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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3月18日巴黎人民起义，成立巴黎公社，组成了具有一些社会主义特性的政府。短短72天，巴黎公社既是对法国公社自治传统的接续，也是法国历史上革命的最后终结。尽管巴黎公社存续期间并不完美，发布的一些改革法令也没有机会得到进一步落实，因为公社很快失败了，来不及或未能检验其社会改革的效果，公社的某些领导人甚至没有马克思所体会的那种觉悟和意义，但巴黎公社的平等与理想主义终究成了法国人心中的记忆与历史象征。
色当战败，不仅对第二帝国是致命的，而且对法国的民族自尊与爱国热情都是一种挫伤。巴黎民众原先指望着新建立的国防政府可以有效地领导抗战，因而，包括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社会主义派别在内的巴黎各界都对临时政府表示支持。当看到国防政府的工作重点不在抵抗而在议和时，巴黎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就开始下降，一些社会主义民主派和激进分子甚至对国防政府产生了对立情绪。1870年10月31日和1871年1月22日，巴黎民众在布朗基派等的召唤下，先后发生了一定规模的反政府起义。尤其是和约草案的签订，更使革命者无法接受，这种情绪就连梯也尔都感受到了，“从签订和约以后，我马上就看到，我们将要经受一场与这些人（指巴黎革命群众）作战的残酷斗争”
。
巴黎公社起义，一部分原因是民众对政府投降的不满，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战败与巴黎被围直接导致了民众生活的艰难。帝国后期展开的工业革命，使法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巴黎民众对帝国后期的生活一度是满意的。但战败尤其是巴黎被围后，城内的生活每况愈下。起先是缺衣少药，然后日常的食品供应日益紧张。“不久，四分之三的巴黎居民赖以维持生计的，就只有政府和私人的救济了。”
从10月开始，巴黎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巴黎民众希望国防政府能采取措施来缓解饥荒，比如配给制或免费供应制等，但政府对“积存在巴黎的大批粮食始终不愿实行定量供应，也不愿意公平合理地免费分配给每一个公民”
，只是最后实在无奈，才开始赈济。11月，巴黎已发展到了严重饥荒的地步。每人每天的面包供应只有300克，并且常常得不到保障。为了果腹，一些人不得不食用猫、狗甚至是老鼠、乌鸦等动物。这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11月11日巴黎就下起了大雪，到月末气温降到零下15摄氏度。饥寒交迫下的巴黎，死亡率剧增。令人愤愤不平的是，经常有消息说资产阶级和政府人士依然过着适意的生活。“市政厅的那些人也吃上了小牛肉和新鲜的黄油，而且一直吃到最后一天。”
这更加重了下层民众的愤懑情绪。
巴黎“九四”革命建立了共和国，但临时国防政府并没有能够满足民众的愿望，群众继续革命的热情依然高涨。从某种程度上说，巴黎公社是法国1789年以来革命传统的继续，自治的“公社”是法兰西民族的历史印记。当政府无法有效治理时，建立“自治公社”的呼声就能得到民众的认可与响应。所以，当国防政府不再回应民众的诉求，巴黎市民尤其是中产阶级下层和工人阶级，就打算建立一个民主自治的公社，管理自己的事务。何况巴黎人民的手里还有一支武装力量——巴黎国民自卫军可以倚靠。普法战争前，巴黎就有60个国民自卫军营队。色当战败后，为加强巴黎城防，内政部长甘必大下令新建60个营队，每营1500人。革命热情高涨的巴黎人在3个星期内就组建194个新营。新营成员以工人为主，通称“工人营队”。1871年3月15日，各营队联合成立了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所以，巴黎公社起义前，巴黎实际上已经有了一支统一的武装力量：巴黎国民自卫军。这支由爱国者组成的队伍人数约30万，大炮417门
，其领导成员大多来自工人阶级，包括一些激进分子和社会主义者，其中一些人与第一国际的关系密切，他们的思想和社会价值也受到第一国际的社会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影响。
梯也尔承认，“当我被授予政权时，我最关心的是两项任务：缔结和约与制服巴黎” [1] 。如今和约已签，“制服巴黎”就成了头等大事。因为梯也尔意识到这支国民自卫军武装力量的存在，对新成立的国防政府来说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尤其是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成立，意味着在巴黎形成了另一个政治和军事权力的中心，这是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能容忍的。另外，根据停战协议，巴黎也不能保留这等规模的自卫军。所以，从3月初起，梯也尔就开始陆续从外省调集军队入驻巴黎。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成立的第二天，梯也尔召开内阁会议，决定解除这支武装。
3月18日凌晨，梯也尔派正规军去收缴国民自卫军存放在蒙马特尔高地及城内其他一些地方的大炮。清晨起早开门的小商小贩和早起的市民们都看到了这样一则布告：“巴黎的居民们，为了你们的利益，政府决定采取措施，善良的市民最好是和恶人分开，你们要帮助政府。你们要效忠共和国，……有罪的人一定要交付法庭审判。必须立即恢复良好的、稳定的秩序。”
不过，派去收缴武器的政府军士兵，大多因战败而心灰意冷，不但没有执行命令，反而与在场的国民自卫军和市民走到了一起，有些甚至联欢起来。
中午，巴黎各区的国民自卫军开始越出本区，向巴黎市中心推进。下午2时，巴士底广场的自由柱上升起了起义者的3面红旗。不久，一些人指认当时指挥蒙马特尔高地收缴工作的勒孔特将军（Claude-Martin Lecomte，1817—1871）下令向国民自卫军开枪，愤怒的人群把勒孔特掀下马，并把他抓了关起来。巴黎四周各个炮台、各个营队的士兵和民众都行动起来了。下午4时左右，梯也尔坐着事先准备好的马车，离开了巴黎。几乎同时，凡尔赛方面乔装来到国民自卫军工事侦察的托马将军（Clement Thomas，1809—1871）被自卫军捉住，很快被愤怒的民众枪杀。关在一起的勒孔特也同时被枪杀。到晚上7点半左右，巴黎市政厅几乎全被愤怒的民众包围了。
于是，梯也尔下令部队撤出巴黎，政府也一起迁至凡尔赛。晚上8点半左右，费里、法夫尔等离开了市政厅。与此同时，他们以自己和梯也尔的名义发表了一份致巴黎国民自卫军呼吁书，再次表明“共和国政府除了拯救共和国以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其它目的。政府采取的措施都是为了维护秩序所必须的”，指责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这样做“将使巴黎遭到洗劫，使法兰西遭到灭亡的危险”。
共和派政府成员离开，巴黎权力又一次真空了，填补它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也就成了巴黎唯一有效的政府。
巴黎民众为保卫自己的武装、保卫大炮起义了。历史上一般把从1871年3月18日蒙马特尔高地的战斗到5月28日巴黎公社“五月流血周”的失败划定为“巴黎公社革命”时期。72天的战斗历程共分为3个阶段。
3日18—28日为革命的第一阶段。这一时期，巴黎国民自卫军掌握着巴黎的领导权，他们要在没有原先的中央政府和国家军队的前提下，自己保卫自己，保证巴黎的自治。为此，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一方面致力于巴黎的粮食供应，积极与外省联系；另一方面积极组织抵抗，保卫巴黎安全。
3月19日下午，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下令国民自卫军各营队迅速接管政府各部和其他国家机关。对此，巴黎普通民众是欢迎的，但也有人攻击质疑中央委员会“强占市政厅”，是“篡权者”，不承认它的合法性。所以，中央委员会首先面临的挑战不是来自凡尔赛的反扑，而是巴黎城内的所谓“秩序之友”
。21日，100多名“秩序之友”在交易所至旺多姆广场一带集会，受到自卫军的谴责后散去。次日，1000多人的更大规模示威游行出现在歌剧院广场至旺多姆广场一带，示威者夺取国民自卫军的武器，中央委员会成员夏尔·马尔茹纳尔（Charles Maljournal，1841—1894）还遭示威者枪击，身负重伤，整个公社期间都养伤未痊（公社失败后，马尔茹纳尔在养伤中被政府军抓捕，遭到流放）。
为了增强巴黎国民自卫军的自身防卫，中央委员会发出公告：凡战争中溃败的、无法返回家园而留在巴黎的士兵，一律编入国民自卫军，领取同等津贴；国民自卫军战士从21日起照常领饷。这样，国民自卫军的力量得到了一定的扩充。3月24日，中央委员会任命布吕内尔（Brunel，1830—？）、厄德（Émile Eudes，1843—1888）与杜瓦尔（Émile Duval，1840—1871）为将军，以更好地加强城防。
与此同时，在凡尔赛的政府军也做好了镇压公社的准备，曾在色当战役中表现英勇的加利费侯爵（Gaston-Alexandre-Auguste，Marquis de Galliffet，1830—1909，曾是波拿巴皇帝的传令官）担当军队首领与前锋。
3月28日—5月1日为巴黎公社第二阶段。这一时期，巴黎公社独立自主地进行政治、经济与文化教育的全面革新，尝试着建立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政权。
填补政府外迁后巴黎出现的权力真空，需要一个合法有效的政府。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决定进行公社选举。3月26日，选举以不记名的方式进行，共收到选票28.7万张，有92人当选，但由于有人在一个以上区当选，所以，实际公社委员为86人。
公社委员中许多是技术工人、记者、医生、教师等，他们很少甚或没有行政经验，全凭着一腔革命激情，投身到公社的事业中。
1871年3月28日，巴黎公社成立大会在市政厅广场举行，20万巴黎人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成立大会现场气氛颇为喜庆，讲台上放置着共和女神的雕像，四周由红旗与红绸衬托，若干面三色旗也镶上了红边。新当选的第二十区
公社委员加布里埃尔·朗维埃（Gabriel Ranvier）代表公社宣布：“我以人民的名义，宣告公社成立。”刹那间，台下“公社万岁”的欢呼声响彻广场。会后，中央委员会发表公告，宣称：“今天，我们经历了从未见过如此宏伟、如此激荡人心的群众场面：巴黎在庆贺，在欢呼这次革命。巴黎揭开了历史上新的一页，把自己雄伟的名字载入了史册。……二十万获得自由的人民前来欢告自己的自由，并在隆隆的炮声中宣布新制度的建立。”
当日，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将权力移交给了公社。29日，公社委员会接受厄德的建议，正式定名“巴黎公社”。至此，巴黎公社成了巴黎的一个合法政府。
第三阶段是5月1日至5月28日。这一时期，凡尔赛国防政府开始军事反扑。公社组建“救国委员会”，军事斗争成了公社的主要工作，直至“五月流血周”，巴黎公社失败。
公社（commune）意为“自治”，在法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1—13世纪刚刚兴起的城市反抗封建领主的城市公社（自治）运动。当时，市民们为争取城市自由与自治的权利而奋斗，并且往往得到王权的支持。大革命以来，这种争取自治的公社传统得到延续。普法战争失败后，国防政府无力有效控制全国局势。为了抵抗德国军队、争取自由，1871年3月22—28日，里昂、马赛、图卢兹、圣太田等地，都先后成立了自己的自治公社。从某种意义上说，巴黎公社（La Commune de Paris）也是法国这种传统的继续。巴黎公社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其进行的一系列社会改革有着深远的意义。
巴黎公社成立后，公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推举由最年长的委员、时年76岁的夏尔·贝莱
主持。4月初，大会决定每日选举主席与副主席，其职责仅为主持会议，以示公社的民主性。不过，由于特殊的环境，公社实际上是一个高度集中的机构，既承担了立法机关的职责，也是一个行政机构。公社主要领导人是瓦尔兰（Louis-Eugène Varlin，1839—1871）、杜瓦尔、布朗基（Louis-Auguste Blanqui，1805—1881）
等。86名公社委员中，30%以上是工人出身，知识分子包括记者、艺术家、医生、教师等也占了近30%。公社委员的派别各异，有国际社会主义者、布朗基派、自由激进的共和派、无政府主义者等，甚至还有希望恢复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专政时代的雅各宾派，一些在其他国家诸如俄国、比利时、波兰、意大利等被驱逐和流放的政治避难者，狂热的政治活动家，等等。所以，尽管委员会成员都是由巴黎的一般民众中普选产生，但还是代表着不同的利益与阶层，尤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委员之间分歧很大。总的说来，公社委员大致可分为多数派与少数派。多数派由布朗基派和新雅各宾派组成，成员大多是职业革命家，比如杜瓦尔、瓦扬（Édouard Vaillant，1840—1915）、弗卢朗（Gustave Flourens，1838—1871）等。他们大多对政治与军事领域的问题比较感兴趣，革命热情比较高。少数派主要为蒲鲁东派，以瓦尔兰、弗兰克尔（Leo Franckel，1844—1896，匈牙利籍，公社财政委员会委员）等为首领。蒲鲁东派委员主要从事公社经济方面的领导工作。
在机构设置上，公社设有10个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具有广泛的权力，负责执行公社的一切法令和其他委员会的一切决议；财政委员会，负责编制公社预算、解决财政拨款、征税、发行公债、管理公社经费等；司法委员会，主要主持司法的民主改革并保障诉讼程序的执行等；治安委员会相当于警察局，负责维持秩序与社会治安；军事委员会取代原先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负责保卫公社的安全；粮食委员会，负责巴黎的粮食与食品供应；劳动与交换委员会相当于公共工程部，主要负责巴黎的公共工程；对外关系委员会，主要负责巴黎与外省的联系，也负责与欧洲各国特别是普鲁士的外交事务；社会服务委员会，负责领导和监督邮政局、电报局、公路总局的工作，也监督铁路公司，并负责与外省的服务部门联络等；教育委员会，主要负责教育改革，制定免费、世俗的教育法案等。可以说，公社作为一个国家权力机构，基本涵盖了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起初，公社的执行委员会起了重要作用。5月开始，为应对来自凡尔赛的军事威胁，公社成立了救国委员会，体制上有了比较大的变化。
尽管巴黎公社存在时间不长，但作为第一个由普选产生的政府，其许多社会与经济政策都具有特殊的意义。首先，把国家政权与军事权力归属公社，以表明公社的唯一合法性：公社的第一份公告即宣布，凡尔赛政府及其附庸发出的政令与通告，今后对国家各机关的职员，一律无效；同天的另一份公告是废除征兵制，确认国民自卫军是国家唯一的军事力量，由一切能服军役的公民组成。
其次，扫清不利于公社的一些政治障碍：解散了原来的军事法庭，授权军事代表设立暂时的军事法庭，释放了政治犯；旧法官、法警、公证人等皆为公社的公职人员；查封不利于公社的报纸，4月18日至5月8日先后4次查封了27种报纸。
4月12日，公社会议通过了拆除旺多姆圆柱的决定。
5月6日下午3点半，拆除仪式正式开始。两个小时后，巨大的旺多姆圆柱在人群喧嚷中倒了下来。紧接着，在市政厅，公社宣布把旺多姆广场改为“国际广场”。
总的来说，两个多月的执政期间，公社在战乱的特殊环境下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
1.保障公社民众的基本权利。明确公社保障公民的人身、信仰和劳动自由权；未经司法代表批准，不得逮捕公民；禁止非法搜查民宅、随意征用物资等。
2.废除官员高薪制。公社要求官员是为民众服务的革命者，4月1日，公社通过了公社委员和官员的最高年薪为6000法郎（相当于巴黎较好行业中的优秀技术工人的年收入）的法令。其理由是“鉴于直到今天，国家机关的高级职务由于薪金高，遂至有人钻营，视为美差；而在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中，既不允许任何人拿钱不办事，也不允许领取过高的薪金；因此决定：〔仅此一条〕公社各机关职员的最高薪金定为每年6000法郎”
。公社担任最高行政领导职务的委员的年薪为5400法郎。另外，公社还规定了兼职不兼薪的原则。
3.改革教育体制，由公社教育委员会组织与负责教育的具体改革事务。瓦扬任第二届教育代表后，主要致力于3件事：一是明确政教分离，实行教育世俗化。4月28日，瓦扬签署命令，要求“把宗教教育加速改造成世俗教育”作为一项紧迫的工作。为此，公社规定取消宗教预算，教堂的财产收归公社所有，教堂可以继续从事宗教活动，但在夜间必须开放，以便公众举行政治性会议。学校不得从事宗教教育。二是着眼于基础教育的普及。第十区的一所学校明文规定，凡6—15岁的儿童，不分民族、宗教信仰，只要持有区政府的证明文件，即可入学。第三区规定凡是在公社学校就学的小学生，今后的一切学习用品由公社分发。三是决定提高小学教员的薪金，以调动教师的积极性。
4.保障巴黎的供应，实行食品限价政策。3月18日起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巴黎民众对凡尔赛政府食品供应的不满。巴黎被围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保障食品供应，以免挨饿。为保障巴黎的供应，公社刚成立就禁止食品运出巴黎，对于运入巴黎的粮食和货物予以优待。鉴于不法商人的趁机提价，4月21日，公社宣布了面包限价：每公斤50生丁。此外，粮食、肉类、酒类、鱼类、食油、干酪等由公社定出牌价。凡囤积居奇、盗窃国家资产、私自倒卖设备者，一律没收所得资产。为了切实解决巴黎工人的生活难题，公社还要求任何企业不得实行罚款和扣款，工人工资应全额发放，违者依法处置。
5.接管私人企业，实行公社化。鉴于许多企业主出逃巴黎，影响了城市生活与民众生计，4月16日，公社决议由工会召开会议，调查被弃的工厂数目，编制企业状况与设备清单，准备将企业交由工人协作社管理，同时保证企业主有权获得一定补偿。为了贯彻这一决议，公社拟定了工人协作社章程草案，成立仲裁委员会，为接管工厂准备条件。公社还设想了未来工厂的管理体制：由全体工人大会选举一名代表承担工厂的领导工作，车间主任和工长也由工人产生，若不称职可随时更换；工厂事务由理事会掌管；工人代表每两周改选一次，每次轮换其中的50%；工人代表既负责向工人传递理事会的决定，也负责向理事会表达工人们的意见；工人代表向公社负责，若工人代表提议召开理事会，经半数工人代表同意，理事会必须照办，若理事会拒绝，工人代表可直接诉诸车间工人。此外，工人代表组成监督委员会，负责审查账目和工厂的业务往来。这种设想，真正把工人放到了工厂主人翁的地位。但由于公社很快失败了，这些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美好愿景没有完全付诸实施。
6.激发妇女参与公社的热情。公社期间，有的巴黎妇女参与了委员会的市政工作，有的组织合作工厂，有的还参加国民自卫队等。4月11日，巴黎妇女成立了“保卫巴黎和护理伤员妇女联盟”，积极参与公社的各项工作。在劳动与交换委员会的倡议下，巴黎组建了缝制军服工场，几百名妇女在那里就业。另外，约有3000名妇女在弹药制造厂工作。为了保障妇女权益，公社提出了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的主张，并要求取得妇女的主动离婚权，世俗指导（非牧师的）权和女孩的专业教育权。在妇女组织的坚持下，巴黎还关闭了抚慰院（合法的官方妓院）。巴黎公社著名的妇女活动家有路易丝·米歇尔
、安德烈·莱奥
、伊丽莎白·德米特里耶夫
等，她们都为公社鞠躬尽瘁。为此，马克思也赞扬“巴黎公社期间，妇女们表现了比男人们更多的热情”。
巴黎公社执政期间的这些社会和经济政策与措施，很大程度上是当时风行西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反映。尤其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对巴黎公社表达了由衷的赞颂，认为它是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次尝试。当然评价者所持的意识形态和立场不同，对巴黎公社意义的看法也会有所不同。
巴黎公社成立之初，就一直处在德军与凡尔赛政府军的双重包围之中。尽管公社成员励精图治，但撑到4月底，巴黎城内的资金和食品供应越来越难，局势变得异常严峻。公社内部各派的力量在一些问题上常常发生分歧，而公社委员会又没有明确自身与下属各委员会之间的权限，导致一些行政与军事工作无法有效展开。4月20日，公社改进了领导体制，用代表制替代委员会制，但情况并未太多好转。5月1日，公社决定成立“救国委员会”，并赋予它“广泛的权力”。在一些人看来，救国委员会使人联想起过去山岳党、雅各宾统治的“恐怖”岁月，尤其是蒲鲁东派和第一国际的成员认为救国委员会权力过分集中，“侵犯了人民主权”。尽管表决时有约1/3的人反对（68人与会，45人赞成，23人反对），但救国委员会还是如期成立了。不过，成立后的救国委员会工作效率并没有太大的提升，因为这一机构受到公社少数派的抵制。不久，少数派领袖韦莫雷尔
被免去了治安委员会的职务，瓦尔兰被迫离开了军需机构，龙格
也被排挤出了《公报》。
5月1日，国防政府的凡尔赛军队开始攻击巴黎城郊。4日，穆兰-萨克棱堡失守，巴黎的西南城防被撕开。5日，克拉马尔又落入政府军之手。公社军事代表罗赛尔（Rossel）下令筑起街垒。为了切实加强领导，公社决定采取战时专政：军事代表拥有作战的指挥权；中央委员会接管陆军部下属各署，并对其实行行政领导权；中央委员会无权任命官员，但可提出人选；军事委员会决定官员的任命等。
5月8日，梯也尔政府向巴黎公社发出最后通牒：“政府召集一支军队来到城墙下，……不是为了征服你们，而是为了解放你们。”夜里，杜艾将军的军队渡过塞纳河，在离巴黎公社城防不到两公里的左岸建筑炮台。10日，凡尔赛政府与德国正式签订了《法兰克福条约》（谈判时有一项秘密协定，允许凡尔赛军队越过德军防线进入巴黎），德军司令部向公社发出拆除城防工事的最后通牒，并切断了巴黎的粮食供应线。在政府军和德军的联合绞杀下，公社的军事形势堪忧。11日，凡尔赛军队便攻克了巴黎西南的伊西炮台。13日，旺弗炮台也失守，巴黎城告急。15日，巴黎公社下令组建革命义勇队。
危急当头，公社内部的派系斗争却在发展。
5月15日，21名少数派公社委员发表声明，认为当前至关重要的是军事问题，他们将不计前嫌，投身于为人民而战的斗争。但因为与多数派存在分歧，所以他们只愿意为本社区的人民负责，不承认也不依靠“某个上层的专政”，也不出席公社会议。该声明发表于5月17日《人民之声》上，引起了公社内部的骚动。
17日，凡尔赛军队进入阵地，轰击巴黎西面的各个城门。与此同时，公社则在召开会议。会上，多数派对少数派所发表的宣言进行了激烈的批评，指责少数派搞分裂，是“新吉伦特派”。也有人呼吁两派团结一心对付敌人。瓦扬声明自己既不是少数派也不属于多数派，只是要求公社会议切实负起领导抗战的重任。最后，公社通过一项决议，说明救国委员会一直属于并服从公社，“公社的最高权力从来也没有而且也不可能被篡夺”。
18日、19日两天，凡尔赛军队继续进攻巴黎。在19日的公社会议上，公社的两派继续就补选立法委员会和《公报》是否刊文谴责少数派分裂公社等事项争吵不休。公社委员会内部的分歧，也引发了巴黎社区的舆论战。《杜歇老爹报》猛烈攻击少数派，要求将他们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复仇者报》谴责少数派在巴黎危急时刻脱离公社，只会削弱革命的力量和破坏斗争的成果。《人民呼声报》则替少数派辩护，认为少数派并没有走向分裂，只不过是把自己的活动中心转移到社区，以行动来代替言论；《公社报》甚至攻击多数派，要求逮捕和枪毙救国委员会全体成员；《真理报》支持少数派，煽动少数派公开提出辞职，退出公社。《无产者报》则说出了一般巴黎民众的心声，认为人民对这一派或那一派都无所谓，他们被“无休止的空谈”折磨得够受了，希望“今后讨论一下实际行动”，该报还对少数派把工作中心移到社区的做法表示支持，要求他们严肃行事，坚守岗位。
直到20日，派系斗争开始有所停息。但这时巴黎已经处于迫在眉睫的危急时刻了。当天，凡尔赛方面试图进入城内，300门海军炮和迫击炮协同轰击巴黎。也就在这天，巴黎召开了国际工人协会巴黎支部联合会会议，有27个支部出席了会议。大会听取了公社委员中的国际成员关于两派分歧的报告，并对少数派宣言进行了讨论。会后，联合委员会做出决议，认为少数派行动的动机是真诚的，无可指摘，同时号召少数派继续坚守岗位，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竭尽全力维护公社的团结。会议表示支持少数派提出的关于公开会议内容与修改成立救国委员会法令中第三条款的要求。21日，少数派回归公社，参加委员会会议。至此，两派同心协力，为保卫自己的公社而拼死斗争。
5月21日下午，亲政府分子迪卡泰尔（Ducatel）向凡尔赛军队告密说圣克鲁门地区无人防守
，据此，杜艾将军率领的凡尔赛军队最先从圣克鲁门和普安迪茹尔门进入巴黎城内，巴黎西南角被政府军占领。震撼历史的“五月流血周”就此开始。
鉴于巴黎危急的形势，救国委员会于20日发布了数份公告，要求公社人员到街垒去，“为了共和国，为了公社，为了自由，拿起武器”。
22日凌晨，麦克马洪到达特罗卡德罗广场，并在那里设立了凡尔赛军队总指挥部。不久，梯也尔也来到了指挥部。上午9时，公社决定每个公社委员都回到本社区，领导防御战。与此同时，13万政府军先后进驻巴黎市区，占领了香榭丽舍、圣拉扎尔车站和蒙帕尔纳斯车站。城里大约1/3的地区落入政府军之手。尽管巴黎公社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仍然无法阻止装备精良的凡尔赛军队。救国委员会一边对政府军进行策反，说巴黎“不相信你们会杀害自己的同胞”，一边号召巴黎民众“到街垒去”，誓死抵抗，并授权救国委员会征用民房及其物资，同时开具借条，承诺日后由公社偿还，还要求所有房屋的百叶窗或挡板一律打开，规定凡攻击公社武装的房屋，立即烧毁。
23日，拥有良好装备并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政府军，同时在城北与城南推进，先后攻占了巴蒂尼奥尔、荣军院、蒙马特尔、蒙帕尔纳斯公墓等地。24日，卢浮宫、市政厅、诺尔火车站、拉丁区、交易所、卢森堡宫、先贤祠等市中心地区也先后被政府军占领。
公社在军事上严重失利，这固然与军事装备和人员的劣势有关，战略的失误也是重要的因素。公社武装抵抗力量实行的是区域防卫，缺乏统一的有计划的防御战略。每个街区都各自为战，最后被各个击破。另外还有一个因素是，众多曾经在过去的革命岁月中几乎坚不可摧的狭窄小巷，已在奥斯曼男爵对巴黎的现代改造中变成了宽广的大道。政府军也学会了巷战的技巧，只要简单地把房屋的墙壁凿穿就可以完成对公社街垒的侧翼包抄，街垒战已是时过境迁了。当天，在一些群众的坚决要求下，公社枪毙了凡尔赛的6名人质，即巴黎大主教达尔布阿、神父德盖里、最高法院院长邦让和3名教士。
25日，救国委员会朗维埃等人与第二十区公民一起，相继支持了一些街区的战斗，但为时已晚。城区东部的争夺战开始，夏托多广场（今共和国广场）战斗比之前的更加惨烈，不幸的是，救国委员会也已瘫痪。很快，巴士底广场、里昂火车站、奥尔良火车站、意大利广场等陆续失守。至此，巴黎4/5的地区由政府军占领。
最惨烈的战斗发生在拉雪兹神父公墓区域。27日下午，200名公社战士凭借墓地的地形与5000名政府军激战。最后大批战士被围困在墓地东南角的围墙下，遭到集体枪杀。公社最后的战斗发生在贝尔维尔地区。28日，公社战士坚守在第十一区和第二十区的部分街区。这是公社手中的最后一小块区域。中午，在贝尔维尔街的街垒上，公社武装发射了最后一炮。29日，文森炮台的400名公社士兵放下武器，交出炮台，标志公社军事斗争的最后失败。至此，大约有3万名公社战士牺牲在巴黎街头。
战斗结束后，麦克马洪元帅签署了一项公告：“巴黎居民们，法国军队来解救你们了。巴黎自由了！……今天战斗结束了。秩序、工作和安全将被重建。”
然而事实是，凡尔赛政府对巴黎公社展开了严厉的镇压与报复。凡以任何方式支持过公社的人士都被视为政治犯遭到起诉，处死、流放、监禁或流亡国外的公社战士约4万多名，迫害持续到1874年。直到1880年，共和政府才决定大赦公社。
1871年6月，公社委员、工人诗人鲍迪埃（Eugène Pottier，1816—1887）躲过凡尔赛军队的搜捕，在巴黎郊区小巷一所老房子的阁楼上怀着满腔热血和悲痛，写下了英雄的诗篇——《国际歌》。17年后，工人音乐家狄盖特（Pierre De Geyter，1848—1932）为诗歌谱曲，从此《国际歌》在共产主义者心中唱响。
1871年巴黎公社在法国历史上仅存72天，它是巴黎民众在应对战争期间政府组织缺位而自我组织起来的自治制度，民众自我管理、自我掌权，具有明显的“市政性质的革命”。当时的人们对巴黎公社就有不同的评价。包括梯也尔在内的资产阶级认为巴黎公社是一场暴乱，必须全力镇压，以恢复社会秩序。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和第一国际则把巴黎公社看成无产阶级建立政权的尝试，巴黎公社的一些经济与社会改革措施也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梯也尔政府对巴黎公社的绞杀，是反动的暴虐，“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杀害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
。
[1] Alexandre Zévaès，Histoire de La Ⅲ e République 1870-1940，Paris：Nouvelle revue critique，1946，p.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