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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丕平的计划，他的正妻普莱克特鲁德所生的男性子嗣将在他身后继承对法兰克的实际统治权，但德罗戈与格里莫阿尔德均先于自己的父亲去世，丕平进而要求法兰克贵族承诺支持格里莫阿尔德的幼子提乌多阿德（Théodebald）成为未来的宫相。然而，在丕平于714年12月16日去世后，纽斯特里亚贵族没有对普莱克特鲁德和提乌多阿德效忠。他们在新宫相拉冈弗莱德（Ragenfred）的率领下，清算了丕平在纽斯特里亚的政治势力。拉冈弗莱德还将一位先前出家的墨洛温后裔从修院中接出，立为国王，号希尔佩里克二世（Chilperic Ⅱ）。纽斯特里亚的军队向东挺进，甚至一度攻陷了科隆，在那里攫取了丕平家族的大量财产。北部的弗里西亚人与萨克森人也趁机在奥斯特拉西亚的北部与东部滋事。
挽救了奥斯特拉西亚与丕平家族的是丕平的庶子查理。作为加洛林王朝的直系祖先，查理的绰号“马特”（Martellus，意为“锤子”）最早见于9世纪兰斯大主教辛克马尔（Hincmar de Reims）所撰圣徒传记，其中称查理“脾气暴烈，自年轻时就很好战，性格极其果敢”
。查理·马特并不在丕平的继承安排之中。丕平去世后，查理一度被普莱克特鲁德囚禁，但随后逃脱。他集结起一支武装抗击纽斯特里亚人与弗里西亚人，在一系列胜利后收复了凡尔登等失地。在717年的万希（Vinchy）战役后，查理成功将纽斯特里亚的军队击退至巴黎。查理随后与普莱克特鲁德谈判并达成和解，后者接受查理为家族领袖，并向他移交了家族财富。查理遂自立为奥斯特拉西亚宫相，扶植提乌德里克三世之子克洛泰尔四世为国王。拉冈弗莱德与阿奎丹公爵尤多（Eudes d'Aquitaine）结盟，纽斯特里亚-阿奎丹联军却被查理的部队击败。719年，尤多与查理媾和，把希尔佩里克二世与纽斯特里亚王室财富交给了他。723年，在彻底压服了拉冈弗莱德与自身家族内部的竞争势力之后，查理·马特确立了对整个法兰克的统治地位。希尔佩里克二世与克洛泰尔四世之后，查理再立墨洛温国王提奥德贝尔特四世。提奥德贝尔特在737年去世后，查理任由王位空悬。罗马教宗在写给查理的书信（共两封，分别写于739与740年）中称后者为“准王”（subregulus），反映了时人对法兰克政治现实的看法。
相较于其父丕平，查理·马特更有意识地加强了对纽斯特里亚和勃艮第的直接控制。他的侄子于格（Hugues）身兼至少3座重要修院的院长——圣旺德里耶（Saint-Wandrille de Fontenelle）、瑞米耶日（Jumièges）、拉克鲁瓦圣勒夫鲁瓦（La Croix-Saint-Leufroy），以及5个主教教区的主教——鲁昂、巴黎、巴约、利雪、阿弗朗什，几乎以一人之力把持了纽斯特里亚教会。查理本人也长期居住在万希、基耶尔济（Quierzy）、拉昂（Laon）、韦尔贝里（Verberie）等纽斯特里亚宫廷。他的儿子丕平在圣德尼修院接受了教育。
7世纪末以降，里昂、欧塞尔（Auxerre）等勃艮第教区城市的司法与军事权力被当地主教控制，有学者称它们为“主教国”（Bistumsrepubliken）。
查理·马特于8世纪30年代通过武力肃清了这些自治政权。根据《弗莱德加编年史续编》，查理733年出兵勃艮第，“将里昂地区交给其部下掌控”；736年再次出征勃艮第，将“那个行省［里昂］的头面人物及主要官员全部收归到自己的麾下，并安插判官，让他们掌控远至马赛以及阿尔的整个地区。”
针对东部与北部边疆，查理·马特延续了其父“宗教与武力相结合”的策略。734年，他率兵镇压了弗里西亚人的叛乱，击杀他们的公爵布波（Poppo），摧毁了当地的异教庙宇，威利布罗德的传教事业得以继续。同样来自英格兰的修士卜尼法斯（Boniface）在图林根和黑森传教。查理一方面通过进攻萨克森人为卜尼法斯的传教活动提供保护；另一方面，要求其治下的政教人物积极配合卜尼法斯。卜尼法斯创建了数座修院，设立了3个新教区，并从罗马教宗获得了象征大主教权威的披肩。725年，查理·马特利用阿吉洛尔芬家族（les Agilolfings）的继承危机出兵介入巴伐利亚，获得割地和财富，并迫使之前半自治的巴伐利亚公爵领承认法兰克的权威。在公爵奥迪洛（Odilon de Bavière）的配合下，卜尼法斯在巴伐利亚创建了4个教区。传教士皮尔敏（Pirmin）在阿拉曼尼与阿尔萨斯创立了巴塞尔和斯特拉斯堡等教区以及穆尔巴赫（Murbach）和赖谢瑙（Reichenau）等修院，与查理·马特对这些地区的政治渗透相得益彰。
查理控制卢瓦尔河以南的契机是西班牙伊斯兰政权对阿奎丹的入侵。阿拉伯倭马亚王朝驻守北非的军队于711年渡过海峡，攻灭西哥特王国，控制了伊比利亚半岛大部，政权称安达卢斯（al-Andalus）。继续北侵的倭马亚军队于719年占领了塞普提马尼亚（Septimanie），在纳博讷（Narbonne）建立据点，转而以阿奎丹的首府图卢兹城为下一步的征服目标。721年，阿奎丹公爵尤多率军击溃了由总督赛木哈（Al-Samh ibn Malik al-Khawlani）本人率领的围城图卢兹的军队。赛木哈在作战中受伤，后不治身亡。西进势头遭到遏制的安达卢斯的武装力量转而从东线向北侵入勃艮第，劫掠的范围甚至一度到达欧坦（Autun）。尤多通过与巴塞罗那地区的柏柏尔人长官穆纽札（Munuza）的联姻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和平。731年，被哈里发任命为安达卢斯新总督的阿卜杜勒·拉赫曼出兵击杀了意图独立的穆纽札，随后集结来自阿拉伯帝国东部的军队，向阿奎丹挺近。这支大军先后在波尔多与加龙河河畔大败尤多。无奈之下，尤多求助于他的宿敌查理·马特。732年10月，向图尔的圣马丁修院进军的穆斯林军队在距离普瓦捷不远处遭遇了由查理率领的严阵以待的法兰克部队。在对垒双方相互试探了数日之后，大会战打响了。普瓦捷战役的参战双方都有数万人之多。战役以法兰克方面的大胜告终，拉赫曼战死，倭马亚军队撤回比利牛斯山以南。
普瓦捷战役的胜利在基督教世界名声远播。远在海峡另一侧的英格兰史家可尊敬的比德（Bède le Vénérable）在他完成于731年的《英吉利教会史》中称，“撒拉逊人（即阿拉伯人）就像痛苦的瘟疫可鄙地摧残、蹂躏了法兰西。”在听闻普瓦捷战役的消息之后，比德又特地在此句后补文：“过后不久，他们自己由于不信而在那个国家受到公正的报应。”
后世史家也非常强调此战对于西方文明的重大意义。爱德华·吉本曾不无夸张地表示，如果没有普瓦捷战役，阿拉伯帝国的势力很可能会扩张至整个欧洲，甚至跨过英吉利海峡，“现在在牛津的学校里教授的或许就是《古兰经》的释义，那里的宣道坛或许就要向受到割礼的民族宣扬穆罕默德的天启的神圣性与真理。”
然而，就当时的历史情境而言，拉赫曼的部队向卢瓦尔河的挺进是以劫掠而非占领为目的的。安达卢斯并无意图或能力把领土向北扩张至如此之远。普瓦捷战役的失败也并没有长期把安达卢斯政权遏制在比利牛斯山之南。735年，安达卢斯的军队跨过罗讷河，攻陷了阿尔与阿维尼翁等城。查理·马特在737年收复纳博讷的努力并未成功。塞普提马尼亚与普罗旺斯的部分地区在此后的十余年处在穆斯林人的统治之下。
在查理·马特统治法兰克的时代，阿尔卑斯山以南的政治格局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一方面，从6世纪下半叶起统治亚平宁半岛内陆的伦巴德王国，在国王利乌特普兰德（Liutprand）的治下国运兴盛。利乌特普兰德积极对外扩张，目标既包括半岛南部半独立的伦巴德公爵领斯波莱托（Spoleto）和贝内文托（Benevento），也包括拜占庭帝国的意大利领地拉文纳总督区（Exarchat de Ravenne）。拜占庭皇帝利奥三世（Léon Ⅲ）推行的圣像破坏运动造成了罗马教宗与帝国政府之间的嫌隙。732年，教宗格里高利三世（Grégoire Ⅲ）将利奥三世开除教籍，利奥则把3个意大利教区划离罗马管辖作为报复。为抗拒伦巴德王国的扩张压力，格里高利三世选择与斯波莱托和贝内文托结盟。此举惹怒了利乌特普兰德。后者于739年举兵围攻罗马城，在城郊劫掠，并占据了罗马公国（Duché de Rome）内的4座城市。与帝国交恶的教宗不得不选择向北方的法兰克人求援。在此之前，得益于威利布罗德、卜尼法斯等传教士的中介，加洛林家族与罗马教宗之间已建立了往来。格里高利两度向查理·马特派遣使团，携带亲笔书信及厚礼（包括使徒彼得坟墓的钥匙与彼得的锁链），恳求这位他“最卓越的儿子”查理·马特南下出兵，以解“上帝的神圣教会及其特选子民”之困，许之以未来的拯救。从加洛林家族的视角编撰的《弗莱德加编年史续编》在描述此事时，颇为骄傲地强调罗马来使前无古人。
查理隆重地接待了使团，并遣使回访，但没有答应教宗的请求，原因是他当时正与伦巴德人结盟，共同对付侵占普罗旺斯的阿拉伯人。以后见之明来看，这次未果的接触为未来加洛林家族与罗马教宗的联盟埋下了重要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