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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当会战的直接后果是第二帝国的垮台和一个共和新政府的建立。但普法战争并没有完全结束，停战期间的国防政府面临着种种两难的困境。
9月4日，共和派人士在巴黎市政厅宣布成立共和国新国防政府。这个政府由11名帝国反对派和1名奥尔良党人组成，其中共和派议员10人，包括法夫尔、费里、甘必大等。另外还有《明灯》编辑罗什福尔和奥尔良党人、巴黎总督特罗胥将军。当晚8时，新政府就组阁问题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共和派议员原打算让特罗胥任陆军部长，因为战事仍在继续，希望利用他的军人身份与威望来稳定巴黎局势，并得到军队势力的支持。特罗胥将军则强调新政府的使命是“拯救秩序与合法性”，要求大家承诺维护“上帝、家庭和财产三原则”，并坚持由他担当政府首脑。迫于形势，共和派只得同意这一选择。甘必大则在新政府中谋得了内政部长一职，法夫尔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奥尔良派领袖梯也尔感觉时机未到，表示不愿参与政事，退出了政府。当晚，新政府在杜伊勒里宫宣告了共和国的成立，发布了《致巴黎居民书》《致国民自卫军书》和《致法国人民书》等公告，要求巴黎居民保持冷静，别忘记目前正是战争时期，敌人正在迫近；并声称新政府首先是一个“国防政府”，只有一个目的、一个愿望——拯救祖国。
巴黎民众听到共和国建立的消息，兴高采烈。一些人还兴奋地用锤子敲打了象征皇帝的“N”和雄鹰标志，热切地迎接新的共和国的诞生。
历史似乎又在巴黎重演：一个新的共和国诞生在“祖国的危急”中。特罗胥新政府定位为“国防政府”，应该说是符合当时战争形势的。普法战争仍在继续，普军正兵分两路向巴黎进军。为护卫巴黎，国防政府让巴黎在各个防御工事上架设了大炮，给各个兵营补充了弹药，还增加了巴黎卫戍部队和国民自卫军的人数，并在巴黎城区储存了3个月的粮食，以备不时之需。
看起来国防政府是想抗战到底，但其实，国防政府处于两难境地：它倾向与德停战，认为这是恢复秩序和实现共和国合法性的先决条件；但它又要主张抗战，这是战争中的巴黎赋予它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不过当时真正主张抵抗到底的可能只有甘必大一人，因为包括总理特罗胥将军在内，政府中的大多数成员都很清楚这是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特罗胥说：“当我9月4日在巴黎接管国防政府事务时，我知道它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是无望的。”
新生的共和国国防政府做出抵抗的姿态，是出于以下多方面的考虑。
首先，抵抗能平息巴黎甚至全国的愤懑情绪。战败导致的巴黎动荡与革命其实是人民不满现政府和爱国激情的表达，民众的抗战热情若得不到抚慰，秩序就不能恢复。对此，特罗胥等人是很清楚的，“对国家而言，1870年9月4日的临时政府便是1848年2月25日的拉马丁政府。它挽救了败局，阻止了蛊惑人心者掌握巴黎防备，并使之无法在全法国制造巨大的社会动乱”
。所以，不抵抗，就无法向巴黎民众交代，更称不上“国防政府”。
其次，抵抗至少能做出一种姿态，向普鲁士释放一种誓死抵抗的信号。这对法国和国防政府来说都是有利的，可以在接下来的外交与媾和谈判中增加砝码，如果和谈不成，这些储备的军事和物质力量还可抵抗一阵，以争取时间，再见机行事。
最后，巴黎国防政府还想当然地认为：普法战争是普鲁士与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开打的，现在帝国已然不复存在，战事就该结束；普鲁士王国政府会与法国新政府和谈，欧洲列强也不会听任德意志帝国漫天要价；法国战败后不割地赔款的和平还是有望实现的。
既想抵抗，又要和平。外交部长法夫尔的心路历程就体现了国防政府这种两难困境。法夫尔在公开场合强调法国不能出让一寸土地和一个堡垒；如果得不到体面的和平就抵抗到底，但他最想看到的还是在不割地的前提下尽快与普军和谈。
正因为对普鲁士和欧洲邻国抱有幻想，新成立的政府虽然定位于“国防”，但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争取欧洲列强的外交支持和与普鲁士的和谈上。9月7日、8日，外交部长法夫尔分别会见了俄、英、奥、美等国驻巴黎的外交使节，希望他们向普鲁士政府转达法国政府要求停战与和谈的信息。新政府还把宝押在了俄国身上，恳请沙皇出面提议设立中立国外交调停，以向普鲁士施加压力。担心新政府在欧洲列强眼中缺少合法性，国防政府还特别将国民议会的选举提上了日程，确定于10月16日进行国民议会代表选举。也许是法夫尔声望与资历欠缺的缘故，法国的外交努力收效甚微。
于是，新政府决定让梯也尔出马。资深政治家、外交活动家梯也尔是第二帝国的反对派，普法战争爆发前，他是坚决反对向普鲁士宣战的少数清醒人士之一，因为他深知法国并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梯也尔虽没有参加这届国防政府，但当法夫尔建议他代表政府出访英国时，梯也尔表示他不仅同意出使英国，还愿意去奥地利、意大利和俄国等国游说。9月12日，梯也尔如期出访上述四国。在约一个半月的时间里，梯也尔奔波于伦敦、维也纳、罗马和圣彼得堡之间，试图说服列强承认并支持共和国。毕竟，在当时的欧洲，共和国仍然是一个听起来令人恐惧的名词。欧洲列强对法国“共和国”的历史记忆总是和动荡与无序联系在一起，也并不愿为这个共和国而得罪于普鲁士。因此，尽管梯也尔在欧洲各地受到了体面的接待，但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只有美国、土耳其等国家承认共和国的合法性。
普鲁士方面在得悉法国新政府和平外交的意图后，旋即宣布不承认国防政府，也拒绝和谈。普军仍然按照原计划向巴黎进军。以俾斯麦为首的普鲁士王国政府的如意算盘是等合围巴黎成功后再议和，以此强迫法国割地赔款，进而削弱法国，实现德意志统一的强国梦。
巴黎国防政府由于一心寄望于所谓不割地赔款的“体面和平”，并没有尽心尽力在军事上做充分的抵抗。普军则趁机长驱直入，很快逼近巴黎。9月18日，两路普军基本完成了对巴黎的合围。巴黎与外界的联系被切断，成了一座孤城。至此，老谋深算的俾斯麦才表示愿意与法国政府谈判。
1870年9月19日，巴黎被困的第二天，国防政府委派外交部长法夫尔前往普军设在巴黎附近的费里耶尔大本营，与俾斯麦和谈。至此，法夫尔还乐观地提出要与德意志建立和平友好的双边关系，相互谅解，公正缔约，和平相处。俾斯麦倒是直言不讳告诉法夫尔，普鲁士需要一条安全的边界来防止法国的对德复仇。因为他认定“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两国之间将会有一场新的战争。我们必须获得优势” [1] 。为此，俾斯麦开出的和谈条件是：割让阿尔萨斯全部和洛林的部分地区；交出还未被普军攻陷的斯特拉斯堡、图尔和瓦莱里安山要塞。苛刻的条件终于使法夫尔和国防政府放弃幻想，无奈地重新拾起抵抗的大旗。
可是，巴黎被围，陡然增加了法国抵抗的难度。特罗胥将军组织了3次出击，可每次都是损兵折将，作用不大。巴黎民众也开始起来保卫自己的城市。在巴黎工人倡议下，人们或募捐筹款，或想方设法铸炮。像文学家雨果因受拿破仑三世迫害，在国外流亡了近19年，回到巴黎后也加入捐钱铸炮的行动。民众甚至用巴黎教堂的钟、旺多姆圆柱和国王的铜像等来做原料，铸造了许多火炮。10月13日，法军在巴黎南部的沙蒂永一线抵抗失利。10月27日，困守梅斯的巴赞元帅率近18万官兵向普鲁士投降。
28日，巴黎东北的勒布尔歇失守。一系列失利之后，国防政府又想重提和谈，10月30日决定任命梯也尔为全权代表，立即恢复与普方的停战谈判。次日，巴黎发生了民众起义，政府被迫取消了和谈的计划。
11月抵抗战事稍有好转，但从12月起，法军的前线形势再度恶化。12月初，由特罗胥将军亲自指挥的巴黎突围战惨败。几乎同时，由甘必大组织的卢瓦尔军团向巴黎方向移动，试图解救首都，不幸在途中被普军拦截，损失严重。1871年初，甘必大组织的第二卢瓦尔军团和东方军团又分别在勒芒和埃里库尔战役中败北。连续的战败，加上长期围城之困，巴黎民众的情绪越来越急躁，革命的风险也陡然增大。1871年1月22日，国防政府决定再次启动和谈。次日，法夫尔赶到德军驻守的凡尔赛宫，停战和谈正式开始。
经过为期5天的拉锯式谈判，国防政府做出了让步。1月28日，双方正式签订了停战协议。协议规定：停战期限为3周；停战期间，法国须向德国赔付2亿法郎；法国只许在巴黎保留1个师的正规军和别动队，其余部队一概解除武装，并成为战俘；巴黎的大部分防御工事移交普军；法国须再召开国民议会，正式讨论战和问题。普法战争似乎到此该结束了。
早在巴黎被围时，共和派人士莱昂·甘必大就不甘心战败。在国防政府和与战的犹豫之际，甘必大乘气球离开被围的巴黎，到外省组织了长达5个月的抵抗，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法国人民的爱国气节。
莱昂·甘必大出身于食品杂货商家庭，是法兰西第二帝国和第三共和国初期著名的政治家、律师。第二帝国时期作为立法团“第三派”势力的主要成员，甘必大在推动波拿巴政权从专制走向“自由帝国”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成为“新一代共和派”的著名人物。甘必大也是一个强烈的爱国主义者，普奥战争期间，甘必大就清醒地认识到此后与法国在欧陆争雄的必定是普鲁士，法国必须尽早扼制普鲁士王国的强大。
第三共和国初期，甘必大出任国防政府的内政部长。与其他官员对普鲁士抱有幻想不同，甘必大坚决主张抗战。巴黎被围后，甘必大主张政府撤出巴黎，迁都去外省组织抗战。因为在甘必大看来，一个行动自由的政府是凝聚民族力量和鼓舞战士斗志的重要保证，否则共和国将是一句空话。1871年2月19日，甘必大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中就提到，“此刻，在我们赶走入侵者的努力失败以后，让我牵肠挂肚的只有一点：至少要竭力拯救共和制”。不过，国防政府中的大多数官员并不认同甘必大的主张。作为折中方案，政府只同意派遣一个以克雷米厄（Adolphe Crémieux，1796—1880）为代表的政府代表团去图尔组织并领导外省的抗战。
1870年10月7日，甘必大受政府委派，乘气球离开巴黎去图尔视察并主持政府代表团工作。途经鲁昂时，他发表了誓死抗战的演说：不是胜利就是死亡。到达图尔后，甘必大才真正感到抵抗战争是如此艰难。图尔几乎没有正规军，只有一支未经训练、缺乏装备的别动队；大炮、弹药与军事指挥官都奇缺。但甘必大意志坚定，一边要求大家团结一心，不要犹豫，不要动摇，将抗战进行到底；一边积极着手各项工作，最大限度地担负起领导抗战的重任。
领导抗战首要在于切实的军事指挥权。甘必大作为内政部长是无法有效地掌控军队权力的。当时与甘必大一起去图尔的代表团中有克雷米厄、富里雄（Léon Martin Fourichon，1809—1884）和格莱-比佐昂（Alexandre Glais-Bizoin，1800—1877）。三人早在巴黎就有矛盾。富里雄已于10月3日辞去了陆军部长职务，暂由克雷米厄代理此职。但克雷米厄的精力与能力都不足以有效担当起抵抗的重任。在离开图尔前，甘必大就要求军队的授权，但遭到拒绝。到图尔后，甘必大又多次向代表团提议由他担任陆军部长，理由是危急时刻，内政与陆军由一人领导是必要的。代表团同意了他的要求。就这样，甘必大取得了在外省领导抗战的行政与军事权力。
在掌握了领导外省抗战的最高领导权后，甘必大着手建立一支能够战斗的部队。10月11日，甘必大下令各省都必须装备1个旅的国民自卫军，且营级以下的军官要由士兵选举产生，高级军官则由陆军部长任命。10月26日，甘必大任命帕拉迪纳（Louis d'Aurelle de Paladines，1804—1877）为2个军的司令，指挥图尔的抵抗。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甘必大建立起了约11支军队，共约60万兵力。为了装备新建立的军队，甘必大除了设法在各地收罗旧武器，还向英国和美国购买了一些大炮，在里昂、里尔等地设立训练营，操练新兵。
在完成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后，甘必大踌躇满志，准备实现自己的爱国抱负。10月29日，驻守在城郊的帕拉迪纳准备向奥尔良进军。但由于梅斯传来投降的不祥消息，进攻被迫推迟。11月初，卢瓦尔军团约7万兵力向巴黎进发，以配合特罗胥将军在巴黎的突围。在行进过程中，军团在库尔米耶与2万人的巴伐利亚军队发生激战，终以多胜少，击败敌军，进而收复了被德军占领近1个月的奥尔良城。遗憾的是，军团没有乘胜进军巴黎，只是在奥尔良巩固战绩，修筑工事整整两个星期，不仅贻误了战机，也使德军有了喘息的机会以等待援军到来。果然，12月初，卢瓦尔军团在向巴黎运动途中被普军击溃，奥尔良陷落。
奥尔良失守后，图尔城就危在旦夕了。出于安全考虑，12月8日，抵抗政府代表团迁往波尔多，继续领导抵抗战争。甘必大将撤退出的卢瓦尔军团改编成第二卢瓦尔军团和东方军团，在卢瓦尔河一带不懈地与普军展开战斗，但战果甚微。
1871年1月，外省的抗战越发艰难。1月中旬，第二卢瓦尔军团和东方军团又分别在勒芒和埃里库尔战役中失利，伤亡惨重。与此同时，北方省的武装抵抗力量也在军事上严重受挫。1月29日晚，甘必大收到来自巴黎的电报，被告知法、德已于28日订立了停战协议，要求他立即停止外省的军事行动。甘必大实在不甘，争辩说，战争并没有结束，巴黎不能代表政府停战。但特罗胥将军指责他“感情用事”。梯也尔也抱怨法国如果不无谓地延长战争，原本可以少失去些土地，少付些赔款。似乎坚持抵抗的甘必大倒成了替罪羊。不过平心而论，外省的抵抗，只是给法国与普鲁士的谈判增加了些许砝码。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法国要战胜普鲁士王国的确是困难重重。
从某种意义上说，1870年9月建立的国防临时政府是缺少合法性的。根据停战协议，法国方面必须在3周内举行国民议会选举。只有经过国民议会的批准，停战协议内容的履行才是合法与可行的。为了表示自己的正当性，国防政府决定在1871年2月8日举行新议会选举。
在前途不确定的战时特定形势下，法国新议会的选举显然还是围绕着“是战还是和”这一重大议题展开。各派别根据不同的价值与态度，在选举中很快分为两大阵营：主战或主和。主战派多数为政治激进分子，包括共和派中的激进人士、新雅各宾派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各种社会主义派别。他们希望不顾一切抗战到底，以维护民族与国家的尊严。主和派主要为政治保守派，包括法国的三大君主派——正统派、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以及共和派中的温和派等。他们则希望不惜代价与德国议和，以稳定政局。相形之下，主和派人士在当时的法国政坛上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从理论上说，主战派从民族与国家利益出发，既正义又正当。但从当时的实际形势看，主战派的确面临着很多难题：在议会选举期间，法国已有43个省被普军占领；法国外省原本就具有相对保守的特质，尤其占人口优势的广大农民并不希望战争扰乱按部就班的生活，普遍具有厌战情绪；战争所需的军事优势又不在法国一边，加上普鲁士政府禁止在占领区内举行选举集会，主战派的主张并不能传达到普通民众那里。尽管在选举之初，甘必大曾以内政部长的名义提议各省官员取消王室成员及帝国官员的选举资格，但遭到国防政府的抵制和以西蒙为首的温和共和派的拒绝，理由是选举必须体现民意。另外，主和的温和共和派也在各地及时更换省长，开动宣传机器，希望赢得选举。在外省，除了马赛、里昂等少数城市，大多数省的选举也是由支持临时政府的省长主持。在政府的压力下，甘必大无奈辞去了内政部长和陆军部长的职务。所以说，主战派的活动空间很小。
1871年2月的国民议会选举，是在有利于议和的气氛下举行的。2月2 日，政府发布选举号召，8日开始投票，一天之内就完成了选举，可见人们希望尽快稳定局势的急切心态。被匆忙召集起来的“‘可怜的人民’这一天投了他们主人的票”，“名门世族：拉罗什富科、诺阿耶、布罗伊、达尔古；大企业家卡齐米尔·佩里埃或埃尔努尔等，其他朝代的亲王多马尔、德·儒安维尔等也重新出现”在议员的名单里，“由于法国人焦虑不安，这些传统的右翼势力象一家人似的重新围坐在权力桌旁”。
自然，选举结果是后来被称为“秩序党”的主和派占据了国民议会的大多席位。在645名当选议员中，主和派约有400名。外省几乎都是主和派的天下，首都巴黎由于受激进派的影响较大，主战派赢得了选举（36人当选）。议会中，三大君主派取得了绝对的优势（420席），共和派占145席（其中激进派不到40席），自由派人士占80席。值得一提的是，梯也尔受到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在26个省份中获选。这样的议会政治结构，是普鲁士政府希望看到的，也从某种角度反映了当时法国的民意。不过，这种结构不仅预示着法兰西在普法战争中的命运，也使刚刚诞生的共和制度前途难料。
2月12日，新的国民议会在波尔多歌剧院召开，同时，国防政府宣布卸任。16日，议会推举温和共和派领袖、律师格雷维为议长。但4名副议长和9名议会专门委员会主席中的8名主席人选，皆为君主派人士。17日，议长格雷维及7名议员联合提名梯也尔为共和国行政首脑，得到议会的首肯。但保守派右翼占多数的保皇党和保王党同意的前提是梯也尔在“和平和秩序尚未恢复前，不就涉及国家未来的宪法”即不对国家体制采取行动，也就是说暂缓对新生的共和国进行确认。看来，三大君主派都还对恢复自身的旧体制抱有期待。
阿道夫·梯也尔，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一个对法国社会有重大影响力的奥尔良党人。早年，梯也尔当过律师、新闻记者，并著有《法国革命史》《欧洲文明史》等高质量的史学著作。七月革命时期，梯也尔曾先后任职内阁大臣、首相、外交部长等，所以作为资深的国务活动家，在当时法国政界有很好的人缘与口碑。1848年革命后，梯也尔隐居并专注于第一帝国史研究，完成了《执政官统治史和法兰西帝国史》。1863年，梯也尔重返政坛，即以“自由派”自居向路易·波拿巴要求5个必要的自由——个人自由、出版自由、选举自由、议员质询权、大臣负责制，由此成了自由帝国时期“第三派”的领袖人物。1870年9月4日巴黎革命后，他一面拒绝参加临时政府，一面却利用他的政治影响力与普鲁士当局斡旋，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特殊政府成员”。这些经历，当然也为他赚足了政治资本。
1871年2月18日，梯也尔正式组阁。颇有政治经验的梯也尔懂得非常时期的联合内阁对稳定政局的重要性，所以，他在组阁时注意联合共和派和君主派不同派系，旨在维护秩序，因而新内阁也被戏称为“秩序党”内阁。在梯也尔新内阁的9名部长中，奥尔良派占4名，温和共和派占3名，正统派和波拿巴派各1名。总体来说，新政府是偏向资产阶级温和派性质的，或者说是偏中右性质。这种性质的政府本身有其复杂性的一面，在执政方针上往往也倾向实用主义。
梯也尔内阁执掌权力后的当务之急是结束战争，因为国防政府时期签订的停战协议最后期限是2月23日。21日，梯也尔派法夫尔去凡尔赛与俾斯麦商谈，要求把期限推迟到2月27日。在得到俾斯麦的同意后，梯也尔又马不停蹄地先后与德国
皇帝、皇太子和俾斯麦本人沟通议和的具体条件。德国政府提出的议和前提是法国必须割让阿尔萨斯的全部和洛林的1/3土地；赔款60亿金法郎；德军以胜利者的姿态开进巴黎。可以说，俾斯麦开出的3个条件是极其苛刻的。而此时巴黎仍被围困着，外省的抵抗又无甚结果，梯也尔政府与俾斯麦的议和谈判同样仍然是没有足够的筹码。不过，经讨价还价，德国同意将尚未投降的贝尔福地区剥离出阿尔萨斯，留给法国，并减少赔款10亿法郎。
2月26日下午5时许，以梯也尔、法夫尔为代表的法方，与以俾斯麦和符登堡、巴伐利亚、巴登大公国为代表的德方，在凡尔赛镜厅签订了和约草案。按照之前的约定，法国割让（除贝尔福之外的）阿尔萨斯全部和洛林的部分地区，总计面积为1.487万平方公里，162.8万人口；赔款50亿金法郎，其中10亿必须在1871年底前付讫，余款在1874年3月2日前付清；法军在塞纳河右岸炮台保留少量军队，在巴黎留驻4万兵力；待和约批准后，德军从塞纳河左岸撤离，法国方面付完5亿法郎后，德军再撤出其余炮台和与巴黎相邻的省份；在全部赔款付清前，德军将继续占领6个北方省份。此外，双方还有一项特别协议：为批准和约，停战期延至3月12日；德军从3月1日起进驻巴黎，直至国民议会正式批准和约。
这个和约对法国来说是一种耻辱。战败使法国丧失了土地和财富，也使法国的民族自尊心受到强烈的刺激与挫败。3月1日，国民议会开始讨论和约草案。一些左派议员对该草案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并坚决要求抗战到底。但大多数议员认为法国迫切需要的是秩序与和平。最终投票结果是546票赞成，107票反对，23票弃权，和约草案获得了通过。包括甘必大在内的少数主战派议员为此宣布辞去议员。驻守巴黎的国民自卫军拒绝和约，他们选举组成了自己的中央委员会，脱离了政府的指挥，成了一个拥有自己武装力量的抵抗中心，这也为日后巴黎公社的武装起义埋下了伏笔。
3月2日，经梯也尔签署的和约批准文本由法夫尔送达俾斯麦手中，俾斯麦终于如愿以偿。第二天，3万德军开进巴黎。和约的签订，标志着普法战争的最后结束。梯也尔政府也算是完成了战争所赋予的最后“使命”。但苛刻的条约“将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对法国公众的思想产生巨大的影响”
。
“秩序党”政府紧接着要做的事情自然是建立秩序、稳定政局。这样一来，共和政体的最终确认成为一件重要的大事。如乔治·杜比所说，1870年底，共和制实际上远非大多数法国人所希望建立的政体。因为当时的欧洲还没有一个大国的政体是共和制的；欧洲只有一些小国家，如瑞士、圣马丁等采取的是共和制，大国是不屑于此的。再者，法国历史上的共和国在民众的心中并没有留下很好的形象，因为共和总是与专政和恐怖联系在一起，“对很多人来说，共和派几乎等同于‘嗜血者’”
。而事实上，在战火中成立的共和国，也一直是在动荡之中，革命团体在1870年10月5日、10月31日和1871年的1月22日，多次举行起义，旨在武装夺取政权。1871年2月8日的议会选举就表明，选民中的绝大多数对共和国不以为然。外部战争的失利与国内政局的动荡，使原本脆弱的共和国雪上加霜。
另外，国民议会也必须要面临政体的选择问题。当时各右翼派别同意任命梯也尔为政府行政首脑时，就明确表示这种共和体制是临时性的。和约签订后，君主派就提出要修宪，以对国家政体做出最后裁决。
为了稳定政局，3月10日，梯也尔在议会发表了著名的演说，认为制宪时机尚未成熟，目前的政府体制仍然是临时性的；法国还有更迫切的事情要做，重建是第一要务，政体问题留待以后解决。君主派也认可这一策略。梯也尔的演说，有效地制止了君主派的挑衅，给共和制留下了一定发展空间。这种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妥协，被后人称为“波尔多协定”
。
但是，巴黎民众难以忍受围城导致的食品短缺、饥荒等一系列灾难。和约签订后的德军以胜利者姿态开进巴黎，耀武扬威，使巴黎人民更难接受。3月18日凌晨，当政府军企图夺取巴黎市内由国民自卫军据守的蒙马特尔高地和梭蒙高地时，巴黎人民奋起反击，再一次举行大规模的起义。这次著名的巴黎公社起义，在法国乃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都抺下了浓重的色彩。公社进行了民主的选举，建立和推行了自己的政府和各项社会改革。一时间，里昂、马赛等地民众先后起义，并效法巴黎成立了自治的公社。但自治公社的存在，对法国政府的权威是一种挑战。梯也尔政府
是绝不允许巴黎有第二个独立、自治的政府存在的。他们对巴黎公社进行了“不间歇的、不留情的战争”。起义与镇压起义之间的斗争持续了整整72天。终因力量对比悬殊，在经历了惨烈的“五月流血周”后，巴黎起义宣告失败。镇压巴黎公社，也是梯也尔政治生涯中的一个污点。
[1] Jacques Chastenet，Histoire de La Ⅲ e République，Tome Ⅰ，Paris：Hachette，1952，p.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