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布朗热运动偃旗息鼓，并不意味着共和制度从此高枕无忧。温和派由于有效地阻击布朗热事件，保卫了共和国，从而自豪地称自己是“政府共和派”。但这个“政府共和派”终究还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与金融家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纠缠是不可避免的。经济诱惑、权力贿赂、政治腐败等，致使其统治后期发生了一系列政治风波，再次把共和国推向了危机的边缘。
布朗热事件的风波平息不久，在卢贝（Émile François Loubet，1838—1929）内阁执政期间，爆发了被称作19世纪最大金融丑闻的巴拿马事件，多名政治人物卷入权钱交易的丑闻，共和国再次遭遇了严峻的考验。这次丑闻事件的起因是巴拿马运河的开凿。
1879年，费迪南·德·莱赛普（Ferdinand Marie Vicomte de Lesseps，1805—1894）经哥伦比亚政府的同意，在中美洲地区开凿连通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运河。莱赛普出生于马赛，1825年进入外交部门，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外交官职业生涯。在埃及担任外交官期间，莱赛普主持了苏伊士运河的开凿，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成功开通使他名利双收。他本可以从此功成身退，安享晚年，但是不甘寂寞的莱赛普在阅读了西班牙殖民者两个世纪前撰写的开凿连通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运河计划后，心潮澎湃地写道：“对这些牺牲自己生命来追寻真理的人最大的回报莫过于将他们的壮志雄心付诸实践。”
1879年5月15日，国际地理学大会在巴黎召开，莱赛普凭借个人巨大的号召力，邀请了当时各领域最著名的金融家、工程师、地理学家和经验丰富的水手与会，共同商讨在中美洲地峡开凿运河的具体事宜。
会上，由各领域权威专家牵头成立了5个小组来讨论解决修建运河最棘手的5个问题：运河通航对沿线各国经济的影响；运河的通关费用和收益；自然因素对修建运河的影响；在何处修建运河；运河的建造路线。会议商讨的结果是：在巴拿马修建运河，运河从大西洋一侧的科伦开始，沿着查格雷斯河，穿越科迪勒拉山脉，最终到达太平洋一侧的巴拿马城，全长47.5公里。根据之前苏伊士运河的成功经验，巴拿马运河同样是一条海平式运河，估计年通航量为483万吨，年收入为168万英镑。
1879年9月1日，莱赛普创刊《洋际运河公报》，专门负责宣传巴拿马运河的开凿计划。1880年10月15日，《公报》公布巴拿马运河预算为5.12亿法郎，预计1888年可以完工。1881年，巴拿马运河公司成立，公司本金为3亿法郎，需要向社会筹集3亿法郎。值得注意的是，巴拿马运河公司宣称将发行60万份股票，每份面值500法郎，这样做一方面吸引了广大中小投资者，另一方面也避免了被金融寡头操控。由于苏伊士运河的成功，巴拿马运河公司从1881年到1884年的股票被抢购一空。
1881年2月28日，巴拿马运河正式开工。在开凿初期，工程进展顺利，但是当工程进展到要开凿库雷布拉隧道时，陷入了停滞，预算即将消耗殆尽。究其原因，主要是在制订预算和工期时，照搬苏伊士运河的经验，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忽视了巴拿马当地的气候条件
。此外，巴拿马运河公司以3500万法郎的价格从美国手中买下了巴拿马铁路，这个价格是当时这条铁路市值的4倍，消耗了大量的建设资金。巴拿马运河公司将挖掘工程分别承包给了大小几十家公司，由于管理协调不善，各公司之间无法有效合作，许多工程陷入困境。
进展缓慢的工程使得人们开始怀疑运河工程能否在1888年完工，公司的股票发行也出现了问题。1882年公司发行股票1.09亿，1883年1.71亿，1884年1.25亿，3年筹集的资金已经超过之前承诺的3亿，要想继续向社会筹集资金，需要采取特殊手段。巴拿马运河公司希望发行有奖债券来重新吸引投资者，但1836年5月21日的法令规定除了慈善和国家利益，任何机构不得发行有奖债券。要想取得特殊待遇，就需要议会立法授权和政府批准。由于1868年建造苏伊士运河时得到过这样的特许，巴拿马运河公司深信此次能再次获得批准。
1885年3月27日，莱赛普向政府递交申请，要求批准巴拿马运河公司发行总数为6亿法郎的有奖债券。此项申请被总理布里松拒绝，理由是巴拿马运河公司没有证明其能在1888年准时完工。为了改变这一局面，莱赛普发动舆论攻势，首先让负责开凿库雷布拉隧道的公司承包开凿从列日到巴黎山间的隧道，邀请媒体记者现场观看开凿的机械设备和工程进展，然后利用喉舌媒体大肆宣传，意在向公众证明公司有能力在短时间内打通库雷布拉隧道；其次，在7月25日的股东大会上，其子夏尔·德·莱赛普利用当时的民族主义情绪，宣称如果运河公司不能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完成建设，运河有可能落入德国人之手，这使得股东们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群情激奋之下同意了再发行6亿法郎的方案，并支持公司向政府请愿批准。在巴拿马运河公司的授意下，尼翁的银行家费迪南·马丁首先以公开征集签名的方式向政府和议会递交请愿书，此举在各地被纷纷效仿，强大的舆论压力迫使议会不得不做出正面回应。
1885年底，议会派遣以工程师阿尔芒·卢梭（Armand Rousseau）为首的代表团前去巴拿马实地考察，目的是掌握巴拿马运河目前的进度，以此来评估运河能否在1888年如期完成。卢梭的考察报告主要结论有4点：巴拿马运河公司已经花费4.38亿法郎，已经挖掘了409万立方米，按原计划1.03亿立方米的挖掘量还差9891万立方米；要完成运河还需要资金8.75亿法郎，其中不包括新企业的安置费、管理费和意外开支；新发行的6亿法郎加上公司现有的资产，总额为15.375亿法郎，要完成工程还需要再发行1.2亿法郎；由气候条件造成的工人死亡率为7%。
随同考察的巴拿马运河公司总工程师布瓦耶（Boyer）也认为，如果坚持现有施工方案穿越库雷布拉山，费用总计达18亿法郎，至少到1893年才能完工。负责审议这项报告的技术咨询委员会对上述结论予以否决，事后证明，委员会中的11名成员收受了巴拿马运河公司共1.4万法郎的贿赂。
公共工程部长巴依奥（Charles Baïhaut）看过卢梭的报告后，将消息走漏给了巴拿马公司所属的报纸《时代报》，并通过他的好友布隆丹联系上了莱赛普。莱赛普向巴依奥承诺，如果议会成功批准发行有奖债券的法案，将给予巴依奥100万法郎的好处费，并先行支付37.5万。巴依奥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法律草案，但未获批准。在卢梭进行调查时，布里松内阁倒台，弗雷西内上台。莱赛普随即通过好友科纳留斯·赫兹以高价收购了弗雷西内本人拥有大部分股份的《电信报》，在弗雷西内的支持下，最终法案由包括巴依奥在内的11人组成的审议委员会以多数票通过。运河公司得以发行有奖债券，暂时获得了资金，解了燃眉之急。
1887年，莱赛普亲自前往巴拿马考察运河开凿进度，得到的报告是还有8500万立方米的工程量，资金缺口1.13亿。此时，工程技术人员对于之前修建海平式运河的方案提出了异议，主张修建水闸解决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的水位差，减少开凿山脉的工程量。这个方案之前一直被否决，理由是水闸式运河会减少船只的通航量，进而影响到关税收入。但在运河开凿的实际过程中，水闸式运河似乎成了众望所归的选择。1887年10月，公司通过了修建水闸的方案，由法籍德国犹太裔金融家雅克·德·雷纳克联系上了古斯塔夫·埃菲尔（Gustave Eiffel，1832—1923），希望由埃菲尔的公司来修建8个水闸，预算为1.2亿法郎，埃菲尔由于当时建造铁塔缺乏资金，答应了这一请求。
1887年12月，莱赛普写信给当时的总统鲁维耶，要求发行新一轮的彩票，遭到蒂拉尔总理的拒绝。莱赛普故技重施，先是通过征集到15万人的签名，进行大规模的请愿，利用旗下报纸大造舆论，后又收买议员阿尔弗莱德·米歇尔，向议会提交一份准许发行彩票提案。为了使米歇尔的提案能够顺利通过，公司开始向议员大肆行贿。具体的工作由雅克·德·雷纳克、其侄子约瑟夫·雷纳克以及科纳留斯·赫兹进行。他们通过在政界的人脉，接触到多位议员，主攻那些先前反对发行彩票的议员，通过以低价让议员入股巴拿马运河公司旗下的报纸为诱饵，使议员改变立场。这种手段对议员很有吸引力，因为议员们即将面临大选，如果拥有一家自己掌握的喉舌媒体为其竞选造势，当选的成功率会大得多，许多议员因此而改变立场。最终，米歇尔的提案以285票赞成、161票反对、其余弃权的结果表决通过。
提案在议会通过后，还需要内阁总理蒂拉尔的同意。但蒂拉尔坚持之前的立场，提案陷入僵局。蒂拉尔内阁于3月30日倒台后，方案终于在4月26日表决通过，议会同意公司发行200万份债券，价值7.2亿法郎。但此时的公众已经对巴拿马运河公司能够在1888年完工的说辞丧失了信任，这一轮的发行仅筹集到2.54亿法郎。
1889年2月，巴拿马运河公司宣布破产，工程仅完成了1/3。无数中小投资者因此破产，总计损失15亿法郎，成为自第二帝国崩溃以来最大的灾难。据不完全统计，102230名认购公司股票的股东中，有80839人持有1—5股，19143人持有6—20股，3028人持有21—50股。
记名股东中有16000名妇女，当中的很多人都是将多年攒下的积蓄投入了这项诱人的工程中。巴拿马运河公司破产后，对事件的调查工作阻力重重，直到1891年，议会才同意政府开启对巴拿马运河公司的调查。
1892年9月，巴拿马运河公司前雇员费迪南·马丁在《自由言论报》上以《巴拿马内幕》为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揭发公司为了得到政府的特许而进行权钱交易的内幕，金融丑闻迅速演变成政治丑闻。
11月19日，众议院议长夏尔·弗洛凯（Charles Floquet，1828—1896）被指控在1888年的选举中收受贿赂。弗洛凯回答道：“我不仅一无所需，也一无所求；（金钱）我一无所得，（尊严）我也一无所失。”弗洛凯做出此番言论，看似大言不惭，不过他本人也确实没有将运河公司的支票塞入自己腰包，而是将其用于竞选。在1888年诺尔省的竞选中，弗洛凯的对手是如日中天的布朗热，为了与布朗热抗衡，弗洛凯接受了公司赞助的30万“竞选经费”，公司以支票的形式将其分给其党派喉舌媒体的5个记者，用于反布朗热宣传，交换条件是弗洛凯支持米歇尔的提案。此举被媒体曝光后，舆论大哗，对巴拿马丑闻的揭发进入高潮。负责行贿的雷纳克在绝望之下选择自杀，赫兹逃亡英国。
议会成立了以布里松为主席的巴拿马事件调查委员会。卢贝内阁因对丑闻处理不力而倒台。亚历山大·里博（Alexandre-Félix-Joseph Ribot，1842—1923）继任总理。但新内阁上台才一个星期，其财政部长因涉嫌丑闻而被迫辞职。里博认为，巴拿马丑闻的根源是仇视共和制的人试图削弱议会制共和国的阴谋，这一态度使得涉事议员以党派斗争的名义成功转移了人们对议员腐败的关注。
在深入调查巴拿马运河公司董事时，董事们将一些用于行贿的支票存根交了出来。议会调查委员会公布了一份包含部长、104名议员、新闻界人士的受贿清单，克雷孟梭也赫然在册。巴拿马丑闻中主要的行贿人赫兹是克雷孟梭的好友，他曾购买后者《正义报》的大量股份。虽然1885年3月，克雷孟梭已经买回所有赫兹所持的股份，《正义报》在1886年11月也发表声明称克雷孟梭本人从未向任何部长和任何个人推荐赫兹办任何事情或要求任何照顾，但仍不能避免受牵连，其政敌借题发挥，攻击他是领取英国津贴的人。克雷孟梭因名声受损而暂时隐退。
政府被迫向议会提出取消5名众议员的豁免权，并控告了另外5名参议员。1893年2月，巴拿马公司的董事们遭到诉讼，88岁高龄的董事长费迪南·德·莱赛普和他的儿子夏尔·德·莱赛普分别被判处5年徒刑和3000法郎罚款，另外3名同案人，包括古斯塔夫·埃菲尔因被指控挪用3500万法郎被判处2年徒刑。
在政界人士中，尽管前内阁3个总理、多名部长和议员受到指控，但除了巴依奥，都矢口否认有罪。最后，法庭只判处巴依奥5年徒刑和75万法郎罚款，其余被告人均被宣告无罪释放。对于这个结果，民众普遍感觉难以接受。但是当风波逐渐平息之后，许多之前受到受贿指控的议员为了表明自己与此毫无瓜葛，马上合力将里博内阁推翻。
巴拿马丑闻是19世纪法国最大的金融诈骗事件，也是19世纪最大的政治丑闻。巴拿马丑闻的败露在布朗热运动消散之后，重新给了反对共和制的人宣扬议会制共和国充满腐败的口实，也引发了民众对议员的腐败行径和处理问题时官官相护的丑态的不满，反对共和制似乎和反腐败联系在了一起。很多议员在面临指控时，都振振有词，强调自己受贿不是为了个人享受，而是为了给自己的党派提供帮助，尤其是弥补作为自己喉舌媒体的亏空。鲁维耶在接受指控时说：“我所干的，在我以前的那些有名望的政治家早干过了！”“在19世纪末，要管理国家就得有钱，而当众议院给的钱不够时，我们很高兴能通过私人关系搞到钱，而你们仿佛把这点当作什么新发现！……当初我若不依靠这笔如今使我受到指责的钱，今天打断我发言的人也许就不会坐在这里了！”
这么大的丑闻，其调查时间竟比一般的小丑闻还短，很快便不了了之。卢贝后来当选为共和国的总统，鲁维耶在经过八九年的沉寂之后，20世纪初重返政治舞台，继续担任部长甚至总理。
巴拿马丑闻使实业家信誉扫地，许多中小投资者和银行家对政府和实业投资持怀疑态度，转而将资金投入储蓄或购买各种普通债券、固定证券以代替实业投资，或者把资金投向国外，通过放债以低风险稳获高利息。可以说，巴拿马丑闻改变了法国的资金投向。此外，巴拿马丑闻使得犹太人声名狼藉，巴拿马公司成立之初的本金来源于由犹太金融家组成的财团，无论是在原始股的分配还是日后的债券发行上，犹太金融家都是最大的赢家。在丑闻中负责行贿的雷纳克和赫兹也都是犹太人，对于反犹主义者来说，这无疑是最好的宣传素材。著名反犹主义者德律蒙（Édouard Drumont，1844—1917）1892年通过《自由言论报》发表了《为了法国人的法国》，批判巴拿马事件幕后的“犹太阴谋”，并协助将赫兹驱逐出境，间接将雷纳克逼得自尽。他在6年前写的《犹太人的法国》一书也借此时机大卖，几乎每个家庭都有此书。巴拿马丑闻为日后德雷福斯事件中反犹情绪的高涨埋下了伏笔。
普法战争失败后，法国军方卧薪尝胆，一直渴望对德复仇，情报工作就显得十分重要。1894年9月26日，法国军方安插在德国大使馆的间谍巴斯蒂夫人从德国驻法武官施瓦茨科彭的废纸篓中发现一份涉嫌法国军事机密的清单，并转交给上级亨利少校（Hubert-Joseph Henry，1846—1898）。这份清单上列有5份文件，没有寄信人的署名，也没有注明日期。
这份清单写道：
虽然没有接到任何您要见我的指示，先生阁下，我还是寄些有趣的资料给您。
一、有关120毫米口径野战炮水力闸及其运作方式的字条。
二、有关掩护军队的文件（新计划可能会有部分修改）。
三、有关炮兵队形调整的文件。
四、有关马达加斯加的文件。
五、有关野战炮发射手册的草稿（1894年3月14日）。
最后一项文件极难弄到，但我只用几天的时间便得手了。陆军只发给军团一定数目的副本，而军团必须对这些副本负全责，持有副本的军官在演习后必须交还。这份文件若有引起您兴趣之处，而您又想拥有一份副本的话，我会想办法要到一份。您若要我把它放大，寄一份给您，我亦可照办。
由于大演习的关系，我会离开一阵子。
亨利少校立即将此份情报交给上司桑德赫尔（Jean Sandherr，1846—1897），后者仔细研读备忘录中内容后初步判断是部门内部人员走漏消息，此人在备忘录中多次提到炮兵装备，说明此人是炮兵出身。经过逐一排查、核对笔迹后，他们将目光转向了炮兵上尉出身、目前在陆军部担任见习参谋的德雷福斯身上。
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1859年出生于阿尔萨斯，父亲是一个犹太纺织商人。普法战争之后，阿尔萨斯被割让给普鲁士，德雷福斯全家离开阿尔萨斯，加入了法国国籍。1892年，德雷福斯从军事学校毕业后进入法国陆军参谋部担任见习参谋。法布雷上校认为备忘录上的笔迹与德雷福斯的笔迹非常接近，随后桑德赫尔又找到参谋部笔迹鉴定业余爱好者帕蒂，他判定备忘录出自德雷福斯之手。后来参谋部从法兰西银行请来笔迹鉴定专家，得出的结论是备忘录中的笔迹有“多处且重要的差异”。由于怀疑银行笔迹鉴定专家可能与犹太金融家勾结，陆军部长梅西耶（Auguste Mercier，1833—1921）请在司法警务处的笔迹鉴定专家贝蒂荣重新鉴定，得出的结论是德雷福斯的笔迹与备忘录中完全相符。
10月15日，陆军部长梅西耶擅越职权，亲自下令以间谍罪和叛国罪将德雷福斯逮捕，并将他秘密关押在歇尔舍-米迪军事监狱。在德雷福斯被单独关押的7个星期里，帕蒂
多次想尽办法对德雷福斯进行逼供，但都以失败告终。从发现备忘录到德雷福斯初步受审的两个星期里，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但是到了10月底，德雷福斯被捕的消息不胫而走。11月1日，极端反犹主义者德律蒙在《自由言论报》上以大字标题发表报道“叛国罪。犹太军官阿·德雷福斯被捕”。为了引起轰动，德律蒙在随后的报道中添油加醋，极力丑化德雷福斯，掀起了排犹反犹的浪潮。
12月19日，军事法庭不顾德雷福斯的辩护律师德芒热（Edgar Demange）的反对，对德雷福斯进行了秘密审判。22日，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仅依靠几名笔迹鉴定专家相互矛盾的鉴定结论，军事法庭便判处德雷福斯无期徒刑并革除军籍。1895年1月6日，德雷福斯在其母校被公开拔阶，上万群众围观，反犹口号不绝于耳。同年4月，德雷福斯被押送到法属圭亚那附近的魔鬼岛服刑。尽管德雷福斯本人一直拒绝承认自己有罪，其家属也四处奔走为其喊冤，但是无济于事。一桩冤案就此酿成。
1895年7月，皮卡尔上校（Georges Picquart，1854—1914）接替桑德赫尔上校担任参谋部统计处处长。1896年3月，潜伏在德国大使馆的巴斯蒂夫人获得一份“蓝色便条”。上面写道：
先生：有关您还在考虑的事情，我正在等待较您日前给我的说明更为详尽的指示。所以，您若能以书面方式告诉我，好让我决定是否继续与“R”或“C”公司保持关系，那就再好不过了。
上面还附有收信人及其地址：埃斯特拉齐司令，巴黎圣心路27号。皮卡尔顺藤摸瓜，很快找到了埃斯特拉齐的相关资料。埃斯特拉齐（Ferdinand Walsin-Esterhazy，1847—1923）是匈牙利某贵族私生子的后裔，出生于巴黎，平时生活腐化，爱好赌博，私生活混乱，经常负债。皮卡尔将这份蓝色便条的字迹与之前认定是德雷福斯所写的备忘录的字迹仔细比对，发现两者完全相同。他将这一发现报告给了负责处理这一案件的贡斯将军（Charles-Aruthur Gonse，1838—1917），希望重审德雷福斯案件。贡斯将军为了维护军方荣誉，当即表示不能重审，并要求他本人闭口不谈。皮卡尔没有听从贡斯的意见，坚持将两个案件放在一起调查，这引起了参谋部的不满。同年11月，参谋部将皮卡尔调往突尼斯前线，由亨利少校继任其职。皮卡尔决心不把这个秘密带到坟墓中去，1896年4月2日，他给共和国总统写了一封私人信件，陈述他深信德雷福斯无罪，并指出真正的叛国者是埃斯特拉齐。两个月后，他在临行突尼斯前将自己的这封信交给了好友勒布鲁瓦（Louis Leblois）律师，嘱咐勒布鲁瓦万一他在前线不幸阵亡，务必要将此信交给总统。后来，他同意勒布鲁瓦将事件真相告诉某些关切此案并且可以信赖的议员，条件是不得说明他是消息来源者。不久，关于德雷福斯无罪的消息走漏了出去，并传播开来。
1897年7月，众议院副议长凯斯特纳（Auguste Scheurer-Kestner，1833—1899）率先公开支持德雷福斯，并支持德雷福斯的亲属对埃斯特拉齐提出控告。11月，巴黎《晨报》刊登了作为德雷福斯罪证的备忘录的照片和埃斯特拉齐的字迹样本，以确凿的证据表明真正的罪犯是后者，从而要求政府重新审理此案。但当时的陆军部长一再声称，德雷福斯已经得到了“公正合法的惩处”，总理梅利纳（Jules Méline，1838—1925）出于维护军队荣誉的考虑，于12月24日在议会上郑重宣布“不存在德雷福斯事件”。
德雷福斯的哥哥一再要求军事法庭审讯真正的罪犯埃斯特拉齐，并释放德雷福斯。迫于舆论压力，巴黎军事法庭对埃斯特拉齐进行了走过场式的提审。1898年1月11日，巴黎军事法庭当庭宣布埃斯特拉齐无罪，而皮卡尔因为泄露机密被逮捕。这一判决使反犹主义者弹冠相庆，在大街小巷狂呼“处死犹太人”。心怀良知与担当的正义人士则对这一不公正的判决难以抑制心中的愤慨，开始了为德雷福斯平反的漫长斗争。
早在德雷福斯事件发生之初，对事件真相有所了解且富有正义感的新闻记者贝尔纳·拉扎尔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图书馆馆员吕西安·赫尔最先开始为德雷福斯伸冤，但由于他们的影响力有限，他们的活动未引起整个社会的广泛关注。德雷福斯事件后来之所以演变成全国性的政治事件，与当时在法国文坛声望日隆的埃米尔·左拉（Émile Zola，1840—1902）的“介入”有着密切关系。
左拉得知这份颠倒黑白的判决，义愤填膺，连夜写了一封致共和国总统菲利克斯·富尔（Felix Faure，1841—1899，1895—1899年在任）的公开信。公开信共1万余字，义正词严，笔锋犀利。当这封信1月13日在《震旦报》上发表时，该报主编克雷孟梭给公开信冠名《我控诉》。信中用激烈的言辞，点名指控制造德雷福斯冤案的军方人士，控诉军方释放真正的叛国者埃斯特拉齐：
我控诉陆军中校杜帕蒂·德·克朗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冤案；我愿意相信，他当时这样做并不是出于恶意，但是三年来，他一直在用一些荒谬透顶、罪恶昭彰的欺骗伎俩为自己损害他人的行为辩护。
我控诉梅西耶将军参与了本世纪最大的一起冤案，他这样做至少是意志薄弱。
我控诉比约将军，他手中明明掌握着证明德雷福斯无罪的切实证据，但他一声不吭；他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和为了替卷进事件的参谋部开脱罪责而公然侵犯人权，亵渎法律。
我控诉此案的同谋波瓦戴费尔将军和贡斯将军，波瓦戴费尔参与这一罪行无疑是为了维护教会的利益，贡斯则可能是由于一种小集团的思想作祟，想把国防部的各个机构变成谁也碰不得的禁区。
我控诉德帕利欧将军和拉瓦里侦查长搞了一个伤天害理的调查，我指的是他们的调查偏袒一方，令人发指，其证明是：拉瓦里的报告中，妄加断言之处不胜枚举。
我控诉三位字迹鉴定专家：贝劳姆、瓦里昂和古阿尔。他们的报告无中生有，欺世盗名，如果医生能证明他们患有眼疾或思维混乱，那另当别论。
我控诉陆军部的各个机构无耻地在报刊上，特别是在《闪电报》和《巴黎回声报》上，大肆造谣惑众，掩盖其错误言行。
最后，我控诉第一军法处侵犯人权，不将定案材料向被告披露便将他判罪；我控诉第二军法处根据上面的命令袒护这一非法行为，他们亵渎法律，居然判一个罪犯无罪了。
左拉深知自己可能因言获罪，他在公开信的结尾写道：
在我提出这些控诉之际，我并不是不知道冒着受到1881年7月29日新闻法第三十条和第三十一条的规定的惩处诽谤罪打击的危险，但我甘愿这样做。
至于被我控诉的人，我并不认识他们，从未见过他们，我对他们既无怨尤，更无仇恨。在我看来，他们只不过是心怀社会邪恶灵魂的几个实体罢了。而我在这里所做的工作，仅仅是促使真理和正义早日爆发出来的一种革命手段。
我只有这样一种激情，以全人类的名义看到光明；人类遭受了无穷的苦难，应该有权获得幸福。我的激动的抗议是我灵魂的呼声。让人们把我带到刑庭受审吧，我要求公开的调查！
我正等候着。
左拉的《我控诉》在《震旦报》第87期以头版的整个版面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原先漠不关心的人也站了出来，支持重审德雷福斯案件。刊登此信的30万份《震旦报》很快被抢购一空。有人在大量购买后将它到处张贴，四处分发；也有人对此恨之入骨，成捆成捆地买来销毁。
果然，军方以诽谤罪起诉左拉。在法庭上，以总参谋长布瓦代夫（Raoul Le Mouton de Boisdeffre，1839—1919）为首的军方代表以高级将领集体辞职要挟陪审团追究左拉的“罪责”。左拉回应道：“在这里，人们可以攻击我。但总有一天，法兰西将会因为帮助她拯救了声誉而感激我。”尽管有克雷孟梭和费尔南·拉波里两名著名律师辩护，1898年2月，法庭还是判处左拉1年徒刑和3000法郎罚款（4月2日，最高法院撤销了此项判决）。
在左拉遭到审判期间，全国舆论的焦点集中在了德雷福斯事件上。德雷福斯事件逐渐由一件司法案件演变成全国性的政治事件。整个法国围绕着是否应该重审德雷福斯案件分裂成了重审派（德雷福斯派）和反重审派（反德雷福斯派）。重审派以左拉、饶勒斯（Jean Jaurès，1859—1914）、克雷孟梭为代表，他们认为纠正德雷福斯冤案不仅能够改变德雷福斯个人的命运，也是捍卫资产阶级民主和法律尊严的战斗。站在这一派主要是资产阶级共和派、开明知识分子、新教徒及广大先进工人、一部分社会主义者。反重审派以巴雷斯（Maurice Barres）、夏尔·莫拉斯
、德律蒙、德鲁莱德等为代表，他们认为德雷福斯案件的重审不仅会败坏军队的荣誉，还会威胁国家安全。站在这一派的主要是极端民族主义者、君主主义者、天主教徒和军国主义者。
在两派的针锋相对中，法国迎来了1898年的议会选举，结果阻挠调查德雷福斯事件的梅利纳内阁倒台，主张重审的布里松组阁。然而担任布里松内阁的陆军部长卡芬雅克（Jacques Marie Eugène Godefroy Cavaignac，1853—1905）是反重审派。7月7日，皮卡尔和埃斯特拉齐被同时逮捕，不久埃斯特拉齐再次被无罪释放。卡芬雅克公布了证明德雷福斯有罪的3个新文件，还秘密拟定了将克雷孟梭、饶勒斯、左拉等人送交最高法院的名单。左拉闻讯后被迫出逃伦敦。事后证明，卡芬雅克公布的3个新文件中，唯一能够证明德雷福斯有罪的文件是亨利中校伪造的。8月30日，亨利中校因阴谋败露而被捕，次日在狱中自杀。亨利的供认和自杀对于反德雷福斯派打击巨大，埃斯特拉齐畏罪潜逃。总参谋长布瓦代夫和陆军部长卡芬雅克被迫辞职。
在反德雷福斯派看来，亨利为了爱国而伪造证据的行为是值得赞扬的，民族主义者莫拉斯提出“替代假设”的说法，即亨利的文件是为了替代某份不能公开的真文件，那份真文件如果发表，就有跟德国发生战争的危险。还说亨利是为了祖国的利益背起了沉重的十字架，是真正的军人。
1899年2月16日，58岁的富尔总统因风流韵事中风去世，新当选的总统卢贝主张重审德雷福斯案件。1899年9月9日，雷恩军事法庭经过一个多月的辩论，为了维护军队的声誉，仍以5∶2的多数肯定德雷福斯有罪，但迫于形势，将终身监禁改为10年徒刑。这份不公正的判决再次引发德雷福斯派的愤慨。几天之后，卢贝总统宣布对德雷福斯实行特赦。陆军部长随即宣布案件已经结束，并号召各派从此和解，表示对反德雷福斯派的军官不予以追究。
德雷福斯本人接受了特赦。作为一名军人，他对军队有着热爱之情，当他看到重审派为了他个人而抨击军队时，内心虽然为自己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感到不平，但也害怕会因他个人而败坏了军队在公众当中的形象，尤其是在国家面临战争威胁的时候。1903年，选择息事宁人的德雷福斯在饶勒斯的支持下再次要求重审，但直到1906年7月，最高法院才宣判德雷福斯无罪，他被授予荣誉勋章并恢复军职。皮卡尔也重返军队，晋升为将军，后来出任克雷孟梭政府的陆军部长。
饶勒斯认为，德雷福斯事件不只是事关一个军官是否有罪的斗争，而是全国进步势力同军队和教权派的反动势力之间的决战，是那些相信《人权宣言》原则的民主人士同那些否认《人权宣言》原则的反民主人士之间的决战，是那些拥护共和政体的人同反对共和政体的人之间的决战。德雷福斯派和反德雷福斯派的斗争可以归纳为是真理至上还是民族利益至上，如果民族利益压倒了正义与真理，共和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军国主义道路，共和制也将因此颠覆。
德雷福斯事件使法国政治发生了方向性的转变。自布朗热运动以来，执政的机会主义派长期执行偏右政策。1893年选举后的新温和派对保守势力更加宽容，导致共和国越来越向右滑。德雷福斯事件也使温和派开始分裂，以梅利纳为代表的中右派渐进主义者，放弃反教权主义，亲近保守派；而以雷蒙·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é，1860—1934）、瓦尔德克-卢梭为首的共和派左翼则与激进主义缩短距离。普恩加莱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态度极其谨慎，对双方几乎各不得罪，使他后来有条件以法国各派调停者的身份出现。
激进派则因广泛介入捍卫共和与资产阶级民主的斗争而信誉大增。激进派自布朗热运动以来连连受挫，几乎一筹莫展，现在它重新赢得了政治生命，此后在迅速崛起的社会党人帮助下，得以连续执政。
共和派利用德雷福斯事件的胜利，不失时机地调整国家与军队的关系，把军官的晋升权从总参谋部转移到政府手中，军方管辖的反间谍机关也纳入国家安全总局的控制，为军队的共和化开辟了道路。
对于民族主义者来说，此时的民族主义开始与歇斯底里的排犹、反犹思潮结合在一起。犹太人在法国军界、金融界和政界的巨大影响力令保守势力深感不安。反犹主义者德律蒙认为，种族上低劣并信奉原始宗教的犹太人已经控制了法国。1886年，他编写了小册子《犹太人的法国》，后来又创办了副标题是“为法国人的法国”的《自由言论报》，将法国所有的弊端统统归罪于犹太人，呼吁将犹太人驱逐出法国。这些言论得到了一贯厌恶犹太人的保守天主教徒的共鸣，德律蒙的报纸得到了天主教激进派的资助。民族主义者巴雷斯同样宣称，法国自大革命以来发生的坏事和犹太思想、新教思想以及外来思想有关。民族主义者与反犹主义者都成为犹太人最凶恶的敌人，他们还把矛头指向“包庇犹太人的共和国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因此，19世纪末的民族主义抛弃了自由主义的传统而转向与保守主义结合，成为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
德雷福斯事件是法国知识分子史上最重要的界标之一，它标志着“笔杆子”向“枪杆子”发出了挑战。德雷福斯事件为法国“知识分子”（intellectuel）的“诞生”提供了时间与空间。法国知识分子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以积极介入的姿态充当社会良心的举动，改变了人们对于知识分子的传统认知和知识分子自身的定位。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的一些重要现象，如知识分子内部的“两极化”、普遍主义或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价值取向的持久对立、知识分子的话语霸权与反理智主义之间的斗争，以及20世纪法国知识界突出的“左倾化”特征等，均发端于这一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