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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贝里公爵遇刺后法国政治形势的急转直下，共和派以及青年学生密谋武装起义推翻复辟王朝。1820年4月，拉法耶特的朋友们试图煽动弗朗什-孔代的军营起义，但没有取得成功。1820年夏天，当那不勒斯国王费迪南四世被推翻的消息传入巴黎后，咖啡馆和军营群情激昂。雷恩法学院与医学院的学生们曾经冒险刺杀到访王室成员，但遭到残酷镇压。1820年8月，警察揭露了巴黎一家咖啡馆里的密谋活动，波拿巴派的军官和学生试图发动圣德尼的军队起义，占领首都的各个城门，夺取万森城堡，并最终建立拉法耶特领导的临时政府。这场起义还波及里昂、格勒诺布尔和科尔马等外省城市，人们高呼“法国万岁！”“打倒特权者！”等口号。外省也出现了共和派报纸，如南特的《宪章之友》、雷恩的《西部回声报》和里昂的《先驱报》。
1821年5月，受到意大利烧炭党的影响，茹贝尔（Joubert）和迪吉（Dugied）（1820年8月的两位密谋者）创建了法国烧炭党。烧炭党的政治成分颇为复杂，既吸收了自由派、共和派与波拿巴派等政治反对派，也吸收了由于无法参政而倍感失望的激进派青年。具体而言，其主要成分是下级军官、青年学生、城市资产阶级，并吸收了少量的底层民众。为了规避刑法第二九一至二九四条禁止结社的规定，他们分布在人数不超过20人的分舵里。它们听命于布歇（Buchez）、巴扎尔、卡贝和特雷拉（Trélat）等人领导的“总舵”，并和拉法耶特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发动起义。然而，对于烧炭党的密谋，复辟王朝的警察了如指掌。12月24日，即在起义的前三天，逮捕了索缪尔骑兵学校的8名烧炭党，而后在西部和南部的省份大肆抓捕烧炭党成员。在图尔，当地法院对烧炭党的成员进行了严厉审判，判处3个青年死刑。1822年3月，土伦有1人被送上断头台，拉罗谢尔有4名军官被判死刑，并押送到巴黎的日内瓦广场枪决。
1821年5月5日拿破仑·波拿巴逝世于圣赫拿岛后，波拿巴主义者把希望寄托在里希施塔特公爵（拿破仑的独子）身上。波拿巴派推动出版皇帝的回忆录，塑造“拿破仑的神话”。1823年出版的《圣赫拿岛回忆录》最为有名。它由拉斯加斯伯爵整理，恢复了拿破仑的正面形象，将之塑造成大革命的继承人，掩盖帝国的权威主义，甚至称他是“自由观念的旗帜与国王”。皇帝在流亡圣赫拿岛期间遭受的屈辱与挑战得到了讴歌。由此，催生了大量的印刷品，如专栏、日历、历书和图像，法国乡村的各个角落都能见到它们的兜售。与此同时，沙莱（Charlet）的《滑铁卢的游击队》和奥拉斯·韦尔内（Horace Vernet）的《克里希的城堡》等讴歌帝国的文学作品也广为流传。此外，菲利普·德塞居尔（Philippe de Ségur）的《拿破仑及其伟大军队的历史》（1824年）、萨瓦里的回忆录（1828年）以及巴泰勒米与梅里（Méry）的诗歌（1828年的《埃及的拿破仑》、1829年的《人类之子》与《滑铁卢》）也颇受欢迎。
由于复辟王朝的持续镇压，反对派的密谋和起义纷纷失败。从1825年起，他们改变斗争策略，利用哀悼死者的葬礼进行政治演说，表达对波旁王朝的不满。富瓦将军在帝国期间曾经立下赫赫战功，经常在复辟王朝的议会里发表热情洋溢的政治演说，积极捍卫宪章和自由事业。富瓦将军逝世后，反对派在1825年11月30日举行了盛大葬礼，估计有6万—10万巴黎民众跟随灵车，在巴黎的街道游行数小时，夜幕降临时才抵达墓地。最后，自由派领导人发表悼词，颂扬死者，并进行政治控诉。富瓦将军的葬礼给19世纪政治反对派树立了榜样，他们反复利用政治葬礼和威权政府作斗争。
面对复辟王朝的持续高压政策，自由派曾经一度灰心失望。信条派的长者罗亚-科拉尔鼓励他们不要为暂时的受挫而心灰意冷，呼吁他们以崭新的面貌投入文学创作：“先生们，既然目前没有别的事情可做，那就去写作吧！”
在科拉尔的鼓舞下，西斯蒙第的《法国人的历史》（1821年），巴朗特的《勃艮第公爵史》，基佐的《法国史论》（1823年）、《查理一世》（1826年）与《欧洲文明史》（1828年），梯也尔的《法国大革命史》（1823年），米涅的《法国革命史》（1824年），奥古斯丁·梯叶里的《诺曼人征服英国史》（1825年）与《法国史信札》（1827年）以及阿梅蒂·梯叶里的《高卢人史》（1828年）等，皆是轰动一时、洛阳纸贵的佳作。这些作品都肯定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必然性，宣扬第三等级的胜利，并宣称最终将在法国建立君主立宪和权力分立的政治制度。
与此同时，自由派不仅局限于历史写作，还希望通过实际行动巩固代议制。在信条派的推动下，他们积极创办报纸，宣扬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1824年，保尔-弗朗索瓦·杜布瓦和皮埃尔·勒鲁（Pierre Leroux）创办的《环球报》成为宣传自由主义观念的重要阵地。基佐、维克多·库赞、夏尔勒·德雷米扎、迪韦尔热·德奥拉纳、茹弗鲁瓦（Joufroy）、迪沙泰尔（Duchâtel）以及青年圣伯夫都是它的积极合作者。《环球报》批判浪漫主义，拥护孔狄亚克的感觉论，抨击天主教，将之斥为启蒙和进步的敌人。它团结了一批英国立宪君主制的推崇者，主张通过进行渐进的社会改革，避免建立激进而危险的共和国。它把自由作为口号，将之作为政治、文学与艺术的素材，从而使之迅速赢得了浪漫派的支持。然而，它的影响却颇为有限，预订者数量不到900人，远远落后于《立宪报》（20000份）。
阿尔芒·卡雷尔（Armand Carrel）的《美国杂志》隶属于左派，在1826—1827年期间热情地宣扬民主。在查理十世于1825年宣布大赦后，烧炭党的网络重新出现。新一代的左派主要来自巴黎学生，囊括了不少未来的共和派领袖，如艾蒂安·阿拉戈（Etinne Arago）、戈德弗雷瓦·卡芬雅克（Godefroy Cavaignac）、阿尔芒·马拉斯特（Armand Marrast）、艾蒂安·加尼耶-帕热斯（Etinne Garnier-Pagès）。他们经常光顾圣西门派在蒙西尼街道创办的俱乐部。在圣西门派的支持下，烧炭党开始宣传圣西门主义。
从1826年开始，人们明显感受到反对派力量在不断壮大。由于他们的极力阻挠，维莱尔内阁开始遭遇接二连三的挫折。1826年，贵族院反对恢复长子继承制；1827年4月，司法大臣佩罗内被迫撤回“正义与爱的法案”。同时，查理十世对维莱尔本人的无限信任也容易使人们把矛头指向王权。1827年4月29日，查理十世在马尔斯校场检阅巴黎的国民自卫军，有一些士兵高呼：“出版自由万岁！宪章万岁！打倒大臣！打倒耶稣会！”维莱尔不顾沙布罗尔、福莱西努和杜多维尔的反对，要求国王立即严厉惩治。当晚，国王下令解散国民自卫军，命令用现役军队取代它。维莱尔和查理十世只是一味地彰显自己的权威，却忽视了多数国民自卫军纪律严明、保持忠诚的事实。解散国民自卫军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果，让复辟王朝失去了巴黎小资产阶级的支持，因为他们构成了国民自卫军的主力。而且，德布瓦涅（de Boigne）公爵夫人指出，国民自卫军被解散的屈辱“在巴黎民众的心里播下了一颗将在1830年得到成熟的仇恨种子”。但令人吃惊的是，政府并没有采取措施，解除国民自卫军的武装。
1827年5月，众议院也公开反对政府。6月19日，在蒙特洛西埃（Montlosier）的提议下，贵族院宣布实施驱逐耶稣会士的法律。在查理十世的支持下，维莱尔为了扭转局面，在同年11月6日，颁布三项法令：第一个法令宣布解散众议院，决定在11月17—24日举行重新选举；第二个法令宣布延长出版审查的时间；第三个法令任命76名新贵族院代表。维莱尔的目标很明确，要在两院建立拥护内阁的稳定多数。
然而，维莱尔低估了反对派的实力。在11月19日选举中，自由派大获全胜：拥护内阁的候选人只获得90个议席，而反对派却一跃变成了多数，斩获了195个议席，获得了四分之三的选票。在选举结果公布后，整个巴黎陷入狂欢，资产阶级把自家装点得灯火通明，庆祝极端派的失利。而且，在首都中心的民众聚集区——圣德尼和圣马丁的街道上还出现了19世纪的第一批街垒。为了恢复秩序，宪兵们使用了武力，造成4名起义者丧生。警察局长德拉沃谴责圣德尼街的“匪徒”，但死亡者与受伤者的名单表明，他们主要是手工业者和小店主。极端派的《法兰西公报》宣称革命的幽灵复苏，但《立宪报》则认为秘密警察的介入才导致了街垒的出现。面对不断恶化的政治形势，查理十世不得不解散维莱尔内阁，马提尼亚克走马上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