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沈　坚

在欧美各国中，法国以悠久的历史传统著称于世。法国虽自高卢时代以来历经不计其数的战争、分裂和外敌入侵，但其文明却未曾经历任何重大的停顿和中断。自从波旁王朝建立尤其是1789年大革命爆发后，近现代法国更是对日趋一体化的世界产生了强烈而持久的影响。在跌宕起伏的中国近现代史上，以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有识之士，也在不断地探索法国在政治现代化道路上取得的成就及其经验教训，以期推动中国的革命运动和现代化建设。

鉴于法国在世界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及它对中国近现代史产生的深刻影响，中国学人很早就开始关注并撰写法国史著作。戊戌变法的先驱王韬编写《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戊戌变法的灵魂人物康有为编写《法国革命记》，梁启超著有《罗兰夫人传》。民国时期有左舜生的《法兰西战史》（1928年）、金兆梓编的《法国现代史》、冯品兰编的《法兰西史》（1936年）、伍纯武的《法国社会经济史》（1936年），以及束世澂的《中法外交史》（1938年）。这些作品最大的一个特点是服务于中国救国救亡的政治运动，所以作者大多根据中国时务的迫切需要，针对性地选择法国历史上的若干片段或事件，用以鞭策国人。换言之，它们政论色彩过浓，历史的科学性则稍逊。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国史研究进入一个相对繁荣的发展阶段。中国法国史研究的几代学者在通史编著和专门史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建树。张芝联先生主编的《法国通史》（1989年）、沈炼之先生主编的《法国通史简编》（1990年）、郭华榕先生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史》（1991年）、楼均信先生主编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兴衰史》（1996年）、高毅教授的《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1991年）、沈坚教授的《当代法国：欧洲的自尊与信心》（2000年）、吕一民教授的《法国通史》（2002年）、陈文海教授的《法国史》（2004年）、王养冲教授和王令愉教授的《法国大革命史（1789—1794）》（2007年）等通史教材或断代史论著大大提升了法国史的研究水平，并受到国内学界的普遍关注和高度好评。然而，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些著作通常侧重于论述近现代法国的政治史，而对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宗教史等层面关注较少。各种通史著作由于篇幅的限制，均有自己的侧重，大部分著作对法国古代史和中世纪的研究比较欠缺，在观点材料方面也有许多需要完善和加强的地方。在断代部分，中国史学界还没有法国古代和中世纪的专门史，也缺少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的断代史，法国大革命的专史也仍然不完整。不过，中国法国史学界三十多年的努力为我们的综合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近十多年以来国内涌现了一批法国史研究的生力军。他们均毕业于国内著名的高校，获得博士学位并有海外留学经历。他们凭借出色的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填补了中国法国史研究中的许多研究空白，并取得了重要的突破。他们在以往关注相对较少的中世纪、旧制度、复辟王朝、七月王朝等领域作出了深入的研究，并发表了一批见解独到、研究深入并能紧跟学术前沿的专著和论文。他们的研究已经大大丰富甚至修正了对法国史的理解和认识。因此，把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系统地介绍给国内学界也应当成为法国史工作者亟须完成的一个重大课题。

法国关于自己国家通史的撰写历来有更新。中世纪主要有编年史或大编年史的形式。到了近代，法国通史的编纂成为法国史学界寻找民族起源和民族身份、凝聚法国国民情感的重要组成部分。米什莱的《法国史》（1882年）充满着浪漫情怀，拉维斯主编的25卷本的《法国史》（1911）成为法国爱国主义史学的重要代表作。年鉴学派盛行之时，法国史学界希望重新解读法国历史，但布罗代尔只完成了部分（《法兰西的特性》），遗愿未了。

自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法国史学界撰写和出版了多部法国通史著作。现择其要者，简而论之。乔治·杜比主编的《法国通史：从起源到当代》（1970初版，2001年再版），内容全面，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由于著者过多，风格不统一，有些叙述前后不够连贯，如关于法王和皇帝的关系问题，杜比和另一位作者的表述不够一致。1980—1990年期间，法国著名的阿歇特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法国史，著者为杜比、拉杜里、弗朗索瓦·孚雷和阿居隆等名家，共5卷（拉杜里撰两卷），由于名家云集，该书影响较大；缺陷是没有史前和古代，中世纪部分叙述较弱，过于强调政治叙事，而对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关注较少。与此同时，1984年至1992年，皮埃尔·诺拉主编了七卷本的《记忆的场所》，以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来描述法国历史，他选取法国历史上非常有典型意义的人物、事件、象征物、公共活动、节日、文化现象等，编织起历史记忆的经纬，以记忆史和表征史的视角，论述了法国历史的形成及其在法国人心中的记忆、形象和表征，但只及于此，并没有过多地从社会、经济的层面谈论。90年代开始，在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中，法国人进一步认识到保持民族身份的重要性，陆续有些通史著作问世。其中由法国著名历史学家以及经济史专家雅克·马赛撰写的二卷本的《新法国史》，该书文笔生动，带有通俗著作的特点，材料较新，但对近现代部分写得比较简单，从两卷的比重看，第一卷从史前至旧制度的篇幅超过第二卷一百多页。2003年，法国历史学家马克·费罗也写了单卷本的《法国史》，有意思的是该书将法国史分成两种体裁来写，第一部分是叙事式的，他称为“民族小说”，第二部分是分析式的，着重揭示法兰西带有特征性的历史专题。2012年，乔·科尔奈特主编的《法国史》长达13卷，叙述的内容远比此前的著作广泛与详细，而且每卷也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叙事式的，第二部分称为“历史学家的工作间”，对历史的疑问进行分析和解答。不过该著作依然没有涉及古代部分，最早起始时间为481年。而且由于涉及面过多，各卷作者基本自行其是，存在不少前后不一的情况。

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法国新通史著作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也因此不可避免地沾染了时代的局限性。譬如，偏重政治史研究，对社会史、经济史的重视程度不够。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政治史在法国史学界得到全面复兴，政治史家也逐渐取代了年鉴学派的领袖地位。这一点在法国通史的编撰中亦表现得特别明显，孚雷、阿居隆、皮埃尔·诺拉以及乔·科尔奈特等人都是出类拔萃的政治史家，而鲜有一流的社会史家或者经济史家介入其中。又如，浓厚的现实主义导致法国通史的侧重有些偏颇。法国学者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试图从历史当中寻找当代诸种社会问题的起源及其解决办法，所以用大量的篇幅梳理对时下法国具有现实意义的民主史、移民史、身份史、表象史、宗教史，却对曾经在历史上起支配作用的社会经济因素言之甚少。譬如，工业革命及其对法国社会的深远影响，在新通史中的比例就少得可怜。

有鉴于此，中国学者在撰写法国通史时，仍有不少改进和提升的空间。我们可以通过增加经济史、社会史的研究，纠正法国学者过于重视政治史的倾向。而且，由于法国属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当代法国历史学家关注的问题和我们中国学者所关心的问题必然大相径庭。这也是我们不能照搬或者简单地翻译法国通史著作的重要原因。

一言以蔽之，撰写一部能够系统介绍法国全史、体现中国法国史研究最新成果的通史著作十分必要，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第一，中国法国史学界在学术上需要对前期成果进行总结和提高，以增强中国法国史工作者在国际学术上的影响力。中国的法国史研究已经经过数代人的努力，撰写一部多卷本的法国通史是我国法国史工作者几代人的愿望。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法国史研究会曾就撰写多卷本法国通史召开过协调会，并依地域进行了分工，但终因工程浩大，单位分散，而未能完成。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中国法国史研究已经取得重大进展，需要对前期成果进行认真梳理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结合近年来新的成果，形成一部多卷本的、凝聚中国法国史研究学者心血的法国通史，向世人展现法国史研究中的中国学派。

第二，能为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近代法国的国情和当代中国最为相近：农业占国民经济比重很高，工业革命起步相对较晚，中小企业数量众多，国民的政治敏感性较强，以及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等等。许多人也因此把法国称为“欧洲的中国”。然而，这样的法国却在较短的时间内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在经济、社会、科技尤其是文化、思想、艺术等领域能够长期保持世界领先水平，有我们值得借鉴的经验。同时在现代化进程中，作为资本主义国家，法国同样也面对社会贫富分化、社会矛盾突出、民族关系复杂等问题，由此，我们可以吸取教训，避免弯路。所以，曾经和当代中国如此接近的法国的现代化经验和教训，必定对我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相当重要的启示作用。

第三，对于中国理解法国和欧洲乃至全球的新格局有积极的意义。法国是西方大国，深刻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可以更全面地理解这个国家的现实，有助于我们知己知彼，在与他国交往中，采取有利的策略。法国同样是欧盟的重要发动机，了解法国也有助于认识欧盟，在国际格局的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

因此，我们集中了中国法国史研究的重要骨干，花费了十多年时间，终于完成了六卷本《法国通史》的撰写。

本书虽为通史性质的编撰，力求史实的详备，但并非简单意义上的事实陈述，而是围绕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发展及其演变这一主线展开，紧扣三个重要的主题：第一，法兰西共同体的诞生；第二，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表现形式、内在特质及其历史意义；第三，世界格局视野下法国的国家命运与现实挑战。六卷本法国大通史以时间为轴分卷，便于读者掌握法国历史发展的全貌和主要线索，同时在每一卷中，我们都安排了重要的研究专题，由此提升著作的学术水准。

本书在许多方面体现了中国学者的观点和视野，我们从中国人的角度出发讨论法国学者避讳的话题和历史方面，对法国历史进行客观、公正的书写，而且对以法国为首的欧洲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形成的“欧洲中心观”“欧洲优越论”“西方民主普世化”等观念进行了科学的和历史的批判。最后，我们完整地书写了中法双方交流的历史。

本书写作中，得到了国内和国际学术界和出版界的大力支持。钱乘旦教授作为世界史学界的前辈给各国通史编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北京大学的高毅教授在通史编纂之前为编写队伍的组织和通史编纂的方向提供了重要的帮助。浙江大学吕一民教授在本著作申报国家重大课题时为课题组出谋划策，参与了课题的申报工作。著作编写过程中也得到许多法国专家的指导。著作在国家社科基金获得重大课题立项，为科研提供了资金的保障。著作在编撰过程和出版中都得到了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的大力鞭策和协助，获得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在此，我们对多年来支持我们、鼓励我们的专家学者和朋友们表示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