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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旁王朝复辟后，路易十八面临的最棘手任务就是实现法国社会的和解。一方面，要实现旧贵族和新社会的和谐，争取把各个派别团结在百合花的旗帜之下。另一方面，要与欧洲列强和解，尽可能地减少领土的损失，结束外国的军事占领，尽快督促反法联军离开法国领土。
欧洲和解的目标似乎很容易实现。在拿破仑逊位后，反法联军的领导人们保持了极大的善意。1814年5月30日，精明的塔列朗和各国君主或外交大臣签署了并不苛刻的《巴黎条约》。法国的版图恢复到1792年的边界，获得了菲利普维尔、马里昂堡、萨尔布吕肯、兰道等军事要塞，保留了萨伏伊的大部分地区（如阿讷西和简贝里）以及孔塔-弗内森、蒙贝利亚尔公国和米卢斯共和国。此外，它的殖民地也没有损失多少，只有英国攫取了圣卢西亚、多巴哥和毛里求斯，西班牙抢夺了圣多明各。在6月2—5日期间，欧洲各国君主纷纷打道回府，他们的军队也很快撤出了法国。
相对而言，国内和解的目标则要难得多。在复辟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对待大革命与帝国催生的新社会。以阿尔图瓦伯爵为首的波旁家族成员对大革命原则充满仇恨。阿尔图瓦伯爵虽然辞去了监国的职务，但依然掌握着一支秘密警察部队。他的扈从中没有任何人曾经效忠过帝国，皆是仇恨新社会的极端派。昂古莱姆公爵夫妇仇恨和法国大革命有关的一切事物。整天声色犬马的贝里公爵也同样拒绝向新原则作出任何的让步。
路易十八并不信奉自由平等的原则，在内心依然虔诚地相信波旁王朝的正统性。但是，路易十八明智而审慎，他清楚地知道波旁王朝的未来命运取决于它是否能够适应新法国。他拥有良好的信息渠道，对于周围以及法国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牢固地掌握着国家权力，并能够有效地约束伺机报复的极端派。路易十八真心实意地接受了元老院宪法中的宽容法令。对于昔日的帝国精英，他更多是安抚而非镇压。绝大多数的革命分子和帝国元勋基本上都能安然无恙地生活在法国，不少人还能得到路易十八不计前嫌的重用。对于路易十八表现出来的克制，斯塔尔夫人也是赞不绝口：“在十个月内，没有出现过任何非法的没收、流亡和逮捕：在摆脱15年暴政后，这是多么大的进步啊！”
同时，由于知道波旁家族的出身就足以确保自身统治法国的合法性，因而他很少谈及或证明国王的权力，而是不断地宣扬和平的好处和宪章的优点。路易十八宣称自己是臣民的父亲，在6—8月的公开演说中，反复宣称“照料”臣民的责任。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国民自卫军代表团时，他也温情脉脉地指出：“从此以后，你们可以依靠我的照料。”同样，在巴黎慈善局，他同样表示：“我的所有臣民都能平等地获得我的照料。”复辟王朝初期，路易十八宣称自己的座右铭是：“和平、安宁与遗忘。”基佐对此赞赏道：“自从25年以来，人们从来没有谈论过和平。”
为了赢得法兰西民族的认可，复辟王朝还必须得承认自由。在经过拿破仑的十年专制统治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迎来了自由的时代。在第一次复辟期间，宗教获得了实在的自由。出版审查也明显要比帝国宽容得多。基佐在比较大革命、帝国和复辟王朝后得出结论说：“在大革命时期，人们彼此攻讦；在帝国时期，人们保持沉默；复辟王朝则把自由注入了和平。”
路易十八和解的努力也表现在第一届政府吸收了各种政治倾向的人士。内政大臣是温和的保皇党孟德斯鸠神甫；外交大臣塔列朗、财政大臣路易男爵、警务大臣博诺、陆军大臣杜邦、海军大臣马卢埃皆是帝国精英；司法大臣当布雷在旧制度时期任职于巴黎高等法院，邮政大臣费朗和王室总管布拉卡曾经长期伴随路易十八流亡；只有政府秘书维特罗勒属于极端保皇党。与此同时，第一次复辟时期的行政部门也保持了惊人的连续性。路易十八及其大臣们不计前嫌，还任命或继续沿用了帝国的行政精英。罗雅克拉尔被任命为国王图书馆的馆长，前警察局长帕斯基耶任路桥局长，伯努瓦（Benoist）任乡镇管理局局长，而拿破仑时期教育总署的青年教授基佐则被任命为内政部秘书长。在保皇党的眼里，这些人都值得怀疑。实际上，他们不折不扣地执行路易十八确定的政策精神：遗忘与宽容。
和19世纪许多新生的政权不同，第一次复辟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罢免前朝官员、擢升朋党的现象。路易十八的政府基本上保留了帝国时期多数的省长、市长、法官、检察官、将军与元帅，积极发挥他们的才干与经验。譬如，在路易十八新任命的43名省长当中，31名是拿破仑的官僚，流亡贵族只有7名；拿破仑政权的141名元老院代表中有87名入选复辟王朝的贵族院，而且还不包括另外15名帝国元帅或将军，而旧贵族的数量不过54名。
罢免帝国官僚异常罕见，最高法院拥有49名法官，只有9人因为弑君罪而被罢免。此外，在法国大革命和帝国期间得到强化的中央集权机器也几乎被全盘接收。对此，维特罗勒指出：“突然彻底改变王朝、体系和国家的复辟王朝，却几乎没有带来人事的变动。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富歇也不无揶揄地说，路易十八睡在拿破仑的卧榻上。
在大革命期间因出售国家财产和帝国的战争生意而大发横财的资产阶级也欢迎波旁王朝的复辟。因为复辟王朝承诺保障他们的财产、职位和爵位，并给他们带来了翘首以盼的和平。因此，邦雅曼·贡斯当、拉法耶特等自由派称赞正统王朝，也就不令人意外了。青年夏尔勒·德雷米扎的态度颇具有典型性：“我并不认为波旁家族的复辟将会肢解革命，相反，我把他们的回归看作是革命原则的部分胜利。”
尽管路易十八的和解意图颇为真诚，但其政府采取的若干政策却收到了南辕北辙的效果。
经过长达25年的革命动荡与帝国战争，法国财政陷入窘境，赤字高达7.58亿法郎。作为杰出的财政家，财政大臣路易男爵竭力偿还债务，避免宣布破产而损害复辟王朝的信誉。为此，他实行严格的财政收支平衡政策。
一方面，为了增加国库收入，路易男爵削减国家持有的地产，出售30万公顷的森林（多数属于教会的财产），以充实国库。同时，他保留了拿破仑在1805年创设的、很不受欢迎的联合税。根据路易男爵的估计，1814年间接税金额是6.15亿法郎，1815年的间接税将上涨到10亿法郎（其中酒税是5.5亿）。在法国陷入财政困境之际，路易男爵只能继续保留间接税。然而，这就违背了阿尔图瓦伯爵在进入巴黎时要将之取缔的承诺，导致普通民众倍感失望，这是他们在拿破仑卷土重来时袖手旁观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路易男爵竭力缩减政府开支。路易严格的预算政策迫使各部大刀阔斧地削减预算，陆军部的预算遭受的冲击尤为严重，从4.46亿下降到2亿。陆军大臣杜邦不得不解散了五分之三的帝国军队，遣散1.2万名军官，并且只提供一半的薪金。路易男爵的财政紧缩政策尽管在经济上无可厚非，却让复辟王朝为此背负了沉重的政治代价。成千上万的帝国军官与老兵们不会原谅新政权剥夺其福利的做法。他们变成了波旁王朝最坚决的反对者，他们怀念帝国的荣耀，并在民众当中宣扬拿破仑的神话。
路易十八虽然不遗余力地促进法国国内的和谐，却难以遏制内心对旧制度的眷恋。他尽管知道无法重建旧制度的社会结构，但至少也要恢复波旁君主昔日的尊严与荣光。在出现严重赤字的情况下，路易十八依然给自己和亲王们分别争取了2500万和800万的俸禄。波旁家族的俸禄数量远不及拿破仑家族，但他们恢复奢华的做法却引起了人们的嫌恶。他的宫廷完全按照旧制度的方式组建。在宫廷里设置了负责国王生活起居、宗教祭祀、节日活动以及娱乐嬉戏的宫廷总管、王室主祭和侍寝大臣等官职。这些仿佛似乎告诉人们，波旁王朝在法国的统治从未有过任何的间断与动摇。或许是吸取了路易十六在革命期间只有瑞士雇佣军护卫的教训，路易十八组建了一支6000名的御林军，包括火枪队、轻骑兵团和警察团等兵种。它们的成员主要从支持复辟事业的流亡权贵和各省小贵族的子弟中选择，少数名额向富有家庭的儿子开放。譬如，第二共和国的未来领导人拉马丁也曾经是其中的一员。他们身着华丽的制服，领受丰厚的年金，并且趾高气扬。这让无一人入选的帝国老兵感到异常的羡慕和痛恨。在宫廷、圣日耳曼街区以及图卢兹、埃克斯、南锡、贝桑松等外省城市的沙龙里，帝国的精英们遭到旧贵族的蔑视与嘲讽，这也加深了新旧精英们的矛盾。
在教会的支持下，复辟王朝大肆举行祭祀活动，尤其是哀悼在大革命期间被杀的路易十六和玛丽-安东瓦内特。在下葬路易十六和玛丽-安东瓦内特的马德莱娜墓地上修建教堂；1815年1月21日（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将他们的遗骸迁入法国王室在圣德尼的墓地。玛丽-安东瓦内特在贡赛尔热监狱和卡尔姆监狱的囚室也被神圣化，还在法国革命的行刑场所——协和广场建立纪念碑。另一方面，组织庄严肃穆的纪念活动，哀悼革命的受害者，并要求整个民族为对波旁王朝犯下的罪行忏悔。1816年，将1月21日设为国殇日，要求法国各地举行哀悼活动。同时，作为路易十六和玛丽-安东瓦内特的唯一女儿，昂古莱姆公爵夫人还在罗马积极斡旋，试图推动教廷将其在革命期间去世的弟弟即路易十七封圣。
作为回报，复辟王朝增加教士的俸禄，并派遣圣马洛的前主教库尔图瓦·德普雷西尼（Cortois de Pressigny）到罗马，协商签订新的教务专约。在费什大主教创办的修道院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教士支持下，天主教会的影响与日俱增，不仅取得了创建修会和学校的自由，而且也加强了对社会道德的监督。1814年，警务大臣以罚款为威胁，禁止商店和咖啡馆在晚上八点以后营业。公共空间也成为天主教会争夺的对象；在宗教游行之际，所有个人（包括新教徒）都必须粉刷外墙。1814年8月15日（8月15日是拿破仑的生日，是帝国时期最重要的节日），复辟王朝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纪念路易十三的仪式，王公贵族和文武百官都参加了纪念活动。由此，也催生了反教权主义的怒火。
此外，自认为对波旁王朝复辟有功的旧贵族纷纷要求国王恢复昔日的特权，或者重新分封新的权利。落魄的外省贵族在表达对路易十八的热爱同时，也纷纷请求恩赐“职位、年金、绶带”。然而，职位少，申请众，所以失望者也多。不少旧贵族在意识到自己的愿望无法达成时，就变得愤怒。6月10日，骑士圣-艾尼昂（Saint-Aignan）向布拉卡抱怨说：“弑君者……波拿巴派的坏蛋们获得了职位、爵位、年金；我却要在自己君王的门口乞求获得我应得的奖赏，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探寻门路偿还债务。”和圣-艾尼昂一样，许多外省贵族在发现自己一无所获后，开始后悔来到首都，并抱怨国王的忘恩负义。
这一切都让越来越多的人对复辟王朝感到失望，同时也让许多人忘记帝国战争给他们带来的灾难，开始怀念帝国时代的伟大与荣耀。自从1815年初开始，法国各地出现了拿破仑即将回国的谣言。在贝里公爵视察北部，昂古莱姆公爵视察西部时，都出现了反波旁王朝的情绪。只要有诱因，就足以引爆由复辟王朝的政治决策所引发的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