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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墨洛温王朝的起源的说法与神话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在现代历史科学出现之前，人们倾向于将王国的历史追溯到更早，而并不满足于以克洛维一世或者其前两代国王的统治作为法国君主制的开端。他们往往会追溯到法国的第一位异教国王法拉蒙，将其视为法国的第一位国王。法兰克人究竟来自何处、有何身世的问题，也有两种主要的假说。在中世纪和旧制度时期，讨论这些问题具有直接的政治意义。而在法国抛弃君主制后，有关法国君主制和法兰克人起源的历史也不断改写。如今，大多数人都接受将克洛维一世的统治视为墨洛温王朝开端的看法，那些更为遥远的传说则基本被人遗忘。但克洛维作为法国第一位基督教国王，其统治还具有另一种标志性意义，也就是宗教与国王权力的结盟。他的若干决定也为后世法国国王的宗教立场和政策奠定了基调。
“蛮族大迁徙”究竟是真实存在，还是仅仅是一种促进族群认同的神话建构？这是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学者在争论的话题。撇开争议不谈，与其他蛮族神话一样，在公元5—7世纪之间，法兰克人也发明了有关他们起源的传说。传说大致有两个版本。其中一个版本认为，法兰克人来自神话中的王国西康布里亚。这个王国临近亚速海，位于多瑙河沿岸巴诺尼亚的沼泽地带；之后，法兰克人从西康布里亚迁徙到默兹河左岸。另一个版本则是法兰克人的特洛伊起源说，认为法兰克人是特洛伊人的后裔，由法兰西翁率领在莱茵河畔定居，并因为法兰西翁而得名法兰克人。在中世纪，法兰克人的特洛伊起源一度备受青睐。这个说法不仅为法兰克人赋予了高贵的出身，也使得14世纪的王位继承争端中，法国推出萨利克法成为合理而自然的依据。不过，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法国近代历史学家一度排斥特洛伊起源说，而强调高卢本土的政治和文化特色。法兰克人的起源因此涉及旧制度的政治意识形态，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版本是值得研究的话题。
在现实当中，罗马作者的记叙表明，法兰克人在3世纪时就已经在欧洲北部活动。他们主要定居在亚登（Ardennes）的丘陵地带，一直到北海沿岸的沼泽地区。当时的法兰克人以部落为政治组织形式。法兰克（franc）的意思不仅是自由，还有勇敢。他们反对罗马人的统治，曾进行过激烈的抵抗。358年，罗马皇帝尤利安率军征服了法兰克人。到了4世纪，被征服的法兰克人大量进入罗马军队。法兰克人常以务农为业，战时从军，因此常以农夫—士兵的形象出现。通过在军队中服役，法兰克人与其他蛮族一样逐步罗马化。法兰克人内部大致分为两大派系，根据定居位置不同，我们分别称其为滨海法兰克人和滨河法兰克人。滨海法兰克人即萨利安（Salian）法兰克人，定居在莱茵河入海口附近。滨河法兰克人又称利普里安（Ripuaire）法兰克人。他们生活在莱茵河中游，族群的重心在今天的科隆附近。
从墨洛温王朝的国王到12世纪初腓力·奥古斯都的时代，法国国王的头衔一直是“法兰克人国王”（rex francorum），随后才被“法兰西国王”（rex Franciae）所取代。不过，第一位称法兰克人国王的人究竟是谁？这是所谓信史所记载不详的。今天，我们习惯于将克洛维一世视为法国第一位国王。提到法国的第一个王朝，必然是从克洛维所“开创”的墨洛温王朝开始。但这个断代更多是从史料角度所作，因为只有克洛维有较为翔实和“可信”的史料保存下来。
但在中世纪和旧制度时期流行的观念里，第一位萨利安法兰克人国王是4世纪的法拉蒙（约365—约430）。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表述中，人们也往往给他冠上第一位“法国人的国王”（roi des français）的头衔。法拉蒙是否真实存在仍旧待考，且法拉蒙到墨洛维之间的国王谱系是难以确定的。它更多是存在于神话当中。其名最早见于8世纪的无名氏史籍《法兰克人史纪》（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之后便得到中世纪众多编年史家的采用。法拉蒙是萨利安法兰克人的首领和第一任国王。传说中，萨利克法即由法拉蒙四位智者创制。目前法国史学界的新研究认为萨利克法并非纯粹的日耳曼习惯，而有很大的罗马成分。派出几位智者“造法”更应该是无稽之谈。即便如此，我们不能忽视，法拉蒙和他所“创制”的萨利克法对于日后法兰西王权和民族意识的重要性。另外，有关法兰克王国早期国王的传说也能够强化法兰克人起源内部的连续性，为这个神话般的起源提供血肉支撑。但也正是因为克洛维一世以前的历史并不真实可考，所以从近代以来，就有诸多历史学家试图改变这种上溯祖先的历史写作方式，而满足于以墨洛温王朝作为法国历史的起点。
到了5世纪，在萨利安法兰克人中有三位父子相续的国王：克劳迪翁（Clodion）、墨洛维和希尔德里克。但其中有翔实史料记载的只有希尔德里克一人。1653年，在比利时图尔奈，人们发现了希尔德里克的陵墓（不过大部分遗物在1831年失窃）。罗马和法兰克元素相结合是其墓葬的主要特色。他既作为法兰克人的军事首领，又作为帝国的高层贵族下葬。而在其人像边上，用拉丁语写着他的头衔“国王希尔德里克”（Chidericus rex）。他与罗马将领伊吉迪乌斯（Aegidius）共同对抗西哥特人，帮助萨利安法兰克人取得了第二贝尔盖（Belgica Ⅱ）行省的统治权。由此，他成了境内基督教会的保护者，其中包括地位显赫的兰斯主教。希尔德里克于481年逝世。此时的法兰克王国并不强盛，周边蛮族王国环绕，且法兰克人内部还分裂成多个王国。克洛维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接过了法兰克人王国。
抛开历史上曾经流传的各种传说不说，有关墨洛温王朝的“信史”，相比法国史的其他时段，的确十分有限。中世纪早期是一个口头文化占据主导的时代，书面的历史记录并不多。除了神职人员中的精英、僧侣和主教能够运用拉丁语，大部分人（包括平信徒贵族）都无法读写拉丁语。因此，这个时代的书面文献通常质量不高，研究这段历史的历史学家经常需要参考考古学领域的发现。不过，即便是传统意义上的“信史”，在今天来看也并不那么可靠。今天的历史学家开始怀疑传统的编年史是否可信。他们开始关注编年史写作的话语特征，从而厘清哪些叙述是对历史事实的描述，哪些又是文学风格使然。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那么很多有关这个王朝的一些人们津津乐道的故事，也许不过是对古典文学的模仿。而一些史籍的史学方法（如年代学），也更多是沿袭了以往的传统。
今天，研究墨洛温王朝可以参考的文字史料，主要有三种。首先是编年史，其中包括图尔主教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弗莱德加的《编年史》等。其次是数量颇多的圣徒传记。最后，几部主要的蛮族法典也是可供参考的史料。不过，即使是一些史学家历来所公认的“信史”，在今天来看也具有很大的缺憾。
编年史方面，最为重要的史料当然是图尔主教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格雷戈里出身奥弗涅的高卢-罗马人贵族，573年任主教。虽然这部史书被冠名为《法兰克人史》，它其实是一部十分典型的基督教普遍历史。它以创世为开端，一直写到591年。因为共分十卷，所以又名《历史十书》（Historiae Libri X）。其中，575—591年是格雷戈里根据亲身经历对此前历史叙事的续写。这位图尔主教备受近现代史家推崇。他十分重视自己写作的真实性，对于史料来源也有较为严格的查证核对，所以史学家很大程度上借用了格雷戈里的叙事和年代学。
接续图尔主教格雷戈里的历史的，有弗莱德加的《编年史》。不过，弗莱德加只是后世托名；这部《编年史》其实由一系列小篇幅的编年史构成，是若干人集体创作的结果。能够确定的是其中有一位作者来自拉昂，而拉昂及其修道院在中世纪早期一直是高卢地区史学创作的中心之一。弗莱德加的《编年史》涉及达戈贝尔一世到墨洛温王朝结束的这段时期，展现了王朝由盛转衰的历程。
不过，原来历史学家不假思索就加以接受的观点，日益受到历史学家的检讨乃至批判。例如，《法兰克人史》的史料价值，多大程度上会因为作者的宗教立场而减损？毫无疑问，图尔的格雷戈里所代表的是教会人士的视角，他写作的主要目的，是捍卫教会特权，并教育民众。而最关键的是，即便是单纯从准确性上讲，这部史书也未必可以轻易置信。例如，对于克洛维的统治，格雷戈里只能以5年时间为区间描述事件的发展。（7世纪托名弗莱德加的《编年史》也是类似的做法。）虽说这种做法其实是延续了罗马帝国的历史写作传统，但这也就使得具体的年代断定无法展开，而需要依靠历史学家的逻辑推理。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传奇故事也值得质疑。格雷戈里对于托尔比亚克战役和克洛维决定皈依的事件有十分生动的描述。这个故事在日后广为流传，是法兰西民族记忆的一部分，今天的先贤祠壁画中也保留着这场战役的场景。不过，从文学角度看，对于这起事件的描述，与312年皇帝君士坦丁在米尔维安桥之战改宗基督教十分类似。事实上，可以让克洛维皈依的，还有其他众多的场合和机会。而这场战争和皈依之间也可能存在时间间隔，因为克洛维身边的将士更多的还是阿里乌斯派或者异教徒，他们对于基督教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抵制心态。所以，很难出现如格雷戈里记述的那样，数千多将士立即改宗的场面。无论是这场“决定性”的战役，还是克洛维与克洛蒂尔德的婚姻等事件，传统的年代断定在今天的历史学家看来是需要加以批判的。历史学家们也将不断检验种种假说，找到更具逻辑、更有说服力的一种。
另外一种史料来源是圣徒传记。运用这种文本最大的难点在于，它们的作者通常是匿名的，且难以断定具体的写作时间。不过，这种带有文学性和宗教性的文本，也值得史学家挖掘利用。这是因为它们的叙事能够生动反映出社会的多个方面和状况，尤其是精英和统治阶层以外的那些穷人和农奴等。另外，圣徒传记的作者往往也会试图为圣徒编修谱系，这对于考察家族传承以及这些圣徒的出身背景等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最后，几部蛮族法典也是研究墨洛温王朝时期社会和制度史的珍贵文献。透过这些法典的条文，我们能够推测墨洛温王朝的社会运作和冲突解决机制，以及国家维护秩序的手段。不过，运用这些法典也有潜在的问题，即它们并不总是对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条款的具体实施和适用情况，我们往往无从得知。很多条款往往在法典编纂之后即不适用。如果未加批判就简单运用，势必会犯下一些时代错误。
虽说有关墨洛温王朝的历史叙事行走在真实与神话、纪实与俗套之间，这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依然勾勒出后世法国历史的一些重要线索。克洛维受洗和加冕就是其中之一。即使有关其受洗和加冕的历史真实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后世对于这个事件的叙述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同样重要的研究对象。这是因为，后世有关这一事件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抉择。就法兰西的记忆而言，墨洛温王朝的第一任国王克洛维在很长时期里一直是一座伟大的纪念碑。克洛维受洗与加冕标志着法兰克人的王国皈依基督教，标志着法兰克人王国的王权与教会结盟。克洛维受洗发生于公元498或499年。这段记忆有着鲜明的建构过程。而萨利安法兰克人所保护的兰斯教会，走上了法兰西历史的舞台。有关这场事件的记忆，由兰斯的历史学家们所精心建构起来。
“克洛维”（Clodevicus）在日耳曼语中的意思是“战争的胜利者”。法语中，这个名字在日后演变成了路易，是法国国王最常见的名字。在众多蛮族国王当中，克洛维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即皈依基督教。在登基之初，克洛维首先要破除的是滨河法兰克人的阻碍。不过，这对他来说并非难事，因为滨河法兰克人更迫切地要对付阿勒芒人。克洛维迎娶了滨河法兰克人的公主，使得法兰克人的两大派系有了巩固的盟友关系。此外，克洛维也很快征服了其他萨利安法兰克人国王。平定法兰克人内部之后，克洛维迅速向南扩张。公元486年左右，他在苏瓦松战胜了西格里乌斯（Syagrius），将王国扩张到了卢瓦尔河。接下去，他的对手是西哥特国王阿拉里克二世和尤里克（484年继位）。在这场斗争中，克洛维积极获取信奉基督教的高卢-罗马人贵族和主教的支持，还相继与同样钦慕古典文化的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结盟。不过，后面这两位国王维持着他们的阿里乌斯派信仰。在与阿勒芒人作战的关键战役托尔比亚克之战中，克洛维为日后的法国国王作出了关键选择——基督教，他的决定也带来了一系列历史记忆的建构。围绕他的受洗和加冕，出现了大量带有传奇色彩的记叙，这些传奇故事发生的舞台是兰斯。
“兰斯”这座城市的名字，最早见于公元前1世纪。凯撒在《高卢战记》中提到过这座城市。当时它还是以凯尔特语命名：Durocortorum。3世纪，来到此地的日耳曼人称它为“雷梅斯”（Remes），于是在拉丁语中，兰斯更名为Civitas Remorum或者Urbs Remorum。这是日后“兰斯”（Reims）称呼的起源。兰斯是第二贝尔盖行省的首府。有关兰斯在法国历史记忆中的地位，雅克·勒高夫认为：“从498—499年到圣路易统治时期（1226—1270），这是这一记忆的建构时期。事件、神话、传统不断发展，在克洛维受洗的记忆、圣雷米崇拜、圣油瓶（saint ampoule）传说、一连串国王加冕礼、为祝圣圣事提供富丽堂皇的外衣的大教堂建成等等因素的支持下，它在圣路易时期成为一场用于宣示法兰西王国独立和优越于其他基督教王国的仪式。在兰斯，这场仪式更新和延续法兰西君主制和人民具有显赫身份的回忆，让每一位新国王都成为最为虔诚的国王（rex christianissimus）。”
兰斯及其教堂因此是法兰西王国和民族记忆的“记忆之场”，而它的故事是从5世纪末、墨洛温王朝的发端处开始的。据称，皈依前的克洛维与其他蛮族首领一样极为残暴。一次，他曾在检阅军队时，用斧头劈开了将战利品（一个圣瓶）归还圣雷米主教的士兵。493年，克洛维迎娶了信奉天主教的勃艮第公主克洛蒂尔德，并同意让她所产下的长子和次子受洗。498（或499）年，克洛维又迈进了一步，于圣诞节之日在兰斯大教堂的洗礼堂，由其“王国”的天主教神职人员之首、兰斯主教雷米主持受洗。
兰斯教会的历史学家在日后不断丰富了这次浩大的典礼。根据弗洛多阿尔（Flodoard de Reìms）在《兰斯教会史》中的说法，这场典礼中出现了天降圣瓶的一幕：
当一行人等抵达本堂神父宅邸，携带圣油的教士堵在人群当中，无法走到洗礼盆前。在为洗礼盆祝福之后，在神的授意下，圣油却还没到。于是，圣徒主教抬起头来，眼里噙着泪水，暗暗向上帝祷告。突然之间，飞来一只洁白如雪的鸽子，喙里衔着天上送来的长颈瓶，瓶里装满了圣油。他呼出一口沁人心脾的芳香，每一位助手都感到无以言表的愉悦，是他们从未尝过的。圣徒主教接过瓶子，而正当他将圣油倒在洗礼水上的时候，白鸽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看到此等奇迹，满怀喜悦的国王当即断弃了俗世的浮华和恶魔的业障，要求德高望重的主教为他进行洗礼。
在现代人眼里，这个故事自然充满了神话色彩。也有人会怀疑这是不是精心安排的魔术。但不管怎么说，在一个承认奇迹的时代，这样的故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今往后，圣瓶也成了法兰西王权象征物（insigna）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之后，所有法国国王的加冕都是如此叙述的：法国国王是从克洛维一脉相承的后裔；加冕的场所是兰斯大教堂；法国国王的加冕礼中，圣雷米有着崇高而关键的地位。加冕礼有一系列必须进行的活动，如膏礼（onction）。膏礼必须用到克洛维加冕时奇迹所带来的圣油，而兰斯的教堂保留着剩余的圣油，在未来的加冕礼中会再度开启使用。至此，克洛维兰斯加冕为法兰西王国的政治传统奠定了基调。在此后的一千多年中，法国国王大都要在兰斯加冕。其中，圣女贞德1429年带王太子查理七世前往兰斯加冕的一幕，也深刻印在了法兰西王国和民族记忆当中。虽然圣德尼一度是兰斯的竞争者，但是克洛维在兰斯所奠定的基本模式是难以撼动的。
回到克洛维的这个选择本身。抛开个人信仰因素不论，皈依基督教，并由兰斯主教为其加冕，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笔政治交易。克洛维的王国在此时已经极为强盛，与基督教和教会确立同盟可谓各取所需。一方面，法兰克人王国需要当时西方世界最强大的势力，也就是罗马教会的支持，从而取得政权的合法性，抹去其征服和残暴的一面。另一方面，罗马教会也得以借助克洛维的军事实力，扩张基督教，消灭那些尊奉阿里乌斯异端的蛮族王国，并向更为广阔的地区开展传教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