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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19世纪以前的欧洲国际关系，法德关系似乎并没有法英关系来得显要，彼此之间的纷争也没有太过激烈。但随着19世纪中叶德意志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普鲁士王国的崛起，法德之间的矛盾开始显现。
1861年威廉一世（Wilhelm I，Wilhelm Friedrich Ludwig，1797—1888，1861—1888年在位）任普鲁士国王，任命俾斯麦（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1815—1898）为首相。俾斯麦注重行动，讲求现实，精力充沛，有着极强的权力欲。他主张以“铁血”统一德意志，使它迅速崛起为一个强国。俾斯麦的这一强国梦，对拿破仑三世与法国来说，都是一种威胁。
1866年普奥战争结束后，德意志统一的最大阻力来自法国。拿破仑三世一心想恢复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版图，谋求法国在欧洲的霸主地位，因而并不愿意有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德意志出现在他的东边。由此，法德关系紧张起来，直到走向战争。
普法战争是19世纪后半期在欧洲发生的一次重要战争。它不仅重构了欧洲格局，也对法国的政治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意思的是，战争是普鲁士为统一德国而蓄意谋划的，但实际发动或者说挑起战争的是法国。其中的原因耐人寻味。
路易·波拿巴的第二帝国，一心想继续第一帝国的辉煌业绩，皇帝也是这样向民众承诺的。事实上，拿破仑三世以叔父为榜样，励精图治，法国的工业革命在帝国时期大体完成，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帝国后期在社会政策上也有所放宽，结社和自由开业的氛围都比以往有所好转，史称“自由帝国”。因此，整个帝国上下都认为国家强大起来了，有实力扩张势力，进而在外交上采取强硬政策，谋求欧洲的霸权。
在欧陆国际关系中，能构成法国霸权图谋之阻碍的国家，主要是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1866年普奥战争前，法国视俄国和奥地利为自己取得欧陆优势的主要威胁，并没有把普鲁士放在眼里，这也是法国积极参加克里米亚战争以及在普丹、普奥战争中保持中立的重要原因。1866年普奥战争结束后，普法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是奥地利战败使法国所希望的普、奥相互牵制的格局已不复存在，普鲁士统一了北德意志，转而成为法国欧陆优势的主要挑战者。二是普鲁士拒不履行在普奥战争期间让法国保持中立换取莱茵河以西领土的口头承诺，并操纵1867年的欧洲国家会议通过了卢森堡中立化的决议。这不仅使法国的领土要求落空，也使拿破仑三世的外交颜面尽失。法普关系从缓和走向了紧张。
普法战争前，法国在欧洲外交上处境孤立，表现在：一是英法关系一如既往的紧张，法国在印度支那、非洲和叙利亚一带的殖民扩张，尤其是在苏伊士运河一带的积极渗透，严重威胁英国的利益；二是邻国意大利对法国也颇为不满，1859年拿破仑三世在意奥战争中“背信弃义”，1867年又大肆镇压加里波第义勇军，因此意大利认定法国是其统一道路上的障碍。普法一旦开战，国际形势对普鲁士是有利的。
普法战争的导火线是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1868年9月，西班牙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西班牙女王伊莎贝尔二世（Isabel Ⅱ，1830—1904，1833—1868年在位）的统治。
革命后建立的临时政府建议由普鲁士的霍亨索伦-锡格马林根（Hohenzollern-Sigmaringen）家族的利奥波德亲王
继承西班牙王位。对于这个提议，普王犹豫不决，首相俾斯麦与陆军参谋长毛奇（Helmuth Karl Bernhard von Moltke，1800—1891）等则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俾斯麦在劝说普王的奏折中分析说：拿破仑三世如果对西班牙的提名持支持立场，无异于允许霍亨索伦王朝左右夹击法国，如果否定提名，就会激怒西班牙，从而使法国在欧洲的地位进一步陷入孤立。俾斯麦认为，让利奥波德任西班牙国王，对于扩大德国在西班牙及其殖民地的利益都有裨益。他还不忘提醒普王，如果拒绝这一提名，那么下一位可能的继承者就会倒向法国一边。很明显，俾斯麦等军方人士的意向是要普王接受利奥波德亲王为西班牙国王的提议。
1870年7月1日，西班牙报纸报道了提议利奥波德亲王为新任国王的消息。如俾斯麦所言，在法国看来，普鲁士的远亲继承西班牙王位，无异于查理五世“神圣罗马帝国”的复活，法国将受到夹击，面临困境。为此，法国朝野一片哗然，民众批评帝国政府无能，政府内反对亲王继位的声浪高涨，法国外长格拉蒙（Agénor de Gramont，1819—1880）在议会中发表演说，愤怒地指出，法国没有义务容忍一个外国把自己的一名亲王捧上“查理五世”的宝座来破坏欧洲势力的均衡，进而危害法国的利益和荣誉。
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想息事宁人，表示自己并不赞成其堂兄任西班牙国王。一心想掣肘法国的俾斯麦深感失望，竭力说服普王改变态度。
1870年7月9日，法国驻普鲁士大使贝内代蒂（Vincent Benedetti，1817—1900）奉命求见正在科布伦茨东郊埃姆斯温泉疗养的威廉一世，要求普王作为霍亨索伦王朝的首领，做出“正式保证”：今后任何时候都不再由霍亨索伦家族成员担任西班牙王位候选人。威廉一世觉得这是对普鲁士的轻视，委婉地拒绝这一要求。但法驻普大使不依不饶，7月13日，贝内代蒂在公园再次拦住普王威廉，非要他就此事做出承诺不可。惊愕之余的威廉一世将上述情况电告远在柏林的俾斯麦，并暗示他倘若有合适的时机，可以将电报内容转述新闻界与普鲁士驻外使节。老谋深算的俾斯麦认为时机来了，遂与陆军参谋长毛奇、陆军部长罗恩（Albrecht von Roon，1803—1879）合谋，将有些委曲求全的电报内容做了删改，突出表达了法驻普大使贝内代蒂对普王的傲慢无礼以及普王对法国特使之要求的严厉拒绝等内容。电文当晚就在普鲁士《北德意志报》刊登。
如俾斯麦所愿，埃姆斯电报起到了一箭双雕的作用，不仅引发了普鲁士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像一块红布触动了“高卢牛”的神经，点燃了更为猛烈的法国民族主义怒火。电文消息传来不久，整个巴黎就充满了一股愤懑与狂怒的气氛，《马赛曲报》等一些激进报纸热血沸腾，甚至刊出了“打到柏林去”的口号。7月14日，法国国庆节当晚，大批巴黎群众上街，举行抗议示威。人群中喊出了“普鲁士忘记了耶拿，我们要让它重新想起”的口号。
法国的主战派觉得战机已到，皇后欧仁妮也坚决主战。犹豫不决的拿破仑三世询问军方的态度，陆军部长埃德蒙·勒伯夫（Edmond Le Bœuf，1809—1888）认为普鲁士人没什么了不起，根本不放在眼里，并担保说：“我们准备好了，完全准备好了，连最后一个士兵绑腿上的最后一颗纽扣都准备好了。”这提振了波拿巴的信心。战争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7月15日，第二帝国元老院和立法团同时通过了政府的军事拨款议案。7月17日，法国婉言拒绝了英国政府的居间调停。19日，法国政府正式向普鲁士宣战。
关于法国首先宣战的原因，国内一些学者认为主要是第二帝国后期内部的种种危机：时局动荡，工人罢工频繁，国内“第三派”反对力量兴盛，等等。拿破仑三世借机发动战争是想转移国内视线，确保帝国不被推翻。这有一定的道理，但“危机说”并不能全面反映第二帝国后期的历史发展状况。
我们认为，1870年前后，帝国危机的确存在：农业歉收，工厂失业，对外贸易开始由顺差转为逆差，外交的失利也严重损害了法国在欧洲的地位。但从表面看，帝国仍然是强大繁荣的，帝国政府从主观上也认为帝国实力雄厚，工业革命大体完成，民众生活比以往有了很大的改善。经奥斯曼（Georges-Eugène Haussmann，1809—1891）改造后，一座典雅大气的现代巴黎城呈现在世人面前。从另一个角度看，工人频繁罢工和帝国末年以费里
、格雷维（Jules Grévy，1807—1891）、甘必大为首的共和派能够成为“不可调和”的反对派，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帝国危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自由帝国”的结社法通过，罢工与结社“合法”了。正因为帝国给人以强大繁荣的表面错觉，国内民族沙文主义势力也有所抬头。他们认为重新确立法国在欧洲的霸主地位的时机已到且刻不容缓，因为一旦德国完成统一，法国的欧洲霸主梦想就越发遥远。
综合考虑这些因素，我们认为法国挑起战争并不是因为帝国内外交困，统治者需要转移民众视线，而是自认为帝国繁荣强大，不容坐视德国崛起，并试图谋求欧洲霸权而采取主动行动。转移视线一说，是后来历史研究的一种解释。因为没有资料表明路易·波拿巴及其政府从主观上清晰地认识到帝国已处于危急状态，需要通过战争来转移国内各种反帝国势力的视线。只不过帝国皇帝及其政府错误地估计了外交形势和普鲁士的实力，高估了自己。普法战争最后的惨败，对路易·波拿巴皇帝自己和全体法国民众来说，都是始料未及的。所以，民众被战败激怒，帝国在大众的愤懑中被推翻也在情理之中。
普法战争从1870年7月19日开始到1871年3月1 日结束，历时7个半月。整个战争可分为两个时期：从7月19日法国向普鲁士宣战到9月2日色当战败，为第一阶段；从9月4日到和约签订，为第二阶段。其实，法普双方都想通过打仗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战争结果对两国来说，影响截然不同。
战前，实行普遍征兵制的普鲁士军队实力强大。法国军队也有很好的声誉，久经战场，作战经验丰富。但是，法国实行的是常备军制度，平时除近卫军外，不设军、师两级编制，临战组编军队的协调指挥存在不足。7月19日法国向普鲁士宣战，直到7月底，法方才将22万人的军队集结于法德边境。
这场战争，尽管是法国方面先宣战的，但战前的准备并没有像之前陆军部长夸口的那样准备好了“最后一颗纽扣”，而是明显准备不足。法军由拿破仑三世为总司令，陆军部长勒伯夫为总参谋长。拿破仑三世的战略意图是先发制人，并对军队做出自以为周密的部署：第一线为主力莱茵军团，辖3个军，配置在法德边境的蒂永维尔和比奇之间，开始由法皇亲自指挥，后由巴赞元帅（François Achille Bazaine，1811—1888）指挥；第二线为2个军，配置在斯特拉斯堡和梅斯，由麦克马洪元帅（Patrice de Mac-Mahon，1808—1893）指挥；第三线为预备队2个军，配置在南锡和沙隆。法方计划集中兵力迅速越过国界，向法兰克福突进，切断南、北德意志的联系，迫使南德意志各邦保持中立，以最快速度全力击败普鲁士，结束战争。路易·波拿巴认为闪电战略至少有三大好处：一是先发制人，在普鲁士方面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情况下，可以弥补法军在人员与装备方面的不足；二是占领普鲁士，可以截断南德四邦与北德意志邦联的联系，促使本来就与普鲁士不和的南德四邦保持中立；三是，如能速战速决，击退普鲁士，对奥地利和意大利也是一个警醒，使它们与法国交好，从而孤立普鲁士。法方的如意算盘打得好。不过，当7月28日拿破仑三世带着年仅14岁的皇太子来到梅斯前线时，发现自己的军队并没有做好准备，无奈只得推迟进攻。
普军则是严阵以待：普军方面也由威廉一世为总司令，毛奇为总参谋长。与法国不同，德国方面早在一年多前就有了战争计划，也料到了法国会先有军事行动。与法国的意图相同，德方一样希望快速结束战争，所以也计划集中优势兵力，进攻阿尔萨斯和洛林，力图将法军主力歼灭于普法边境或将其赶到法国北方，继而直接进攻巴黎。不同的是，普军动员积极，战争计划周密，并先行由铁路运输部队。至7月底，普鲁士已在法德边境集结3个军团约47万人，火炮1584门，其中有最先进的克虏伯兵工厂制造的钢管线膛炮，有效射程约3.5公里。
1870年8月2日，普法战争正式打响。当日，法军以3个师的兵力在普方边境城市萨尔布吕肯首先向普军发起进攻，并一度占领了该城市。8月4日，普鲁士王储威廉（Friedrich Wilhelm Viktor Albert，1859—1941）的第三军团开始反攻，德军越过阿尔萨斯边界，在维桑堡以10倍之众击败法军杜艾将军（F´lix Charles Douay，1816—1879）的师，法军伤亡惨重。
8月6日，麦克马洪率4万法军在维桑堡西南方向的沃尔特与普军再战。尽管法军重骑兵发起了勇猛的冲锋，但普军由腓特烈亲王（Friedrich Wilhelm Nikolaus Karl，1831—1888）率领的第二军团有13万之众，法军寡不敌众，再次受到重创。同日，巴赞军团的弗罗萨尔将军（Charles Auguste Frossard，1807—1875）率领第二军也在洛林的福尔巴克不敌德军，铩羽而归。普军进入洛林的大门就这样敞开了。三天之内，法军三战三败，陆军的整个作战计划被打乱，法国已然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
前线的失利，使波拿巴的形象大损。雪上加霜的是，后方的法国帝国议会中所谓的自由主义“第三派”开始质疑波拿巴皇帝的军事能力，打算追究他的战争责任。以法夫尔
和西蒙
为首的共和派提出要剥夺拿破仑三世的指挥权和行政权，将权力移交给一个由立法团组成的15人特别委员会。8月7日，相关议案提交到立法团，引起了各派的争议。波拿巴派认为剥夺权力不可取，最多只能牺牲皇帝特权，由立法团主持更换内阁
，以安抚民心。8月9日，奥利维耶（Émile Ollivier，1825—1913）内阁辞职，波拿巴派中的主战分子八里桥伯爵蒙托邦（Charles Cousin-Montauban，Comte de Palikao，1796—1878）授权组织新政府。八里桥伯爵任内阁总理兼陆军部长，由于是战时组织的政府，新内阁自称“国防内阁”，宣称其唯一的使命是“保卫祖国”。
8月14日，法、普两军在梅斯以西的马斯拉图尔继续交战。普军在腓特烈亲王指挥下，集中兵力向法军连续冲击，一场恶战之后，法军被迫撤退。8月18日，在格拉沃洛特，腓特烈亲王的军队与巴赞元帅的队伍再次相遇，两军表现都十分勇猛，双方损失也十分惨重，法军伤亡1.6万余人，普军伤亡1.7万余人。最终普军用战士的血肉之躯，拦住了法军的退路。巴赞军团被普军合围于梅斯。
鉴于战况，拿破仑三世改变了原定计划，准备死守梅斯。8月17日，拿破仑三世从被普军合围的梅斯郊外来到沙隆，与麦克马洪元帅会面。麦克马洪原打算诱敌深入，在巴黎城下与普军决战。摄政的欧仁妮皇后和帝国总理八里桥伯爵担心继续退却会在国内引起动荡或革命，坚决要求皇帝与麦克马洪元帅继续抗敌。8月22日，麦克马洪率军队从兰斯出发，前往梅斯救援，行军途中一直遭到普军的追击。与此同时，普军还从右路迂回，对法军实施包抄与合围战术。8月30日，包括拿破仑三世、麦克马洪元帅在内的8万多法军将士被困色当。
9月1日早晨，普军向色当发起总攻。差不多同时，被围困梅斯的巴赞元帅率领队伍进行突围，遭到重挫。消息传来，法军士气急剧低落。在色当，决定法国命运的大会战开始了。普军先用大约700门大炮猛轰法军营地，接着20万普军向色当发起猛攻，法军多次突围未果，中午过后就已经支撑不住了。下午3时，拿破仑三世被逼无奈，写信给威廉一世，表示将他的佩剑“交到陛下手中”。9月2日，法军正式向普军投降。拿破仑三世和麦克马洪元帅、39名将军、8.6万名士兵全部缴械。普法战争第一阶段结束。
至此，法军在整个战场中损失12.4万人，而普鲁士则只损兵0.9万余人。皇帝在色当投降的消息传来，举国哗然。
色当战败后，普法战争转入第二阶段。
9月4日，巴黎的资产阶级趁民众革命之机，发动政变，推翻法兰西第二帝国，成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组成以特罗胥将军（Louis Jules Trochu，1815—1896）为首的“国防政府”。在这一时刻，对普鲁士而言，德意志统一的障碍已消除，但普鲁士当局决心将战争继续下去以削弱法国，故而增兵向巴黎进军。从此，普鲁士所进行的战争转变为侵略战争，对法国来说，则成了一场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
帝国末期的巴黎仍然是西方世界的中心，人文荟萃，经济繁荣，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普法战争开始后不久，巴黎就骚乱起来。8月上旬，前线失利的消息就陆续传来，引起了公众对政府的不满。8月7日，巴黎发生了多次小规模的群众示威。里昂、马赛等一些城市也开始有了反政府的抗议与示威活动。示威的人群甚至喊出了废除帝制、建立共和的口号。
前线不断传来坏消息，国内原先掩盖着的种种矛盾也随之凸显。
1866—1867年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对法国的波及实际上在1867年底就开始了。那年，法国农业歉收，工业生产水平急剧下降。民众的生活水平也不及从前，尤其是工人为增加工资常常举行罢工
，第一国际法国支部还领导工人进行了政治性的罢工。随着帝国后期政治控制的放松和《勒沙普利埃法》的初步废除，代表一般工商业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的各种势力与共和派议员一起，组成了政府中的“第三派”势力，希望通过合法的议会斗争，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
拿破仑三世率军在外打仗，战败的消息不时传来，国内政治形势吃紧。如何应对巴黎日益高涨的革命情绪，国内留守政府十分头疼。为解燃眉之急，以法夫尔和西蒙为首的共和派提议剥夺皇帝的军事指挥权和行政权，将统治国家的权力交由立法团组成的15人特别委员会，为此，共和派与波拿巴派辩论激烈，标志着法国政局开始不稳。最终，这些政治家决定将奥利维耶内阁作为替罪羊，为战事失利担责，缓解国内的不满情绪。奥利维耶内阁被迫辞职，波拿巴派的八里桥伯爵组织新内阁。8月10日，一届以右派为主的新内阁出炉。
以八里桥伯爵为首的新内阁为稳定局势做了一定的工作。比如，为防止舆论进行革命鼓动，新政府成立的当天就取缔了新雅各宾派的《觉醒报》和激进共和派的《号召报》；为保证巴黎的稳定，还决定派4万士兵驻守巴黎城。8月13日起，政府对一些省份实行了戒严，并对在巴黎的布朗基派起义进行了镇压。为加强国防，新政府还在各地组建了国民自卫军。
一系列的高压与紧缩政策，使国内的骚乱局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费尽心机的八里桥内阁并没有力量改变战争局势。前线颓势不改，新政府依然不得人心。共和派和奥尔良派开始酝酿建立一个新的“联合政府”，以重拾政治信心。
9月1日晚，巴黎政府就收悉了拿破仑三世在色当战败的消息，疑惑之外，更加不知所措。2日，政府又收到来自布鲁塞尔的密电，得知皇帝已经投降。3日下午，皇后欧仁妮也收到了皇帝投降和被俘的电报。战争惨败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真相再也无法隐瞒。3日晚上，政府公布了色当惨败与皇帝投降的消息。
消息一经公布，巴黎就像炸开的锅。晚7时，就有民众自发走上街头，示威游行。队伍呼喊着“打倒帝国”“建立共和”的口号，涌向波旁宫和卢浮宫。与此同时，政府反对派也在波旁宫召开立法团紧急会议，再次提出废黜波拿巴的权力、把政权移交立法团的动议。晚10时，以法夫尔为首的议会反对派向立法团议长施奈德（Joseph Eugène Schneider，1805—1875）报告了上述要求。翌日凌晨1时，施奈德紧急召开了立法团会议，会上各派分歧严重，没有达成实质性意见。会议决定当天下午继续讨论法夫尔的提案。
1870年9月4日早晨，巴黎民众继续游行示威，人群挤满了巴黎各大要道，群情激奋，革命的氛围日渐浓厚。上午，刊出的共和派报纸号召民众去波旁宫，向立法团会议施压。1848年革命失败后，一直希望有机会再次实现理想的布朗基派也积极行动，力图将自发的示威演变成“一场革命的尝试”。
中午，示威的民众开始向协和广场附近涌动。与此同时，各派政治势力代表在波旁宫就如何移交政权展开激烈的辩论。当时政坛上分为三大派别：以法夫尔、甘必大为首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以梯也尔（Adolphe Thiers，1797—1877）为代表的奥尔良派，貌似忠于皇帝的波拿巴派。三派的政治诉求各异。共和派要求废黜皇帝，政权移交立法团，最终建立一个梦想已久的共和国；奥尔良派满足于建立一个“政府与国防委员会”，以解决当务之急，至于新政权的政权形式就待以后的立宪会议决定；波拿巴派则主张由八里桥伯爵的国防委员会来接管政权，试图维护现状，继续帝国的事业。三派代表都从自己的利益与立场出发讨论法国的前途问题，丝毫没有妥协的可能性。
然而，巴黎民众对这种无休止的辩论已经失去了耐心，从下午2时多起，示威队伍开始冲击波旁宫。这时，议会大厅里只有议长施奈德和包括法夫尔、费里在内的十几名议员。专门委员会还在为政权如何移交而讨价还价。
面对广场上的群众，共和派议员甘必大出面要求大家保持秩序，场面一度得到了控制。不久，布朗基派高呼着“共和国万岁”的口号，率领群众冲进了议会大厅。“只是在这时候，共和派议员才感到已经不是和波拿巴派谈判的时候了；才感到如此狂热程度，共和国已不可避免，他们最紧迫的任务是把共和国——既然它已经存在——掌握在自己手中，以免它被革命派控制。”
甘必大和法夫尔以尊重传统的名义，要求队伍去市政厅。在他们的带领下，示威队伍离开波旁宫，沿着塞纳河两岸向市政厅涌去。
下午4时，甘必大和法夫尔带领的群众队伍来到市政厅广场时，那里已是人潮涌动，气氛热烈。国民自卫军在市政厅升起了红旗，布朗基派和一些新雅各宾党人则拟好了新政府名单，准备宣读。甘必大赶到市政厅后，匆忙与一些左派领袖商议草拟了一份新的临时政府名单，希望成立一个由共和派和奥尔良派组成的联合政府。为了提高联合政府的威望，由温和派领袖费里出面斡旋，共和派将刚从狱中营救出来的政治家罗什福尔
吸收进新名单，并授权罗什福尔宣布新政府成立。不久，罗什福尔便出现在市政厅的一个窗口前，大声向民众宣布新政府的名单。第二帝国就这样在民众的示威、各派力量的交易和一片混乱中被推翻。
共和国又一次诞生了！差不多同一时间，皇后欧仁妮出逃巴黎，流亡英国。第二帝国时期被迫出走的自由派们，则陆续回到了巴黎。终于结束了流亡生涯的大文豪雨果，在回巴黎的途中，火车经停每一站，都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到达巴黎北站时，雨果开心地对前来欢迎的民众说：“公民们，我曾说过：‘共和国回来的那天，我会回来。’现在，我在这里了。”是的，共和国回来了，法国民众欢欣鼓舞。
这是大革命以来法国的第三个共和国。与前两个一样，这个共和国也是在“革命”中产生的。不过，“九四”革命在法国史家乔治·杜比看来“几乎难以看成是一场革命”，它只是“一系列出乎意料的事件导致的后果”，“当时的当务之急并非赋予国家一种新的政体，而是保护她免受普鲁士的入侵”。
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法国凡尔赛宫加冕为德意志帝国皇帝，俾斯麦任宰相，标志着德意志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