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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44年，随着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戴高乐开始从事解放法国的具体准备工作。5月16日，戴高乐向内地军发布命令，要求内地军从盟军登陆之时起，与盟军取得联络，直接参加战斗。6月3日，全国民族解放委员会（Comité Français de Libération Nationale，简称CFLN）改组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Gouvernement Provisoire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简称GPRF），担负政府领导职能。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揭开了法兰西民族解放的新篇章。8月15日，塔西尼（Jean de Lattre de Tassigny）指挥的法国第一集团军作为盟军的组成部分，与美国军队配合，在法国南部普罗旺斯沿岸实施了第二个登陆行动并获得成功。
这两次登陆标志着盟军在西欧战场反攻的开始。正如帕斯卡尔·柯西（Pascal Cauchy）所指，尽管参战的二十五万法国部队还说不上是反攻的主力，但是象征意义十分强烈。 (1) 法国全境掀起了广泛的民族起义浪潮，积极配合盟军的军事行动。8月19日，巴黎人民发动起义，筑起街垒，各个街区都发生了和德军的战斗。8月24日晚，勒克莱尔（Philippe Leclerc de Hauteclocque）率领的第二装甲师抵达巴黎，德国守军投降。25日，戴高乐在市政厅面对欢庆的民众发表演讲，正式宣布巴黎光复。他说：“巴黎曾被侮辱，被打碎，被折磨，但是巴黎解放了，依靠自己，依靠人民、法国军队和团结一致的法国获得了解放。法国一直在战斗，它是唯一的，真实的，永恒的。” (2) 1944年冬，法国军队已经收复了几乎全部领土，仅剩大西洋沿岸几处据点的德军残余尚未肃清。随后，塔西尼率军攻入德国境内。1945年5月8日，塔西尼和其他盟国的指挥官一起接受了德国的投降。
德军的节节败退加速了维希政权的解体。在盟军登陆时，菲利普·贝当不得不要求法国人保持中立。8月17日和20日，贝当和皮埃尔·赖伐尔分别被纳粹带往德国，两人宣布放弃权力。几个合作主义分子听命于纳粹建立了一个政府委员会，雅克·多里奥试图建立一个流亡政府，但于1945年2月毙命。随着纳粹的投降，维希政权的残片也荡然无存了。赖伐尔逃往西班牙，被佛朗哥引渡回法国。贝当逃到瑞士，后向法国政府自首。
在收复国土的同时，各地权力机关就开始对合作主义分子进行审判，史称“清算”（l'Epuration）。清算对象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各界与纳粹和维希政权合作的人士，持续到1953年。有关判决的具体数据，史学界尚未达成共识。据亨利·鲁索（Henri Rousso）的估算，约有95000人被判有罪，其中1536人被处以极刑。 (3) 在维希政权的首脑当中，贝当被判死刑，后被减刑为终身监禁；赖伐尔和维希“保安队”头目约瑟夫·达尔南被处决。判决的严厉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与其他沦陷国家相比，法国对投敌分子的惩处较东欧国家为轻，较其他西欧国家为重，法国国内也存在地区和职业之间的差异。例如，与政治界和经济界的合作分子相比，附敌知识分子所受的惩罚是最为严厉的。在投敌作家中，夏尔·莫拉斯（Charles Maurras）被判终身监禁，乔治·苏亚雷斯（Georges Suarès）和罗贝尔·布拉齐拉赫（Robert Brasillach）被判死刑。
随着德国的投降，法国也进入一个政权过渡阶段，盟国之间的矛盾开始显现，尤其是戴高乐并不想让美国插手法国政治。当罗斯福计划在法国建立一个临时的军事当局，并允许贝当时期的地方政权继续存在时，戴高乐对这一侵犯法国主权的计划感到十分愤怒，决心用行动来粉碎它。1944年6月14日，戴高乐在流亡四年以后，第一次踏上祖国的土地，在刚刚获得解放的贝叶，戴高乐马上任命一名共和国专员接管诺曼底的地方政权，用亲信替换了贝叶的行政长官，而且随着国土解放的进程，戴高乐逐一进行这样的换班，最终没让罗斯福有机会实行他的计划。与此同时，戴高乐最后能否接管全国政权，还取决于国内抵抗运动对他的支持程度。1943年5月27日，经过让·穆兰等人的努力，法共、社会党、激进党、人民民主党、民主联盟（Alliance démocratique）和共和联盟（Fédération républicaine ）六个政党，“战斗”（Combat）、“解放”（Ceux de la Libération）、“民族阵线”（Front national de la résistance）及其下属的“自由射手和游击队”（Franc-Tireur）等八个抵抗组织，总工会（La 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简称 CGT）和法国基督教劳动者协会（La Confédération française des travailleurs chrétiens，简称CFTC）两大工会组织共同组成了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Conseil National de la Résistance，简称CNR），并正式宣布接受戴高乐的领导，如此一来虽然分歧仍存，但戴高乐已经成为整个法国抵抗运动的领袖。1944年8月巴黎光复后，当有人建议戴高乐在市政厅宣布成立共和国时，戴高乐拒绝了，他认为共和国一直存在着，他就是共和国政府的元首，以此表明其政府的合法性和正统性。9月9日，巴黎建立了新的“举国一致”政府，其中三分之一是国内抵抗运动组织的代表，法共代表分别担任了空军部长和公共卫生部长，这是法共第一次参加政府。然而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在地方上遇到接管政权的困难。许多地方的政权已经被地方上的“解放委员会”掌握，它们往往不接受临时政府派去的专员的领导。不过最后戴高乐利用自己的威望和能力控制了局势。1944年10月，戴高乐对外省进行了一系列的巡视，尤其是到政府权威比较脆弱的南方地区，沿途受到人群的热烈欢迎，由此进一步提高了他的威望。
戴高乐能否最终控制局势的关键在于法共。在抵抗运动中，法共的力量日益壮大，成为国内抵抗运动的中坚。它拥有自己的武装，在地方基层组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到1945年，党员数量超过50万，其分布地区不再仅限于工业区，即使最偏远的乡村也有影响。 (4) 法共的阶级成分也不再限于工人阶级，吸纳了许多渴望变革的青年知识分子和约里奥-居里、毕加索等文化名人入党，开始成为一个超阶级的政党。在解放后的法国政坛，相比于其他传统政党的衰弱，法共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
戴高乐采用了各种手段削弱法共和国内抵抗运动的影响，如将内地军与正规军合并，交国防部统一指挥，把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归并到临时政府的咨询机构之中，并下令解散法共的武装力量。这些措施遭到法共和其他抵抗运动组织的强烈反对。为了争取法共的支持，戴高乐赦免了流亡苏联的法共领导人莫里斯·多列士（Maurice Thorez）。多列士于1944年11月27日回到巴黎，他说服党内同志，要进行合法斗争，并发表演讲，声明只能有一个政府，一支共和国军队和警察，必须维护法国政治上的统一。多列士的回归，对法国政局的稳定产生了积极作用。此后，国内抵抗运动组织不断分化，各派领导人逐渐融入各政治派别之中，于是接下来要面对的问题就是要建立怎样的一个共和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