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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日政变期间，路易十八始终坚信自己仍然是法国的国王，在英国冈德的小朝廷依然正常上朝。但是，法国未来的命运并不掌握在他的手里，和1814年一样，他是否能重新担任国王，仍然需要反法联军的国王或者统帅拍板决定。
实际上，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继续对路易十八持保留态度，认为奥尔良公爵（即未来的路易-菲利普）是一个理想的人选。4月13日，塔列朗曾经把沙皇的原话秘密汇报给路易十八：“他是法国人，他属于波旁家族，他娶了一个波旁家族成员，他拥有儿子。他在青年时期曾经支持宪政事业，扛起人们永远不会抛弃的三色旗。他能团结所有的党派。”
不过，英国主帅威灵顿公爵力排众议，主张法国仍然应当由路易十八统治，但他也施压后者，要求重新起用已经失宠的塔列朗。
处境艰难的路易十八立刻接受了威灵顿公爵抛来的橄榄枝，组建了以塔列朗为首的新政府。1815年6月22日，塔列朗重新扮演了其在维也纳会议上的角色，充当联军协调人。6月28日，路易十八在康布雷发表声明，承认自己在第一次复辟期间犯下的错误，承诺尊重宪章原则，大赦“迷失的臣民”，驱逐“叛乱的煽动者”。7月6日，国王在圣德尼接见富歇，重申了其警务大臣的职务。对于路易十八重新起用富歇的做法，夏多布里昂说过一句名言，“罪恶假借罪犯之手”。
7月8日，路易十八在反法联军战车的保护下，进入巴黎；在首都的各个城门，驻扎着15万的军队。在塞纳省长沙布罗尔（Chabrol）的欢迎下，路易十八进入了几分钟前才挂起白旗的城市；在城市和郊区的道路两旁，人们冷若冰霜。
路易十八再次复辟后，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和反法联军签订和平条约，并尽快督促他们离开法国。然而在此时，反法国家提出的要求要比1814年苛刻得多。普鲁士要求割走阿尔萨斯、洛林、佛朗德以及香槟与弗朗什-孔代的一部分。奥地利、德意志的其他城邦以及荷兰都支持普鲁士的做法。1815年9月，战胜国将一份惩罚性的协定草案递交给法国政府。以“不做法国人民不愿做的事情”为办事原则的塔列朗意识到法方不会有多少讨价还价的余地，于是他干脆拒绝这一协定，随后又毫不犹豫地辞去首相职务，从而将难题和骂名留给了继任者。
1815年10月，路易十八任命深孚众望的黎石留公爵（1766—1822年）为首相。新首相是黎石留元帅的孙子、伟大的枢机主教黎石留的侄孙。在革命前，他曾经加入王后玛丽-安东瓦内特的龙骑兵团，充当路易十六的首席侍寝官。1790年，黎石留奉王后之名，前往维也纳，和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交换革命形势的发展。在后者猝死后，黎石留昼夜星驰地赶往法兰克福，参加新皇列奥波德二世的登基大典。随后，黎石留先后参加忠于波旁王室的流亡军队和反法的奥地利军队。对于波旁家族，他可谓忠贞不贰。与此同时，他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也保持亲密往来。在1784年和1790年两次参加俄国军队，征伐奥斯曼帝国。在1794年奥地利领导的反法战争中，他已经被俄军擢升为上校。为此，其在法国的财产也遭到了国民公会的没收。1803年，他被新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任命为敖德萨和新俄罗斯的总督，表现出了非凡的管理天才，把原本荒无人烟的地方发展成为俄罗斯最为繁荣的地区之一。然而，他的缺点是长期流亡国外，并不熟稔1789年以来已经发生巨变的法国。对此，塔列朗不无嘲讽地说：“这是最熟悉克里米亚的法国人！”
黎石留公爵也认为自己不熟悉法国，曾经对担任法国首相的提议犹豫不决。黎石留公爵为人正派，严于律己，胸怀理想，主张用指导其私人道德的原则处理政治，拒绝阴谋、背叛、投机和报复的激情。然而，他性格腼腆，犹豫不决，不懂权术，还是一个糟糕的演说者。在纷繁复杂的1815年，这样的人既是一个优势，也是一个问题。说他拥有优势，是因为在四分五裂的政治社会里，他不属于任何阵营；说他是一个问题，则是因为他缺乏稳定的支持者。
黎石留公爵的性格决定了其温和的执政风格和组阁原则。他审慎地对待各派的政治激情，长期信赖德卡兹等明智的顾问。他在任命内阁成员时，基本遵照平衡各派政治势力的原则。他任命极右派德费尔特为陆军大臣，迪布夏热（Dubouchage）为海军大臣，沃布朗斯（Vaublance）为内政大臣，任命路易男爵的学生科尔维多（Corvetto）为财政大臣，巴尔贝-马尔布瓦为司法大臣，任命国王的宠臣德卡兹为警务大臣。黎石留政府的建立并没有引起混乱，反而受到各家报纸的欢迎。9月29日，保皇党报纸《法兰西公报》（Gazette de France）评论道：“希望取代了焦虑。”和德卡兹立场相近的《辩论报》则声明：“德黎石留的名字本身就是一个好兆头，能让人产生最幸福的希望。”极端派的报纸《黄色矮人》（Le Nain Jaune）也表示：“今天才是君主制复辟的日子。……这是让人们睁开眼睛，目睹妥协制度之弊端的第一步。”
黎石留公爵掌权后，面临的棘手任务首先是与各国列强缔结和约。俄国对法国的态度最为友好，其外交大臣卡波·迪斯特里亚（Capo d'Istria）宣称：“各国拿起武器反对波拿巴时，并没有把法国当作敌对国；所以，它们不能行使征服的权利。”沙皇亚历山大坚决反对普鲁士肢解法国的方案。威灵顿公爵以及英国全权大使卡斯尔雷非常敌视法国，却更懂政治、更为理性。他们深知，严重削弱法国只会导致法国人陷于绝望，并由此给法国和欧洲带来新的灾难。所以，他们并没有代表英国提出过分的要求，而是竭力保持欧洲大陆的均势。
1815年11月20日，比1814年条约更为苛刻的和约被签订。和约规定，法国的国界恢复到1790年，菲利普维尔、马里昂堡和布永公国割让给荷兰，萨尔路易和萨尔布吕肯割让给普鲁士，而萨伏伊割让给撒丁王国，战争赔款7亿法郎，5万外国军队占领法国，每年军费1.5亿法郎。与1814年条约相比，新和约的条款明显要苛刻许多，巨额赔款以及外国军队在占领法国期间的野蛮行径给法国人带来的沉重负担和巨大的耻辱感无疑是波旁王朝不得人心的重要原因。
在签署和约的当天，俄、普、奥与法四个国家重新签署了双边条约，目的是维持波旁王朝在法国的存在，希望永久消除拿破仑及其家族的威胁。它们将定期举行议会，维持其所说的“欧洲秩序”。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神圣同盟”。在沙皇的提议下，它们把基督教原则作为处理内政和外交的准则，并自视为基督教大家庭的成员。四国的君主自命为上帝的代理人，宣称基督教民族只以耶稣基督为君主。同时，结盟的国家也建议法国政府要保留宪政制度。它们认为，无论是维护公共和平，抑或抵制百日政变参与者的报复，维持宪章都颇为必要。
面对如此丧权辱国的条约，黎石留公爵也试图仿效前任塔列朗，决计提出辞呈。但在老泪纵横的路易十八苦苦哀求下，他没有挂冠而去。他绝望地签署了和约，并将其提交给议会。帕斯基耶回忆了10月2日法国内阁会议令人心碎的一幕。黎石留公爵瘫倒在椅子里，战栗地说道：“我的名誉扫地了！我刚刚完成的事情足以把我自己送上绞刑架了！我为什么要回到不幸的祖国啊？哪怕在亚洲腹地死亡也要好上百倍！”
虽然黎石留认为列强施加给法国的条约不平等，但他认为法国应当遵守约定，履行割地和赔款的义务。对他而言，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偿清战争赔款，从而缩短外国军队占领法国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