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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八在抵达巴黎不久就解散了在5月份选举产生的帝国议会，并规定在8月举行重新选举。他的目的是要获得一个拥护波旁政府的多数派。在1815年8月选举中，保皇党大获全胜。
结果是史无前例的：从各省（阿尔萨斯是自由主义的活跃地，倒是一个例外）的投票箱下诞生了“无双议会”。在395名议员中，只有33人参加过1814年的议会，17人参加过百日政变的议会。多数议员是政治新人，旧制度的贵族比例很高。在402名代表当中，有350名极端派。在10月7日的议会开幕式上，路易十八兴奋不已：“我们拥有了一个真正举世无双的议会。”在法国历史上，此届议会被称为“无双议会”。然而，“无双议会”并没有遵循路易十八的温和立场，要求用“手铐、脚镣、刽子手、酷刑”来对付旧制度的敌人。在“无双议会”的主导下，法国掀起了令人不寒而栗的“白色恐怖”。
拥护帝国的领导人，尤其是在百日政变期间背叛了波旁王朝的领导人成了众矢之的。拉弗莱特在百日政变期间担任邮政大臣，被控为拿破仑的复辟铺路，所以被送上了绞刑架。临阵倒戈的内伊元帅更是遭到了疯狂打击。波旁政权建立一个由若干元帅和将军组成的陆军委员会，对内伊的叛变行为进行调查。该委员会由7名元帅与将军组成，其中有5人在百日政变期间服役于帝国的军队。它的主席蒙塞元帅写信给路易十八，为内伊元帅辩护，并建议他实行宽容、和解的政策：“陛下……绞刑架绝不能带来朋友。对于那些经常面对死亡的人而言，死亡可怕吗？难道联军要求法国屠杀（immoler）最杰出的公民吗？……难道他们希望通过让那些令他们蒙羞的人掉脑袋，使您的臣民厌恶您吗？……什么！我将看到在贝雷齐纳拯救了军队，拯救了如此多法国人的人赴死吗？……不，陛下。即便我无法拯救我的国家或我的生命，我至少要拯救它和我的荣誉。”
陆军委员会的多数成员同情内伊的命运，很快宣布自己无权审判。
贵族院接过了审判内伊元帅的任务。与其说它组建了一个法庭，倒不如说它组建了一个群情激昂的政治议会。内伊元帅宣布自己放弃辩护，准备赴死。作为联军领导人，英国的威灵顿公爵也出席了审判，异常钦佩内伊元帅的勇气，表示后者在百日政变期间为法国作战的经历并不属于叛国行为。最后，内伊元帅被判有罪。在适用刑罚的问题上，贵族院出现了分歧，17票主张流放，5票弃权，139票赞成死刑。在判决作出后，内伊高喊：“我在祖国面前抗议惩罚我的判决；我把自己交给后世和上帝审判！法兰西万岁！”
面对处死内伊的行为，公共舆论出现了泾渭分明的态度。一些人宣称内伊元帅是烈士，另一些人则接受严惩叛徒；一些人要求公开处决罪犯；还有一些人则要求恢复他令人尊敬的荣誉。
在无双议会的压力下，内阁提交了一份创建特别法庭的法案，旨在惩治政治罪行。司法大臣巴尔贝-马尔布瓦向国王坦承自己为此项法案感到脸红，但还是不得不向议会提交它。这些法庭就是臭名昭著的“重罪法院”（cours prêvôtales），它们从各省首府的法院选择1名主席和4名法官，并吸收1名军官组成，承担预审工作。该法案得到两院的一致通过。重罪法院专门打击在3月20日支持拿破仑复辟的人。它们受到复仇情绪的左右，并导致尼姆、蒙彼利埃、图卢兹、阿维尼翁和波尔多等南方城市出现了血腥的屠杀。奥迪隆·巴罗把1815年和1793年相提并论，认为“白色恐怖和红色恐怖无甚区别”
。保皇党人趁机大肆搜捕波拿巴派和革命分子。拿破仑的妹夫缪拉将军被逮捕后，经过草率的审判，就被枪毙了。
极端派不仅把复仇的矛头指向帝国的将领与追随者，也把愤怒的情绪宣泄在法国大革命的支持者身上。1815年1月12日，颁布一项法律，流放“弑君者”，即要流放投票赞成处死路易十六的国民公会分子。面对甚嚣尘上的报复行为，许多前革命派顾不得年迈体弱，仓促出售法国的财产与住所，被迫流亡国外。一些在大革命和帝国期间立下汗马功劳的著名人士，如西耶斯、卡尔诺、康邦（Cambon）、巴雷尔、梅兰·德杜埃（Merlin de Douai）、画家路易·大卫、蒂里奥（Thuriot）、康巴塞雷斯、马雷（Maret）、萨瓦里（即罗维戈公爵）、苏尔特元帅、格鲁希元帅以及克洛泽尔、德鲁埃·德埃尔隆（Drouet d'Erlon）、旺达姆（Vandamme）、艾克塞尔曼斯（Excelmans）、穆通（即洛博伯爵）等人被迫流亡国外，卡尔诺等人也因此悲惨地客死异乡。比利时的布鲁塞尔顿时成为前革命党人的流亡大本营，西耶斯、路易·大卫等人皆栖身于此。但也有法国学者指出，反对派可能出于政治目的，有意夸大了极端派的报复行动。譬如，在1815年底，巴黎和圣米歇尔山的监狱有30000名政治犯；在6000个依据特别法审判的判决中，多数人只被判处轻微的罚款。至于重罪法院，它们只作出了237个纯粹政治性的判决，而非如亨利·乌赛（Henry Houssaye）所说的8000人，多数案件只是在处理流浪、暴力盗窃、武装走私、贩卖假币。
同时，保皇党还成立专门的委员会，用于清洗军队内部同情革命与帝国的人士，确保它掌握在极端派的手中。帝国的军官被免职，只发给“半薪”，相反，却为极端派保留了600个将军职位。极端派肆意罢免官员，在政府各个部门安插坚定的保皇党，而不考虑他们是否拥有才能或作过贡献。他们大批更换法官，企图建立驯服的法庭，法官终身制由此变得名存实亡。
在社会领域内，极端派也掀起一股逆流。3月21日，路易十八下令重组法兰西学院，卡尔诺、蒙热（Monge）、格雷古瓦、拉卡纳尔（Lakanal）、加拉（Garat）、西耶斯、路易·大卫、莫里主教（Maury）被悉数除名。综合工科学校被解散，教育总署（l'Université）则落入天主教士的手中，小学教育由神甫把持。众议院在没有讨论的情况下，就通过了取缔离婚的法案，并得到了贵族院和国王的批准。1792年，第一共和国宣布世俗离婚合法；拿破仑的民法提高了离婚的门槛，只允许少数情形的离婚。然而，1815年的极端派并不是以哲学家或立法者的身份为个人和社会寻找最好的解决办法，他们禁止离婚只是为了满足党派的激情。众议院表决通过重新让教士注册登记公民身份的法律，批准每个教区的教士接受动产和不动产的捐赠。贵族院并没有追随无双议会的脚步，它作出了重要的限制：每一次捐赠都应当得到国王的批准。保皇党还试图消灭和大革命与帝国有关的事物。成群结队的保皇党在公共场合焚烧三色旗。1816年2月22日，人们在奥尔良的马尔特瓦广场堆积了许多象征帝国的绘画、图书、胸像和符号，极端派的省长和市长带头点火，付之一炬；包括身着红袍的法官们在内的所有官员和群众围绕熊熊大火，一起载歌载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