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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初期，激进共和派在大多数时间里是作为在野派在法国政坛发挥影响，他们对温和派的机会主义执政理念与政策总体上持批评态度，在对外关系上对德国保持着必要的警惕，并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对德复仇。在温和共和派执政后期，共和国面临着一系列的危机：勋章丑闻、布朗热运动、巴拿马运河丑闻、德雷福斯事件等。尽管各种难关最终都平稳地渡过了，但民众对温和共和派的政治信任度在下降，这给激进派上台成为执政党提供了很好的政治机遇。
当然，激进共和派能够执政，也与当时的社会发展，尤其是政治氛围有关。德雷福斯案件及其重新审判，使激进共和派作为“民主与正义斗士”的政治信誉大增，也使温和共和派内部发生分裂，从而给激进派赢得政坛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尤其是一系列政治危机后，右翼势力猖獗使民众深感共和国面临的危险，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情绪高涨，使共和国向左转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
19世纪末期，围绕着德雷福斯事件，各派政治力量的利益诉求是不同的。重审派和反重审派各执一词，在法国政坛掀起了轩然大波。1899年2月16日，风流成性的富尔总统中风去世。新当选的总统卢贝是重审派，反德雷福斯派及右翼对此十分不满。1899年6月4日，卢贝总统出席一场赛马会时，遭到一批右翼分子的围攻，其中一人是克里斯蒂亚尼男爵，他甚至举起手中的拐杖，狠狠地敲打总统头上的礼帽。这一侮辱总统事件对法国政坛的影响令人始料未及。在左派及民族主义者看来，这是对共和国的挑衅。11日，巴黎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反右游行。政府中的共和派左翼借机向政府发难，质询政府的安保工作，要求政府对此事件负责，并声称他们“只支持决定竭尽全力保护共和制的政府”。第二天，杜毕伊（Charles Dupuy，1851—1923，1898年11月—1899年6月在任）内阁被迫下台。
鉴于局势，卢贝总统首先想到的是由普恩加莱组阁接替杜毕伊，因为普恩加莱是温和共和党人，也是德雷福斯的支持者，在议会中有一些威望。但普恩加莱只想在自己的朋友圈子里挑选阁员，名单没有得到议会的认可。在普恩加莱组阁失败后，为了稳住局势，卢贝总统只好决定让瓦尔德克-卢梭组阁。
瓦尔德克-卢梭出身于南特的一个律师家庭。一直以来，瓦尔德克-卢梭以善于雄辩和精通法律细节而闻名于政界。1879年，瓦尔德克-卢梭以律师身份当选议员，并先后在1881年甘必大政府和1883—1885年费里内阁中任内政部长。1884年，由他提议并命名的《瓦尔德克-卢梭法》通过，对于工会的合法化起了推动作用。所以，瓦尔德克-卢梭不仅是一名资深、有政绩的政治家，而且看似比较受议会的信任。因为瓦尔德克-卢梭在政治立场上比较圆滑，在派系归属上尽管是温和共和派，但对温和派日益右倾的政策有些不满，属于温和左翼，所以在某些方面也能得到激进共和派的认同。另外，他性格冷峻，思维缜密，辩论条理清晰，令人敬畏，有人把他比作冷血动物，称之为“站着的鱼”
，这从一个侧面恰好反映了瓦尔德克-卢梭有能力在混乱时刻有所担当，卢贝总统选择瓦尔德克-卢梭组阁，也是考虑到他的冷静与理性的处事风格。
果然，老练、世故的瓦尔德克-卢梭以“保卫共和”名义出山，以争取议会多数为宗旨竭力组阁。这种组阁方针，使分属于各政治派别的人士都有机会入阁，从而缓和了政局的紧张。比如，为了照顾左派，尤其是社会主义者的情绪，他邀请米勒兰（Alexandre Millerand， 1859—1943）任工商部长，开了社会主义者入阁资产阶级政府的先例。右翼分子、陆军部长加利费侯爵曾经对巴黎公社大开杀戒，被同情公社的人士称为“刽子手”。不过，在布朗热运动、德雷福斯事件等政治事件上，加利费侯爵对于其间透露出来的民族主义和反犹情绪表示不满，赢得了左翼的谅解。瓦尔德克-卢梭认为加利费的贵族将军的身份和他在一系列事件中的理性倾向，不但可以消除军队中的反犹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而且能保证军队对共和国的忠诚，所以其也在应邀入阁之列。后来事实证明此举是明智的：加利费利用自己在军队中的威望，使原先保守派占多数的军队在政治上保持了中立。前内阁中的外长德尔卡塞（Théophile Delcassé，1852—1923，甘必大的信徒）被留任，年轻的约瑟夫·卡约（Joseph Caillaux，1863—1944）任财政部长。两人都是才华横溢的政治人物，在以后的政府中也多次担任同样的职务，约瑟夫·卡约还担任过总理，他们对法国的外交与经济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公共教育部长乔治·莱格（Georges Leygues，1857—1933）则是著名的激进党领袖。
1899年6月17日，瓦尔德克-卢梭的新内阁组成。从这一届的内阁组成来看，其成员大多是倾向德雷福斯的温和共和派。不过，政府在议会中依靠的是激进共和派，内阁成员中也有一些左翼：温和共和派的左翼、激进共和派和社会主义者。因此，瓦尔德克-卢梭内阁的建立标志着激进共和派开始执掌政权。
1799年6月22日，瓦尔德克-卢梭向议会提交了新内阁的施政纲领，其中提到，当务之急是“竭尽全力去保卫共和制度和维护公共秩序”
，故而被称为“保卫共和”政府。6月26日，议会以263票对237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瓦尔德克-卢梭组阁的信任投票。议员们没想到自己创造了历史：微弱多数不仅使这届政府成了第三共和国任期最长的政府（延续了3年多），也对未来法国政坛的走向起了重要的影响。
瓦尔德克-卢梭内阁以“保卫共和”为标榜，渐渐地在这一旗帜下聚集起一些左翼分子，继而形成了稳定的议会多数。至此，共和国的左派势力在政坛上抬头，共和国的政策开始向左转。有学者认为“瓦尔德克-卢梭内阁的产生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历史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
这一时期，法国政坛的左翼主要由温和共和派左翼、激进共和派和社会主义者等组成。不过，左翼派别之间的分歧并不比左、右两翼的差别小。派别众多的左翼之所以能够聚集，是因为一系列的危机，尤其是德雷福斯事件带来的共和国危机。在灾难面前，在“保卫共和”的旗帜下，左翼各派彼此间才走得更近些。
德雷福斯案最后以德雷福斯的终身监禁改判为10年徒刑告终。对于这一结果，法国各界及国际上富有正义感的人士都感到愤懑与失望：无罪之人仍判有罪，实为司法不公。温和共和派的机会主义政府以“保卫共和”的名义，放弃自由与正义的原则，也使温和派内部的一些人士颇为反感。比如普恩加莱，他声称离开机会主义派是因为觉得机会主义政府不能维护共和国的尊严。在瓦尔德克-卢梭这届内阁中，虽然只有一名社会主义派、两名激进派的部长，但这是一种“保卫共和”的联合象征。如此一来，社会主义派中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米勒兰入阁的，甚或是共和激进派还是温和共和派中的左翼等，只要有利于共和制度，都会采取支持的策略。这就使议会中出现了以往法国政坛上少见的团结一致的“保卫共和”阵营。
在第三共和国史上，瓦尔德克-卢梭内阁最大的成就可能就要数1901年结社法的通过。鉴于德雷福斯事件以来教权主义的猖獗，如何合法地打击教权势力，成了共和派关心的大事。1884年的工会合法化法案，实际上已经变相地确认了法国结社的自由。那么，对于那些反共和的右翼教团，还要给予其自由权吗？教团是社团还是政治组织？如何界定教团的法律地位呢？对于这些关系共和国命运的问题，各派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的确，自1801年《教务专约》以来，法国宗教团体的法律地位一直含混不清。一些宗教团体是经过批准成立的，在管理上也是比照民事法规进行的。一些没有经过批准而事实上存在的教团，政府虽然没有在法律上承认，却在经济上按照企业法人来收缴永久的营业税。另外，教团一直以来在法国具有特殊地位，拥有大量的财产，其中又有外籍人士。它们办教育，办报纸，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法学家出身的瓦尔德克-卢梭，迫切希望对于宗教团体的法律地位做出明确界定，厘清政教之间的关系，以利于共和国的发展。
1899年11月14日，瓦尔德克-卢梭向议会提交了关于结社问题的草案，试图规范包括宗教团体在内的社团问题。草案规定普通社团只要向省行政当局备案即可，但是外国人领导的社团则需要由法国政府内阁批准。由于“外国人领导的社团”主要涉及宗教团体，草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1901年1月，议会对结社法进行了辩论。3个月后，众议院以303票对224票通过了法案。6月，结社法被参议院批准，7月1 日正式公布。不久，未经批准的宗教团体遭到驱散，至此开启了激进党政府反教权主义和政教分离的大幕。
瓦尔德克-卢梭的“保卫共和”阵营起初是松散的，随着反对右翼的斗争进一步展开，尤其是1902年的议会选举，这个松散的联盟逐渐紧密起来。他们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大多采取了一致的立场，积极支持政府，比如反教权、结社自由等。由于政府受到议会多数的支持，因此相对稳定，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得以顺利通过。不过，这个“保卫共和”的左翼联盟并没有形成组织，也没有明确的纪律，“保卫共和”是他们的原则与底线，这一原则制约他们采取共同的行动，因而也被称为“共和派集团”。有意思的是，这个左翼联盟比任何一次的联盟时间都长，延续了10年之久，这在第三共和国成立以来是罕见的。
1902 年，法国议会举行大选，1/3 的议员进行了更替。选举结果是激进共和派在议会中占据绝对优势。1902年6月3日，温和共和派左翼领袖瓦尔德克-卢梭以健康原因提出辞呈，激进共和派埃米尔·孔布（Émile Combes，1835—1921）组成新内阁，从而完全确立了激进共和派在法国的统治。孔布内阁在反教权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最终完成了法国的政教分离。
政局的稳定，不仅有利于社会发展，也从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法国现代政党政治出现并逐渐走向成熟。
现代法国资产阶级政党政治中，最早建立的政党是激进共和党。这一方面与法国激进主义的传统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当时的情势使然。
法国的激进主义派别，可以追溯到大革命时代雅各宾俱乐部中的山岳党人。此后，激进主义在法国社会一直颇有影响力。比如七月王朝时期，以赖德律·罗兰为首的新山岳党人，与大革命时期的山岳党人就有一些瓜葛。第二共和国时期，罗兰任临时政府的内政部长，在议会中继续领导着山岳党人。不久，激进派受到打压，罗兰本人也流亡英国。第二帝国后期，以甘必大为首的共和派提出《贝尔维尔纲领》，要求普选，政教分离，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等，他们是第三共和国激进共和党的先驱（尽管1875年前后甘必大本人向右转了）。
第三共和国前期，温和共和派执政。在野的激进派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派别活跃在政坛上。激进派的主要领袖有克雷孟梭、普恩加莱等，他们在共和国初期就已经提出了较为全面的政治纲领。比如政治上，要求修改“1875年宪法”，取消总统和参议院的设置，主张政教分离等；经济上，力主推行累进所得税、遗产税，实行铁路国有化等；在社会生活方面，提倡建立养老保险、缩短工时、雇主负责工伤赔偿、废除工人手册，允许离婚等，一些要求还具有某种社会主义色彩。1890年代开始，受巴拿马丑闻和布朗热运动的影响，激进派的声誉受到损害。德雷福斯事件是激进派重新团结起来的契机，瓦尔德克-卢梭组阁后，激进派在“保卫共和”的旗帜下迅速集结。由于摆脱了政府反对派的地位，原本摇摆不定的温和派偏左议员们开始与激进派走近。
在议会外，这一时期的激进派们仍然保持了过去在野时期注重自我宣传的传统。激进派的全国性报刊如《激进主义者》《明灯》等竭力宣传激进派的政治理念。外省和市镇乡村都有激进派的报纸，比如西南部的《快报》、里昂地区的《进步报》等，从而使激进派的影响力向市镇村庄辐射。
一个成熟的政党，除了要有正式的政治纲领和宣传机器，还要有全国性的正式组织。激进派要晋级为“激进党”，还需要联合全法国的激进派别，把它们纳入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团体。当时，组织政党的主要工作是由首都巴黎的接近议会政府的激进派积极分子来做的。可以说，1902年的议会改选是激进党成立的一个契机。
为了争取在1902年议会改选中取得胜利，1901年开始，首都巴黎的各激进派组织就开始接触，彼此联络。其中，至少有3个激进组织在政党建构中起了重要作用：一是由激进派的社会活动家、众议员古斯塔夫·梅叙勒尔（Gustave Mesureur，1847—1925）和律师勒内·勒努（René Renoult，1867—1946）组织领导的“共和改革行动委员会”，这是专门为竞选组织起来的委员会；一是早些年为筹备1900年7月14日国庆游行而建立起来的“共和行动联盟”；还有就是1899年成立的“工商共和委员会”。1901年4月8日，“共和改革行动委员会”呼吁巴黎各同道召开一个激进共和党代表大会，团结起来反教权主义、保卫共和，同时为即将来临的议会选举商定一个选举纲领。该倡议得到了巴黎和外省的各激进派组织的认同与响应。
1901年6月21—23日，全法国各地的激进派共1100多名代表云集巴黎，召开了激进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激进党领袖克雷孟梭因故缺席。会上，总报告人米卡叶·贝勒当（Camille Pelletan，1846—1915）提出了党纲。这个纲领和从前激进派的主张差别不大，主要包括：取消宗教团体办学；政教分离；缩短军队服役期；废除军事法庭；实行累进所得税和工人退休金，等等。纲领舍弃了以前激进派取消参议院的要求，也没有提到废除私有制。会后不久，激进派正式取名为“激进共和与激进社会党”。
1903年马赛代表大会后，激进党的组织架构也搭建起来。这是个金字塔型组织，从下到上依次是村镇委员会、县委员会、地区联合会、省联合会；最上层是巴黎的执行委员会。会上做出规定：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以保持基层领导人彼此间及与巴黎总部的接触和联系。
激进党是法国第一个统一的、具有较严密纪律和组织的资产阶级政党。激进党的社会基础实际上就是甘必大所说的“新阶层”，即商人、手工业者、一般公务员和政府雇员等所谓的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他们大多居住在城镇，但又与工人刻意地保持着距离，渴望有朝一日在政治或经济上跻身上层社会。他们是共和国的基石，也是一个最为庞杂的阶层。“新阶层”的上层由一些食利者和城市地产商等构成，尽管人数不多（不到全国人口的7%），但经济实力雄厚，生活优渥，有时间和精力关心政治生活。“新阶层”的中间阶层是激进党的重要支持力量，也是当时法国政坛上最活跃和最有影响力的一批人。他们一般是医生、律师、公证人等自由职业者，还有一些是诸如工程师、新闻记者等领薪的资产阶级。省、市议会的议员大多出身于这一阶层。“新阶层”中人数众多的要数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小业主等。法国独特的工业化进程，使他们能够生存下来，且数量相当可观，到20世纪初还有近400万人。他们是激进党左翼的重要倚靠力量。
“新阶层”成分复杂，诉求也各异。有的支持民族主义，有的倾向社会主义，有的支持教会，还有的是反教权主义者，但保卫共和制是他们的一致立场。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们大多倾向于激进主义，主张社会世俗化，保护私有制，保护“小人物”的权利，其中大部分还是共济会会员或激进党党员。1902年议会选举，把激进党送上了政治舞台。
1902年选举，是德雷福斯事件后各派政治力量的又一次较量。德雷福斯事件使法国各派分化组合为明显的左右两翼。在这次选举中，左右两翼也各自组建了自己的联盟。左翼联盟除激进党外，还有左翼温和共和派的“民主共和联盟”，社会主义者中以饶勒斯、白里安
和维维亚尼（Ren´ Viviani，1863—1925）为代表的入阁派，等等。右翼联盟包括保守派（保王党人、教会人士）、民族主义者和温和共和派的右翼等。右翼分子大多是法国的富翁，一些人还拥有很高的社会声誉。左右两翼实力与势力相当，竞选也十分激烈，由2430名候选人中竞选出588个议席。
4月25日，第一轮选举开始。选民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投票率高达79.2%。第一轮选举出议员415席，左翼联盟占优势。5月11日，第二轮选举，左右两大阵营的对决更加明显
。选举结果是右翼集团获220席，其中保守派和民族主义者获109席，温和共和党占111席；左翼集团获336席，其中激进党219席，左翼温和派99席，社会主义者48席。
左翼集团赢得了大选，其中最大的赢家是激进党。
温和激进派总理瓦尔德克-卢梭却担忧如此压倒性的胜利会将赢者推上滥用胜利和犯严重错误的道路。6月3日，瓦尔德克-卢梭以健康原因向卢贝总统提交辞呈，并推荐了影响力比较弱的孔布作为他的继承者。在政坛执政3年又在大选中获胜的内阁总理，却在胜利后选择离开，这在第三共和国史无前例。
从1899年起，法国政坛上起主导作用的是共和派左翼集团中的激进派（激进党），因此，人们习惯上把这一时期的政府称为激进派政府，把1899—1914年的历史时段称为激进共和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