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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史从何时开始？这是个令人困扰的问题。不同时期的史学家眼中有不同的法国史。今天我们从上古高卢书写法国史的做法，一定能让信奉法国人的特洛伊起源的中世纪历史学家目瞪口呆。“法国史”隐含着一种连续性的判断，这种连续性是史学思辨、确立历史因果联系的结果。中世纪的历史学家强调的是法兰克人的连续性，他们的写作超越地理意义上的法兰西或者高卢。他们看中的是世系（尤其是国王世系）的延续，并不觉得一定需要在今天法国的范围内为法国人寻找起源。然而，16世纪以后，民族国家的原则不断强化和巩固，而民族国家又是以一定的地理空间范围为基础的。也正因为如此，高卢正式融入了法国史的写作当中。那么，高卢与法国、高卢人与法国人之间究竟有怎样的联系？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追根溯源，考察高卢人和高卢的由来。
高卢人来自哪里？为何称“高卢”？这是我们需要弄清楚的两个基本问题。
通常认为，高卢人是凯尔特人，而凯尔特人是印欧人中的一支。罗马征服前的高卢人大致跨越了两个铁器时代文化，即哈尔斯塔特文化（铁器时代一期，公元前约1200年至公元前约500年）和拉泰纳文化（铁器时代二期，公元前约450年至公元前25年）。凯尔特文明形成于哈尔斯塔特文化，其核心区覆盖了今天的奥地利、瑞士、德国南部、波西米亚、摩拉维亚、匈牙利西部、意大利北部和法国东部。从公元5世纪起，凯尔特人从核心区向四周移民，将定居范围扩大到了不列颠群岛，除阿基坦西南部外的法国大部分地区、比利时、伊比利亚半岛、波河平原南部，乃至阿纳托利亚高原的中部。在凯尔特人的全盛时期，他们在欧洲占有大片土地，西至大西洋，西南到伊比利亚半岛，北至不列颠群岛，而东边又到德国和波兰的平原，以及喀尔巴阡山脉，南面则占据了从加泰罗尼亚起的地中海沿岸。
高卢是罗马人对于凯尔特的称呼，“高卢”和“凯尔特”这两个词语（Gaule，Celte）具有显见的相似性。作为外来移民，凯尔特人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但还是逐渐在此后的五个世纪中，同化了这块土地上哈尔斯塔特文化的原住民。两者相互融合，形成了高卢人。凯撒所面对的，正是这些凯尔特化以后的高卢人。凯尔特文化的全盛时期是公元前3至公元前2世纪。只有两块地方没有完全凯尔特化：南方地中海沿岸（尤其是东南沿海今加尔省至滨海阿尔卑斯省一线），这里，希腊人和罗马人有长期的经营。另一块地方就是加斯科尼的西南部（大致在朗德、热尔两省以南部分）。人们通常认为，罗马人笔下的“阿基坦人”（Aquitani）并不属于凯尔特人，而更多的是与伊比利亚半岛的人种接近。从人名、地名和词汇上看，阿基坦人所操的语言更接近于今天的巴斯克语，很可能是印欧人到来之前欧洲原住民所使用的语言。罗马划分行省后，阿基坦高卢囊括了14个凯尔特人部落和20余个阿基坦人部落。除了这些地方，高卢大部分地区都在文化和语言上凯尔特化了。
凯尔特人没有自己的文字，我们对于他们的了解主要通过希腊和罗马作家。从他们的笔下我们得知，凯尔特人出现在历史舞台是在公元前6世纪的尾声。到了公元前1世纪，大陆上的凯尔特人丧失了他们的独立，接受了罗马人的统治。凯尔特人、高卢人、加拉特人（galates）——这些词对我们的认识造成了困扰。凯尔特（希腊语Κ
λτoι）一词最早出现在希腊作家的笔下是在公元前6世纪末。赫卡泰奥斯（Hécatée de Milet）写到希腊人在马赛（希腊人称之为马萨利亚Massalia）的殖民地，称其靠近凯尔特人，甚至还说了一个凯尔特城市的名字：努拉克斯（Nurax）。这些信息比较笼统，而且也有可能为后人所加，所以未必确切。学者们也一直未能确定所谓的“努拉克斯”究竟所在何处。而对于凯尔特人比较可靠的描述，最早的应该是希罗多德（Herodotus）的《历史》：“多瑙河的源头在凯尔特人之地。”（《历史》，Ⅱ，33）公元前276年，有一支凯尔特人往东袭击希腊，一度威胁到了德尔斐神庙。这支凯尔特人被称为加拉特人。但对于凯尔特人最为完备的记录，应该是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Polybius）。其《历史》第二卷详细描述了意大利和山内高卢，随后又讲述了凯尔特人向意大利的入侵。另外，波希多尼（Poseidonios d'Apamée）《历史》第23卷也是对凯尔特人的重要记录，可惜已经遗失。他本人曾游历北非、西班牙、高卢，对高卢有众多一手信息。在波利比乌斯笔下，凯尔特人和加拉特人是混用的。今天所说的高卢（Gaule），来自拉丁语Gallia，而“高卢人”（Gallus）这个拉丁语词很有可能来自“加拉特人”。这个词最早在拉丁语里出现已经是公元前1世纪了。罗马历史学家当中，李维（Livy）的《罗马史》自然没有忽略凯尔特人的入侵（第5卷第34章以后）。斯特拉波（Strabo）（《地理学》卷12）则对于高卢、凯尔特、加拉提亚（Galatia）有比较明确的认识：凯尔特和高卢在他笔下是同义词，而对于加拉提亚，他通常不会具体说它指的究竟是狭义的加拉提亚还是整个凯尔特人地区。
罗马人所说的高卢指的是凯尔特人在西欧的地盘。以阿尔卑斯山为分界线，他们区分山内高卢（Gallia cisalpina）和山外高卢（Gallia transalpina）。山内高卢，顾名思义，就是相对于罗马人而言在阿尔卑斯朝内的地区，罗马人在公元前42年将其兼并。米兰是山内高卢的名城，拉丁语名为Mediolanum，其凯尔特语含义是“中央神殿”。山外高卢，则是对于罗马人而言，处在阿尔卑斯山另一边的高卢。公元前125—117年之间，罗马人征服了山外高卢的南部，随后设立行省，命名为“纳尔榜高卢”。
而对于山外高卢又有划分。任何一位学过拉丁语的西方人，估计都不会不知道凯撒《高卢战记》的开头：“高卢全境分为三部分，分别居住着高卢人、贝尔盖人和阿奎塔尼人，高卢人是我们的叫法，他们自称凯尔特人。”他所说的高卢人地界，范围大致在加隆河到塞纳河马恩河之间（ab Aquitanis Garumna flumen，a Belgis Matrona et Sequana dividit），包含至少44个族（nationes）和城镇（civitates）。而日后罗马人常会说，高卢有300帕古斯（pagus），60余族，凯撒用“城镇”指代高卢的城市，但这些城市并非地中海文明中那种以城市广场为中心的城市。它没有中心，在现代人眼中也难以算得上是城市。每个高卢人部落都有自己的名字，他们崇拜的神也有不同的称呼，使用的凯尔特语也不尽相同。
凯尔特人在高卢定居是漫长的迁徙的结果。凯尔特人的扩张是分层次和阶段的。他们在公元前5世纪的时候已经占据了高卢很大的地区，但向上普罗旺斯、朗格多克和阿基坦的扩张是公元前4至3世纪的事。他们的扩张没有统一的领导，也没有任何规划，而是一系列具体的原因导致的，如人口过剩，有利于大规模移民的军事结构，或者是为了占领战略或商业要地，寻求出海口等。到了公元前300年左右，日耳曼人往南迁徙，将原本在莱茵河三角洲到图林根森林一带的凯尔特人驱赶到了高卢。这是最后一波进入高卢的凯尔特人。这些迁徙的凯尔特人是贝尔盖人。在3世纪，贝尔盖人当中的阿特巴特人（Atrebates）建立了阿拉斯，昂比安人（Ambiani）定居在亚眠，贝罗瓦克人（Bellovaci）到了博韦，雷姆斯人（Remi）创建了兰斯，等等。他们的涌入又造成了连锁反应，让原本居住于这些地方的凯尔特人动身迁徙。公元前1世纪，高卢的形势更为严峻。周边民族的迁徙对其造成了巨大压力，而日耳曼人阿里奥维斯特（Arioviste）试图通过干预高卢部落的内部矛盾来控制高卢。高卢内部的混乱进而又侵扰到了罗马行省的稳定。公元前58年，赫尔维西亚人在打算大规模迁移至圣东日（Saintonge）的时候，凯撒受其高卢盟友的请求，开始了一系列军事活动。公元前52年，阿维尔尼人维钦托利（Vercingétorix）所率领的联盟投降。公元前51年，高卢全境重建和平，罗马征服落幕，高卢进入一段人口流动相对稳定的时期。
高卢人的经济组织与罗马颇为不同。高卢人的生产活动集中化程度较低，多以家庭为单位；城市文明兴起较晚，而且与地中海世界的城市有所不同。不过这些因素并不妨碍高卢成为西欧的粮仓和人口要地。高卢人在农业、冶金和手工业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贡献。从前，人们曾以为，高卢世界相比希腊罗马处于十分落后的状况，没有货币，也没有市场。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希腊罗马世界对于“野蛮人”的偏见，而且也是受到了史料和考古材料的制约：无论是商业合同、账簿还是城市的档案，似乎在高卢都付之阙如。不过在今天，通过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复原，人们已经不再怀疑高卢是否有市场和贸易。争议仅仅在于贸易活动的范围和活跃程度。最近20多年里，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一直都在证明，将文明的罗马和野蛮的高卢对立起来的叙事并不妥当，而它更多是启蒙时代到第三共和国这段时间所建构起来的偏见。事实上，高卢并非远离文明的蛮荒之地，甚至早在希腊-罗马文明出现以前就有了一些重大的发展。
高卢人居住的中欧地区大部分为黄土地，流经河流多，因此肥沃多产，适宜农业生产。根据欧洲地区的考古发现，公元前 1000年欧洲人就已经开始农业生产和饲养家畜。农业在高卢人的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到铁器时代，高卢大部分地区都被用于农业开垦和种植。霍恩伯格（Hornburg）和其他地方的出土资料表明，由于肥沃的土壤和适宜的气候，铁器时代晚期高卢农民种植的谷物每年至少可产出三次。他们主要种植小麦、大麦、小米、燕麦、黑麦和粟等谷物，并在高地和贫瘠土壤上成功种植了荞麦；扁豆和豌豆是主要的豆类产品，在房屋周围还有大面积水果和浆果的种植。
高卢地区遗留下来的动物骨头为高卢家畜饲养业的研究提供了大量资料，仅曼兴城和巴伐利亚就出土了近 40万块家畜的碎骨头。通过对出土的动物骨骼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在铁器时代高卢人就已经开始饲养家畜了。除了牛、羊、猪、马等常见动物，农场里还饲养山羊、鹿、狗和猫等。
牛是农作的工具和财富的象征，它的肉和奶也是高卢人的食物；羊是羊毛织品的来源；家猪的饲养则是为了食用，猪肉是高卢最主要的肉类食品；马匹被训练成为骑行工具，成为高卢人战争中最亲密的伙伴。高卢人还饲养狗来看守农场，饲养猫来驱赶一些害虫；而其他如鹿、鸡、鸟类等由于骨骼细小易碎，大多都没有留下骨骼材料。
此外，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比尔及人采用污泥作肥料，中部高卢地区从爱杜依人（Eduens）和皮克东人（Pictones）那里学会了使用石灰水的方法。这些农作方法都来源于高卢人自身对土地和农业的长期经验，并在征服后长期保持下来。
除了农业，手工业在高卢社会一直占有重要位置。高卢人善于制作铁器和金银器，对于金属材质和提炼工艺颇有造诣，高卢的黄金制品尤为著名，以至于罗马人称高卢为“盛产黄金的国度”。高卢的木工也颇为精良，尤其擅长制作木桶。红色珐琅装饰的陶器闻名于整个地中海盆地。善于冶金也让高卢人长期以来在制作武器和战车方面占有优势，这应该也是凯尔特人迅速扩张的原因。高卢的手工业制品还有陶器。高卢不同地区的陶器各具特色：中部高卢地区主要是红色、赭色和白色上色的轮制陶器，以及一种颇有特色的罗埃讷（Roanne）陶碗；吉尔戈维亚（Gergovia）寨堡生产轮盘制造的灰色和黑色的陶器；有着漂亮的黑色饰带，有时覆以石墨的陶器是东北部阿摩利卡地区的产品；雅致的有着长基座的陶瓶和陶碗则来自比尔及地区。
这些陶器都延续了拉泰纳时期的当地传统。
高卢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能让我们看到高卢文化的发展程度。作为一个重视农业的文化，高卢人很早就产生了储存剩余食物的需求。罗马征服前高卢在不同时期的食物储存形式因此可以是高卢经济与社会组织的反映。在凯尔特人入主高卢的5个多世纪里，食物储存无论是在量上还是质上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动。储存形式在法国北方各不相同。高卢人修建或者挖掘了多种类型的结构，用于储存农业和畜牧业产出，存放时间从几天到几个月乃至几年不等。他们尤其重视贮存需要来年播种或者用于交易的产品。食物储存的主要形式，包括有谷仓（grenier）、筒仓（silo，主要在法国东北和卢瓦尔河谷），还有地下室或地窖（布列塔尼西部、拉芒什和卡尔瓦多斯等地）。另外，在居民区，还有储存日常食品的大的陶土器皿出土。根据最新的研究，食物储存的形式发生了两大阶段的变迁，每个阶段各持续大约3个世纪的时间，其中公元前3世纪是高卢农村重大的转折点。在第一个阶段，也就是从公元前6世纪起，高卢人对土地的占有和开发日趋集中，出现了许多开放式或封闭式的农业定居点，种植小麦、蔬菜和燕麦。最早的储存设施出现在皮卡底南部，还有塞纳河与约讷河及马恩河的交汇处。可以说，这个地区的自然条件让它最早有了强烈的储存需求。巧合的是，日后高卢人所认为的文化核心区，也差不多与这个区块相吻合。而在高卢最西边，也就是阿摩利卡半岛的西边，一直处在较为隔绝的状态，主要的储存形式是地窖，没有出现筒仓和谷仓。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原本散落在聚落四周的谷仓逐渐消失，集中的筒仓在多地出现，不过，这些重组后的筒仓似乎与贵族阶级的形成没有直接联系。
真正的剧变发生在铁器时代晚期。公元前3世纪末起，高卢出现了开放的聚落，随后到了公元前2世纪和1世纪，各地相继创建了具有防御工事的城市，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寨堡（oppidum）。城市的出现意味着农业生产力已经有显著提升，而且应该也有了市场进行交易，这样，城市中的手工业者、士兵以及祭司才能有充足的食物供给。也正是在公元前3世纪，高卢北部普遍出现了架空谷仓（grenier aérien），这表明高卢已经存在一定的集中化的社会组织，可能已经存在一个明确的统治者阶级。
这些储存方式的转变，背后也有工具进步的因素，生产工具的革新也是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发生的。旋转石磨（meule rotative）的生产效率是原本来回推动的石磨（meule va-et-vient）的10倍。但高卢的磨和意大利的有所不同。意大利的磨更为大型和集中化，适用于大庄园的集体生产。但在高卢，石磨主要是家用，规模较小，生产也是以家庭为单位。因此生产的社会组织形式没有因为石磨技术的革新而发生重大转变。
与此同时，金属工具变得多样化，尤其是铁镰刀和铁犁也是在公元前3世纪出现的。铁犁让高卢人得以耕种此前不得不抛荒的厚重土地。铁镰刀则意味着农民可以进行大批量的割草作业。工具的进步使得高卢的人口和农业生产有了显著发展。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高卢农村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新增了大量农村聚落。农业发展的另一个特征是生产的专业化。原本的多样化作物种植逐渐转变成了集中的小麦种植。专业化分工意味着一定程度的中长途贸易，而有了贸易也就意味着高卢文化与周边文化存在着稳定的交流。这些考古证据都表明，在罗马征服前的高卢，有不从事生产的人口，还有市场。但这些贸易往来可能具有地域性，而不是高卢的普遍现象；而且，长途贸易的规模可能还较为有限。 [1]
但不论如何，我们都可以说，在公元前3世纪，高卢人对于长途贸易已经颇为熟悉。希腊人和伊特鲁里亚人都会前来购买锡、盐还有琥珀等，同时希腊罗马世界带来的奢侈品也让高卢的社会等级日趋明显。不过这对于整个高卢社会而言影响是有限的，仅局限于社会的少数人。从拉丁语史料和考古报告来看，公元前2至1世纪，出现了大众贸易。普林尼在《自然史》（10，27）中写到鹅肉的美味，同时又说到“美妙的事实是，这种禽类是徒步从莫里尼地区驱赶到罗马的”。这里的莫里尼位于高卢境内。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罗马商人遍布高卢各地，葡萄酒卖到了高卢的腹地。
公元前3世纪也是高卢进入货币经济的时期。高卢最早的货币出现在这个时期，主要是仿制希腊货币，这表明了希腊人在马赛殖民地的重要影响。这些钱币较为厚重，价值很高，似乎不是用于日常交易，而更多是重大的买卖，例如购置铠甲和马匹、支付嫁妆等。
为了巩固与罗马世界的贸易往来，高卢人自己仿制罗马钱币。在公元前150年左右，高卢中部和中东部与罗马世界的贸易往来日趋密切，为了便于贸易，爱杜依人、塞夸尼人和林贡斯人模仿罗马人的第纳尔银币。使用这种货币的区域十分广泛，一直到赫尔维西亚和莱茵河。在中西部，也有通用的货币。
经历了公元前3世纪的重大变革，到了公元前2世纪，高卢最早的城市形态正式出现，也就是史家谈及高卢必然津津乐道的寨堡。寨堡从铁器时代早期的定居点发展而来，根据其选址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修建于河谷盆地、河流入海口、三角洲或者潟湖周边；第二种类型依山而建，或是在高原或山麓一侧，俯瞰整个河谷或者平原。另外一些则有自己的具体考量。寨堡在规模、人口数目和繁荣程度上有所差别。一般说来，在中部平原地区、河流沿线和河流交汇处，寨堡的数量比较多，可容纳的人口也多；而且越靠近南边的希腊罗马文明，寨堡的规模越大，经济发展水平也越高。山区和北大西洋沿岸也有寨堡分布，但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无法与中部平原地区的寨堡相比。据凯撒记载，高卢地区最大的寨堡之一是中部爱杜依人的聚居中心比布拉克特（Bibracte），占据了4座山丘，面积达135公顷，周围寨墙长7千米，内部包括居住区和手工工场区，有炼铁、炼铜、制搪瓷、制陶等手工工场。
所有这些因素都意味着在罗马征服以前，高卢与地中海世界的经济往来已经十分密切。波希多尼的高卢游记（涉及高卢的，是其《历史》的第23卷）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描述。他在游记中讲到，商人和游客在高卢受到热情欢迎，而且可以自由地进行贸易。凯尔特人周边环绕的是更为野蛮的加拉特人，侵袭意大利和希腊的也正是这支凯尔特人。但在高卢，凯尔特人正在接受文明。同时，波希多尼还告诉我们，凯尔特人也在和加拉特人贸易，将地中海从希腊人获得的商品交换原材料（矿产）和服务（雇佣兵）。
在独立时期，高卢人民用一种黏土筑屋（“watele-and daub”）
的方式来建造房子：用树干插进地底作为基底，用黏土作墙，屋顶铺满稻草，这就形成了一个房屋。一般房子是矩形的，面积在200到600 平方米之间；每个房屋中都有一个灶台，存储的食物放在房间的地底下或者房屋外。高卢人这种独特的筑墙和建屋方式，形成了具有高卢特色的房屋和城镇，是高卢人民智慧的结晶。
在被征服之前，高卢人民利用自己开辟的道路进行沟通和联系。文献资料、考古材料都告诉我们，在凯尔特铁器时代，高卢人就已经能建立陆路通道、开辟水路交通，并且利用浅滩和建造桥梁把这两种道路结合起来。
铁器时代的高卢贸易者们在高卢地区留下了不少陆路上的通道，主要是依地形、河流河谷等修建。这些高卢地区的原有道路在凯撒征服时期为罗马部队的行军带来了非常大的便利，说明其实用性和便利性并不逊于罗马的道路。同时，高卢境内丰富的河流，如罗讷河（Rhodanus）、阿拉尔河（Arar）、杜比斯河（Dubis）、里格河（Liger）、加隆河（Garumna）、莱茵河（Rhein）等纵横交错，形成了便利的水路运输网，人们可以经由河流航运通向高卢很多地区，还可以通过与河流相连的海运到达不列颠。
征服前高卢的传统服饰主要包括羊毛编织的斗篷（sagum）和束腰上衣（tunica）、男士的裤子、女士的披肩等。大部分普通高卢人穿臀布和裤子，羊毛制的束腰外衣或衣服，带头巾的斗篷和便鞋（gallicus）等。另外，衿针（fibula），是一种佩戴在衣物上的装饰，自青铜时代晚期以来就是高卢个人装饰品中的重要一部分。我们仍然能在高卢地区发现衿针的遗存。在墓葬中随葬的衿针不仅显示了墓葬主人的高卢身份，也反映出这些高卢人利用传统的装饰品所表达出来的个人认同。
在高卢，人们一般用橄榄油烹饪菜肴，还会用鱼酱调味。不同于罗马意大利的硬而长的面包，高卢人的面包非常轻薄。此外，高卢人还非常喜欢食用奶制品，考古发掘出土了许多干酪沥干器的碎片，是用来把奶酪放入其中沥干的。
高卢人爱吃肉，因此他们大量饲养猪，并通过肉的腌制和熏制，将肉长期保存。他们还有了猪肉食品加工业，制作腌猪肉。高卢人好饮酒。普通人一般喝的是本地酿制的大麦啤酒。葡萄酒作为从希腊、罗马世界进口的奢侈品，只能被有钱人和贵族们享用。公元1世纪，高卢人引进了葡萄种植，改良了葡萄品种，学会了酿造葡萄酒。阿布罗吉地区生产的阿布罗吉克酒和松香酒甚至在意大利市场也很受欢迎。
在被征服前，高卢人只有单名，往往继承父亲的名字。高卢人的墓志铭中只提死者的名字，没有表明父系的后缀。
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450年的哈尔斯塔特贵族墓葬中，发现了大量地中海地区的进口商品，主要是希腊式宴饮用具，显示出当时凯尔特人对一些希腊生活方式的接受和采用；同时，墓葬中还出土了大量其他地区的产品，如波罗的海地区的琥珀项链、非洲的象牙剑柄、意大利地区的酒壶，以及斯洛文尼亚的青铜胸针、头盔和盔甲等，反映出哈尔斯塔特地区与希腊罗马甚至北欧、非洲都有着广泛的贸易关系，体现了凯尔特社会商业的繁荣。到了铁器时代，凯尔特人的寨堡中已经有了许多来自罗马意大利的双耳细颈瓶、陶器、青铜器具、硬币等物品，凯尔特贵族墓葬中也开始大量使用罗马风格的陪葬品。在凯尔特人传统的宴会上，上层贵族更爱饮用从马西利亚和意大利进口的葡萄酒。多瑙河上游的霍恩伯格城就发现有大量用来混合葡萄酒、水和香料的掺和器的碎片，酒壶、酒杯和运载葡萄酒用的双耳细颈酒罐的碎片。
这些陶器、饮酒器等碎片数目在公元前 1世纪达到顶峰，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凯尔特社会与希腊罗马世界交流的频繁，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凯尔特上层贵族对这些希腊罗马商品的需求刺激了两方的商业往来。
对于罗马征服以前的高卢的政治制度，我们通常会按照凯撒的记录而得出一些刻板的印象：例如其政治组织比较分散，缺乏中央权力等。然而，从今天的考古和钱币学等角度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旧高卢的政治体系并非那么松散，罗马化后的高卢也依旧保持着长期以来的多样性。在凯撒征服以前，高卢已经发展出一些共同的政治实践，例如高卢各地会召开不同层次的集会，各个部落在必要的时候承认共同的权威，组建由战争领袖为首的大同盟（维钦托利是最著名的代表）。
不过，最新的发现并不能否认高卢政治组织相对于罗马而言十分松散的事实。高卢不存在统一的中央集权和政治组织。高卢政治体系的基本单位是部落，而部落又由若干个帕古斯构成。在较早的时候（前2世纪之前），每个部落可能都有一个军事领袖（称国王，rix），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部落废除了国王，演变为贵族寡头统治。但这也不是绝对的。苏埃松人（Suessions）有一位国王，而在埃比隆人（Eburons）那里，甚至可以有两位国王。 [2] 除了由国王和贵族所代表的战士阶层外，高卢社会还有负责宗教的德鲁伊阶层，德鲁伊有一定的政治和司法职能。第三个等级是自由人，他们是手工业者和商人，他们有义务在战时参战。最后还有通常因为战争而产生的奴隶阶层。
每个部落都有长老议事会（凯撒将他们称为元老），部落首领虽然有一定的权力，但受到议事会的制约。若干部落又结成所谓的“城邦”（civitates）。罗马征服后沿用了这一体系，后来法国划分主教辖区和教区也基本按照的是这个框架。也就是说，远古高卢的族群和空间框架对法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高卢人举行各种各样的集会（assemblées）。集会的形式多种多样，有民众集会、军事集会或者贵族议事会。虽然凯撒认为高卢平民没有政治权利，但最近的考古研究表明，高卢部分地区可能存在投票制度。至于民众集会，它虽然存在，但话语权是受到控制的，应该有自己的一套规则。高卢的民众集会制度将会在未来成为限制君主权力的重要意识形态来源。16世纪以后，法国的一些法学家将会将高卢的议事会传统作为法兰西民族政治体系的固有特征，而三级会议将会被认为是其延续性的体现。
高卢的另一个重要的政治制度是德鲁伊每年在卡努特人之地（今香槟地区）举行集会。每年8月1日，高卢人为庆祝鲁格（Lug）神的节日会在里昂（高卢语即“鲁格之城”）举行大会。德鲁伊虽然是高卢的宗教领袖，但是他们往往也具有管理和司法职能，也会影响政治决策。可惜的是，有关他们活动的史料少之又少。现有研究表明，即便是在征服之后，高卢人还保留着若干自己的政治传统。上述实践不仅得以保留，而且在里昂，每年都会举行汇聚节（culte du Confluent），这是整个罗马高卢都参加的宗教仪式，超越了罗马对高卢的三分。从考古角度看，高卢各地的宗教政治活动保留了原有的地方差异和多样性，罗马人的划省而治虽然推进了高卢与罗马制度的同化，但也未能消灭地方多样性。每个地区的罗马化都有各自不同的模式和节律。 [3]
高卢没有职业军人，但部落在战争期间通常会派出众多成员参战，比例可高达三分之一。这也就是为什么高卢的部落联盟可以在很短时间里聚集起一支大军。不过，高卢军队虽然人多势众，但大多没有较好的训练，所以战斗力不强。高卢军队以步兵为主体，主要的武器有剑、弓和矛。维钦托利手下可能就有一批弓手。
在高卢人的大军中，有少数装备精良者，他们应该出自战士阶层。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战车一度在高卢军队常见，但随后被维持费用更低廉的骑兵所取代。在罗马征服之前，不少高卢人还作为雇佣兵，为西欧和北非的政治势力服务。最著名的也许是汉尼拔帐下的高卢雇佣兵，他们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随汉尼拔入侵意大利。
由于凯尔特人很早就有丰富的航海经验，所以高卢的舰队对凯撒而言也是一个难题。高卢的舰船十分适应于大西洋航行，对大西洋航海经验不足的罗马人造成很大的困扰。凯撒曾讲到文内几人的航海实力：“文内几这个国家的势力，远远超过沿海的一切地区，因为他们不但拥有大量船只，惯于用来远航不列颠，而且就航海的知识和经验来说，也远远超过其他人。加之，散布在这片海涛汹涌、浩荡无边的大洋沿岸的几个港口，都掌握在他们手中，习于在这片海洋上航行的所有各族，差不多都得向他们纳贡。”
随后，凯撒进一步分析了对手的航海技术和航海优势，从而思考对策：“他们的舰只是这样建造和装备起来的：船身的龙骨比我们的要平直得多，因而遇到浅滩和落潮时，更容易应付。船头翘得很高，船尾也一样，适于抵御巨浪和风暴。船只通身都用橡树造成，经受得起任何暴力和冲击。坐板是一罗尺来粗的木头横档做成的，用拇指那样粗的铁钉钉住。扣紧锚的也是铁链而不是普通的缆绳。帆是用毛皮或精制的薄革制成的，所以使用这些东西，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或不知道利用亚麻，更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要经得起洋面上如此险恶的波浪、如此猛烈冲击的飓风，要驾驭如此重载的巨舶，帆是不适合的。如果我们的舰队和他们的船只一朝相遇，我们的舰只在速度上和使用桨这一点上胜过它们，至于其他，就这地区的自然条件和风浪险恶而论，他们的船只各方面都比我们更合适、更可取些。他们的船只造得如此之坚牢，我们既不能用船头上的铁嘴去撞伤它们，又因为它们高，也不容易把投掷武器投掷上去，由于同样的原因，它也不可能被铁钩搭住。再加上遭逢风暴发作时，他们可以乘风扬帆，处之泰然，既能够从容应付风暴，又可以安然停泊在浅滩里，即使退潮，也不怕那些岩石和暗礁。这些危险，却都是我们的舰只所要担心的。”
高卢人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常借用其他文化的文字（希腊文、伊特鲁里亚人、拉丁文），为后人留下了若干铭文、纪念碑、雕刻和钱币。这些文字记录大多刻在石柱或者器皿上。早期的铭文多为祭祀的记录或是墓志铭，但在众多高卢的拉丁语铭文中，亦不乏人的社会往来（如赠送礼物）乃至谈情说爱的见证。
文字的缺失为我们了解高卢人的文化观念造成了巨大困难。高卢之所以不是一个有文字的文明，通常被认为是因为知识的掌握者，也就是德鲁伊德重视知识的口耳相传，而不愿其学习者因为有了文字而在记诵方面放松了心态。
高卢人信奉德鲁伊德教，这一宗教的祭司们称为德鲁伊德（les druides），故名。这是一种崇拜自然神的原始多神教。尽管还带有相当浓厚的原始崇拜色彩，各部族在神灵的崇拜、仪式和节令名称等方面也不尽相同，但德鲁伊德教已获得充分的发展，演变为所有高卢人的宗教，在其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突出的作用。
高卢人的德鲁伊德教是一种多神崇拜，日月星辰、动物植物、河流山川、自然现象等，在他们看来都有灵性，神祇都是来自这些大自然甚至一些超自然的力量。太阳、雷电、丰产和水等，都是高卢人非常尊敬和崇拜的神祇。太阳被认为可以创造和破坏生命，水可以孕育和毁灭生命；树木则是连接天、地和地下世界的桥梁，并反映生长枯荣的变化。
同时，高卢人崇拜的神祇也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在早期信仰体系中，高卢人对自然的崇拜主要集中在对太阳和月亮上；到了公元前1000年左右，高卢人开始向井、河流、温泉和沼泽中投掷祭品。这种投进土里或水里的祭品实际上显示了一种与大地相连的信仰，更加强调对土地的利用和管理，对季节时令的把握在这时也显得更加重要。
凯撒对高卢人崇拜的神祇有一个简单的介绍：“神灵之中，他们最崇敬的是墨丘利（Mercury），他的造像极多，他们尊他为一切技艺的创造者、一切道路和旅程的向导人。他们认为他在各种牟利的行业和买卖上，也有极大的法力。除他之外，他们好崇祀阿波罗（Apollo）、战神马尔斯（Mars）、宙斯（Zeus）、密涅瓦（Minerva）。他们对这些神灵的看法，大约跟别的民族差不多，阿波罗驱除疾疫、密涅瓦倡导技术和工艺、宙斯掌握天堂的大权、马尔斯主持战争。当他们决定进行决战时，通常都对马尔斯神许下誓愿，答应将把在战争中掠得的东西献给他。胜利之后，他们就将所有获得的有生之物作为牺牲向他献祭。”
墨丘利、阿波罗、马尔斯等神名实际上是希腊罗马神的名字，凯撒以罗马神名来记载高卢的神，说明这些高卢神祇拥有与罗马神灵相似的职责和功能。一个多世纪后，诗人卢坎（Lucan）在《内战纪》（Bellum Ciuile，1，445—446）中讲到三个凯尔特神的原名：忒塔泰斯（Teutatès）、埃苏斯（Esus）、塔拉尼斯（Taranis），但并没有具体说明他们的职能。通常认为，每个帕古斯所信奉的神都有自己不同的名字。凯尔特人还把神奉为祖先。凯撒就说道：“所有高卢人，一致承认自己是狄斯神的后裔，据说这种传说是由祭司们传下来的。”
大卫·兰金在《凯尔特人和古典世界》中对凯尔特宗教体系进行了详细介绍，除了上述凯撒所记载的与罗马神职能相似的神，凯尔特人也有众多传统神祇，包括父亲神（神和民族的祖先）、天神、鲁格神（工匠和战士之神）等；他还重点列举了几位凯尔特女神，指出凯尔特人崇拜的女神大部分都与土地、战争有关。
巴里·坎利夫认为，凯尔特宗教中有着基本的二重对立的思想：“男性/部落/天空/战争”对应“女性/地点/大地/丰产”
。二重神祇之间既对立又相互平衡，并共同构成了神祇谱系。
高卢宗教祭司德鲁伊德是一个群体，在法国教科书的传统绘画上，他们通常是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人，身穿白色长袍，手里拿着镰刀收割长在橡树上的槲寄生。实际上德鲁伊德在高卢社会中的功能可能是多样化的，作为社会等级，他们应该有一位首领领导。他们是位居社会高层的祭司，主持宗教礼仪。老普林尼在《自然史》（16，95）中讲到槲寄生处，生动描述了德鲁伊德所主持的一种仪式。仪式中，德鲁伊德爬上一棵神圣的橡树，割下树上的槲寄生，然后用两头公牛作为祭品。德鲁伊德用槲寄生做一种神秘的药水，人们相信它有治疗不育和解毒的功效。
德鲁伊德同时也是教师，从事教育活动。这些教育活动一方面是为了培养新的祭司，另一方面也是教育信徒，教育主要是口头教育，没有文字。基本传授的思想是灵魂不灭，橡树上的槲寄生是灵魂不灭的象征，因为它们在橡树树叶凋零后，依然是鲜绿的，并且还能结出果实。德鲁伊德们还可能有医生功能，当然这种医生功能相当于巫师，但他们掌握了许多植物的知识，而且还能为骨折者疗伤接骨。他们平时还是部落冲突的调停者和仲裁者，甚至具有部分司法功能。然而，虽然德鲁伊的传说众多，但真正有信史记载的，也就只有狄维契阿古斯（Diviciacus）一人。面对日耳曼人的入侵压力，爱杜依高卢人的德鲁伊德狄维契阿古斯主张向罗马求援，他本人也曾赴罗马，受到西塞罗的款待。
在高卢人居住的区域，考古学家们很少发现神庙的踪迹，这一点与希腊罗马圣坛神庙遍布各地的景象大不一样。但高卢人也有其进行祭祀活动的场所。总的来说，高卢主要有两种祭祀方式：南部的高卢-利古里亚式和北部流行于从日耳曼到不列颠的广大区域的凯尔特式。
南部高卢-利古里亚式的典型例子来自罗克佩尔图斯（Roquepertuse）和恩特莱芒（Entremont）遗址的发现，包括大型蹲坐的人像、双面神杰纳斯的石像、石鸟、装饰有马头的横状雕刻，以及带有用来装人头的壁龛的石柱。北部高卢地区的祭祀模式一般都有一个由沟渠或者栅栏围起来的矩形或圆形的区域，里面有用来放置祭品的沟或者湖。法国境内古尔奈（Gournay）的祭祀场所从公元前4 世纪到公元前1 世纪都在使用，并且在这期间不断有修整和完善；欧洲其他地区也发现了多个类似的祭祀场所的遗迹，证实了高卢人当时的祭祀活动。
除了正式的祭祀场所，高卢人还经常将祭品投入河水、湖水、泉水，以及挖出的井里或土地中。斯特拉波记载，在凯尔提卡（Celtica），也就是高卢地区的中心部分，“人们将大量的银甚至金投入湖水中，正因为被投到了湖里面，这些财富成了神圣而不可侵犯的。”
在纽查泰尔（Neuchatel）湖边的拉泰纳遗址中发现了大量被投入湖中的武器，还有衿针、车轭、大锅等生活用品；在诺尔福克（Norfolk）、昂格勒塞伊（Anglesey）等地的湖水、泉水和河流中，也发现了大批献祭物品，说明这些地区都曾经是高卢人献祭的主要地点。人们向水中投掷的祭品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金银等奢侈品，上述引文是斯特拉波记载高卢部落在洗劫德尔斐神庙后将金银投入湖中的场景，这是为了表示对神的敬意。第二种是拉泰纳等地区发现的武器，在战争前的投祭是为了祈求胜利，在赢得战争之后则是为了感谢神灵的庇佑。第三种祭品是在塞夸纳（Sequana，即塞纳河）、巴斯（Bath）等水泉中发现的木制、石制和青铜制的小雕像，有的是用结实的橡树芯雕刻成的人形，有的则雕刻成身上不同的内部器官的形象。这些祭品是因为人们相信水的治愈能力，因而将人形或病痛部位制作成雕像投入水中，向神祇祈求缓解不同的伤痛或疾病。
在高卢人的献祭方式中，还有残忍的人祭和猎头习俗。“他们认为，如能够用在偷窃、抢劫或犯别的罪行时被捉住的人作为牺牲供献，格外能讨好不朽之神，但如果这种人无法提供，便用无辜的人来充数。”
绞刑、火刑和溺死是高卢人祭中最常见的三重死亡方式。斯特拉波在《地理志》中还列举了其他人祭方式，如“殴打献祭者……还比如，他们会用箭射杀牺牲者，或者将他们钉在神庙中，或者给他们许多稻草和食物之后将他们丢入庞大的牛群和野兽群之中”
。人祭的主要目的是联系神灵，祈求神灵的保佑和帮助。同时，高卢人在战争中还会割下战败者中最优秀的勇士的头颅，放入神殿内石柱上的神龛中。在法国罗克贝杜斯和热科贝图的神庙中都发现了石柱上献祭的头颅，证实了这一风俗的存在。高卢人猎头的对象都是他们认为在战争中最勇敢的敌人，他们认为割下这些勇敢者的头颅就能得到死者的力量，实际上也是通过这种习俗来表达对勇猛精神的追求和对死者的尊重。将这些最勇敢的战士的头颅放于神庙的石柱内，也是向神表达敬畏的方式。希腊罗马作家在介绍这些祭祀的方式时，总是极力渲染其残忍的一面，以塑造高卢人与文明相悖的“野蛮人”形象。
拉泰纳文化时期以来的凯尔特传统葬俗既有土葬也有火葬。罗马征服高卢之后，火葬习俗在高卢地区得到进一步推广，但土葬并未完全消失。在德鲁伊德教的影响下，高卢人认为人的灵魂是不灭的，死亡只是漫长生命中的一个中间点，死后人们会在另一个世界继续生活。因此，高卢人在坟墓中常陪葬死者的日常用品和心爱之物。在铁器时代初期的哈尔斯塔特墓地，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大量青铜、铁器和黄金制品，包括饰品、工具、武器、陶器、青铜大锅和少许衣物等，大多数是日常用品，也有一些高品质的青铜和黄金制品，是墓主人用来表示自己身份认同的工具。后期霍赫多夫（Hochdorf）墓中精美的青铜睡椅、大量黄金珠宝饰品、希腊大锅和四轮马车，以及维克斯（Vix）墓中的各种财宝和饰物、四轮马车、青铜巨爵等，都是高卢人在墓葬中多陪葬武器、个人装饰品和日常用具的传统的有力证明。而在罗马征服高卢时期，罗马和意大利主要采取火葬，墓中随葬奠酒器皿、陶灯（被认为可以指引死者去到另一个世界）和硬币，有时也会陪葬珠宝和饮酒器，并不随葬武器和个人装饰品。因而在征服期间，罗马与高卢的陪葬品有着鲜明的差别。传统高卢墓葬中陪葬的日常用品实际上反映了高卢人对灵魂不灭和灵魂转世的笃信。在被罗马征服后，高卢地区随葬的风俗保留了下来。在福勒维·拉·里维埃拉（Flève-la-Riviere）发现的奥古斯都和提比略时期的墓葬中，死者周围围绕着武器和精致的青铜酒器，墓室里还有陶制桌椅和大量的陶器
。通过随葬品的丰富和精美可判断，这是一处典型的贵族墓葬，从随葬品的种类和风格来看，是从晚期拉泰纳时期延续下来的凯尔特传统墓葬。较北的贝里（Berry）地区的一系列贵族墓葬从公元前1世纪持续到公元1世纪，它们采取的也是方形的墓室，上面覆盖有土墩；墓葬中有武器、陶制桌椅、金属饮酒器、陶器和食物。
这也是典型的欧洲铁器时代的传统墓葬。这些罗马统治时期的墓葬说明，即使被征服之后，高卢地区的人在种类和风格上仍然选择本地传统的随葬品。这是高卢丧葬观念的保持与延续。
高卢人的发祥地大体上位于中欧腹地、阿尔卑斯山以北、多瑙河上游地区。后来，由于人口的增长及活动地域的延展，加上与其他族群的相互关系，高卢人开始陆续朝着各个方向进行扩张。公元前5世纪末，高卢人越过阿尔卑斯山，涌入北部意大利，建立了殖民地。自此以后，高卢部落川流不息地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平原，夺去了埃特鲁里亚人的大量领地，北意大利落入高卢人之手。公元前391年，高卢人以数万之众，在其领袖布伦努斯的带领下出现在埃特鲁里亚本土，包围了克鲁西乌姆城。埃特鲁里亚人向罗马求助，罗马遣使到达；但使者言语傲慢，站在克鲁西乌姆一方干涉战争，甚至杀死了高卢人的领袖。于是，高卢人中止谈判，要求交出违反国际公法的人，罗马却拒绝这样做。被激怒的高卢人在首领布伦努斯的带领下解除了对克鲁西乌姆的包围，转而向罗马进军。公元前390年，双方在阿里亚发生激战。罗马军队“仍很骄傲而鲁莽，出站时不视敌人为军队，而视之为盗匪”
，高卢一方却英勇无比，“不但命运神倒在蛮族那一边，并且他们的战术策略也高出一着”
。因此，罗马军队惨败，高卢乘胜对罗马城发动进攻，毫无戒备的罗马城遭到高卢人的洗劫和焚烧。罗马居民都退入山上的卫城，高卢人封锁了 7个月，最终没能攻下罗马的卫城。此时高卢军队中也疫病流行，于是双方进行和谈，高卢人在要求罗马给付1000磅黄金之后撤离了罗马。这是高卢第一次入侵罗马。
在此后，高卢人常常入侵，一度深入南意大利：
387年（前367年）卡米卢斯击败他们于阿尔巴——这是他最后一次胜利……至 393年（前361年），独裁官提图斯·昆克提乌斯·彭努斯在距城不及8千米之遥的阿纽河桥与他们对垒，但未交战，高卢大军即行开拔，奔坎佩尼亚而去；394年（前360年），高卢人归自坎佩尼亚，独裁官昆图斯·塞维琉·阿哈拉与他们交战于科林努门之前；396年（前358年），独裁官盖约·苏尔皮西乌斯·佩提库斯大败高卢军；404年（前350年），高卢人甚至驻营越冬于阿尔巴山，并向沿海的希腊海盗争夺赃物，至翌年名将之子路奇乌斯·弗里乌斯·卡米卢斯才把他们逐走……
可见，在公元前390年第一次入侵罗马之后，高卢部落经常回到意大利，并与罗马军队发生战争。
在公元前285年，居住在皮凯努姆以北的高卢部落塞诺奈斯人攻入北部埃特鲁里亚并包围了站在罗马一方的阿尔列提乌姆城。阿尔列提乌姆向罗马求援，但派来援助的罗马军队遭受重创，司令官也阵亡。接手的司令官“把一个使团派到塞诺奈斯人那里去以便商谈如何处置俘虏的问题。使节被背信地杀死了”
。于是罗马军队攻入塞诺奈斯人的地区，击溃他们，不久便在他们的领土上建立了一个罗马公民的殖民地：高卢的谢纳。塞诺奈斯人的命运使得他们的邻居波伊人也动了起来，他们与埃特鲁里亚人一起直接向罗马进攻。公元前 283年，罗马的执政官将他们击溃。第二年，他们试图东山再起。再次遭到失败之后，他们才向罗马政府求和。
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以后，由于罗马农民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公元前232年的人民保民官不顾元老院的意思，在特里布斯会议上，决定将过去塞诺奈斯人居住的土地分成小块，分配给公民。“可能正是高卢原野上土地的分配引起了高卢人之重新侵入意大利中部……公元前225年，大量阿尔卑斯山以南的高卢人（波伊人、印苏布列司人等），和雇佣的高卢部队一道从阿尔卑斯山进入亚平宁山。”
这次入侵开始很顺利，然而在捷拉孟城，高卢人完全被击溃。这次高卢人的大规模南下，使罗马下决心征服北意。罗马便以高卢的入侵为借口，侵入波河流域；公元前224年征服波伊人；公元前223年，又进攻印苏布列司人，并最终征服了他们。罗马在波伊人的地区和波河流域建立了殖民地，还修筑了两条行军大道，完成了对山南高卢的征服，并在稍晚的时候在山南高卢建立了行省。
在高卢入侵之后，拉丁联盟垮台，一些拉丁城邦试图组成别的联盟反抗罗马，他们与高卢人、沃尔斯奇人等结盟。但在公元前 377年，拉丁人和沃尔斯奇人的联军遭受失败；拉丁人撤回自己的领地，“叛离的拉丁城市绝望于用自己的力量战胜罗马；于是他们便和再度出现于罗马四周的高卢人结成联盟。”
直到公元前360年，罗马的独裁官在罗马城下击溃高卢人，高卢人逃走，而拉丁姆不得不接受罗马提出的新条约。
在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后，萨姆尼特人不甘失败，趁着罗马人忙于在海上扩张霸权的时候，攻击卢卡尼亚人。卢卡尼亚人向罗马求援，罗马派出军队与萨姆尼特人进行战争。罗马军队节节胜利，公元前 297年，进攻萨姆尼乌姆，萨姆尼特人面临被摧毁的险境。而此时，高卢人正好再度向南推进，并且和埃特鲁里亚人结合在了一起。“为了战胜罗马，萨姆尼特人和伊达拉里亚人、北意大利的翁布里亚人、高卢人联合起来，共同对抗罗马。”
公元前295年，罗马与萨姆尼特和高卢联军在翁布里亚交战，罗马前锋被打得惨败。但由于罗马后备部队侵入埃特鲁里亚，使得埃特鲁里亚的军队不得不退出同盟，削弱了同盟军的力量。罗马加紧备战，在几天之后，双方在森提努姆附近再次相遇。这一次，罗马的主力把联盟者完全击溃，联盟土崩瓦解，“翁布里亚仍处于罗马人掌握之中，高卢人四散，仍未溃散的萨谟奈（即萨姆尼特——作者）残军仅阿布鲁奇山退归本国”
。此后，萨姆尼特人变成罗马同盟者；罗马还吞并了萨宾人的领土，使之成为罗马的“非全权公民”。至此，全部中意大利都在罗马统治之下。
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之后，汉尼拔决定越过阿尔卑斯山，向意大利进军，因此，他必须获得北部意大利的情况和进军道路。于是，他向山北高卢和山南高卢都派了侦察兵和使节，还把高卢人的使节请到军营，求得支持。经过一番努力，汉尼拔获得了十分重要的情报。同时，“北部意大利的高卢人向他保证在对罗马作战时给予充分的支持”
。汉尼拔进入高卢地区之后，“有些部落，他用金钱和解；有些部落，他用言辞说服；有些部落，他用武力征服”
。波河流域的首战告捷，大大提高了汉尼拔的声望。居住在波河流域的高卢人对他十分敬畏，最终使得“一切敌视或动摇的分子都不得已而归附了迦太基人。汉尼拔从高卢人那里获得了大量人力和马匹的补充”
。而“罗马人几乎失掉了自己在南意大利的全部同盟者。中部的萨姆尼特人、北方的山南高卢都纷纷叛离罗马”
。后来，当汉尼拔正在意大利进行战争的时候，他的兄弟哈斯杜路巴尔也进兵意大利，沿着汉尼拔曾走过的路线，越过阿尔卑斯山，得到高卢人的补充，使得他的兵力增加。由于山南高卢在汉尼拔和哈斯杜路巴尔的远征中起到过很大的作用，因此罗马再次对在战争中投向迦太基的山南高卢进行征服。
“我们的祖先高卢人，身材高大，金发，蓄须，英勇善战。”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小学课堂里，小学生们会接触到的高卢人的典型形象。然而，一个19、20世纪的法国人自豪地夸耀自己的高卢祖先的时候，他可能并不知道，在漫长的历史当中，高卢人长期都等同于蛮族，而法国人也不是一直都重视高卢和高卢人的历史。19、20世纪的历史学家一度认为法国史的一切都从高卢开始，但今天的历史学家又通过反思认为高卢起源说是第三共和国所编织的神话。这样的转变当然与法兰西民族意识在今天全球化时代的深刻变动有关——金发碧眼的高卢人已经不再适应于今天维护法国民族国家的政治需要。在这种背景之下，如何建构新的历史叙事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回顾法国的观念史，考察高卢人在法兰西民族神话当中的起伏，也许可以为我们带来启示。
在古代，古典作家普遍按照自己对文明的理解，认为高卢人没有文明，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城市是文明的标志。公元前150年写作的波利比乌斯即认为，高卢人没有城市，所以没有文明。对此，他描述道（2，17）：“他们生活在没有围墙的村庄里，没有任何多余的家具……他们的生活非常简单，他们对于艺术或者科学一无所知。”
而具体的高卢人又是怎样的？柏拉图眼中的高卢人善战，又喜好饮酒。为了烘托其征服的伟大，凯撒自然将高卢人描述得英勇善战，但同样，他笔下的这些敌人生性残暴，喜好背叛，贪吃，不团结。事实上，凯撒的这些描述难免有将自身文化价值和结构强加给高卢的嫌疑。高卢人自己并没有明确的爱国主义意识，并不会从整个高卢的层面来思考，也没有中央集权的国家。因此，很难说他们就构成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所谓喜好背叛、不够团结的指责对于高卢人而言亦无多少意义。
古代世界留下的高卢人形象，在中世纪的法国并不受重视。在中世纪，统治法国的历史观念是法兰克人的特洛伊起源说。在中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国人的观念中对于高卢人并不熟悉。中世纪的法国人了解高卢只能通过凯撒、萨鲁斯特、李维以及基督教史家尤西比乌斯和奥罗修斯。当时主流的史学观念认为法兰克人起源于特洛伊。特洛伊陷落之后，特洛伊国王普利阿摩斯（Priam）之孙法兰西翁（Francion）率领族人逃亡，并在多瑙河和莱茵河之间的地区建立了法兰克人的国度，在西康布里亚（Sicambria）建立了城市。法兰克人分为主要定居于莱茵河东岸靠近入海口的萨利克法兰克人（les francs saliens）和定居在内陆更深处、莱茵河东岸的利普里安法兰克人（les francs ripuaires）。其中，前者又迁徙并征服了高卢，成为其合法的统治者，其国王法拉蒙（Pharamond）在旧制度时期一直被官方定为法国的第一位国王、墨洛温家族的祖先。
特洛伊起源说具有官方性。所以在1480年以前，高卢人很少出现在历史叙事当中，而高卢人必然逊于法兰克人。弗勒里修道院的僧侣艾穆安（Aimoin de Fleury）曾于《法兰克国王的功绩》（De gestis regnum Francorum libri）中称，由于法兰克人被高卢人征服，所以法兰克人比高卢人更为英勇。不过，中世纪观念里，高卢人也有好的一面，但这方面的描述很难说进入了主流意识形态。中世纪就有流传高卢人的英勇善战，例如14世纪的史家诺埃尔·德·福里布瓦（Noël de Fribois）采用了圣哲罗姆的说法，称高卢人以其俊美和干净的身体又是白色的而得名。而根据塞维利亚的伊西多礼，高卢人（galli）这个词来自希腊语中“牛奶”一词。
到了文艺复兴时代，法国历史学家才开始质疑特洛伊起源说。保罗·艾米尔（Paul Emile）和罗贝尔·加甘（Robert Gaguin）应当是最为著名的两位。保罗·艾米尔是第一位专门撰写高卢史的历史学家，他撰写了《高卢古事记》（Antiquitas Galliarum）。然而，由于根据文艺复兴所尊奉的古典典籍，高卢人的历史形象并不全然是光彩的，所以法国人文主义者标榜高卢起源，自然会被同时代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所嘲讽（更何况法国、意大利在15、16世纪有众多矛盾）。对此，法国人文主义者开始重构高卢历史和高卢人形象。例如保罗·艾米尔在《高卢古事记》中批驳了那些“诽谤”（infamare）高卢人的作者，而让·勒梅尔·德贝尔热（Jean Lemaire de Belges）在其写于1500年左右的《高卢及特洛伊传说考》（Illustrations de Gaule et singularités de Troie）中，将高卢人说成是特洛伊人的祖先。观念的更替就此启动。
之所以在15世纪末兴起了法国的高卢起源说，这和法国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及对外扩张的意图有关。首先，建构高卢历史有助于国王统治和民众团结，加甘在其《法兰克人事迹简编》（Compendium super Francorum gestis）中，就称国王了解高卢人会很有益处，因为高卢古人的风俗延续至今，应当予以尊重。而在弗朗索瓦一世的时代，将法国人的祖先定为高卢人有助于法国的对外扩张，因为米兰就是山外高卢的重镇，包括维罗纳、特伦托、帕维亚在内的众多城市，也曾经是高卢人的地盘。不过，人文主义者的努力并不能消除法兰克人传统民族神话根深蒂固的地位。在古典作家和历史叙事传统的影响下，很多人依然将高卢人视为蛮族，而更愿意说法国人的祖先是法兰克人。
旧制度时期，官方依旧对高卢起源说有所回避，而更愿意采用王权为中心的特洛伊起源说。17世纪勒拉格瓦（Le Ragois）为曼恩公爵写了一部启蒙教材，其开头有一段问答，问题是法国历史从何时开始，回答是420年。而教师再被问及为何如此回答，学生得到的答复是，这是法兰克人从莱茵河畔到高卢定居的年份。随着旧制度被推翻，高卢因为其与法兰西人民在概念上的密切联系重新得到重视。在《什么是第三等级？》中，西哀耶斯将高卢人视为第三等级的祖先，法兰克人则是贵族的祖先。贵族因此是攫取了第三等级的地盘。这和16世纪强调法国高卢起源、“反君主思想”的代表人物弗朗索瓦·奥特芒的观点遥相呼应。在督政府与拿破仑帝国时期，尝试调和法兰克起源说与高卢起源说，而拿破仑的军事荣耀更是赋予“我们的祖先高卢人”以爱国主义的意味。不过，高卢人到19世纪才无可争议地成为法兰西民族意识的重要部分。直到这个时候，米什莱才将“我们的祖先高卢人”定格为法兰西光辉历史的开篇。
高卢起源说也带来了一些附属的象征物，比如最有趣也最深入人心的也许是“高卢雄鸡”。高卢和高卢雄鸡联系起来，最早不过是词语双关所致。公鸡在拉丁语中写为“gallus”，高卢人在拉丁语中也是“gallus”。在古代，公鸡，尤其是白色的公鸡是向众神献祭的圣鸟。很多哲学家将其视为美和灵魂不死的象征。中世纪的人们由于没能接触到这些古典作品，更多依据普林尼的《自然史》，将公鸡视为勇猛善战的禽类。早期教父们认为公鸡促人警觉，可以避免夜里魔鬼的诱惑。因此从9世纪起公鸡就常出现在西欧教堂钟楼的装饰上。然而，这种观念仅限于教士世界，而在俗语世界，“coquart”一词更多带有的是爱吹牛和愚蠢之类的含义。不过，公鸡也有浪漫的一面，在以爱情为主题的动物寓言里，公鸡的形象往往是在一直歌唱爱情的。但更多时候，公鸡和有勇无谋联系在一起。在《列那狐传奇》中，公鸡尚特克莱（Chanteclerc）总是备受列那的欺骗，在狮王的宫廷丢尽了脸面。尚特克莱刚愎自用，又喜欢听好话，因此很容易落入列那的陷阱。在一些故事分支，列那吃掉了它的小鸡，有的故事里甚至它自己也在列那嘴里丢了性命。在纹章中，人们采用了公鸡好的那面象征意义，也就是勇敢、善战，而逐步出现在15、16世纪的纹章当中。公鸡之所以和法兰西民族联系在一起，根据科莱特·博纳（Colette Beaune）的研究，可能反而要归功于英国人。在大多数叙事诗歌中，出现公鸡意象的往往是反法国的文本，公鸡和英国的豹子相对。但是，如前所述，在中世纪晚期，法国人基本不会自称高卢人，对于高卢的了解也十分有限，所以，高卢雄鸡的形象并没有在中世纪出现。情况在16世纪初发生转折。这是法兰西民族国家正式确立、高卢意识觉醒的时期。1512年，弗朗索瓦·德穆兰（François Desmoulins）所作的《隐喻书》（Libellus enigmatum），将国王描绘成白色公鸡的形象，这里，作者重新挖掘了古典文献中公鸡的象征意义，将它描述成一个统治整个人民和民族，连最为高贵的狮子也敬畏它三分的动物。这个形象随后又在1550年左右逐步确立下来，公鸡成了国王和民族的象征。
革命政府在1792—1793年间，还有后来的七月王朝时期，民族象征物都用的是公鸡。相比之下，政治立场不同的拿破仑更喜欢雄鹰，旧制度和复辟王朝则是法兰西君主制传统的白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