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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五月风暴”是法国各种政治、社会和文化矛盾的总爆发。在政治层面，戴高乐十年执政，解决了不少重要的问题，在1967年12月31日的电视讲话中，他声称“对法国在即将到来的一年中的发展充满信心” (16) 。但随着法国政治生活走上正轨，许多人越来越认为他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法国人逐渐对他的统治感到厌倦，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事实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在社会层面，矛盾也有所发展。经济形势在1968年初还算健康，但这种健康是以牺牲社会一部分的利益作为代价的。为了控制通货膨胀，政府降低工资增长的幅度，工薪阶层自然不满意。企业的集中化趋向使失业人员增加。一些老工业和农业大量转产的地区，一些不适应者认为他们是社会不公的牺牲品。同时在教育上，战后人口出生高潮期出生的孩子已经进入高等教育阶段，而这些年来由于义务教育延长至16岁，中学生人数增加，这给高等教育带来很大压力，为了回应社会需求，政府建立了许多新大学，但条件却不能尽如人意。学科设置的陈旧，教学水平的低下和教育的脱离实际又往往使学生在毕业后感到学非所用，“毕业即失业”的现象更使学生们深感困惑和不满。当时教育改革正在进行，有消息说大学里将引进淘汰机制，也在学生中造成不安。
在文化层面，随着社会的现代化，新旧思想观念形成巨大的冲撞。一些人批评过分注重物质因素的这种现代化进程，指责政府只强调生产和经济发展而忽视了人，认为应该坚守传统的观念。而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反对旧的价值观，反对陈旧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宗教道德说教的陈词滥调。种种等级观念和各种束缚在他们看来是难以忍受的。青年学生没有经历过二战，不像老一辈那样支持戴高乐，甚至对这位整日喋喋不休地用教训口吻讲话的老人感到厌烦。在青年中，左派的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十分有市场，如托洛茨基、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青年中有广泛的影响，使有些人倾向于直接行动。受世界其他国家左派运动影响，“五月风暴”中的青年学生认为“这是一场世界革命，任何错误和耽搁都不能阻止我们的敌人最终被消灭” (17) 。
“五月风暴”最初是从大学的校园刮起的。早在1968年初，在巴黎近郊新学院——南泰尔学院，接二连三地发生学生抗议活动。1月，青年体育部长到学院参加学校游泳池落成典礼，遭到学生的围攻，其中为首的是社会学系的德籍学生达尼埃尔·科恩-邦迪（Daniel Cohn-Bendit）。接着，居住在学生公寓的学生要求男生有权进入女生宿舍。3月20日，一些学生集会反对美国侵略越南，有学生被捕。为了声援受处分的学生，在科恩-邦迪的领导下，学生于3月22日占领了学院行政大楼，发起了“3·22运动”（Mouvement du 22 mars）。当局出动警察驱赶了学生。由于校园内不断有类似活动出现，院长决定于5月2日关闭学校，由此引发了“五月风暴”。
由于南泰尔校园的关闭，学生将活动转移到巴黎的拉丁区。5月3日，他们在索邦大学组织了一次抗议集会，但校长请来警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许多学生被传讯。警察的粗暴行为引起学生新的抗议，然后又引来新的镇压。学生的运动最后演变为后来被称为“街垒之夜”的冲突。第一个“街垒之夜”是10日至11日的夜晚，学生占领了索邦等一些大学，还占领了奥代翁剧院，同时运动从大学逐渐蔓延到中学，大量中学生加入进来。
5月13日，工人加入学生的斗争行列。总工会组织了80万人参加的浩大示威游行，反对警察的镇压，声援学生。14日起，工人开始自发地罢工，第一个罢工的是南特的南方飞机厂，随后扩展到全国和各行各业。几天以后，所有的生产部门、商店、公共部门、邮电通讯、交通运输和广播新闻业都停止了活动，国家陷入瘫痪，甚至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等也参加到运动中来。至5月22日，参加罢工的人数达到1000万人， (18) 真正发展成为一场规模空前的社会运动。
社会运动引发了政治危机。开始政府并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学生游行、工人罢工在法国是常有的事。5月2日，蓬皮杜总理出访伊朗和阿富汗，到5月11日才回到巴黎。戴高乐起初也未严肃看待抗议风潮，于5月14日出访罗马尼亚，到18日才匆匆赶回国内。在他们缺席的情况下，政府部长们在这场难以控制的危机面前束手无策。戴高乐直至5月24日才露面，发表了一个讲话，建议为公民参与各级管理进行全民公决，威胁说如果局势恶化则可发展到内战的地步，但没有引起什么反响。相反学生因为传闻科恩-邦迪将被驱逐出境而在当天晚上再次走上街头，出现了第二个“街垒之夜”。接着，蓬皮杜想通过与工会组织谈判的方法，使工人退出运动。从5月25日至27日，他在巴黎格勒内尔大街劳工部所在地主持了工会和雇主协会的谈判，达成了《格勒内尔协定》。该协定几乎是1936年《马提翁协定》的翻版，规定最低保障工资增加35%，其他工资分别增加7%至10%不等， (19) 此外承诺扩大企业工会的权利并进一步减少工作时间。总工会领导对协定表示满意，但遭到基层工会组织的拒绝。
此时各派政治人物开始考虑夺取政权。5月27日，左派政党在夏尔莱蒂体育场组织了集会。5月28日，密特朗要求建立一个以孟戴斯-弗朗斯领导的临时政府，他自己将成为总统候选人。5月29日，一直对斗争持观望态度的法共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提出“人民政府”的口号。同日，戴高乐离开爱丽舍宫，秘密前往联邦德国的巴登巴登，会见了法国驻德武装力量总司令马絮将军。
5月30日，戴高乐回到巴黎，发表了一个简单的广播讲话，宣布解散国民议会，提前进行大选，并要求法国人采取断然行动，保卫共和国。当天晚上，在凯旋门和香榭里舍大道出现了支持戴高乐的大规模游行。各政治力量马上把学生抛在一边去准备预定在6月23日和30日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了；罢工行动也逐渐平息；学生的示威活动还有零星发生，但也已是强弩之末。6月12日，政府宣布禁止一切游行示威，解散极左组织。6月16日学生从索邦大学撤离，“五月风暴”就这样平息下去。
6月23日和30日，举行了议会选举。在这次选举中，戴高乐派采用了新的名称“保卫共和联盟”（Union de Défense de la République，简称UDR）参选。最终结果，戴高乐派重新巩固了它的多数地位，在总计485个议席中获得294席，与1967年相比，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取得了明显的优势。 (20)
“五月风暴”是战后法国历史上最为扑朔迷离的历史事件。对于这个事件的性质，根据让-雅克·贝克尔的归纳，主要有以下八种观点：1.左派“颠覆政府的企图”；2.“法国高等教育的危机”；3.“青年的反叛”；4.“文明的危机”；5.“一种新型的社会运动”；6.“一场传统类型的社会冲突”；7.“政治危机”；8.“一系列情境的连锁反应”。 (21) 法国史学界对此尚未达成共识。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强调，五月事件导致的政治危机最终没有超出法治国家的限度，充分体现了年轻的第五共和国已经迅速扎根，得到了法国民众的充分认可。在“五月风暴”中，除了极少数青年激进分子，社会各阶层都没有推翻现存体制的愿望。更重要的是，与1958年相比，军队保持稳定，并没有受到影响而发生叛乱。如果抗议游行冲击了总统府或总理府，戴高乐动用军队镇压的可能性也几乎不存在。“即使受到了1968年5月的冲击，第五共和国制度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并没有在根本上受到实质性的威胁。” (22) 五月事件将1960年代法国社会发生的各项变化进行了放大，并且推动了这些变化，起到了历史加速器的作用。
“五月风暴”虽然来去匆匆，但它作为法国战后规模最大的社会运动，给法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相关问题我们在以后的篇章中还要涉及，而最直接的政治影响是戴高乐地位的动摇，最后造成戴高乐时代的结束。
戴高乐在“五月风暴”后虽然赢得了选举的胜利，但这主要是保守势力借助人们害怕动乱的心理实现的反弹，人们选择的是秩序，而不是戴高乐。戴高乐的权威无疑在“五月风暴”后受到了削弱，一方面是事件的本身就是对戴高乐权威的挑战，他在事件过程中一度表现出的无能为力，更使人们有理由认为78岁的戴高乐是该到引退的时候了；另一方面，蓬皮杜在事件中发挥了重要的稳定作用，更显得他是制度保障的一堵城墙，这也威胁到戴高乐的地位。所以，戴高乐准备更换总理。蓬皮杜连任总理六年，打破了第三至第五共和国总理任期的纪录，但在7月21日被外长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Maurice Couve de Murville）所取代。随之离开政府的还有国民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和内政部长克里斯蒂安·福赛。
戴高乐通过“五月风暴”认识到应该增加法国民众参与各级管理的机会，决定对学校和政治制度进行改革。议会于11月12日以441票赞成，0票反对，39票弃权通过《高等教育指导法》， (23) 原来的学院成为自治的大学，学校的管理扩大到学校的所有成员，由各级教师、行政人员和学生的代表共同管理。
在政治制度改革方面，戴高乐命令新上任的负责制度改革的国务部长让纳内制定一个包括两方面内容的计划：第一，先建立新的“大区”（Région），大区的管理委员会由两部分人联合组成，一部分是该大区的国民议会议员、省议员和市议员，另一部分是该大区的行业组织和社会组织，如商会、工会、其他社会团体等的负责人；第二，在国家一级，对参议院进行改革，各国家级的经济社会委员会和参议院合并，组成新的参议院，形式职能和大区管理会一样，立法职能被剥夺，只是一个经济问题的咨询机构。戴高乐又一次将改革方案交给法国人全民公决，并将这次全民公决作为对自己信任的表决，公开表示：根据他的全民公决概念，如果遭遇否决，他必然将辞去总统职务。 (24)
这是一步险棋，走好了，戴高乐的威望当然会得到提高。然而前景并不妙。左派刚经受大选的失败，毫无疑问会把全民公决作为复仇的机会；勒卡尼埃领导的中间派也表示反对；长期的盟友吉斯卡尔-德斯坦明确表示要在全民公决中投反对票；大部分参议员更不会赞同剥夺自己权力的方案；最后蓬皮杜的一个表态，也对部分选民产生了微妙的心理作用。他1969年1月17日在罗马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自己会在今后参加总统竞选。因此政府多数派中的一些人认为，戴高乐的离去未必不是好事，因为他们已经有了更好的接班人选。
1969年4月27日，全民公决举行，结果52.4%的人投票反对。 (25) 28日零点，戴高乐通过媒体发表了他发自家乡科龙贝的一则文告：“我停止行使作为共和国总统的职权，本决定从今天中午起生效。” (26) 8个月后，1970年11月9日，戴高乐在家乡因突发心脏病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