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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息了巴黎公社的革命后，梯也尔在法国资产阶级心目中的声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一般民众认为是梯也尔给法国带来了和平、安全与秩序。议会中各政治派别对梯也尔也抱有厚望：共和派眼里梯也尔是个奥尔良党人，但他无意于君主制，相反“波尔多协议”对延缓君主制起了作用，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而在君主派看来，梯也尔既温和又有魄力，尽管对君主制冷淡，但也是个可以忍受的政治人物。因此，此时的梯也尔可谓是左右逢源。1871年8月31日，议会以491票对94票的多数，通过了《里韦法案》（议员里韦的提案），授予梯也尔“共和国总统”的职务。这样，梯也尔身兼议员、政府首脑、总统三职，大权在握。
政治头脑清晰、行政经验丰富的梯也尔知道，经历了战乱与动荡后的法国再也经不起折腾了，法国需要的是稳定与秩序。也就是说，法国既不能回到君主派需要的君主制，也不能立即实行资产阶级自由派所追求的自由的共和制。由此，在梯也尔任总统的1871—1873年，法国经历了一个特殊的时期：一个没有君主而有强力人物的政府，一个没有共和党领导的共和国。梯也尔成了“全国公认的主宰”“共和制度的拯救者”。
梯也尔之所以能够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与当时法国政坛的政治力量结构也有关系。派别之间的较量和政治上缺乏重量级的人物，也给梯也尔成功执政提供了机会。
当时法国政坛上的主要派别可分为左、中、右三类。
右翼派别是主张恢复君主制度和天主教统治的正统派，主要代表着西部和中央山脉的顽固保守势力。他们不满大革命以来法国的整体发展，尤其是政体的变化，主张回到过往的旧制度。为此，他们拥立被1830年七月革命推翻的查理十世的孙子尚博尔伯爵（Henri Charles Ferdinand Marie Dieudonné，Comte de Chambord，1820—1883，复辟后的波旁王朝的第三位继承人），希望建立以他为首的旧王朝。派别中80%都是死硬的顽固派，但以法卢伯爵（Frédéric-Alfred-Pierre， Comte de Falloux，1811—1886）和布罗伊公爵 [1] 为首的小部分人则较为温和，他们赞同议会制，也容忍某些政治和经济自由，反对教皇的绝对权威。这部分温和派中也有一些人在政府部门任职。右翼派别中还有少数极右翼的波拿巴分子，希望有朝一日能重建波拿巴家族的统治。
奥尔良派属于议会中的中间派。该派以路易·菲利普的孙子巴黎伯爵（Louis Philippe Albert d'Orléans，1838—1894，1842年封为巴黎伯爵）为首，主张恢复七月王朝时期的金融贵族统治。在政治上，他们信奉自由主义与共和制，但程度上与共和派有所差异。奥尔良派内部还可以细分为两派：以梯也尔为代表的中左翼不希望复辟王政，也不赞成教会在政治与社会方面有过多的特权，主张建立“保守共和国”；中右翼则坚持君主立宪制，强调教会的尊严与其所享有的利益。
共和派是议会中的左翼。根据思想倾向不同，共和派也可分为温和派与激进派。温和派一般代表大资产阶级，是其中的多数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格雷维、费里、西蒙和法夫尔等。他们主张共和制，也更崇尚秩序与稳定，因此在与德国关系上属于主和派。激进派主要以甘必大为首，要求抗战到底，维护法兰西尊严，该派别在巴黎受到小资产阶级的拥护。
社会主义派别在巴黎公社失败后，力量严重受挫，在法国政坛上消失10年之久。路易·勃朗（Louis Blanc，1811—1882）仍是在任议员，但他的思想倾向已发生改变，对于巴黎公社本身开始持批评态度。
法国政坛上各派的势均力敌，给梯也尔的改革创造了机会。梯也尔的政治倾向，也对共和制的确立起了重要作用。前面说到，梯也尔是个资深的政治家，但不是一个君主派。早在复辟王朝时期，梯也尔就为君主立宪制呐喊；七月王朝时期，一直运用其较大的政治影响力反对专制。第二共和国成立时，梯也尔选择接受并支持共和国。当1851年波拿巴政变时，梯也尔与共和派一起坚决反对，在政变的当天被波拿巴流放。期满回国后，梯也尔作为帝国的反对派而闻名政界，公开向皇帝要求人身自由、出版自由、选举自由等。正因为倾向共和制，梯也尔总统大权在握时，就在组阁上，把内政、外交和国民教育部3个重要的部长职位留给了共和党人，这为日后共和制的全面确立奠定了一些基础。
梯也尔“保守共和国”政府在镇压了巴黎公社起义后，开始着手稳定秩序、发展经济的各项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首先是偿清赔款，解放国土，厘清与德国的关系，重拾法兰西民族的自信心。根据战败后与德国签订的《法兰克福条约》，法国必须在1874年3月2日前向德国赔款50亿法郎，其中的20亿须在1872年5月1日前付清。付清赔款后，德军才会撤出占领区。这意味着要尽早收回国土，就需要尽快赔付款项。但钱从哪里来？一些左派议员提议通过没收资本的方法来筹集资金。但梯也尔认为政治剥夺的方式不妥，应该用经济手段来解决。为此，在多数议员的支持下，1871年6月27日，政府决定向全国发行20亿法郎的公债，募集赔款和弥补上一年度的财政赤字。政府公债的发行工作得到了法国民众的理解与大力支持。发债开始后6小时，就有33万人认购，募集款项达48.79亿法郎，远超预定的款项一倍多。法国政府用这笔钱付了第一笔赔款5亿法郎。次年7月，政府又发行了30亿法郎公债，民众购买踊跃，93万多人认购，额度突破了400亿法郎。
[2]
公债的发行，对法国金融资本来说也是有利的，像通用公司、里昂信贷银行等都从公债中赚取了相当丰厚的利润。据估计，罗特希尔德银行仅从法国1871—1872年发行的公债中就至少获利7500万法郎。由于“公债还广泛渗入民众阶层。有价证券的交易活动蔓延到了新的社会领域，而大批靠百分之五利率的定期利息为生的人的存在，又增加了新制度的力量。总之，资本主义和共和国是赢家”
。
两次公债的成功发行，充实了国库，不仅为赔付提供了资金保证，也为恢复战后秩序与经济重建提供了保障。1873年3月，法国较条约规定的期限提前一年付清了赔款。9月，德军全部撤出法国（比约定提前了18个月），梯也尔因此获得了“领土解放者”的美誉。
其次，进行军队改革，恢复法国的强国地位。普法战争失败，法国军队士气大挫。为重振军威，梯也尔于1871年6月29日在龙尚举行了大型阅兵仪式，约有12万名官兵参加了这场阅兵式，士兵们精神抖擞，高喊“法兰西万岁”“共和国万岁”等口号，士气得到提振。在军队改革方面，梯也尔以普鲁士为榜样，进行军队职业化的改革。当时议会中对于义务兵役制的年限是3年还是5年的问题争执不下。梯也尔以辞职为要挟，否决了3年兵役制的提议。1872年7月27日，议会通过了新的兵役法，解散国民自卫军，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重申“每个法国人都有服兵役的义务”，规定凡年龄在20—40岁的公民，均可应征入伍，服役期原则上为5年，但入伍满1年后可返乡作无限期休假；教师、大学生、艺术家和教士免役。为使军队不卷入派系斗争，新兵役法规定，现役军人不参加任何选举，严禁军人参与政治斗争。此外，还拨款改进军队装备，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战略部署等强军措施。
再次，改革行政制度，维护社会秩序。梯也尔政府很明白，共和制是法国面对现实的明智选择。1872年11月13日，梯也尔在议会中明确指出，“共和制是存在的。它是国家合法政体。要求另外的东西，将引起一场新的革命并且是最可怕的革命”
。为了有效维护社会秩序，梯也尔坚持行政集权，规定省长和大城市的市长由中央政府任命；小市镇行政长官虽由选举产生，但必须受制于省长。鉴于巴黎公社的教训，政府先后在29个省实行戒严，并严格控制结社。1872年3月14日，国民议会通过了由司法部长杜弗尔（Jules Dufaure，1798—1881）提议的旨在限制工人结社的法案——《杜弗尔法》，法案明确指出“任何国际协会，不论它用什么名称，它在法兰西土地上的存在及其分支机构的建立，就构成了对社会治安的危害”
，凡从事建立国际工人组织者，一律处以罚款和监禁。因为在梯也尔看来，法国的当务之急是结束一切混乱局面，所以宁可矫枉过正。
最后，恢复与发展经济。稳定社会秩序，提高国际地位，最终还是要靠国家的实力，尤其是经济发展的支撑。所以，能否快速恢复经济，是能否实现上述目标的关键。在经济建设方面，梯也尔政府首先致力于集中力量修复战时遭破坏的交通设施。1872年底，战时毁坏的道路、桥梁全部得到修复。与此同时，投入大量资金铺设铁路，开凿运河。克莱蒙费朗—贝济耶、克莱蒙费朗—尼姆、格勒诺布尔—马赛等铁路新干线相继建成。水陆交通的顺畅，为日后国内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微观的经济活动方面，提高关税，以保护民族经济；不开新税而对烟草、咖啡、葡萄酒等征收20%—50%附加税，以稳定人心。
一系列的社会发展措施，以及战乱结束后民众所激发出的社会积极性，使法国经济很快复原。1872年底，法国经济就基本恢复，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战前的水平。在这过程中，梯也尔的保守且强硬的治国态度和措施，获得议会多数的支持，在客观上也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1873年3月，法德两国签订了撤军协议，法国的重建也基本完成。梯也尔为此受到了朝野人士的大力追捧，国民议会通过了“梯也尔有功于祖国”的决议，他被增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威望似乎达到了鼎盛。但也正因为德国撤军，重建事业基本完成，原先掩盖的共和派与保守派的矛盾日渐突出，两派斗争又成为左右法国政坛的重要因素，梯也尔的政治地位开始动摇了。
在法国选择何种政体的问题上，共和派与保守派势不两立。在两派互不相让的情况下，梯也尔“保守共和国”对于避免法国分裂来说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但这也容易给反对派制造口实，从而受到来自左、右的双重攻击。
法国右翼分子强烈主张按英国模式建立君主制，他们对梯也尔的“保守共和国”是不满的，认为他背叛了“波尔多协定”。尽管梯也尔在一些问题上向君主派妥协，但并不是总能奏效。1873年1月，拿破仑三世死于肾结石。其子年幼，波拿巴派复辟帝国梦碎，便开始与保守派接近，从而增添了要求复辟波旁君主立宪制的保守派的力量。
随着经济发展和法国重建的成功，共和派的势力大大增强。从客观上说，“保守共和国”的各种业绩是有利于共和制的。1873年的市政选举中，共和派就大获全胜。尤其是以甘必大为首的激进派积极行动，他们周游全国，深入市镇演说宣传，出版图书、创办报纸等，向民众宣传爱共和就是爱祖国的理念，预示着广大的中间资产阶级组成的“新阶层”将走上政治舞台。但在“保守共和国”的议会中，共和派仍是少数派。
面对共和势力的加强、梯也尔政府日渐增加的共和倾向等新情况，右翼派别感到十分紧张。他们决心扳倒梯也尔，换上令人满意的人选。为此，君主派团结在奥尔良党人布罗伊公爵周围，频频向梯也尔政府发难。由于君主派在议会中占多数，他们往往可以操纵议会决议。1873年2月底，议会通过法令，禁止梯也尔在未经议会许可的情况下直接登台发表演说。4月2日，温和共和派议长格雷维被迫辞职，议长之位由右派议员比费（Louis Buffet，1818—1898）替代。4月27日至5月11日，有11名共和派在议会选举中获胜。这对君主派又是一个刺激，保守派倒阁活动的步伐加快了。5月18日，右翼骨干在布罗伊公爵家里密会，决定抛弃梯也尔，推举麦克马洪为总统，为复辟君主制作铺垫。
温和共和派也开始对梯也尔失望了。4月27日，在巴黎补缺选举中，梯也尔的朋友、前外交部长雷米萨（Charles de Rémusat，1797—1875）与共和左派候选人、里昂前市长巴罗德
（Désiré Barodet，1823—1906）竞争议员空缺。温和派是倾向雷米萨的，甘必大等左派支持巴罗德。最终，共和左派和巴黎民众把巴罗德推上了议员的位置。这次选举的后果之一是“使工商资产阶级头面人物感到了不安”，因为从总体上说，他们都把“赌注押在了梯也尔身上”，但结果反而有利于左派。“中左派塔尔热集团15名议员从此撤回了对共和国总统的信任，转到了梯也尔的对立面——这就凑足了推翻‘领土解放者’的票数。”
5月20日，议会提议对梯也尔政府进行质询，320名议员签名表示同意。24日，议会召开会议，布罗伊公爵亲自上台，猛烈抨击梯也尔在选举中向共和派妥协、拒绝君主派入阁；指责政府并没有实施坚定的保守主义政策，等等。梯也尔则对自己的政策进行了辩护，认为法国已经不能实行君主制，他之所以支持共和制是因为绝大多数人都站在共和国一边。梯也尔明白，他在说明了自己政见的同时彻底地失去了右翼保守派的信任。当天，议会即以360票对347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对政府的不信任案。当晚，梯也尔无奈宣布辞去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职务，议会以368票对339票通过了他的辞呈。下台之时，梯也尔明确告诫大家：“你们不要弄错，民众绝大多数都站在共和国一边。”
“保守共和国”宣告结束。梯也尔离开政府后，继续向共和派靠拢，这充分说明了他的精明与审时度势的政治敏锐性。1877年9月3日，梯也尔逝世，共和派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麦克马洪是军人出身，早年毕业于军校，长期过着军旅生活。1830年，麦克马洪参加了阿尔及利亚远征，而后参加过1855年克里米亚战争、1859年意大利战争等，因军功卓著，晋升为元帅。1864—1870年，任阿尔及利亚总督。普法战争期间，麦克马洪将军的军队是波拿巴皇帝的主力。色当战役失败后，麦克马洪与皇帝一起被俘，后被遣送回国。1871年5月，麦克马洪因平息巴黎公社起义而受到资产阶级各界的赞赏。不过，麦克马洪的政治倾向比较保守，对君主制抱有好感。因而，保守派也视其为可以利用的复辟工具。
梯也尔去职后，国民议会很快就举行了总统选举。这次，左派议员对选举进行了抵制，集体弃权。尽管在出席选举的721名议员中只有390票赞成，但麦克马洪还是以微弱多数当选为第三共和国的第二任总统。按法国历史学家阿泽马的说法，这是一名集军人、保守派和天主教徒于一身的新总统。
麦克马洪果然不负保守派之望，在当选总统的第二天，即授权布罗伊公爵改组内阁，同时免去了20多名具有共和倾向的省长。5月26日，麦克马洪在议会上宣读了由布罗伊公爵起草的总统咨文，表明他的政治理想：“在上帝的帮助下，在依靠绝对服从法律的军队的忠诚和一切有教养的人们的支持下，我们将继续进行领土解放事业，并重建我国的道德秩序。”法国史学家阿泽马分析说，这一理想除没有暗示复辟王政之外，实际上阐明了保守派的全部纲领：“上帝”即指教会和军队，是担负“道德秩序”的两大支柱；“有教养的人”就是指产业主或大资产阶级等，他们是麦克马洪统治依靠和服务的对象；解放领土只是虚晃一枪，因为自1873年3月15日起，这一问题已经解决。至于“道德秩序”，它概括了一切，是一种统治阶级的老观念：建立或恢复公共道德及个人道德，“确切地说，就是恢复教会自1789年以来所丧失的有益影响，那么，混乱、骚动和革命就可以避免”
。所以，尽管保守派内部在王位归属、政体形态和政教关系上各持己见，但在“道德秩序”的旗号下打击共和派是他们共同的意愿。
布罗伊公爵组建了清一色的君主派内阁。尽管根据前例，麦克马洪兼任内阁总理，布罗伊公爵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但实际的内阁领导权掌握在布罗伊公爵手里。为了确立所谓的“道德秩序”，布罗伊内阁可谓是费尽心机。
首先是整肃社会秩序。监督酒店、报社、咖啡馆等，防止“激进分子”聚众闹事。管理非宗教的丧葬，罗讷省省长就下令禁止白天举行隆重的世俗葬礼，提倡重归宗教葬礼。
其次是打压共和派。5月24日，梯也尔下野后，右派重新执掌了政权，控制着议会多数。在布罗伊内阁免去了20多名具有共和倾向的省长后，议会又规定取消市政选举，所有市长均由省长任命，期望通过这一改革来打压共和派；规定禁止纪念7月14日革命日，撤除各市政府中陈列的象征共和国的玛丽安娜塑像，试图以此来消除民众的革命记忆。在此期间许多共和派遭到迫害，甘必大的密友朗克甚至被判处死刑，只得流亡国外。
再次，大力扶植教权派势力，重振天主教的精神支柱地位。1873年5月28日，庇护大主教在沙特尔主教堂举行的朝圣活动中声称：“法国需要一个首领、需要一个主人。”不久，在圣母升天修道会的组织下，大批民众前往帕赖勒莫尼亚勒、卢尔德等地朝圣，听从教权主义者的布道，进而煽动起了一场宗教狂热。十字架重新竖了起来，“马利亚月”“童真女怀胎”的活动与传说风靡各地城乡。宗教报刊也有所增加，如《十字架报》《朝圣者报》等。各地还大兴土木，修建教堂。坐落在巴黎公社起义地蒙马特尔高地的圣心大教堂就是这一时期议会通过法案开始修建的。
最后，在保守派看来，恢复“道德秩序”的最终目的是复辟王政。可以说，复辟王政也是麦克马洪的最大愿望，“从我被任命为总统以来，我始终这样说，我永远不会因我个人的影响而成为尚博尔伯爵殿下复辟的障碍”。为了尽快达成复辟，君主派内部在特定的情形下也摆出和解姿态。1873年8月，奥尔良派的巴黎伯爵亲自到奥地利向尚博尔伯爵致敬，承认他为“法兰西君主制原则的代表”，双方达成谅解并约定：复辟后先由尚博尔伯爵为国王，因其无嗣，死后由奥尔良家族继位。两大君主派为同一目标而握手言和。
麦克马洪借“道德秩序”打压共和势力、教权派的复活以及君主派的复辟活动等，引起了法国各界的普遍不满。左倾知识界人士开始了反教权主义的斗争，其中有共和派领袖甘必大、著名语言学家利特雷。教育联盟和共济会等团体在各地散发小册子，宣传共和主义与思想启蒙。一些报纸加入其中，如《马赛人》报。共和派也在一些城市组织了反教权的游行示威。
麦克马洪和布罗伊政府把恢复“道德秩序”的希望寄托在君主派中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合作与谅解上。事实上，奥尔良派和波旁正统派为恢复君主制，也在竭力“融合”。1871年7月5日，波旁家族的核心代表尚博尔伯爵发表声明，保证自己尊重“共和自由”“权力分散”，同意“普选权”和建立两院的监督机制。谈话一时间迷惑了一些人，就连梯也尔也认为尚博尔伯爵是一个可以选择的人，会成为“共和国的奠基人”。但不久，两派又出现了分歧。1872年1月，尚博尔伯爵表示不会放弃王位，因为“抛开君主继承的原则，我一文不值，遵从君主原则，我将威力无比”，并念念不忘他们家的“白旗经受了挫折”，必须重新树起它的威力。巴黎伯爵也在1872年1月表示，“奥尔良家族的亲王们只承认一种旗帜，即法兰西民族的旗帜与军队的旗帜（即三色旗）”。
1873年8月，两大君主派首领的会面从表面上看似已经就政权问题达成了默契，但实际上“所谓的和解不过是误会：尚博尔伯爵恪守其祖父查理十世的信念，他尤其不能放弃这些信念的象征——白旗”
。但在大多数王党分子看来，英国式君主立宪政体才符合当时的情势，君主只是国家与秩序的象征，并且要服从于议会。他们知道大多数法国人是不会欢迎象征波旁王朝的“白旗”复辟的。于是审时度势的君主派想方设法让尚博尔伯爵改变主意，建立所谓的“君主立宪政体”。他们先后派议员去伯爵的流亡寓所——奥地利的弗罗斯多夫宫游说，甚至请出教皇本人斡旋。“法国人是打着三色旗让我在罗马重新站稳脚跟的。”
教皇说。尚博尔伯爵只是保持缄默，其实从未改变主意。
君主派把尚博尔伯爵的缄默理解为让步，因而十分高兴，开始为“三色旗”的君主立宪工作做起了准备。他们列好了宫廷官职的清单，组建了国王加冕时的仪仗队，还定制了迎接国王返国的四轮轿式马车、国王登基时的礼服和巴黎庆祝用的彩灯。一切准备就绪，只等在10月底举行尚博尔伯爵这位“亨利五世”的返国登基大典。
10月27日，尚博尔伯爵致信谢纳隆
，表示“我们需要共同去完成一项伟业。我已准备好，完全准备好，只要大家需要我去做，我随时准备去做，从明天开始，从今晚开始，不是从此刻开始，都可以。……我个人是微不足道的，我的原则才是一切”，并间接表达了伯爵对正统及其波旁“白旗”的执着信念。30日，正统派机关报《联盟报》刊登了这封公开信，“我是唯一有能力把航船引进港口必不可少的领港员，因为我负有这项使命和具有必要的权威”
。尚博尔伯爵的顽固与自负，以及对“白旗”和波旁君主制的执着，使王党人士沮丧。经济利益与政治愿望原本就不同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暂时和解因“一块破布”
而瞬间破裂。君主派的复辟计划也随之流产。
此后，两股复辟势力都把麦克马洪视为加强自身力量的重要支撑。尚博尔伯爵在意识到他的失策后，先后两次潜回巴黎和凡尔赛进行活动，期望通过他本人在议会露面，而一举迫使全国接受复辟，但遭到麦克马洪拒绝。尚博尔伯爵复辟的时机已经错过了。
奥尔良派把君主立宪制复活的希望寄托在麦克马洪身上。为此，布罗伊公爵说服正统派在议会复会之际提议延长总统的任期至7年。在他们看来，延长总统任期，既能阻止其他派别复辟（如波拿巴派），又能保证自身的利益不受损害。若年老体弱的尚博尔伯爵在7年内去世，奥尔良派继位，建立君主立宪制的胜算很大。在布罗伊的操纵下，议会于11月20日通过了将麦克马洪总统任期延长至7年的法案
：7年之内，行政权委托给麦克马洪元帅；行政权继续以共和国总统名义在目前的条件下行使，直到宪法对本法案做出修改为止。
虽然总统任期7年议案通过了，但形势并没有朝着奥尔良派希望的复辟方向发展。
首先是共和派的力量在持续增长。为了反对复辟、宣传共和，信仰共和主义的人士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得到了一些民众的支持。比如1873年10月至1875年2月的议会补缺选举，共和派在29个议席中取得了23席。1874—1875年的补缺选举有13个议席，其中北滨海省只选出1名拥护“道德秩序”的议员，而各类共和派赢得7席。到1875年初，议会中的共和派席位数与君主派的总席位数相当，远超君主派（正统派、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三派）中的任何一派。
其次是波拿巴派势力抬头。可能是正统派与奥尔良派的内斗，给波拿巴派的复兴提供了机会，也可能是皇太子已长大成人
（拿破仑三世于1873年1月去世），提振了支持者的信心。前面提到的1874—1875年的13个议席补缺选举中，波拿巴派拿到了5席。第二帝国的前司法部长（1849—1851）、商业和社会劳动部长（1855）、现任国民议会议员欧仁·鲁埃（Eugène Rouher，1814—1884）发起了一场拥戴皇太子的运动，居然参加者众多，并且在全国引起了一定的反响。涅夫勒省原本是共和派甚至是激进共和派的地盘，但在1874年5月的补差选举中，波拿巴派布尔古安男爵（Baron de Bourgoing，1748—1881）当选，他“有恃无恐地宣称：‘我忠于帝国’”
。波拿巴派在外省与农村的影响力也在日益增长，这不仅使共和派感到忧虑，也使正统派和奥尔良派感到了威胁。
1874年5月，在左右两派的夹击下，布罗伊领导的中右翼内阁倒台。
面对法国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共和派和奥尔良派改变了政治策略，彼此之间开始结成权宜的暂时联盟。
共和派尤其是甘必大，之前并不承认在他们看来反共和的保守议会的制宪权，并要求解散议会，现在他们已不再要求解散议会，而开始接近中右派，以确保共和制。奥尔良派也做出让步，愿意保持现有体制，但主张两院制，由上院控制下院。这种妥协使原本因各派争吵不休而进展缓慢的宪法起草工作
也顺利起来。
在宪法问题上，共和派一致要求在宪法条文中写上“共和国”字样，但尚未抛弃复辟幻想的君主派并不愿意接受这一主张。1874年7月，保守派卡西米尔-佩里耶（Auguste Casimir-Périer，1811—1876）提出的关于“共和国政府”的议案以341票对369票被否决。1875年1月6日，议会绕开“共和国政府”等问题，只就共和国总统的选举与任期问题展开讨论。30日，中右派瓦隆（Henri Wallon，1812—1904）提出了一个颇为巧妙的议案，他在关于政权组织的报告中，首先对立法权做了番解释，然后说“共和国总统由多数选出”。经过辩论，该议案以354票对353票的一票之差，惊险通过。瓦隆修正案规定，“共和国总统，由参议院与众议院联会而成的国民议会，依绝对多数票选出，总统任期7年，连选得连任”，修正案仅以一票的多数、用隐匿的形式承认了共和国总统的职衔，也就间接承认了共和制。因此也有人调侃法兰西共和体制是“从窗缝里潜入的共和国”
。
1789年大革命以来，法国经受了多次战争与革命的考验，其间在国家政体上也是曲曲折折，但最终大革命中的共和理想还是变成了现实。当然，“共和国”以一种特殊的形式被确认，说明这时的法国在某种意义上对共和政体仍然心怀疑虑。1875年的法国仍称不上是个纯粹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因为它的总统仍然是一名君主派元帅，或者说它仍然是一个贵族、公爵的“共和国”。共和国要真正稳固仍需要一番艰苦的努力。
[1] 布罗伊公爵（Jacques-Victor-Albert，4 e duc de Broglie，1821—1901）除了政治家和君主派的身份，还是文学家和法兰西学院院士。
[2] Jacques Chastenet，Histoire de la Ⅲ e République，Tome I，p.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