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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71年推翻帝制、成立共和国，到最终确立共和体制，法国走过了长长的8年时间。其间有战争、有革命、有内乱，还有派系的纠葛，充满了动荡，共和国实属来之不易。1879年共和国的权力终于到了共和派手里，但共和派并不是铁板一块。1879年后，共和派内部因政治价值与执政策略的不同，仍然可分为激进派和温和派。前者在八九十年代主要是“在野派”，温和派主要的执政时期是1879—1899年。
激进派即由1870年代的原甘必大阵营分子和以乔治·克雷孟梭为首的激进分子组成，主要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政治上，他们要求全面履行《贝尔维尔纲领》
，彻底实施共和主义学说，取消参议院和总统职位，实行政教分离；经济上要求征收累进所得税，实行铁路、矿山的国有化。在1880年代温和派执政的岁月里，激进派不断抨击温和派的执政理念和政策，一有机会就倒阁，克雷孟梭甚至获得了“倒阁专家”的称号。由于这些人士主张彻底执行共和主义理想，被称为激进派。
温和派则分为共和派左翼和共和派联盟两支。前者由费里和格雷维领导，后者则由甘必大
领导。一般来说，共和派左翼在议会中属于左翼中间派，主要代表大资产阶级和金融集团的利益。共和派联盟代表所谓的“新阶层”：教师、医生和小业主等。在阶级归属上，他们也属于小资产阶级。但由于是新兴起的阶层，他们更注重秩序与稳定，在政治倾向上比较温和。
温和派在20年的执政时期内，奉行经验主义的执政理念和机会主义的执政策略。他们认为治理国家应从实际出发，解决实际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而不是从概念出发革新社会；治理的首要是维持秩序，等待适当的时机进行必要的改革。他们在策略上选择“能够产生效果的政策”而不是“不妥协的政策”，因而被称为机会主义共和派。
温和派的机会主义执政方式自然会受到来自君主派和激进派的反对。此时的君主派已经是日薄西山，在议会中也只是少数派。1879年波拿巴儿子即所谓的拿破仑四世
去世，波拿巴派对复辟帝国已彻底绝望，从此偃旗息鼓。不过，这些右派分子在行政及司法部门、军队和教会中仍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伺机向共和国进攻，日后的布朗热事件、德雷福斯事件中，都有他们活动的身影。激进派作为在野党，能量比较小，但他们在议会中往往会提出一些激进的改革要求，常常干扰温和派政府的策略，加剧了政府的不稳定。
为了解决1871年以来法国政坛动荡及宪法的模糊性等问题，以格雷维为首的温和派注意调整了总统、议会和内阁的关系，削减麦克马洪时代造就的总统的权力，加强议会的权力。
律师出身的格雷维总统，曾在第二共和国任立宪议会和立法议会的议员。在第二共和国时期制宪会议工作时，他就反对路易·波拿巴的所谓总统制，是一名议会主义者。1868年，格雷维作为帝国的反对派在汝拉省当选议员，1870年入选国民议会，支持梯也尔的保守主义政策。就任总统后，格雷维就在给议会的咨文中表示，真诚地服从议会制度的大法，永远不与宪法机构所代表的国民意志作对。在具体行动上，总统则尽量选择与他合作协调的人物任内阁总理，并让总理来挑选部长，体现了议会制的某些原则。
1879年2月，格雷维以“新的形势需要新的人物”为由，任命亨利·瓦迪托（William Henry Waddington，1826—1894）组阁。这是格雷维总统任内的第一届内阁（1879年2月4日—12月28日）
，不过前一届内阁的大部分成员都得到了留任，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费里被任命为教育部长。费里是资深的共和派政治家，在教育部长和此后的两届内阁总理任期内，进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共和制巩固的教育改革，在法国历史上有着特殊的贡献。
1879年12月，瓦迪托内阁发生危机。各界推测甘必大主持内阁的可能性很大，但格雷维还是让路易·弗雷西内（Charles de Freycinet，1828—1923）组阁（1879年12月—1880年8月），费里继续留任教育部长。此时，共和国教育世俗化运动如火如荼，引起了天主教教权势力的反弹，弗雷西内原先是支持费里的世俗化改革的，但看到反世俗化势力获得了近200万人的签名请愿后，暗中与教皇代表谈判，试图与教权势力和解，致使政府内部思想混乱，分歧日益严重，内阁也很快倒台。1880年8月由温和派费里组阁（1880年8月—1881年11月），这是费里的第一届内阁。
温和派的分歧，给“共和国缔造者”甘必大带来了机会。一直以来，作为共和派元老之一的甘必大长期受共和派左翼的排挤，更不受温和派的待见。尽管甘必大在总统选举时把票投给了格雷维，但格雷维并不领情，费里也对他很冷淡，议员们则担心他上台会刺激德国，影响法德关系，另外也不太喜欢他严厉的行事风格，所以甘必大迟迟没有组阁的机会。不过在实际政治中，甘必大仍是个颇有影响力的人物。在1877—1881年间，他一直担任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的主席，这是一个掌握钱袋子的要职，权力很大；费里内阁中甘必大原来的一些部下与朋友在遇到重大问题时也常常会征求甘必大的意见。所以费里批评甘必大成了“私密内阁总理”，使正式的内阁隶属于一个“无形的内阁”。
1881年议会补缺选举，甘必大派有240席，费里派得168席，右派获90席。11月，费里内阁的突尼斯扩张政策使议会不满，被迫下台。总统格雷维依规任命甘必大组织政府。甘必大弃用了费里、弗雷西内等资深政治家，启用共和派联盟中一批三四十岁的政界新人，并擅自（未经议会同意）增设了农业部和艺术部。为此，法国议会与新闻舆论开始批评甘必大专横、独裁，把他的弃用资深政治家而由新人组成的内阁戏称为“办事员内阁”，又因为甘必大增设了两个部，使政府的规模有所扩大，而讥为“大内阁”。这样一来，议会与内阁的关系一开始就较为紧张。
甘必大任内，经济上提出了铁路国有化的政策；政治上要求废除部分参议员的终身制；外交上，也一改过去对德的强硬政策，希望与德国修好，在埃及问题上与英国合作，采取共同行动等。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时的甘必大已经放弃了过去激进的理想主义而变得注重实际，但仍然没有得到包括总统格雷维和卸任总理费里在内的温和共和派的好感与支持，反而激起了以克雷孟梭为首的激进派的强烈反弹。因而，甘必大内阁的一些政策往往受到议会的掣肘。1882年1月27日，执政不到两个半月的甘必大以议会未通过废除部分参议员终身制等宪法修正案为由，愤然辞职。10个月后（11月27日）甘必大在练习手枪时走火，身负重伤。12月31日，甘必大去世，享年仅44岁，“一代英雄”陨落。甘必大遗体目前安放在法国先贤祠，以纪念他在共和国建立过程中的卓著功勋。
甘必大内阁之后，弗雷西内再度组阁，甘必大的政策被抛弃。费里重返教育部长岗位。此后，在经历了短暂的夏尔·迪克莱尔（Charles Duclerc，1812—1888， 1882年8月—1883年1月任总理）和阿尔芒·法利埃（Armand Fallières，1841—1931，1883年1月29日—1883年2月21日任总理）两届内阁后，1883年2月，费里再度组阁。这届费里内阁（1883年2月—1885年3月）延续时间较长。一方面，甘必大去世后，许多甘必大分子转而支持费里；另一方面，费里的行事方式稳重，作为资深政治家在政界口碑也不错，可以协调温和派内部的不和。在这种日益良好的政治氛围下，温和派政府的机会主义改革措施大多得到落实。
温和共和派信奉的社会政治价值被称为机会主义，是因为它主张因时制宜，做一些适当的政治与社会改革，以确保法国社会全面的进步，即“需要一个政治的和议会的方法，就是不去同时涉及所有问题……就是谨慎地限制改革的范围，以便较有把握地加以解决，就是避免刺激性的问题和徒劳无益的争辩，最后，就是减少采取个人行动……以便把主动权理所当然地留给政府” [1] 。
温和派的机会主义改革，是以费里为主导的。费里作为第三共和国前期重要的政治活动家、共和派左翼领袖，在1879—1885年的6年时间里，连续5年担任教育部长，两届内阁总理（1880年8月—1881年11月，1883年2月—1885年3月），为了巩固共和制度，进行了一系列切合实际的改革。法国著名史家梅耶在《第三共和国的开端》 [2] 一书中，把这6年称为“费里时代”。
费里时代在内政方面的改革主要可归纳为3个方面。
第一，完善共和体制，浇灭反共和分子的复辟梦想。尽管共和派格雷维当选，标志着共和制度的最终确立，但共和制度还是很脆弱的，君主派的波拿巴分子甚至公开说1883年1月必定颠覆共和国。为了使共和制度落到实处，共和政府对“1875年宪法”做了改进，确定议会永久性地址（从凡尔赛转到巴黎），确定1790年7月14日联盟节为国庆日。为了使复辟势力彻底死心，1881年2月，费里政府动议了一项法案，“凡统治过法国的王室成员及后裔，无权当选总统”。2月24日，政府公报发布消息，免去奥马勒公爵（七月王朝路易·菲利普之子）、沙特尔公爵以及阿朗松公爵的职位。1882年法令确认除巴黎以外的市议会选举市长的权力（之前市长一直是中央任命的）。共和国初期，法院是右翼分子的集结地，他们对政府的反教权运动也颇多微词。1883年8月议会通过法令，废除了法官终身制，并对政府反教权持不同政见的法官进行了大清洗，让那些具有共和主义信仰的人士接替具有教权主义倾向的法官。1884年8月，议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明确了“共和制形式”不可更改、神圣不可侵犯，“原统治过法国的家族成员无权当选共和国总统”，不仅从宪法的高度保障共和制的合法性，还使王位觊觎者的复辟成为泡影。
第二，确认了一系列政治与社会自由的法则。1881年7月29日，费里政府一改以往拿破仑三世的新闻管制法，确认了出版自由法：“印刷业和出版业是自由的”，一切报纸、期刊无须事先许可，也无须交纳保证金，均可自由出版。只要发行前向共和国检察院说明报刊的名称、发行方式、经理的姓名和住址、印刷报纸或期刊的印刷厂的厂名和地址即可。一旦出版界触犯了新闻法，须通过陪审团评议会评判，不能随意定罪。这样，针对新闻出版的轻罪法庭、重罪法庭均取消了，新闻出版自由得以重新建立。7月30日，通过了公共集会法，确立了集会自由原则，政府不对任何集会（包括政治性集会）进行监视。1883年8月，费里政府颁布了大赦法，全面赦免巴黎公社期间流放和流亡的爱国者，大批的爱国志士得以重返祖国。1884年3月，通过了由内政部长瓦尔德克-卢梭（Waldeck-Rousseau，1846—1904）提议的工人结社自由法，“从事同一职业、同类职业的人，或是协作制造某些特定产品的行业，即使人数超过20人，均可自由组织工会或产业联合会，无须征得政府许可。产业工会的唯一宗旨是研究和维护工业、商业和农业的经济利益”
。从此，限制工会的《勒沙普利埃法》被最终取消，工会组织成了合法的团体。1884年7月，恢复离婚法，教会确认的婚姻不再神圣不可侵犯，婚姻的世俗性得到保障。不过，温和共和派执政时期，世俗化改革和结社自由权方面虽有涉及，但比较彻底的改革与实施要到激进党掌权时期。
第三，教育世俗化，开展共和主义思想教育。在费里等实证主义者看来，共和思想与意识形态的胜利是确保社会安定和现代新秩序的重要前提。大革命以来的思想分裂导致法国的社会分裂，共和新秩序必须赋予一个超越阶级差别的共同的灵魂：共和意识。因为“共和国和民主制只有成功地创设一种相当于国民宗教的事物，它们才能够持续下去”。为了使共和意识在社会中生根，费里主导了一场“建设共和精神的独创性的”教育改革。为此，费里也被称为共和国“教育事业的创始人”
。
法国素有“教会的长女”之称，天主教会极具势力。第三共和国初期，由于激进共和派的“教权主义就是敌人”的宣传，教会在政治上的势力一落千丈，转而更重视对民众的思想控制。他们大办寄宿学校，进行宗教思想的灌输，十分不利于共和思想的传播。费里认为，“如果国家不摆脱教会，如果再不消除法兰西愚昧的教条，共和国将会夭折”
。因此，“反教权与世俗化”成为费里改革的主旨。
1879年3月15日，费里新任教育部长不久，就向议会动议了两项法案。一项是改组高等教育的法案，禁止私立机构拥有大学称号，废除私立大学学位授予权，获取学位的资格考试都由国立院校主持。另一项是清除教会对学校的控制，把所有天主教会成员清除出国民教育最高委员会和科学理事会。他紧接着又补充了一个教改文件，其中第七条规定，解散耶稣会，“禁止未经允许的教会团体和成员掌管国立或私立教育机构”。该法案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各界的震动，教权派组成了保卫宗教委员会，征集了近200万人的签名请愿，抵制法案。就连甘必大主编的《法兰西共和国报》也认为既然共和国拥有真理，就无须对教育进行控制。但费里不为所动，亲自出马，乘议会休会之际，到法国各地游说，说明共和国需要的是反教权，而不是反宗教的斗争，以争取民众对法案的理解与支持。但参议院还是在1880年3月15日以149票对132票的微弱多数，否决了法案第七条。
3月29日，在弗雷西内总理的支持下，教育部长费里颁布了驱逐法：各级教育中未经允许的修会成员8月31日前必须离开教育界，否则将遭强力驱逐。法令颁布后，清洗先在巴黎进行。10月中旬，清洗规模加大，30多个省都开展了驱逐修士的行动。结果共有261个修道院被关，5643名修士被逐。一些反对驱逐法的行政官员、法官、警官也大多被解职。
1880年代，共和派“期待着教育事业能够改变国民精神并使社会道德井然有序”
。1881年在“全国初等教育第一次会议”上，费里提出了初等教育改革的基本内容：义务、免费、世俗化。1882年，费里在《教育学》杂志上发表谈话，声称初等教育是“最大的社会改革、最严肃、最艰巨的政治改革……以后，所有的法国年轻人都将得到自由发展，在义务、免费、世俗化三原则下成长，我们将不害怕复辟，因为我们有办法防御它。……一切精神都是新的、年轻的和不可战胜的，保卫民主的共和国，组成科学和理智的学校，用它来反对阻碍思想自由和意识解放的落后精神”
[3]
。
义务与免费教育也是费里改革的题中之义。早在1880年，费里就向议会提出国立小学、幼儿园不收取费用，取消师范学校的食宿费。1881年6月16日，参议院通过了免费教育法，国立小学学生全面免费，教育费用由中央和市政府共同承担。为此，费里政府增加了小学教育经费的预算。1880年代的最初几年，大约有5000万金法郎花在了学校事业上。1882年3月28日，费里政府颁布了义务教育法：凡6—13岁的法国儿童，不论家庭富裕与否、家长愿意与否，都必须接受学校教育，超龄少年也应通过补习参加初等文凭的考试；政府承认私立学校和家庭教育也是义务教育的一种形式，但受教育者必须通过国家的文凭考试。同日颁布的教育法还明确了教育世俗化原则：禁止国立小学的宗教教育，宗教教育只可在课外进行，小学教师必须是政府任命的世俗人士。小学教育的内容包括：道德与世俗化教育，阅读书写，语言及法国文学的基本知识，地理历史（尤其是法国地理与历史），日常权利与经济生活方面的知识，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绘画、音乐、模型制作的基本常识，体育训练，等等。当然，法案的颁布并不意味着世俗化教育的全面实现。关于私立小学的世俗化直至1886年才做出规定。
为了体现教育的“阶级与性别”平等，费里政府还致力于公立中学的改革，增加奖学金与助学金，降低私立中学的比重。1880年11月12日，共和派人士卡米耶·塞（Camille Sée，1847—1919）提出了改革法案：女子享有国家的中等教育权。同年，费里政府颁布了建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法案。费里政府希望把“教会膝头”的妇女，培养成共和思想的战士（共和主义者认为，1880年代的女子是未来共和战士的母亲）。
免费、义务、世俗化“三位一体”的教育改革，对法国民众共和意识的养成具有重要意义。
以费里为首的温和共和派的各项改革，对于新生共和国的巩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法国政坛各派的争斗并未中止，尤其是保守派对抗共和派的斗争仍在继续，共和制度依然面临着极大的考验。
[1] M.Chaulanges，Textes hisroriques：la fin du XIX e siècle 1871-1914，Tome 1，Paris：Delagrave，1977，p.70.
[2] Jean-Marie Mayeur，Les débuts de la Ⅲ e République，Paris：Armand Colin，1970.
[3] Jean-marie Mayeur，Les début de la Ⅲ e République，Paris，1930，p.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