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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是第五共和国政治制度进一步完善和真正确立之年。在这之前，总统之所以能够行使重大的权力，一方面是由于新宪法对政治制度作了修改；另一方面，国内外都有一些棘手的问题使许多人望而却步，只有依靠强人去解决；但更重要的是戴高乐个人魅力的作用，他的不凡经历，他不屈不挠的个性，他的巨大威望，造成了众望所归，再加上他并不在宪法规定中的行为方式，如经常发表电视和广播讲话，经常举行记者招待会，经常巡视全国各地等，以保持和人民的经常接触，也起到了扩大影响、提高威望的作用。从宪法上看，存在着一些变数，第三共和国和第四共和国的一些原则依然在第五共和国的宪法中保留着。总统的选举团虽然人数有所增加，基础有所扩大，但主要还是由各级议会的议员决定的，总统权力本源依然来自议员。这就决定总统权力必然受制于议员，如果遇到个性软弱的总统，就有可能大权旁落。同时政府还是对议会负责的，有朝一日，总统权力衰落，又会恢复到以前的政治制度的模式，即典型的议会制。这种宪法潜在的矛盾到了1962年趋于白热化。
当时阿尔及利亚的纷争已经尘埃落定，许多政治家认为戴高乐应召上台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希望他及时引退，让位于传统的政党和议会制度。然而戴高乐的考虑正好相反，他认为这是他继续重铸国家的极好时机，应该借此进一步扩大行政权，从制度上保证总统的权力中心地位。
总理德勃雷意识到政党和戴高乐的关系日趋紧张，再过几个月，议会的多数可能出现分化，向戴高乐建议解散国民议会，提前举行大选，这样可以借全民公决解决了阿尔及利亚问题的东风，进一步加强政府在议会中的多数。戴高乐拒绝了这个建议，他有自己更深的考虑。1962年4月14日，戴高乐要求德勃雷辞职，任命乔治·蓬皮杜为总理。戴高乐更换政府的方式和挑选的新人都在国民议会引起一片反对声。许多议员认为，宪法虽然规定总统任命总理，但并没有规定总统有权撤换。而且，蓬皮杜成为总理有许多地方违背了传统。蓬皮杜在当时并不是法国政坛一流人物，甚至可以说默默无闻。他出身低微，是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曾任文学教员，既不是议员，也不是高级行政官员，更没有参加过抵抗运动，从政的经历仅有在1944年进入过戴高乐的内阁，但后来就去了洛特希尔德银行，1958年成为戴高乐信任的合作伙伴。议员们认为，戴高乐如此替换政府无非是想显示总统的中心地位，因此十分反感。
蓬皮杜意识到国民议会的敌对态度，他在选择部长时，有意剔除了一些技术官僚，增加了资深议员在内阁中的分量，其中有保卫新共和联盟的皮埃尔·梅斯梅尔（Pierre Messmer）、农民和独立派全国中心的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人民共和党的弗林姆兰和莫里斯·舒曼等。但蓬皮杜的这种姿态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民议会对他的态度。1962年4月26日，蓬皮杜在国民议会只获得259票的信任投票，有128票反对，119票弃权， (10) 虽然得以通过，但表明戴高乐派的友党议员大部分都不支持戴高乐派总理。5月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以讽刺的口吻，攻击了主张欧洲联合的人士，更使他的盟友人民共和党感到难堪，一怒之下，该党弗林姆兰、舒曼等五位部长退出了政府。
8月22日，戴高乐从爱丽舍宫前往维拉古布莱，途经珀蒂-克拉玛尔时，遭到支持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秘密军”组织的伏击，幸免于难。这一事件，使戴高乐感到制度的脆弱性，促使他下决心加快制度改革的步伐。9月12日，戴高乐突然宣布要举行修改宪法的全民公决，最重要的修改内容是直接普选产生总统，此举又一次引起政坛的震动。绝大部分政党和政治家指责戴高乐违宪，因为根据宪法第89条，所有的宪法修正案在提交全民公决前必须由两院投票批准。而且他们攻击修宪的内容是要造就一个独裁者。他们认为普选议会是民主的，因为它选举的是纲领，是政策，而普选总统则完全是选举个人，只能造就拿破仑三世那样的独裁者，如果普选产生总统，总统就成了独立于议会的权力中心。在国民议会中，戴高乐的老朋友保罗·雷诺领导了这场反戴高乐的斗争，10月5日，国民议会通过了对蓬皮杜政府的弹劾案，蓬皮杜被赶下了台。戴高乐还以颜色，解散了国民议会。因此紧接着10月28日全民公决的还将有一场国民议会的竞选。
对宪法修正案的全民公决，表面看起来，只有戴高乐派的保卫新共和联盟持赞成态度，其他政党都表示反对，对戴高乐不利。但这是面向选民的选择，而不是政党。当戴高乐向选民宣传，选择赞成就是选择第五共和国，反之就是要回到第四共和国的老路上去时，对第四共和国不抱好感的大多数选民就已经站到了戴高乐的一边，更不用说戴高乐的威望和选民有权选举总统的美好愿景。全民公决的开票结果：61.7%表示赞成， (11) 宪法修正案获得通过。从此，法国人将直接选举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而且所有的法国人只要有来自十个省以上的100名各类当选人（如各级议会议员等）的签名支持就可以成为总统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如果在第一轮获得绝对多数就可当选，如果未获绝对多数，将由得票最多的两位候选人在15天以后进行第二轮角逐。
在随后进行的国民议会选举中，戴高乐派的保卫新共和联盟和“劳工民主联盟”（Union démocratique du travail，简称UDT）联合竞选。结果在11月18日第一轮中就获得32%的选票，创造一党得票最多的记录。11月25日的第二轮选举最后奠定了戴高乐派的胜局。戴高乐派获得233席，离绝对多数244席只一步之遥。可以让戴高乐放心的是，以吉斯卡尔-德斯坦为首的、在农民独立派全国中心基础上建立的独立共和党（Les Républicains indépendants，简称RI）也获得36席，三党联合足以形成国民议会的多数。法共和社会党仅分别获得41席和66席， (12) 一些著名的政治人物因为反对戴高乐，也被选民排斥在国民议会之外，如雷诺、孟戴斯-弗朗斯等。
戴高乐在这个政治斗争的回合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希望恢复传统议会制的政党被法国人所抛弃，总统普选的实现牢固地确立了半总统制，第五共和国得到了巩固。戴高乐在获得胜利后，重新任命蓬皮杜为总理。
根据宪法修正案，1965年将进行首次全民普选的总统选举。随着选举的临近，出现了一些对戴高乐不利的迹象，社会的抵触情绪在增加。农民对现代化进程感到不适应，公共部门的领薪者们抱怨他们的工资增长速度低于私营部门雇员，由于实行经济稳定计划，增长的速度暂时放慢，孕育着新的不满。在1962年选举中失败的政党走出传统的政党政治圈子，开始进行重新组合。一些跨党派的“俱乐部”建立起来，集中了不少知识分子、高级行政官吏、失意的政治人物和工会活动家，为新的政治崛起做准备。
原来为孟戴斯-弗朗斯摇旗呐喊的《快报》杂志，从1963年起开始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设计击败戴高乐的最佳总统候选人，它把这位候选人命名为“X先生”。人们觉得最符合条件的是社会党的加斯东·德费尔。他是一位温和的左派，以此可争取中间派的选票；他是老抵抗运动战士，又是马赛市的市长和国民议会的议员，在第四共和国时期也有政府工作的经验，具有一定的政治威信；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他又是一位新人，因为他在以前从来没有担任过重要的领导职务，与旧的共和国没有瓜葛，能够被选民所接受。然而，人民共和党对社会党的宗教政策存有戒心，拒绝对他表示支持。1965年6月25日，德费尔撤出竞选。
因此，在官方定下12月5日为总统选举的日期时，左派竟然无法提出候选人，这样为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参选铺平了道路，他于9月9日宣布参加总统竞选。密特朗在第四共和国时期曾11次出任部长，以抵抗运动社会民主联盟的主要领导人而出名，1958年后他一直反对戴高乐的政策，1962年重新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并写了一本名为《永恒的政变》的书，政治倾向十分鲜明。他出来竞选依靠的只是他1964年建立的一个小党“共和制度公会”（La Convention des institutions républicaines，简称CIR），并无和其他政党达成什么默契，不过他得到社会党和大部分激进党人的支持。中间派推出人民共和党主席让·勒卡尼埃为总统候选人。最后，11月4日，戴高乐宣布参加竞选。
在这次竞选中，电视和民意测验等现代技术手段开始发挥重要作用，1958年不能上电视的反对派也和总统一样享有平等的在电视露面的时间，在选民中扩大了影响。由于戴高乐认为他自己将会轻松取胜，所以面对电视观众，他还在不断重复七年来的老一套。面对75岁毫无新意的戴高乐，49岁的密特朗和45岁的勒卡尼埃打出的是年轻、清新、朝气蓬勃这张王牌。戴高乐的民意测验指数直线下降。12月5日，第一轮选举结果揭晓，使世人大吃一惊，也使戴高乐本人感到难堪：他仅获得44.65%的选票，未能过半数直接当选。密特朗获32%选票，将戴高乐拖入第二轮。 (13) 在第二轮竞选中，密特朗放弃了左派形象，简单地以反戴高乐的共和派人士的面貌亮相，而戴高乐在电视上的表现也有了改进，时而幽默嘲讽，时而信心十足，不断涉及法国人日常关心的问题。12月19日的最终选举激起了法国人的政治热情，投票率超过了84%，戴高乐以55.2%对44.8%（密特朗）的微弱优势胜出。 (14) 戴高乐虽然得以连任，但胜得艰难，表明戴高乐的巅峰时期已经过去，退潮的时候到了。
1967年的国民议会选举进一步表明了这种趋势。政府多数派以“支持第五共和国民主联盟”（L'Union des démocrates pour la Cinquième République，简称UD-V e ）的名称参加竞选，只得到200席，吉斯卡尔-德斯坦领导的独立共和党得44席，戴高乐派及其盟友在总共487个席位中刚刚超过半数。 (15) 更有甚者，吉斯卡尔-德斯坦在1966年初的政府改组中被撤换，对戴高乐心存芥蒂，态度改变为有保留的支持。就在这样的气氛中，1968年，法国爆发了战后规模最大、最猛烈的社会运动——“五月风暴”（Mai 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