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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往的形象不同的是，墨洛温王朝的经济与文化与此前的罗马帝国相比，并没有出现断裂式的衰退。地中海贸易仍然在继续，北方也出现了新的贸易中心。与经济活动一样，古典文化起初通过高卢-罗马人延续下来。修道院的兴起创造了一种新的基督教文化，在7世纪以后文化呈现衰落趋势的时候，保留了文化的火种。墨洛温时期的建筑和艺术作品虽然很少流传至今，但都颇具时代特色。
537年，墨洛温家族从东哥特人手中夺过了普罗旺斯，法兰克人的王国在地中海有了出入口，阿尔勒和马赛为王国提供了大量财政资源。随后，奥斯特拉西亚的国王与拜占庭结盟，将大量东方的名贵物品运往高卢。这种贸易活动一直维持到7世纪中叶。在此之前，高卢并不缺乏商品和货币，国王的库藏里来源丰富的宝物就是很好的证明。不过，到了7世纪末，贸易减退了，高卢的货币经济也看似有了衰退。拜占庭重新统治西欧的尝试以失败告终，阿拉伯人侵入地中海地区，奥斯特拉西亚逐渐成为王国真正的中心。奥斯特拉西亚地处马恩河和莱茵河之间，成了贵族辈出的地区。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移动几乎同时。大西洋和北海贸易逐渐繁荣，高卢也是在这个时期受到来自英国和爱尔兰文化的影响。不过，所谓的“皮朗假说”（即认为由于阿拉伯人走上政治舞台，传统的东西方贸易被打断，这使得西方在7世纪走向衰落）在今天已经被抛弃。即便是在7世纪以后，地中海并没有成为阿拉伯人的独享，贸易活动也一直存在。中世纪早期西欧的经济困境有其他原因。
日耳曼人虽然擅长铸造铁器，但在土地经营方式上没有多大的创造。其中一个重大的进步，是在高卢西北部的平原地带使用改良后的犁进行耕作。日耳曼人与高卢-罗马人一样，不懂得施肥，为土地增肥主要依靠烧荒或者有计划的休耕。由于蛮族入侵者仅仅占到人口的2%—3%，他们对于人口数量并没有推动作用。在高卢，有众多未经开发的地带，时称“野地”（saltus）。未经开发的森林地带中间，常会有空地（ager）分布，这是人们的聚居之地。贵族们抛弃了城市，前往乡村定居。所以，墨洛温时期的城市并不繁荣。巴黎的前身吕特斯不过2万人口，大多数城镇的人口仅在1500人左右。维持着城市的生气的是教会，城市的经济生活也围绕着主教座堂、各大教堂和修道院展开。主教成了城市的保护者和领袖。众多主教成为圣徒，他们的名声吸引着朝圣者。而朝圣又是经济往来的一种重要形式。
7世纪之前，气候总体都寒冷潮湿，这也是这一时期经济困难的重要因素。7世纪开始，法国的经济形势发生转折。海水退潮，气候改善，而疫病和饥馑主要在南方普罗旺斯地区肆虐，并未能对高卢北方产生多大的影响。在弗里西亚商人的推动下，北方的海洋贸易趋于繁荣，将高卢北部与波罗的海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连接起来。在卢瓦尔河和莱茵河的入海口之间，出现了若干个贸易中转站，这些中转站在日后都发展成为中世纪商业的重镇，如布鲁日、根特和圣奥梅尔等等。
以往人们倾向于认为，墨洛温王朝生活困难，战争、瘟疫和食品匮乏严重影响了人口增长率。图尔的格雷戈里笔下记录了各种灾害：地震、水灾、瘟疫等等。瘟疫导致农业生产停滞，因此又进一步造成饥荒。格雷戈里就记录了585年在高卢发生了为期7年之久的饥荒。不过，根据近几十年的考古学研究来看，传统史料所描述的可怕的疫病，它们的影响力并没有预想的那么大。瘟疫和饥荒造成短期的人口下降，但很快又会恢复。即便在马赛和阿尔勒这样最受瘟疫困扰的城市，人口恢复和经济增长在长期看也是常态。
日耳曼人入侵之后，主要在卢瓦尔河以北的地区活跃。所以，法兰克人的到来使得高卢文化的南北之分日益明显。北部和东部高卢日耳曼化程度较高；卢瓦尔河以南则是罗马化程度更高。南北因此出现了文化对立的态势；一直到8世纪以前，法兰克人都称阿基坦人为罗马人（Romani）。6世纪，图尔的格雷戈里也曾坦陈自己无法理解法兰克人的法律与社会习惯。
不过，随着墨洛温王权的确立，高卢-罗马人不仅在高卢教会发挥着领导角色，也逐渐成为身居北方的君主的顾问，这些人确保了罗马书面文化在蛮族统治下的延续。而法兰克人国王对于拉丁语即使说不上是青睐有加，至少也不排斥。而如前所述，在政治统治中，他们乐于利用罗马的遗产。南方高卢的顾问为国王引介了罗马的治理手段。他们对王国的一大贡献就是编纂了拉丁语的《萨利克法典》。7世纪以后，高卢-罗马和日耳曼逐步通婚，文化融合的趋势更为明确。
从帝国晚期开始，知识的传播就主要以拉丁语为媒介，希腊语和古典时代的哲学消失了。5世纪时，教育主要由基本的文理学科构成，分为三学科（语法、修辞、辩证法）和四学科（算数、几何、天文、音乐）。在此后的2个世纪里，修辞学校仍在传授古典知识。除了意大利，在高卢南部、普罗旺斯、罗讷河谷和阿基坦均有修辞学校。但到650年左右，古典文化的教育传统基本消失了。无论是建筑、装饰、雕塑还是手抄本，都展现出新文化的特征。维吉尔重新流行起来，但拉丁语教育仅限于神职人员和少数王公。公共学校不再常见，因此也就没有了传承文化的功能。更多情况下，文化传承依赖于家庭教师和家庭图书馆。在卢瓦尔河以南，这种传承较为顽强，持续到了7世纪初。但到了7世纪中叶，文字在行政管理等各个领域的角色都减弱了。相反，口语文化抬头，这种状况将持续到加洛林文艺复兴。
墨洛温时期另一个传承文化的机制是修道院。修道院制度源自东方，但在西欧有自己的发展。早在4世纪末期的高卢，圣马丁在普瓦捷附近的利圭热（Ligugé）建立了第一座修道院，开始了独行苦修的生活。随后他又在图尔附近创办了马尔穆捷（Marmoutiers）修道院，并成为图尔主教。410年，圣奥诺拉在勒兰群岛上创建修道院。
不过，到了6世纪，修道院的活动日益规范化，出现了由两大教规主导的修道院网络。首先是圣本笃教规，圣本笃教规系努西亚的本笃于523年左右在罗马以南的卡西诺山撰写。根据圣本笃教规，僧侣需要遵循严格的集体生活，服从修道院院长。教规对于僧侣每天的活动有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包括祷告、劳作和休息等。圣本笃也十分看重阅读和研究。在7世纪，圣本笃派修道院在高卢境内相继建立，首先是在阿尔比教区，随后是日后史学家辈出的卢瓦尔河畔弗勒里。但通常情况下，圣本笃教规会和源自爱尔兰的圣科隆班教规相互折中。
圣科隆班是爱尔兰修道院运动的重要领袖，它的一大特点是强调主教权威的有限性。这就使得奉行圣科隆班教规的修道院具有较强的独立性，较少受到主教干涉。随后的一两个世纪里，各个修道院的僧侣中有不少人出任主教。相比一般的主教，这些人有着十分鲜明的身份意识，极为看重传教这样的本职工作。他们严格遵守清贫的生活，与主教贵族集团呈现出反差。与圣本笃修会一道，他们形成了影响高卢的两大教规。虽然各有特色，但他们都强调阅读《圣经》。爱尔兰修士也带来了大陆与英国的交往。在公元7世纪末，高卢的修道院也开始有了较为丰富的藏书，开始传抄各类作品，包括意大利的古典作家。这和同时期主教会议形同虚设、教士的古典文化水平降至低谷的情况构成了鲜明对比。
到了7世纪初，高卢境内有大约220座修道院，大多是王公贵族或主教支持所设。修道院僧侣往东在孚日山脉、往北在佛兰德尔和弗里西亚（圣埃鲁瓦、圣瓦斯特）进行传教活动。而在凯尔特人后裔所聚居的布列塔尼，在圣徒马洛、参孙和科朗坦（Corentin）等人的推动下，也出现了独特的传教和教会组织仪式。文化上，修道院是西欧不同国家相互交往的中心。修道院僧侣通常与他们本国保持着联系，而且他们也经常在各个修道院中流动，还会交流手抄本。修道院还传承和发展了书面文化以及艺术。无论是680年阿吉贝尔（Agilbert）在茹阿尔（Jouarre）修建的地穴还是狄奥德希尔德（Theodechilde）的坟墓铭文都是墨洛温时代的重要艺术作品。最早带有插图的手抄本，也是在吕克瑟伊、科尔比、拉昂等修道院中心涌现的。修道院不仅促进了墨洛温社会的基督教化，也确立了与加洛林“文艺复兴”的连续性。不过，我们必须指出，这两个进程的深刻程度是有限的。
墨洛温王朝时期出现的艺术和建筑作品，主要呈现出罗马风格和法兰克人风格的融合。雕塑和人像艺术退居二线，但表面设计和装饰受到重视是其主要特征。虽然自克洛维受洗以来，墨洛温王国的国教是基督教，但日耳曼人的异教文化仍在延续。无论是墓葬文化，还是其他装饰物皆有体现。其中一大特色是多样的动物图像，腰带扣上装饰着鹿、牛、马、鸟兽等图案，让人回想起异教的过去。在墨洛温王朝，由于克洛维的皈依，基督教通过主教和修道院深化了其文化影响。众多著名的修道院据称始建于墨洛温王朝，如巴黎周边的圣德尼修道院和圣日耳曼德佩修道院（纽斯特里亚王国的墨洛温国王在此下葬）。图尔的格雷戈里曾描述圣佩尔佩图斯（Perpetuus）在图尔修建的圣马丁大教堂。据他所说，这座罗马式长方形大教堂有120根大理石石柱和若干马赛克图案。无论是内部空间还是外部轮廓，都富有罗马式特色。
由于年代古远，从墨洛温王朝保存至今的建筑十分稀少，尤其是大型建筑，往往经过了后世的改造，难以辨识原貌，好在一些小型建筑至今仍保留了较为古老的风貌，例如洗礼堂。但它们或是年久失修，或是经过多次修补。在法国南方的普罗旺斯埃克斯、里耶兹（Riez）和弗雷瑞斯（Fréjus），有三座风格近似的洗礼堂。它们呈八边形，有石柱支起的穹顶。在普瓦捷，有圣约翰洗礼堂。与前面三座一样，这座教堂的装饰风格也略显粗糙，无论是壁柱、柱头还是山花都没有细致的纹饰，整个洗礼堂由彩色石子点缀，使得整个建筑看似一件巨大的珠宝饰品。这些规模不大的建筑反映了与罗马建筑文化的联系，但又难免让人想到蛮族的元素。
基督教的文化产出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手抄本艺术。墨洛温王朝的手抄本流传至今的十分罕见。前面提到的吕克瑟伊修道院在制作手抄本方面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吕克瑟伊系爱尔兰僧侣在法国创立的第一座修道院，是爱尔兰修道院文化的继承者。《吕克瑟伊辞书》（Lectionnaire de Luxueil）和于700年左右制作完成的《哥特弥撒经》（Missale Gothicum）已经有了较为精美的彩色装饰艺术。吕克瑟伊出品的手抄本，虽然在插图绘画等方面不如同期英伦诸岛的作品，但仍不失为文化连续性的见证。
墨洛温王朝的金银器制作是我们考察这一时期艺术情况的一个途径。日耳曼人善于冶金。早在1世纪，塔西佗就提到日耳曼人能够开采铁矿，到了4世纪以后，他们的金属加工技术更为高超。日耳曼人铁匠制作的武器锋利异常，锐不可当，在同时期的拜占庭人看来甚至可以劈开盔甲和盾牌。铁匠在日耳曼社会中地位崇高，如《尼伯龙根之歌》中便有一位名为威兰的锻造之神。金银匠也同样享受着很高的地位。因此，即便是国王如希尔佩里克一世或者位高权重的埃鲁瓦（Eloi），都曾亲自参与这项工艺。金银器制作对于王朝而言，无疑是权力的象征。在这个货币经济衰退的时代，金银器的多寡无疑能够反映君主实力的大小。在金银器制作过程中，他们用到了大马士（damas）工艺铸造，且喜欢在金银器皿上嵌入许许多多的彩色宝石。1845年在古尔东附近挖掘出来的珍宝中，有多件5世纪末或6世纪初的金器，其中有圣酒杯、圣盘等宗教物件。可以说，墨洛温王朝的工匠们推进了金银器制作的水平，其工艺之精湛，所用原料之多样，反映了知识传承和对外贸易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