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凯撒征服高卢之后，高卢进入罗马化（romanisation）的阶段，一个罗马高卢（Gaule romaine）正在浮出水面。所谓罗马高卢时期，大致是从罗马征服的公元前50年到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公元476年之间。这一期间，罗马化的主要特征体现在高卢社会的各个维度。在宗教上，高卢众神被吸收入了罗马的万神谱系，例如贝勒努斯（Belenos）就成了阿波罗，这使得高卢进入罗马的信仰体系当中。罗马的大道连接了高卢的主要城市，促进了经济发展。而随着罗马内部的交流，亚洲的果树如梨树也引入高卢，这让高卢的种植业更为多样化。高卢原本就擅长的手工业，如纺织、制陶、玻璃、珠宝，都因为完全融入了罗马的经济圈而有了大幅拓展。罗马还在高卢尤其是南边建立了学校，马赛、图卢兹、里昂、奥吞、波尔多等地的学校都在传播拉丁文化。到了帝国晚期，出名的高卢人作家虽然不多，但也有如奥索尼乌斯（Ausonius）、鲁提利乌斯（Rutilius）、希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Sidoine Apollinaire）等人，塔西佗（Tacitus）也可能是山外高卢人。
西方的罗马化研究始于19 世纪末，最初以文明征服论、同化论为基调，宣扬罗马帝国推动了高卢、日耳曼、不列颠等落后民族的文明进程。
这种研究模式无形中带有某些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色彩。20 世纪初期的研究进一步发展了帝国与蛮族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呈现帝国文明与被征服民族的传统文化之间的对抗关系。
70—80年代，罗马化研究引进了世界体系理论的“中心—边缘”概念。
该理论认为，中心对边缘产生文化辐射作用，中心输出先进技术和产品，边缘依附于中心，仅仅提供劳动力、资源和市场。90 年代以后，研究者更多借用后殖民主义理论对罗马文化霸权的话语立场进行批判，强调族群文化的平等和互动作用，认为族群交往产生相互影响：不仅被征服的民族模仿罗马人，而且罗马文明自身也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发生了变化。
罗马化研究逐渐由“同化”论转向“互动”论
；强调被征服地区传统文化的抵制性调整（resistant adaptation）与适应（resistant accommodation）、再生产与复兴，把这种现象理解为一种“文化抵抗”
；反思“罗马化”这一概念，提出用后殖民理论的术语“克里奥尔化”（creolization）取代“罗马化”
，用“文化互渗”或“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取代“文化趋同”（assimilation）；尝试用中性术语“文化转型”（cultural transformation）、“文化变迁”（cultural change）、“文化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
来纠正“罗马化”概念所造成的偏见。
不过，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文明扩张的单向研究模式仍是有待突破的瓶颈。如何在研究中凸显“蛮族”对罗马帝国的文化影响，这是一个尚待开拓的研究领域。事实上，行省的“罗马化”现象只是帝国早期（公元 1世纪—公元2世纪）的突出现象。公元2世纪末至公元3 世纪开始，帝国西北部行省就出现了“凯尔特文化复兴”迹象
。公元4 世纪，西部行省日益走向蛮族化，东部行省则趋向东方化，直至帝国分崩离析。
罗马帝国的历史走势清楚地表明，罗马古典文明在行省地区不断退缩，逐渐蜕变为蛮族化的、东方化的晚期古典文明。这说明被罗马征服的民族不但长期保持文化传统，而且对罗马帝国也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罗马与蛮族的关系绝不是罗马文明单向的同化过程，蛮族对罗马世界的影响使得罗马世界发生了变革。
从帝国初期开始，文化转型已悄然进行。“在高卢立足的罗马文明在许多方面都融合了高卢原有的一些文化特征。”
在阿非利加行省，当阿非利加人变得罗马化时，罗马文明自身也变得“阿非利加化”了。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帝国西部行省的城市化、宗教罗马化，以及军队和殖民地与罗马化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做出了不少成果。
但主流观点仍然以罗马帝国文明优越论和同化论为核心，强调罗马文明对行省“蛮族”的推动性影响。对于后殖民主义理论在罗马化研究中影响和新的研究模式，虽然有所介绍
，但这些新的观点和研究方法在国内目前已发表的成果中并不占主流。国内罗马化研究在概念、理论和方法方面都有待改进。
通常认为，在高卢被罗马征服后的最初两个世纪里，高卢经济发生了罗马化，并经历了一段稳定繁荣期。对于这段繁荣期，以前人们从吉本以降是这样解释的：在罗马征服之后的最初的两个世纪里，由于“罗马和平”（pax romana）和罗马文明，高卢进入了史无前例的繁荣期。而再之后的两个世纪，由于罗马帝国的衰落和蛮族入侵，罗马高卢也逐渐失去了活力。这个观念虽然开始受到质疑，但至今仍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不过，难以否认的是，罗马征服之后，高卢的经济在各方面都有所发展。首先，高卢经济的传统强项——农业——出现了新的发明，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高卢人的传统农具中最具特色的是三角形犁头的摆杆步犁和长柄镰刀。长柄镰刀比意大利的要更长一些，需要双手握住。据普林尼的《自然史》（18，48）记载，大约在公元 1世纪，在高卢行省出现了两种新式农业机械。一种是在雷提亚（Rhaetia）
地区使用的带轮子的高卢播种机（plaumorati）——由比尔及语的“犁”（ploum）和“轮子”（rat）组成。前由两对或三对耕畜驾辕，后有犁铧和钉耙组合而成的机械装置，犁地、播种、耙土一次性完成，省去了多道工序。“这种方法播种的土地无须锄草，但这种方法需要有两对或者三对牛为一组进行。”利用这种方式，一组牛每年可以播种40尤格（iugera）松软的土地和30尤格坚硬的土地。
高卢人收割作物的方式也颇有特色，是高卢人民创造性智慧的体现。公元1世纪晚期的罗马作家普林尼和公元 4世纪的作家帕拉迪乌斯（Palladius）留下了关于这种农业机械的记载。普林尼记载道：“在高卢的大地上，人们使用大型收割机，收割机前沿装配有锯状刀具，牛反向套辕，推着两轮车穿过需要收获的庄稼地，由此拔起的麦秆倒在收割机上。”
在兰斯（Reims）的马尔斯门、比利时的阿尔隆（Arlon）和比泽诺尔-蒙托邦（Buzenol-Montauban）发现的古代浮雕，再现了高卢人使用收割机的情形。
罗马高卢的食物支柱是农业和畜牧业。但罗马高卢时代，远途贸易比以前更为固定和多见，这自然得益于庞大的罗马帝国。高卢的谷物和畜牧生产通常有较多的剩余，可以用于出口到意大利，尤其是满足罗马城的需要：主要的出口包括小麦、肉类（尤其是腌肉）以及奶制品。除此之外，高卢还是帝国最大的纺织品产地。通过地中海，许多帝国东部的名贵物产，如香料，就出现在了高卢。大多数高卢罗马人生活在农村，这与征服前并没有什么两样。不过，罗马人重新分配和组织了地产，并有了较为妥善的记录，从而便于征税。高卢人是理想的农夫与战士，为罗马帝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粮食和士兵。
罗马高卢各地都种植小麦，而不同地区还会种植燕麦、稷、黑麦和大麦（用于酿造啤酒）。高卢南方种植扁豆。纳尔榜高卢则因为气候干燥炎热，靠近罗马，所以种植橄榄树。葡萄园则在高卢遍地开花，证明了这片土地与葡萄酒的亲密关系。在公元1世纪，勃艮第和波尔多的葡萄酒已经能和意大利的葡萄酒媲美。高卢人最早接触葡萄种植，应该是在公元前600年希腊人在马赛建城之后。不过系统性地种植葡萄要等到罗马征服以后。起初，罗马对高卢的葡萄酒出口也十分庞大。葡萄酒主要通过两大主轴分配到高卢各地。第一条主轴是奥德-加隆河（Aude-Garonne）一线，另一条是通过罗讷河谷和索恩河谷通往高卢中部和北部。罗马人喜欢白葡萄酒，而他们出口的似乎以红葡萄酒为主。
经济方面“罗马化”的一个主要表现为高卢被纳入帝国的重要税收区，变成了意大利商品倾销的市场，后来则发展成为帝国的制造中心。罗马征服高卢之后，十分重视这块帝国战略要地的统治，开始有意识地在高卢大量兴建城市。根据高卢各地区的历史发展和地理环境的差异，一是在已毁或受损的寨堡的基础上兴建或扩建新城；二是保留原有的希腊殖民地，将其发展为罗马化城市；三是大规模地兴建新城。奥古斯都对西方行省“不以建立罗马公民新屯市为满足，他竭力向高卢和西班牙的克勒特部落制度中传入都市生活”
。因此，高卢人以前位于山顶上的村镇、市集等都绝迹了，贵族们移居到一些大河流旁的平原上，修建房屋，建立公共建筑物。新的生活中心吸引了更多的人到来，旧部落的中心寨堡、边防重镇、贸易中心、驻兵营地和老兵殖民地都相继发展为城市。克劳狄时期在高卢又建立了很多新城市。除此之外，克劳狄还在某些地方战争结束后，把当地一部分土著部落拨归附近高卢地区的城市，“使他们以 incolae（外来居民）资格附籍于该城”
。这不仅是为了增加城市人口的数量，而且也能促使保持部落生活方式的居民接受城市生活。韦斯帕芗也继续坚持推行扶植各行省发展城市生活的政策，“对于那些多多少少已经罗马化了的行省，特别是那些主要的征兵地区，那些驻扎有罗马重兵的行省，他就加速其城市化运动，并扩大授予罗马公民权的范围。”
同时，罗马对那些顺从的高卢贵族进行拉拢和诱惑，并在行省给其安排适当的职位。这些贵族成为高卢城市的统治阶层，他们也就愈加支持罗马在高卢的统治，积极迎合罗马的政策以稳固他们自身的既得利益和特权地位，为城市化的发展创造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
高卢城市的规划都是模仿罗马而建的，在布局和建筑风格上充分吸收了罗马城的特点——具有统一的格式，一般有方正的围墙、十字交叉的道路；街道笔直、整齐，铺砌讲究，呈南北、东西走向；有科学的排水系统，还有着建设精巧的水道；市中心有神庙或祭坛，还有规模较大的广场，以及包括政府机关、市场、会堂、神庙、竞技场、大浴室、公共图书馆在内的一批公共建筑；住宅区则建造在一个划定的区域，住宅区周围有店铺，手工作坊则被安置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在地面较为平坦的地方，所建城市的平面图极其规整，成为“网格状布局”。“住宅区、主干道、城墙、广场和其他公共建筑都被规划设计在一个网状的结构中，容易进行调整，同时也能够适应大部分地区的地形及战略需要。这种结构还可以保持城区的整齐划一，有利于居民的生活与交往，对城市未来的发展也极为便利。”
高卢的大部分城市都采用了罗马这种美观而又实用的布局，一些由于地形限制或是财力限制而无法按照罗马模式来建筑的城镇，也尽量将自己的城市规划在一个网格状结构中，这就说明当时高卢人在城市规划理念及其实践中都接受了罗马的影响。
修建道路是罗马对外扩张的手段之一。每征服一个地方，罗马人就马上开始修建道路，以保障兵力和军需品的顺利运输。“道路约有25米宽，沿路按一定距离设立里程碑——一种圆柱形的石头标志，上面记载着道路的名称、道路归属于哪个城市管理、该城与罗马城之间的距离、沿路将要到达的下一个城市的名称和距离，还有时任皇帝的名字和在位时间，等等。”
道路两旁按一定距离设立商站为来往商人提供食宿，这些密集的道路网络将行省的商贸中心、主要城市、罗马殖民地和军事要塞连接起来，越来越多地用于沟通高卢各地区间的商贸活动。公元前120年开始修建的多米提安大道，连接了西班牙和意大利，对山南高卢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奥古斯都时期，大将阿格里帕规划建造了高卢地区的交通网，以卢格杜努姆作为起始点，修建了4条大道：“一条穿越塞文山脉到达桑东人（Santons）的领地，最后抵达阿基坦；一条通往莱茵河地区；第三条往北至高卢北部海岸；最后一条经过纳尔榜直达马西利亚。”
克劳狄则开辟了意大利北部的几条道路，将原本已经存在的崎岖的道路改成了可供车辆行驶的砖石路。后来，为了镇压高卢境内的反抗，对付边境上日耳曼人的进逼，罗马进一步修筑了完备的道路系统。于是，高卢建成以卢格杜努姆为中心，贯穿全境的4条道路干线。“这4条陆路干线同时把内河运输联系起来，形成了以塞纳河和索恩河为干道，联结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水路运输网。”
这些道路干线和水路运输网的建成，对军需品的及时供应，南北商业活动、商业贸易的顺利进行，特别是税款的征集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位于道路沿线的港口和位于水陆交通要塞的内地城市，也成为高卢重要的工商业中心。这些使得高卢各地的联系更加紧密，也为加速高卢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罗马共和国末期，通过征服，罗马已经建立了多个海外行省。而当时，行省居民还不具备军事服役的资格，却要缴纳固定的税收。税收的征集工作落在了罗马承包人手里，他们不正当的收缴，给行省人民带来了很大的负担。因此，奥古斯都时期，“随着和平局面的建立，征发和摊派都停止了。罗马高利贷者的垄断行为也随之告终。”
直接税固定下来，“包税制基本上被取消，从而堵塞了包税人与不法总督勾结勒索省民、损公肥私的最大源泉。”
纳税人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受法律保护，国家税收的混乱状态得到扭转。提比略时期，“他注意不再把新的税收加给行省，注意不使旧的租税负担由于官吏的贪欲或残暴而严重。”
克劳狄也比较关心行省的税收问题，永久免除了特洛亚人的贡赋。伽尔巴也豁免了高卢人四分之一的租税，并给了各城市的人民不少赏赐。
由于对行省的剥削的减少，行省居民的负担减轻，高卢的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发展迅速，呈现了一片繁荣的景象。
大量城市的建立以及军队的驻扎，给高卢的农业和畜牧业带来深刻的变化。由于击退了日耳曼人，高卢境内出现了和平和安全的局面，很多移民来到高卢，开垦那里的土地；另外，元首、元老院议员和贵族等也经常在行省占有土地，安排人耕作。“高卢土地的垦殖是有条不紊的。这种农业经营方式的代表是大土地所有者、在罗马征服前和征服后占有土地的部落贵族，还有靠商业、工业和银行业发财致富的外来移民。本地某些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发了财之后也投资于土地。”
正是由于对土地的投资，在高卢各处都留下了大小庄园的遗址。“庄园内有农田、牧场、林场及其他作坊如磨坊、铁匠铺、首饰作坊、酒窖、陶窖等”
，“雇佣很多工人……以奴隶劳动为主，由高级奴隶进行管理，同时还有许多受过专门训练的奴隶用来做专业人员，如会计、制酒、陶器、管家、木匠、建筑师，等等”
。庄园能达到自给自足的水平，也会与外界进行贸易，具有很高的灵活性和较强的适应性。庄园是罗马人开发尚未利用或新获得的土地的方式，使高卢的土地得到迅速开垦。同时，军队的需求以及大量罗马公民移居高卢，给高卢引进了新的作物，也把罗马先进的生产技术带给了高卢人民，促进了高卢地区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凡是以前没有农业的地方，新传入的农业都是高度发展形式的农业，主要是资本主义的和采用多少合乎科学的土地耕种方法的农业。”
最典型的例子是，罗马将葡萄酒和橄榄传进高卢，于是，葡萄酒成为罗马带给高卢的最重要的礼物。葡萄种植和酿制之风在高卢的蔓延，使高卢成为富有盛名的葡萄酒产地。此外，军队对动物产品的需求则促进了高卢畜牧业和家畜饲养业的发展。
农牧业发展的同时，手工业的门类增多，产量也有了很大发展；工业和制造业发展迅速，甚至成为致富之源。高卢的采矿、采石、冶金、制陶、毛纺织品等部门都处于当时的领先地位，其中，金属、纺织、陶器和玻璃业已形成中心。高卢有丰富的矿物资源，例如金、银、铜、铁、铅等种类矿藏皆具备，并盛产花岗石、大理石、石灰、石膏、沙子等建筑材料。帝国时期，为了进行城市和道路的建设，大量开采矿藏和建筑石料，促进了采石业的发展。为了供应军队对铁制品的需求，传统的金属冶炼业，尤其是冶铁和青铜冶炼成为手工业中最活跃的部门；大小铁器作坊遍布全高卢，生产各种武器和工具，制造的刀剑闻名意大利。高卢有最适宜制陶器的黏土，因此，制陶是仅次于金属冶炼的重要手工业部门。公元2至3世纪，高卢的制陶业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惊人发展。陶瓷产品在帝国市场上取代了意大利的坎帕尼亚陶器，远销多瑙河下游。高卢还是罗马最主要的毛麻织品制造地区，产品深受意大利居民欢迎。其他如木材、皮革、五金、服装、武器等生产也有较快发展，“兵士们所需要的大部分物品在高卢、不列颠、西班牙和阿尔卑斯山区都是就地现成的（如木材、沥青、五金、皮革）。”
高卢的工业产品价廉而且经久耐用，因此在帝国各地都很受欢迎。“总而言之，高卢现在取得了意大利在公元前1世纪时所占有的地位，成为西方最大的工业区。”
罗马征服高卢之后，在高卢地区大量建立殖民地，不仅许多罗马公民移居，许多重要的意大利人团体，为了自身利益也集体移居到高卢，“他们以商人、放债者、包税商代办等身份同高卢诸城市的罗马移民和本地人交际往来”
。他们的活动促进了高卢地区商业的发展。高卢的水路航运发达，又取消了高额关税，因此，公元2世纪，高卢的商业和它的农业和工业一起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状态。2 世纪的时候，“高卢、多瑙河流域、日耳曼尼亚等地彼此之间商业来往很活跃”
。而且，“皇帝的公粮供应部门规定由高卢的商人和运输商供应海陆军所需要的谷物、葡萄酒、油、木材、皮革、麻绳、五金、衣服、靴鞋、武器等物资，比之依靠意大利商人要容易得多，因为前者熟悉当地市场情况，并且在手头掌握了大量的河海船舶以及其他运输工具。”
高卢商人便于聚集各地特产，也便于把这些特产销售出去，因此他们比起其他地区的商人来说要更具有竞争力。高卢的商业发展势头相当好，使高卢成为本地货物和外地货物的一个中转站，并进一步扩大了高卢商人的活动范围。
公元前27年，奥古斯都接受了一个“大范围”行省总督职权，“当时元老院同意他管理的范围是西班牙、高卢和叙利亚，另外埃及不设省，是元首自己控制的地区。”
为了控制对军队的指挥权，奥古斯都根据各行省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将其分为两大类，其中驻有重兵的行省，如外高卢三省、西班牙的路西塔尼亚、潘诺尼亚等，都归元首管辖，称为元首行省；而一些已被平定，无须重兵驻守的行省，如纳尔榜高卢等，则归元老院管辖。行省的最高统治者是行省总督，他拥有极大的权力，包括军权、司法权、立法权等。元老院省的总督从任满的执政官和行政长官中抽签选派，任期一年；元首省的总督由元首亲自选派，只是元首的代理人，期限随元首旨意而定，行省执政大权握在元首手中。元首省和元老院省的划分，有利于元首政治的建立。公元前16 年到公元前13年间，奥古斯都将纳尔榜行省以外的高卢划为三个行省，即阿基坦行省，位于高卢的西南部；里昂（路格敦西斯）行省，位于高卢的中西部；贝尔盖行省，位于东北和北部。
这三个行省继续由元首管辖，首府在卢格杜努姆，由此巩固了元首对高卢的控制，也形成了帝国时期高卢地区新的行政格局，为高卢地区彻底融入罗马帝国打下了制度基础。公元前 12年，德鲁苏斯（提比略之弟）作为皇帝的代理人来到三行省的行政首都卢格杜努姆，设立高卢议会，以促进高卢行政上的统一。
在高卢的战争结束之前，罗马就对已经建立行省的纳尔榜高卢和山南高卢进行管理。在纳尔榜行省，罗马人建立了高卢地区第一个行省首府纳尔博。通过一系列战争，罗马在山南高卢陆续建立了一批享有自治权利的殖民城市、拉丁城市和意大利城市，这三类城市的行政机制基本仿照罗马，每个城市都有议事会，负责讨论市政要务，大部分的城市都有两个执政官，其他市政官、财务官、法官、监察官等行政人员的职能，也基本与罗马相似。殖民城市地位最高，其居民充分享有罗马公民权，并享受税收、贸易等方面的特权；拉丁城市大部分居民享有不完全的公民权，即没有参政权的拉丁权利；意大利城市被允许保留原有的政府形式和内部的管理的独立性，享有自治权利，但不是主权独立的政治实体，在外交上必须无条件服从罗马的对外政策。此外，还有一些自由城市或联盟城市。自由城市没有与罗马签约，享有某些特权，但必须履行罗马强加给它们的义务；同盟城市与罗马签订了条约，享有某些特权但附有种种限制。自由城市和联盟城市虽然保留了过去的一些法律，但必须交纳更多的赋税，部分城市还必须由罗马委派的行政长官来审理司法案件。这些城市的建立使得大量罗马公民从意大利向行省迁移，也成为监视和控制当地居民的一支可靠力量；促进了行省政治结构上向罗马的转化，为行省地区进一步罗马化奠定了基础。
在征服之前，地中海沿岸的高卢部分早在60多年前就已经纳入罗马的版图，也就是纳尔榜行省。征服之后，奥古斯都将高卢分为四个行省：纳尔榜、阿基坦、里昂、贝尔盖。在最初的皇帝—元老院双头政治时期，高卢的各个省有不同的归属。纳尔榜是元老院行省，而其他三个新征服的高卢行省是皇帝行省。纳尔榜行省的行政长官是总督（proconsul），每年一届，由元老院管辖。配合其治理的还有代理政法官（propraetore）和总督特使（legatus proconsule），前者协助行政和司法事务，后者负责财政事务。在另外三个高卢行省，皇帝本人兼任总督，而每个行省都有任期不定的特使，主持民事和军事。
不过，到了2世纪末，这个双头统治的格局被打破，皇帝成为罗马帝国独一无二的权威，所有行省因此也都处在皇帝的权威之下。在皇帝统治之下，每个帝国又分为两个长官辖区（préfectures）。在西罗马帝国，是高卢和意大利。高卢长官辖区包括高卢、大不列颠、西班牙和摩洛哥。高卢长官辖区的首都最初是在特里夫斯，随后于5世纪初转移到阿尔勒。近卫军长官（praefectus praetorio）为长官辖区之首，他们的权力与君主相似。高卢在这一时期最初分为2个行政区（diocèses），随后合并为一个。行政区之下又分若干行省，共计17个，其长官为镇守使（praeses provinciae）。行省之下又设城邦（civitates），在公元400年左右，高卢全境有112个城邦。城邦的首府是一座城市，其所辖又包含城市周边的市镇和庄园。
根据征服战争中的不同立场，奥古斯都对高卢城市的地位作了不同的规定，大致分为三种：同盟城邦（civitates foederatae）、自由城邦（libertae）和纳贡城邦（stipendiariae）。前两者有较强的自主权，而最后一种完全属于罗马派遣的长官（magistrat）管辖。不过这些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央集权的强化而逐步消除，各个城邦的独立性也逐步被帝国行政系统所吸收。
与帝国其他地方一样，罗马高卢的人也分为两类：自由人和奴隶。而在帝国晚期，除了奴隶，还出现了佃农（colon）和归顺蛮族（barbari laeti）。所谓佃农出现于4世纪，其制度与奴隶制近似，但又不完全相同。佃农是永久固定于某个地产的农民，他们的义务是耕种这块土地，从而取得银币或者粮食来缴纳租金。这些人被固定在土地上，不能离开，也不能出售土地，所以又称为土地奴（servus terrae）。他们的处境比奴隶稍好。归顺蛮族则是帝国所吸纳的一些蛮族，帝国需要他们参军作战，以抵御蛮族入侵，而作为交换，向他们出让了一部分土地。他们的处境比佃农要好，服役之外享有自由。
罗马共和国时期，除了罗马殖民地和个别受优待的城市外，基本上不给行省城市居民以公民权。因为这种方法会无形中削弱罗马公民的特权以及他们在罗马帝国中所占的优势，这是罗马公民不能接受的。凯撒是第一个较广泛地向外省居民赠予公民权的人，“他使山南高卢、西班牙和许多城市获得罗马公民权”
。奥古斯都考虑到“保持罗马人民纯洁性和不受外邦人或奴隶血统玷污的极重要性，因此，他在授予罗马公民权问题上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
；但还是决定“给予那些打算为罗马人民效力的城市以拉丁公民权或完全公民权”
。以后罗马各个皇帝，都没有停止过向高卢人授予公民权的行为。克劳狄时期，特别慷慨地将公民权授予高卢人，还答应了高卢人想要取得在首都担任官职的权利，允许高卢人贵族迁到罗马成为元老院议员，“埃杜伊人就第一次在首都取得了参加元老院的权利”
。公元73年，弗拉维王朝的韦斯帕芗“对元老院进行改革，广泛吸收行省上层奴隶主参加元老院。同时，他将行省富户千余家从西班牙和高卢等地迁入罗马，补充了罗马元老和骑士阶层，又授予西班牙原有城市和西方许多城市以拉丁公民权，以扩大帝国和元首政治的社会基础。”
图密善也在行省中广泛授予罗马公民权，许多行省城市成为自治市。塞维鲁王朝的卡拉卡拉“于212 年颁布敕令，把罗马公民权授予帝国全体自由公民（投降者除外）”
。公民权的获得，以及元老院的准入，是为了防止各行省发生起义而采取的加强元首专政的措施，但同时也使得帝国政权不仅仅代表罗马和意大利奴隶主的利益，也成为代表地中海世界各地大奴隶主贵族利益的政权。
凯撒及其继承者都十分注重吸收高卢人入伍，“将这些生性渴望战斗的勇士纳入罗马军中，既消除了罗马的威胁，也为罗马军队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高卢人在罗马军中服役，也意味着他们地位的提升。服役期满之时，他们就将获得公民权。”
克劳狄时期的不列颠之战，罗马在高卢北部大量征召辅军，使得大量高卢人进入罗马军队；而且，“服役期满的辅军士兵及其后代被授予罗马公民权”
，从而使山北高卢也能像山南高卢一样通过服役获得罗马公民权而融入上层社会。哈德良时期，军团趋向于从行省招兵。安东尼时期，“罗马公民权只授予服役期满的老兵本人及其在退役后所生的孩子。而那些在他们服役期间所生的孩子只有其本人加入军队才可获得罗马公民权。”
授予退役老兵公民权的行为，促进了罗马公民权在行省的扩展，也有利于保证高卢士兵对罗马的忠诚。同时，由于加入军队是本人及后代获得罗马公民权的一个重要条件，也就成为吸引士兵入伍的一个重要因素。老兵在退役后获得罗马公民权，并享有相当的法律特权，可以加入当地的自治市议会，担任高级的军事和行政职位，有希望跻身于骑士和元老阶层的行列。因此，服兵役也成了士兵自身及后代改变社会地位、实现罗马化的一个重要途径。退役老兵和当地的土著贵族构成了行省中的社会上层，管理自己所在的市镇，促进了行省上层的罗马化，也有利于帝国对行省的管理。
罗马征服也带来了罗马法。罗马法中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权力分立，通常行政官员同时拥有民事和刑事司法管辖权。行省的长官同时也是地方最高的司法长官，主宰着生杀大权。而代理执政（vicarius）、近卫军长官及皇帝的主要职责是受理来自行省的上诉。在帝国晚期，皇帝敕令的保管收集对于中央权力至关重要。而随着立法的不断增多，到了3世纪初，这些法令已经难以较好驾驭。此前，这些法令都以羊皮纸卷的形式存放，为了查阅的便利，就出现了以一边装订的“典”（codex），这也就是日后我们所熟悉的“法典”。在皇帝的主导下，法学家们开始了初步的汇编工作，约在292年出现了《格里高利法典》，随后又出现了《赫尔摩杰法典》。公元5世纪，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在这两部法典的基础上，开始了法典编纂工程，并于438年颁布了《狄奥多西法典》。这是具有官方效力的法典，虽然由东罗马皇帝颁布，但是却在整个罗马帝国生效，而且在西罗马取得了更持久的效力。罗马的成文法对于高卢，尤其是罗马化程度较高的高卢南部有尤为深远的影响。通过法律，书面文化逐步普及，而罗马化后的高卢亦将成为蛮族入侵之后罗马文化的保留者，日后的蛮族法典编纂中就有罗马高卢人活跃的影子。
罗马基督教化之后，教会借鉴了帝国的行政区划，城邦对应于主教辖区，每个主教辖区又分为若干个教区，由本堂神父管理。若干主教辖区又受到大都会主教的管辖。大都会主教虽然本质上只不过是自己教区的主教，但身份高于其他教区主教。主教由教区神职人员和人民选举产生，大都会主教批准。在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教会的司法管辖权得到了官方的承认，它一方面可以通过绝罚来惩戒重大的罪行，同时也承认主教的仲裁权。
罗马高卢对今日法国的另一大遗产是语言。我们知道，今天的法语属于罗曼语族，历史上众多民族虽然都曾入主高卢，但都只是在法语中留下了一定的痕迹，不能撼动其整体结构。凯尔特人以前的原住民的语言，也许只能在少数地名中发现；凯尔特人虽然在高卢定居了近千年，但也仅仅是从不列颠群岛移民阿摩利卡平原的布列塔尼人保留了凯尔特语。在高卢的其他地方，凯尔特语也逐渐消亡了。随后入主高卢的法兰克人，他们的日耳曼语也没有扭转高卢语言的罗马化趋势。那么，为什么在高卢，语言上的罗马化是如此强劲深刻？为什么今天的英国在经过日耳曼人入侵之后，改用了日耳曼语（今天的英语），但在高卢却不曾如此？
罗马征服高卢之后，将自身的教育体系传到了高卢。教育是当时推广文化的重要手段，有助于罗马对于高卢庞大人口的统治。罗马在高卢建立各类学校，鼓励高卢贵族的后代进入各类学校学习拉丁语和拉丁文化。法国各地于是出现了专为高卢贵族子弟开办的学校。除了学习拉丁语和拉丁文化，希腊语也是高卢贵族热衷学习的。在很早，高卢南部就有许多希腊语老师，有的地方还开办了学院。几乎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语法老师，教授语言及其他各种知识。在高卢很多地方也有语言学校，教授修辞学和演说术，使其开始为高卢的精英分子所认识和掌握。“在高卢各地，孩子们受到的都是教师所传授的相同的教育，先是语法学家给予的教育，然后是思辨家给予的教育，均用拉丁语传授。”
罗马人所说的拉丁语是官方文件里唯一的公文用语，也是和帝国境内其他各地通商和交际联络的用语。因此，罗马统治者需要将拉丁文推广到帝国其他地区。除了通过学校进行传播，元首也经常在高卢行省开办各种有关拉丁文的比赛，卡里古拉就曾经“在卢格杜努姆举办希腊文、拉丁文演讲比赛”
，以此来扩大拉丁文的影响。传播拉丁文的第三个途径就是授予公民权，而这又与军队有很大的联系。罗马公民权意味着一系列特权，凯撒本人就向与他结盟的高卢人家族授予了大量公民身份。而在帝国时期，军队成了新授予公民权的重要营地。许多高卢退役老兵返回高卢的时候因此也成了罗马公民，这些小贵族很快又将罗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在高卢推广开来。公民权的授予是有条件的，拉丁语就是必备条件，高卢精英因此又被激励去学习拉丁语。与此同时，罗马在高卢设立殖民地之后，都会派遣军队驻守。这些士兵大多从罗马相对富裕的受过教育的阶层当中征召，因此都能熟练地使用拉丁语。罗马士兵到达驻扎的地点之后，在与当地居民的交流中使用的是从罗马带去的拉丁语；在退役之后，很多罗马士兵可能留在驻扎的地区，其生活中使用的也是拉丁语。因此，在与当地高卢人沟通交流的过程中，士兵也就使高卢人接触并开始学习拉丁语。辅军虽然是本地征召，而且刚开始都是由本族的首领指挥，但随着罗马军官逐渐取代氏族首领掌握了辅军的指挥权之后，辅军士兵也需要和罗马军团士兵一样掌握一定程度的拉丁语。长达 25年的军事生涯使辅军士兵经常与拉丁语口语和书面语相接触，“士兵的入伍宣誓、战术指挥和军队中的各种正式文件——如士兵的薪饷结算单、债务凭证、准假证、遗嘱、退役时获得的军事证书等都采用拉丁语”
，因此他们也能掌握一定的拉丁语。拉丁语通过军队生活推广至辅军，又通过辅军传播给行省人民，扩大了拉丁语的传播范围和影响。而且，拉丁语作为一种当时已经十分成熟、先进的书写语言，自然比没有文字、只能以口语为载体的凯尔特语占优势。传入高卢的拉丁语经过一个长时间的演变，成为中世纪的罗曼语，最终演变成现代的法语。
不过，高卢语言对法语的遗存还表现在句法上。“C'est que”的表述就可能来自高卢语。现代法语中还保留了大量高卢语词汇，例如道路（chemin）、屋架（charpente）、云雀（alouette）、獾（blaireau）、石子（caillou）、欧石楠（bruyère）等。从今天法国的地名中还能看到高卢语的残留。有一些典型的高卢语地名，比如dunum或者dunon，意为要塞，高地，有城墙之地。最著名的就是里昂（Lugdunum），也就是鲁格神的堡垒，拉昂（Laudunum），另外还有magos（田地，土地，市场），briga与dunum同义。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操拉丁语的罗马人在高卢是少数中的少数。虽然征服后罗马人成了高卢的统治者，但相比本土或凯尔特人口，操拉丁语的人口在绝对数量上不占优势。在罗马化程度较高的纳尔榜高卢，操拉丁语的人口在奥古斯都统治的末年达到了10万—20万。这个数量确实很可观，但也依旧是少数。大多数操拉丁语的人，都是通过军队和统治机关而移民到了高卢各地，以中心城市为主，但也有前往莱茵河边境的驻军。高卢语言的罗马化因此是伴随军事和统治活动而展开的。
多样性是高卢语言罗马化的一大特征。今天我们熟知法语有几大方言之分，如北方的奥尔语和南方的奥克语。对于奥克语，语言学家如今更倾向于使用“奥西坦语”的称呼。而在法国东南部，罗讷河中上游地带（大致为里昂周边地区），他们将原本的法兰克普罗旺斯语（Franco-Provençal）称为阿尔皮坦语（l'arpitan）。北方的法语和南方的奥克语及阿尔皮坦语有不同的历史成因，因此在罗马化的形式和程度上也存在差异。法语方言的形成因此和罗马文化向高卢渗透的途径和阶段有关。之前已经提及，罗马化最早的是法国的南方沿海地区，它从纳尔榜一直延伸到图卢兹和波尔多。而另一条传播罗马文化的途径是罗讷河，里昂则是罗马文化的重镇。其中，罗马文化对南方沿海的影响最为悠久和深刻，所以奥西坦语的来源是更为古老的拉丁语。这也就是为什么奥西坦语中的很多词汇在其他几大方言中是找不到的。里昂于43年建城，随后很快自己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拉丁语，为日后阿尔皮坦语的前身。有趣的是，语言学家发现，其词语中超过16%来自诗歌中的拉丁语，因此其受到文学拉丁语的影响较为深刻。再往北，罗马文化的影响就因为地理的阻隔而要小得多。
高卢人说的是什么样的拉丁语？大多数说拉丁语的人口中并不是西塞罗那种拉丁语，而是士兵、商人、官员所用的口头语言。它因为不同的职业和地区而有不同。虽然三分之二的古典拉丁语词汇并没有大的变动，但冗余的抽象的词汇因为在日常对话当中很少使用所以变化较少或者消失了。反过来，原本拉丁语中寡淡的动词变得更具表达力，如表示“哭泣”的plorare和plangere取代了flere，表示“吃”的comedere和manducare取代了edere。
基督教在高卢的传播也促进了拉丁语的普及。拉丁语基督教化在高卢造成了两大影响：首先是改变了口头拉丁语的词汇，另一个是将拉丁语作为信徒与神教士之间交流的语言，因此也推动了拉丁语的普及。早期基督教的术语大多从希腊语或希伯来语翻译而来，所以今天法语中的“教会”（或教堂，église）一词来自希腊语ecclesia，主教（évêque）来自episcopus，魔鬼（diable）来自diabolus，安息日（sabbat）来自sabbatum，等等。基督教拉丁语还有自己独特的词汇创造，例如subsequenter，veraciter之类的副词，还有众多以ficare为后缀的动词，如“使荣耀”（honorificare）、“使永生”（vivificare）等。这些词汇往往是信徒团体内部流行起来的。语言风格上，早期教父主张拉丁语要通俗易懂，他们称自己的语言是“谦卑之辞”（sermo humilis，亦可以说是穷人之辞），主要的目的是用简单易懂的话来说服民众。在高卢基督教化的过程中，这种拉丁语应该产生了较大影响，所以相比于文人拉丁语对高卢语言的影响更大。
蛮族入侵导致新的族群在高卢长期存在，而他们往往采用共同语言拉丁语与高卢原住民交往。拉丁语由此奠定了其共同语的地位。相对于文人的典雅拉丁语，在高卢逐渐出现了一个俗语的体系。这种俗语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长期以来存在着双语并存的局面。高卢语在若干个世纪里没有消失，而且在农村尤为顽强。从今天看，高卢语的残余影响主要是词汇上的，但其对于语音、形态和句法上的影响也不能排除。词汇上，高卢语保留至今的主要是农业农村词语。这一点很好理解，因为农业传统在高卢维持了很久，也是人们日常生活必然接触的事物，其内在具有保守性，不太容易变革。而语言学家发现，往往交易的商品是拉丁语，但生产工具和过程都是高卢语。例如轮缘（jante）、圆凿（gouge）、大木桶（tonne）、围栏（claie）等都是高卢对不同工具的称呼。还有农具和其他农业术语：犁铧（soc）、犁（charrue）、拾穗（glaner）、休耕（jachère）、耕地（sillon），等等。
之所以拉丁语能普及，还是因为罗马人对于高卢原来的语言持放任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语言的自然融合，并在罗马的统治优势的引导下，实现了高卢语言的罗马化。5世纪的时候，高卢语可能已经濒临消失。希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在与埃克迪修斯（Ecdicius）的通信中讲到阿维尔尼贵族都已经在学习拉丁语。与此同时，公元4、5世纪的人们明确意识到南方与北方的拉丁语存在差异。苏尔皮修斯·赛维鲁斯（Sulpice Sévère）曾写到一位名为加鲁斯（Gallus）的高卢人，他害怕自己的“乡野之辞”（sermo rusticior）会让阿基坦人“有文化的耳朵”（urbanas aures，字面意思为“城市的耳朵”）感到不悦。图尔的格雷戈里也讲到芒斯（Mans）主教多诺鲁斯（Domnole）拒绝前往阿维尼翁，因为他朴素的语言难以经受住南方统治精英的考验。
罗马征服高卢之后，认为德鲁伊德教是高卢人反叛力量的精神支柱，于是严厉禁止传统的凯尔特德鲁伊德教的存在和发展；同时，罗马积极推行世俗学校，使得知识不再被德鲁伊德教的祭司所垄断。到了克劳狄时期，他“彻底废除了高卢人中流行的残酷的、不人道的德鲁伊德仪式——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就已禁止这种仪式在罗马公民中传播”
。罗马也将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神灵带到了高卢，他们往往在高卢建造神庙，供奉罗马的三位主神，通过这种方式使高卢人了解罗马人的宗教，也使得迁居当地的罗马人能够参与正常的宗教生活。由于罗马宗教渗透到高卢，高卢出现了罗马神祇与当地神祇的混杂现象。很多罗马神祇甚至东方神祇都被原封不动地引入高卢，同时，罗马的神灵也与高卢当地的神灵互相融合。其形式主要有“（一）罗马神名与高卢神名糅合形成一个新的神……（二）罗马神与高卢神结为配偶……（三）一些带有象征意义的高卢道具出现在罗马神像上”
。此外，罗马神灵的公共存在方式也被应用到高卢的某些崇拜对象上。除了将罗马的神灵带去高卢，罗马还极力在高卢推行元首崇拜。元首崇拜起源于希腊化世界，是希腊化东方君主崇拜的延续。奥古斯都时期还不敢公开推行元首崇拜，他“不接受任何行省为他建庙，除非是为他和罗马的共同名义而建的”
。但是，他对亲信的恭维行为却表示默许。公元前 12年，奥古斯都的继子德鲁苏斯在高卢的首府卢格杜努姆修建奥古斯都祭坛，高卢60个部落齐聚于此，这是高卢各行省统一在罗马旗帜下的象征。此后每年，高卢的各部落都会聚集在此，一方面祭祀奥古斯都，一方面召开全高卢行省大会，讨论行省事务。又过了3年，一座新的奥古斯都祭坛建在莱茵河畔乌比伊人的中心。这两座祭坛犹如罗马人在高卢播下的元首崇拜的种子。虽然元首崇拜并非强制推行，也没有明文规定，但实际上是衡量行省居民是否忠于罗马的标准。因而那些受益于罗马统治、本身又有多神观念的高卢贵族，自然竞相表示对元首的忠诚。“西班牙获准在塔尔拉科移民地为奥古斯都修建一座神殿，这样就给所有的行省开了先例。”
而“大多数行省，除建造许多神庙和祭坛献给他（奥古斯都——作者），还在他们的几乎每一城市举行五年一度的崇敬奥古斯都的赛会。”
起初，元首崇拜并不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后来，这种信念逐渐固化之后，融入了人们的宗教生活中，皇帝也开始与神灵挂钩了。元首崇拜的流行，广泛地传播了罗马的宗教，影响了高卢地区的宗教信仰和宗教传统，从文化上强化了罗马帝国的向心力，巩固了罗马帝国的元首制。
随着罗马将基督教奉为国家，罗马高卢也经历了基督教化的过程。基督教最早在2世纪就在高卢传播，呈现出城市进展较快、农村进展缓慢的特点。在城市，推动基督教传播的是主教和以其为中心的教会组织。
基督教传播过程中，为法国的国家和民族记忆留下了若干重要的人物，尤其是一系列圣徒，他们将会成为法国各地所纪念和崇拜的对象，有的人物的影响远远超越了宗教。例如传说中巴黎第一位主教圣德尼（258？年殉难），他是前往高卢传播基督教的7位主教之一，被罗马皇帝德西乌斯或者奥勒良下令处决。传说当中，圣德尼在蒙马特高地被砍头，但他的身体却捧着头一直走到了巴黎东北，也就是今天圣德尼修道院的位置。日后，圣德尼成了法国的主保圣徒，甚至也因为他被砍头而成了头痛患者的保护者。供奉他的圣德尼修道院将会以其历史作品开启法兰西民族意识形态建构的大幕。
综上可见，罗马征服高卢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措施和政策，并且不断依据现实情况对政策进行调整，稳固了其在高卢的统治；同时，也改变了高卢人的心理认同和政治认同，使得他们逐渐在心理上向罗马靠拢。在政治上，罗马对高卢广泛地授予罗马公民权，就使得高卢人在政治上成为罗马的合法公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高卢人的政治认同，从而扩大了罗马的统治基础。“用来保证帝国行省和边境人口忠诚和支持最突出的方法是授予罗马公民权作为对帝国有价值的服务的承认。”
正如一位日耳曼人首领塞盖司特斯对罗马人说的：“我对罗马人民的忠诚并不是从今天开始的。自从神圣的奥古斯都使我成为罗马的公民，我就根据你们的利益来选择朋友和敌人了。”
同时，获得罗马公民权在很大程度上能改变一个人的文化和思想认同，让他们产生“一套关于他们是谁、他们属于谁的观念”
。高卢的贵族上层在获得公民权之后，也得到了进入元老院的权利，并且可以在首都和行省担任官职。从此，这些贵族的利益与罗马帝国的利益统一起来。如果罗马的统治受到什么损害，他们的利益也会受到损害。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这些贵族自然与罗马的统治阶层合流，支持罗马的统治政策，统治高卢地区的人民。而来自行省的士兵长期远离家乡，一定程度上被割裂了与原来所在氏族或部落的联系。退役后获得公民权的回报使得他们在获得罗马公民权的同时，也接受了一套全新的权利和责任，全心全意地效忠于罗马。因此，“就在罗马政府对待外省的态度发生改变的同时，整个外省越来越顺从于罗马的统治，其中尤以上层阶级为甚……西方各城市中为了歌颂2世纪时的皇帝们而建立的大量碑碣，就说明了这些地方的上层阶级对现况是何等的满意”
。高卢人心理和政治上对罗马的认同，巩固了罗马在高卢的统治，也使得高卢在各方面逐渐罗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