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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八成立了新政府，但不设首相之位。新内阁的核心人物是财政大臣维莱尔，他拥有若干不可辩驳的优秀品质，精明能干、处事干练、为人正直，但缺点也同样明显，目光短浅、爱慕虚荣、善弄阴谋。温和派帕斯基耶批评他“从不高尚地看待事情”，哪怕是其追随者德福雷尼伊（de Frénilly）男爵也承认他“性格胆小、举止猥琐、锱铢必较，只管自己的钱袋子”。除了维莱尔，还有不少极端派占据重要岗位：科比埃尔任内政大臣，佩罗内（Peyronnet）任司法大臣，马太·德蒙莫朗西任外交大臣，德吕贝纳公爵（曾经在百日政变期间伴随路易十八流亡）任陆军大臣，弗朗谢·德斯佩雷（Franchet d'Esperey）任警务大臣，德拉沃（Delavau）攫取了巴黎警察局长之职位。唯有海军大臣克莱门-托内尔（Clermont-Tonnerre）、王室总管洛里斯东（Lauriston）将军和邮政大臣杜多维尔公爵（Doudeauville）不属于极端派。所以，维莱尔政府进行政治清洗也就不令人意外了。曾经在黎石留内阁和德卡兹内阁的信条派领袖人物罗亚-科拉尔、基佐相继离开了政府。
1820年发生的另一桩事情也让极端派感到满意。9月29日，贝里公爵的遗腹子亨利-迪厄多内（Henri-Dieudonné）出生，被封为波尔多公爵，保皇党将之视为“奇迹之子”。保皇党把波尔多公爵的出生看作是上帝对波旁王朝的庇佑。整个法国庆祝盛大节日或游行示威，庆祝波尔多公爵的诞生，表达对波旁王朝的忠诚。极端派还为未来的王位继承人购买城堡进行募捐，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波旁王朝的反对者对此感到沮丧，因为他会阻碍奥尔良公爵的登基。后者是平等菲利普的儿子和贝里公爵的姨父，他难以掩盖自身的失望，并秘密鼓励揣测波尔多公爵身世的小道消息。
维莱尔内阁是复辟时期存在时间最长的内阁，王座与贵族的联盟迎来了19世纪20年代期间的黄金时代。自从1789年革命以来，贵族的复辟从来没有变得如此显著。贵族的后裔得到重用，他们在政府官员中的比例达到了顶峰。1829年，半数的省长、省参事和圣西尔军校的学生都出身贵族家庭。而且，政府的各种优惠政策尽管无法重建旧制度，却可以巩固旧贵族在法国的统治地位。
作为财政大臣，维莱尔推动财政活动的中央集权化，实施严格的公共财政制度，要求审计法院对预算与开支进行严格监督，同时打击挪用和贪污公款的行为。由于推行严格的财政政策，维莱尔内阁实现了长期的财政盈余（除了1827年），其农业减税的政策也因此变得可能，它放弃了临时的十二分之一税。同时，维莱尔政府实行农业保护政策，让土地精英感到高兴。在朗格多克农民的施压下，1821年7月4日通过新的谷物法，1823—1825年和1824年又颁布了适用于羊毛和牲畜的立法。在维莱尔政府期间，农业欣欣向荣，土地租金也得到上涨，从而满足了贵族们的期望，但农业保护政策也牺牲了法国农产品的竞争力。
1824年9月16日，路易十八驾崩，阿尔图瓦伯爵继承了王位，是为查理十世。路易十八在位时，他是极端派的领袖，其寓所号称是“影子内阁”。查理十世极端厌恶1814年宪章确立的君主立宪制，曾经宣称：“宁愿去锯树也不能按英王那种方式进行统治。”在查理十世的推波助澜下，维莱尔内阁制定了一些引起争议的法律或者政策，导致新法国和旧制度陷入严重的对立。
第一，实行严格的出版审查制度。
维莱尔内阁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从1822年起，在中派的支持下，维莱尔发明了“倾向罪”（délit de tendance），并对自由派报纸提起接二连三的诉讼。譬如，仅仅在1824年6月，《邮报》就因为182篇文章被起诉。他还创建了一个贴现基金，吸收国家剧院的利润和阿尔图瓦伯爵的捐赠，用于秘密资助或购买反对派的报纸，引导它们的政治立场偏向政府。马丹维尔（Martainville）的《白色旗帜》使用它的资金，但米肖（Michaul）主办的《日报》（la Quotidienne）则予以断然拒绝。由于反对派的报纸受到严重削弱，极端派在1822年11月和1824年2—3月的立法选举中大获全胜，而自由派遭到重创。在110名任期届满的议员中，只有邦雅曼·贡斯当、富瓦将军、卡斯米尔·佩利耶和罗亚-科拉尔等19名自由派当选，而拉法耶特等革命派没有一人当选。
尽管维莱尔政府以各种方式试图控制媒体，尽管查理十世的司法机构不断提起诉讼，但反教权运动似乎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干扰。1825年12月，《立宪报》和《法国邮报》都因违反国教而被起诉，但最后都被无罪开释。在如火如荼的反教权运动中，多数反对派的报纸都站在政府的对立面，它们的销量急剧增加。《立宪报》的订购数量是162500份，《辩论报》的订阅数是130000份，但同期拥护内阁的报纸总共只有143000份。
为了进一步控制报纸，司法大臣佩罗内在1827年向议会呈递一份“正义与爱”的法案，它的主要内容有：所有文章在出版之前，必须提前五天进行审查；设立沉重的印花税；对违反国教的报纸处以巨额罚金。由于贵族院和众议院中自由派的强烈反对，由于公共舆论的普遍抵制，佩罗内被迫撤回该法案。所以，从形式的角度而言，1814年确立的出版自由原则依然得到了保留。
第二，出台严密的社会管控措施。
贝里公爵遇刺后，面对左派势力的抬头可能，维莱尔政府在1820年3月表决通过一项新的公安法，批准逮捕任何反对国王或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并可监禁3个月。除此之外，在贵族的支持下，维莱尔政府重新组织了维持公共秩序的武装力量。1820年，国王颁布敕令，调整宪兵管理，将之从陆军部独立出来，归属地方机构领导。同时，对维护城市治安的警察体系进行了改组，警察的数量也有了明显的增长。警察局长德拉沃还依靠监狱总督文森特·博诺（Vincent Bonneau）以及在黑白两道通吃的维多克（Vidocq，他曾经是一个苦役犯，却在1811—1827年领导了秘密警察，是《悲惨世界》中冉阿让和沙威的历史原型），从罪犯、窃贼和盗匪中招募人员，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间谍网络。同时，复辟王朝的邮政部也加强了通信管理，邮政大臣下令拦截并检查怀疑对象的秘密通信，但并没有有效地切断反对派的信息往来，因为他们通常会使用秘密的邮递网络，或者使用假名、暗号等。
维莱尔政府对学校的监控也异常严格。首先是采取一些技术措施进行监督，譬如，由于法学院和医学院的学生们思想异常活跃，法学院和医学院成为反对派的大本营，所以1820年7月5日颁布敕令规定，进入法学院和医学院学习的前提是必须先获得文学结业证（bacalauréat）。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必须服从教育总署署长弗雷西努斯（Frayssinous）主教的命令，后者禁止一切抗议活动。甚至，政府还曾经一度关闭自由派活跃的学校，如巴黎医学院在1822—1823年关闭，格勒诺布尔法学院在1821—1824年关闭，巴黎高师在1822—1826年关闭。“索邦三杰”基佐、魏莱曼和维克多·库赞（Victor Cousin）被迫停课，巴黎法学院的多个讲席（如自然权利、法律史、政治经济学）被取缔；作曲家贝朗热被迫从教育总署辞职，并因为其创作的歌曲“触犯良好风俗、侵犯公共与宗教的道德、冒犯国王”而在1821年被判监禁。
最后，维莱尔加强了对公共场所的管理。警察部门认为阅览室、咖啡馆、小酒馆等公共场所是传播自由观念、扰乱公共秩序的策源地，所以对它们进行严加管控。根据1822年图尔农（Tournon）伯爵的调查，在里昂市区的17家咖啡馆当中，只有1家没有敌视政府。1824年12月，查理十世颁布敕令，将法国剧院的数量从25家减到18家；每家剧院都派驻接受省长与内政部领导的军队；而且，在公演之前，剧本必须接受政府审查。
第三，对流亡者作出补偿的“10亿的法律”。
为了赢得旧贵族的支持，查理十世尽管无法满足他们收回在大革命期间被没收的土地与财产的诉求，但希望在经济层面对他们作出补偿。自从第一次复辟开始，流亡者及其利益关联人就坚决要求恢复原来的财产。在教会的支持下，他们通过对新主人施加社会与道德的压力，以象征性的价格赎买了部分存在争议的财产。然而，黎石留公爵为了避免复仇情绪、扰乱公共秩序，拒绝旧贵族夺回原有土地的方案。
为了平息旧贵族的怨恨和不满，维莱尔在1825年2月提出了一份新法案，要求对账面价值10法郎的土地增收3%的租金，以补偿原有土地的所有者。虽然长期以来自由派接受补偿观念，但招致了极端派和左派的抨击。对于维莱尔讨好流亡者的做法，极端派并不买账。拉布尔多奈要求取缔1814年宪章第九条，后者保护出售的国家财产；在贵族院里，马塞吕斯（Marcellus）伯爵激烈地抨击大革命，并捍卫流亡者的利益。左派则认为，根本没有必要对流亡者作出补偿，因为革命者没收流亡者的财产乃是对其叛国罪的惩罚。经过妥协，即在增加保护国家财产的获得者、禁止任何掠夺的条款后，贵族院和众议院分别以159∶63、221∶130获得通过。由于该法案规定补偿的金额为10亿法郎（法国学者安德烈·盖恩认为，它的实际成本大约为6.3亿法郎），它被自由派斥为“10亿的法律”。在该法律颁布后，7万左右的人获得了补偿，人均赔偿金额为1 377法郎。但是，多数人获得的金额远远低于平均值，而少数受波旁王朝宠幸的王公贵族获得惊人的补偿。譬如，奥尔良公爵获得1 270万法郎，舒瓦瑟尔尽管依据1814年12月5日法律重新获得2000公顷的森林，依然获得了150万的赔偿。
第四，妄图恢复长子继承制。
法国大革命废除了长子继承制，实行平等继承制。拿破仑《民法典》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平等继承制的原则。然而，在极端派看来，长子继承制能保证土地所有权的完整，并且是构成社会稳定的前提条件。因此，他们把取缔平等继承制、恢复长子继承制作为重要的政治目标。1817年，路易十八颁布一项敕令，规定法国贵族院恢复长子继承制，对各爵位及其年金（公爵是30000法郎，伯爵是20000法郎，子爵或男爵是10000法郎）的继承作了明确规定。极端派不满足于此，希望把长子继承制推广到更广泛的人群。
1826年，维莱尔政府试图出台新的继承法，规定缴纳300法郎直接税的土地实行长子继承制。尽管维莱尔的继承法案并不是要在法国全面推行长子继承制，只涉及80000个家庭，却激起了反对派的强烈抗议。自由派抨击维莱尔的新继承法妄图复辟旧制度，认为它是耶稣会的阴谋，旨在通过剥夺非嫡长子的子女的继承权，从而迫使他们像旧制度时期一样选择加入修道院生活，从而增强教权派的势力。在提交到贵族院时，该法案遭到了温和派与自由派的坚决反对。在德卡兹、巴朗特、帕斯基耶等人的支持下，德布罗格利公爵猛烈抨击维莱尔的法律，认为它表面上是修改民法，实际上是“一份反对现存社会的宣言”，准备发动“一场社会与政治的革命、一场反对四十年前法国大革命的革命”。
最后，贵族院以120∶94的投票结果，否决了维莱尔的继承法案。自由派媒体欢呼雀跃，举行游行，庆祝法案的破产。
第五，赋予天主教会以各种特权与优惠。
复辟王朝重新确立天主教为国教，并增加宗教预算，从1815年的1 200万法郎增加到1830年的3 300万。同期，宗教学校也得到壮大，大神学院的数量从50个增加到80个，小神学院从54个增加到144个。由于教士的俸禄、地位以及政治影响不断得到提高，也吸引了一些野心勃勃却缺乏宗教热忱的青年人选择加入教会。司汤达在《红与黑》中刻画的于连·索雷尔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1822年10月，维莱尔政府建立了30个新教区，并加快了更替主教团的速度。主教的贵族化倾向日趋明显：在复辟期间任命的96个主教中，有75人是贵族。最重要的高级神职通常授予和波旁家族过从甚密的大贵族。罗昂-沙博（Rohan-Chabot）公爵曾经是一位大领主，但在其妻子逝世后加入修道院，1828年出任贝桑松主教，1830年擢升为枢机主教。克罗伊（Croy）亲王担任鲁昂大主教，他的奢侈生活让人联想到旧制度高级神职人员的阔绰。拉蒂伊（Latil）曾经伴随阿尔图瓦伯爵流亡，1817年被任命为夏尔特主教，1822年入选贵族院，1824年出任兰斯大主教。当然，也有一批主教出身于外省小贵族、资产阶级和富裕农民。和旧制度腐朽、堕落与无能的主教们不同，复辟王朝时期的多数主教是杰出的管理者、虔诚的神甫，对各自的选区进行了有效的管理。
复辟王朝还准许神职人员广设学校，并准许他们控制教育总署。1816年，极端派表决法律，准许没有文凭的修士或修女从事教育（而世俗教育者必须要有相应的文凭）。天主教会还成功地掌握了拿破仑的教育机构。1821年，一项敕令把中学置于主教团的监督之下，并让教会中学获得和公立中学同等的地位。1822年，国王的主祭以及虔诚的高卢派福莱西努大主教出任教育总署署长。他鼓励发展受宗教人士领导的混合中学（1824年，在309个中学校长中，144人是教士）。1824年8月，福莱西努大主教的地位达到了顶峰，担任宗教和公共教育部的大臣。
维莱尔政府最令人争议的做法是在1824年1月通过一项亵渎圣物法。它将判处圣器的偷盗者死刑。巴朗特、罗亚-科拉尔等信条派政治家以政教分离为由，提出强烈的反对。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该法律的规定异常严苛，但自从它颁布直至复辟王朝灭亡，法院没有审理过任何一起亵渎圣物的案件。
第六，1825年5月29日，查理十世在兰斯大教堂举行加冕仪式。
查理十世在1824年9月登基时，就表示要恢复旧制度，并将在兰斯大教堂举行加冕典礼。实际上，路易十八本人在1819年也表达过要举行加冕仪式的意图，只是身体欠佳而不得不作罢。在此次加冕礼上，出现了一幕又一幕的“神奇”景象：长期不见踪影的涂油圣瓶突然失而复得，似乎佐证了复辟王朝蒙受上帝的恩宠；查理十世也效仿前辈，触摸病患，重现了法兰西国王们妙手回春的魔力……在一些相信启蒙的人看来，明显与时代脱节的查理十世加冕荒诞而又令人作呕。漫画家们嬉笑怒骂，而共和派作曲家贝朗热创作的讽刺歌曲《呆瓜查理》（Charles le simple）传遍大街小巷。
“王座与祭台”的联盟也导致反教权主义运动的兴起。18世纪反教权主义著作重新变得流行起来。在1817—1830年期间，《伏尔泰全集》再版二十多次；再版的18世纪哲学著作总共超过了500万卷。自由派的反教权主义复苏。1822年，保罗-路易斯·库里耶（Paul-Louis Courier）重新编辑了一本反对教士（他们禁止教区成员跳舞）的宣传册。1824年4月，《诺尔回声报》宣称：“耶稣会士已经来到我们家门口，宗教裁判所在监视我们。”贝朗热在其歌曲《令人尊敬的神父》中更是尖锐地嘲讽神职人员，“穿黑袍的人……半是狐狸，半是豺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