗贝尔创办了《未来报》（l'Avenir），提倡出版自由、宗教自由、教育自由和结社自由。他们的主张在巴黎地区的青年教士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拉梅内等引起了依然忠于罗马的天主教徒的愤怒，法国主教们禁止神职人员和信徒阅读拉梅内等人的著作，导致其学说的传播范围颇为有限。对此，拉梅内抱怨说：“我缺乏的不是勇气，而是声音。”年轻气盛的拉梅内上诉到罗马，但没有得到教廷的支持。相反，教皇却颁布通谕，在既不点名也不提及《未来报》的情况下，批评了法国自由天主教徒所鼓吹的学说，认为公民自由、政治自由与要求民众服从君主的教会原则格格不入，认为良知自由、舆论自由、出版自由会催生宗教冷漠。
拉梅内实现天主教与现代社会和解的努力遭遇重大挫折，而他本人也开始对天主教渐趋失望，和它渐行渐远。
然而，路易-菲利普政权最大的威胁并不是来自日薄西山的正统派和天主教神职人员，而是来自左派。各种左派的共同立场是不仅要求更多的政治自由（降低选民的纳税标准，或者实行普选制），还要求法国支持比利时、意大利、波兰等地受法国七月革命影响而爆发的民族独立运动。不过，和反对七月王朝的右派一样，左派的成分很复杂。
首先是王朝反对派，又称运动派。七月革命爆发后，所有自由派的报纸曾经毫无保留地拥护新政权。《国民报》认为奥尔良方案融合了秩序和自由的原则，《辩论报》将之视为“1789年革命的最终结果”。然而，从1830年8月起，就出现了抵抗派和运动派的分野。抵抗派的领袖是基佐和卡斯米尔·佩利耶，他们认为1830年革命的目标是反对查理十世，实现王朝更替，希望尽早结束革命进程。运动派的代表人物是雅克·拉斐特、梯也尔以及奥迪隆·巴罗，他们认为七月革命并没有终结，应当延长革命行动，并深化它的成果。具体而言，他们主张实行虚位君主制（即如梯也尔所说，君主要“统而不治”），推行议会主义，并强调随着社会进步，逐渐降低选举的财产资格，直至走向普选制。
起初，路易-菲利普似乎也支持运动派，将国家的重要职位授予他们。巴罗被任命为塞纳省省长；1830年11月2日，在德布罗格利公爵和基佐等抵抗派提出辞呈后，国王任命拉斐特为内阁总理。由于希望让新政权接受议会主义，并逐渐走向民主，拉斐特并不想抵制进步与革命的力量，多次表达与它们进行和解的姿态。然而，拉斐特的政府并不能主导法国的革命运动，而是任由它们自行发展。拉斐特在圣热尔曼-欧塞尔教堂事件上的不作为，加剧了他和路易-菲利普之间的分歧，后者竭力避免反教权运动的扩大化。最后，他们的矛盾在意大利问题上得到公开暴露。拉斐特支持意大利的起义者，但路易-菲利普忌惮起义者，故支持奥地利军事干涉意大利。1831年3月9日，拉斐特被迫辞职。从此以后，七月王朝的政策出现了决定性的转变，走向了“自由的专制”，而拉斐特、梯也尔、巴罗等人也由此变成了王朝反对派。
共和派的象征是拉法耶特将军。拉法耶特虽然在“光荣三日”宣布支持奥尔良公爵，将他的统治称为“最好的共和国”，但他的真实意图是将奥尔良王朝看作是法国最终走向共和国的过渡阶段。而且，他还同情和支持比利时、意大利和波兰的民族斗争。这和迫不及待要寻求欧洲君主国认可，竭力避免法国走向战争的路易-菲利普产生了矛盾。1830年12月24日，路易-菲利普取缔了国民自卫军总司令的头衔，因而打击了拉法耶特。司法大臣杜邦·德勒尔立刻向政府提出辞呈，抗议对“两世界的英雄”的侮辱。渐趋失望的共和派不再对路易-菲利普政权抱有希望，而其反抗活动也逐渐走向地下，希望推翻它，取缔纳税选举，建立普选制的共和国。
“光荣三日”以后不断加剧的政治局势，也促进了社会主义学说在法国的流行。圣西门学说不再局限于狭小的小圈子，在综合工科学校拥有众多的信徒。在普罗斯佩·昂方坦和圣阿芒·巴扎尔的领导下，圣西门团体在1829—1830年变成了一个教会，拥有法典化的仪式和复杂的等级结构。圣西门派鼓吹世俗化的集体生活，宣扬博爱的结社，组织了研讨班，并吸引了许多人参加。1830年9月，圣西门信徒购买《星球报》，由米歇尔·舍瓦利埃领导，传播工业主义和技术官僚治国论。几乎与此同时，在孔西岱朗的宣传下，傅立叶的思想也逐渐为人熟知。
此外，1830年夏天出现了各色各样的游行和示威，工人阶级也提出了自己的诉求。8月23日，巴黎的木匠要求塞纳省长保障工人利益；8月27日，鲁昂的纺织工人高举三色旗，进军市政厅。1830年9月，巴黎印刷工人创办了代表工人自身利益的报纸《工人日报》（Le Journal des ouvriers）、《人民》（Le Peuple）和《工匠》（L'Artisan）。他们宣称路易-菲利普政权的诞生离不开工人的英雄行为和流血牺牲，要求提高工资，减少劳动时间，改善劳动条件，限制机器，并保障工人的选举权利。
最后，路易-菲利普政权的国际处境同样不妙。欧洲的君主们对“街垒国王”满腹狐疑，对随时可能复活的革命幽灵更是提心吊胆。俄罗斯驻法大使波佐·迪波尔格（Pozzo di Borgo）伯爵认为拉法耶特是欧洲民族解放运动背后的重要推手，指责他是“普遍骚乱运动的保护者和鼓吹者”。哪怕是拥护自由观念的英国，也对路易-菲利普政权持保留态度，迟至1830年8月30日才正式承认它。俄罗斯更加犹豫，是最后一个承认七月王朝的大国。意大利的摩德纳公国更是自始至终都没有承认过路易-菲利普政权。欧洲列强之所很不情愿地承认七月王朝，主要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认为它能在法国阻止建立共和国。欧洲列强期望路易-菲利普作出和平承诺，尊重1815年确立的维也纳体系。1830年8月3日，路易-菲利普发表声明：“法国将向欧洲证明，它只关注国内繁荣，它热爱和平和自由，只希望邻国安宁和幸福。”路易-菲利普政权谨慎地避免公开支持比利时的起义者，后者在1830年10月4日宣布独立。同时，它不顾法国民众举行声势浩大的声援波兰起义者的运动，拒绝施以援手。路易-菲利普政权为维护自身统治而对欧洲民族运动袖手旁观并承认维也纳体系的做法，最终赢得了欧洲列强的谅解，却被法国民族主义者痛斥，背上了软弱无能的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