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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因为“矛”和“盾”的共存而有趣。如果世上仅仅存在“矛”，那么世界将会成为一个充斥着暴力的一元社会，而只存在“盾”则毫无用处。唯有两者共存，社会才会均衡。无论是如何繁荣的社会，都会有贫穷困顿的人存在。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光和影子也是时常共存的。这是因为人是历史的主体，因为世间财富有限，而人之欲望却永无止境。
本书分析了明清时代政治与社会经济的“矛与盾”共存发展的江西社会。江西省（面积164800平方公里）位于长江中游南岸，呈纵向伸展。江西地区自明初以来，文运的发展和进士及第者人数达到可同江南地区比肩的程度，尽管与湖广（湖南、湖北）同属中国的粮仓地区，却是同时输出粮食和人口的奇怪地域。自19世纪中叶开始，经济开始大幅下滑，今天已成为中国本土中相对落后的地区。分析江西省的这种变化原因及其意义是本书的宗旨。
笔者还有《国法与社会惯行——明清时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一书（浙江大学出版社将出）。两书的篇、章主题，在某种程度上相互对应着。两书的整体思路亦一致，通过对作为政治和社会支配阶层的绅士，以及存在于其周边同其建立各种关系的胥吏、衙役、商人、牙行及无赖等的生存状况，分析缓慢发生变化的江西社会的情形。
第一篇“矛盾的社会”，分析了在明清时代江西社会变迁过程中，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一直共存发展。所以通过本篇可以看到江西社会各种各样的现象不仅仅限于江西社会，而是整个中国的缩影。
本篇第一章“社会的动荡和重构”，通过江西社会确认了明中叶（15世纪中叶—16世纪中叶）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的社会动荡和重构现象的具体情况。
明初，随着农村社会的稳定，江西地区的耕地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至1400年前后，其农业生产力达到了湖广的4倍程度。但是，自明中叶开始，江西社会经历了急剧的动荡，统计人口开始下降。随着各地里甲制的解体，人口开始流散，形成了大规模人口流动。他们的流动方向大体上可分为三类，一是农村地区向禁山区的流动，二是经济先进地区（人口密度大的狭乡）向落后地区（宽乡），第三类是农村地区向城镇、手工业地区的迁移。
因为这种人口流动，不仅在江西内部，而且在全国各地形成了人口的重构。这种人口流动同时显现出了积极和消极方面。首先，积极方面是江西的所有地区均开垦了新的耕地，新种子、先进文化和技术得到传播。江西因此发展成为粮食输出地区。此外，在原有的大城市以外，各个交通要地出现了诸多小城镇和定期集市，陶瓷器、纸张、茶叶、竹器、夏布等手工业亦得到发展。
人口流动还带来了消极一面。自15世纪中叶开始，江西各地山区相继发生民众蜂起。从中国整体来看，荊襄（以湖广西北部为中心的四省交界处）和南赣（以江西南部为中心的四省交界处）的民众蜂起规模最大。尽管耕地得到开垦，但由于财富分配不公平和人口骤增，江西出现了粮食和人口共同被输出的怪异现象。一些地区还出现了外来者实现定居，土著人却反因没落而流落他乡的“人口对流”（convection）现象。在城市，逐渐增多的失业者和无赖，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明中叶，江西社会出现的这种两极变化在中国其他地区同样亦有发生。无论是江西地区，还是中国其他地区均为“矛与盾共存”的社会。
第二章“江西社会：阳明学的摇篮”，分析了“矛与盾共存”的明中叶的江西正是阳明学产生的摇篮。王守仁（1472—1528）号阳明，在28岁之时（弘治12年，1499）进士及第，就在学术上仿徨之时，因其反对宦官刘瑾的政治专横，而被发配贵州龙场贬为驿丞。其地为瑶族居住地区，人烟稀少。在石室冥想过程中，阳明悟出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就是所谓的“龙场之悟”，成为主张“心即理”的契机。
此后，阳明试图“让人人知致良知，而实现大同的理想社会”。就在这一过程中，他被任命为南赣巡抚（1516）。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在向阳明所企盼的反方向发展。而且其将要赴任的赣南（江西南部四省交界处）是全国民众蜂起最为激烈的地方之一。主张“心即理”、“亲民”、“满街都是圣人”、“四民异业而同道”等的阳明，被卷入了与自己平素主张截然相反的社会。可谓面对了严峻的“矛盾”。赴任后，他首先毫不手软地扫荡了蜂起势力。他这样做的目的有二。一、 彻底消灭领道蜂起的头目，以剔除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二、 区分头目和胁从者，把协从者作为新民安插在乡村。为此，他采取了善后对策，即在合适的地区设置新县，实施乡约和保甲法，建立社学，教化县民，减免税役，调查土地，使税役公正等。这是在国家权力的委任下，利用了原有的以乡村绅士为中心的社会秩序。而且在这种破败局面中，他还同弟子展开学术讨论，致力于“致良知”的阳明学的发展壮大。
阳明在平定和招抚蜂起势力，采取善后对策，并重构乡村秩序的过程中，确信了庶民的“良善”和对“良知”的认知能力。即再一次确认了“龙场之悟”。其思想的内在发展同在江西的政治、军事体验相融合，最终形成了“致良知”说（正德15年，49岁）。阳明本人亦于50岁时述怀，“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以“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为核心的阳明学，一则体现了明中叶江西社会现状的思想，其次拟克服当时的社会动荡，试图最终实现大同理想社会的具有实践性的思想，第三反映了明中叶庶民阶层之需要的思想。在理念与现实的极大反差之中，苦恼度日的阳明终于找到了答案。惊奇的是，“动荡的江西社会”就是“阳明学的摇篮”。
第三章“‘广东体制’的光与影”，通过“广东贸易体制”（乾隆22年—道光22年，1757—1842），分析了国家政策对社会变化的影响。清朝仅将广州设为同西方国家进行贸易的贸易港，并将对外贸易交由被称作“十三行”的特定商人垄断，这一贸易制度，我们称为“广东体制”。连接北京↔大运河↔长江↔赣江↔大庾岭↔珠江↔广州的线路是从北京至广州最近的交通路线，而江西省正是位于其中央，所以尽管它属于内陆地区，却受惠最多。
至18世纪前叶，江西省在粮食生产和商品作物的栽培及手工业基础上逐渐发展，而在文化方面却成为中国的先进地区。此后，“广东体制”的实施对江西地区产生了如下两方面的影响。首先，是积极的影响。南北贯通江西省腹地的，长江↔鄱阳湖↔赣江↔大庾岭的交通路线是南北贸易最重要的信道。通过该交通路线有无数商贾和商品在流动。其结果是赣江沿岸原有的城镇更加繁荣，同时还催生了诸多中小城市和定期集市。各地的茶树、苎麻、棉花、甘蔗、烟草等商品作物的栽培活跃，造纸、瓷器等手工业出现了空前的繁荣。而且由于运输、商品作物栽培等领域提供了诸多岗位，使得江西经济得到全方位的提高。广东体制期间，江西社会的繁荣是空前绝后的。起初是在交通路线周边地区实现了繁荣，进而其影响逐渐扩及邻近的内陆地区。然而广东体制下，江西社会所得到的实惠除去瓷器和茶叶的出口之外，大部分是通过过境贸易所需的服务业完成的。所以，与其说该时期江西内陆地区定期集市的发展、商品作物的栽培和手工业的发展等现象是受广东体制的直接影响，倒不如说是同江西社会的全面发展所同步发展的结果。
其次，是消极的影响。受这种社会变化的影响，内外人口的往来频繁，因此出现了严重的治安问题。然而最糟的莫过于随着19世纪中叶广东体制的废除，江西经济开始急剧衰退，从而产生诸多副作用，直至今天依旧是中国相对落后的地区之一。伴随广东体制的实施和废除，不以江西的意志所转移的是它在繁荣和落后间走了一遭。
第二篇“江西的绅士”深入社会支配阶层的绅士群体，探究他们的状况。另可见《国法与社会惯行》的第二篇“国家权力和绅士”。
第一章“南昌教案：最早的反基督教运动”，通过1607年江西省首府南昌发生的，生员为主动的反天主教运动，分析了绅士的意识和社会活动。1607年，南昌已有基督教信徒600余人，成为中国重要的传教基地。是年，生员们为了将传教士驱出南昌，联名上书官府。
以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为首的，明末进入中国的耶稣教传教士大体通过以下两种方法进行传教。第一，同官僚、绅士等支配阶层建立良好的关系；第二，为了避免同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冲突，强调了儒教和基督教的共同点。在这种传教战略下，确保了相当数量对基督教存有好感的绅士，其中部分人已经入教。全国的信徒人数方面，1605年有1000余人，1610年有2500余人，至1650年达到了15000余人。
但是，绝大多数的绅士和百姓对天主教具有极大的反感。至1616年，全国共发生54起教案。为了依靠官僚和绅士传播天主教的传教士们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不料正是这些传教士本想依靠的官僚和绅士们反而举起了反天主教的旗帜。其中，下层绅士生员对天主教的反感尤为强烈。
南昌的生员们在推进驱逐传教士的过程中，起初试图以较少的力量实现计划。但是，由于仅靠自己的力量无法达到目的，便向平时具有“同类意识”的“士人公议”进行呼吁，使其多数加入进来。当发现力量仍然不足时，便又向“绅士公议”进行呼吁。生员的这种同类意识同士人公议、绅士公议的结合点是儒学的孔庙和书院。南昌的生员首先提出的名分便是作为士大夫应有的使命意识，但其内心深处的巨大恐惧心理，则源自天主教对其自身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力的威胁。
第二章“阳明学派的书院讲学运动”，通过受阳明主张的学说和实践行动影响的绅士，尤其是吉安府绅士建立书院进行讲学运动的内容，分析了绅士的生存状况。
明代，吉安府的进士及第人数占江西进士总数的1/3，从洪武至成化的百余年间，占全国进士总数的1/10，一甲进士占1/4，壮元占1/3。正是如此的学术环境，所以江西地区阳明的弟子最多，其中吉安府为之最。从而，继承了阳明遗志的绅士展开的社会活动也以吉安府最为活跃和多样。明代，吉安府的绅士们积极参与广泛的公益事业，如开发水利、建设桥梁和渡口、实施乡约、建立书院、进行讲学等。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建立书院和进行讲学。
在明代，吉安地区的书院数量占据全国之最，从而绅士的文会或文社活动亦非常活跃。吉安地区的书院分为两种类型。其一，建于前代的书院，如白鹭洲书院，在明朝继续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阳明学的影响。其二，受阳明和阳明学影响而新建的书院。新建的书院中，起初从讲会活动起步而逐渐发展至书院的案例亦为数不少。
建立、修葺或重建书院时，绅士们均积极参与。若绅士们向地方官员提出建议，地方官们便通过协商而允许工事，继而在绅士们的积极协助（制造舆论、动员人力、筹措工程费用、监督工程）下，完成工事。此后，书院的维持亦由绅士打理。赴任吉安府的官员，因为以书院为中心同该地区绅士维持紧密协作关系的结果，取得了良好的业绩考核。绅士亦因为同地方官员维持良好的关系，进一步巩固了其社会统治力量。
吉安府的绅士们通过一般的讲会活动和书院讲学，巩固了彼此间的同类意识。出入讲会或书院的绅士们彼此称作“同志”，称自己的聚会为“吾党”，所以其凝聚力相当强。而到其中参观的庶民亦能受到教化和驯致，非但如此，在吉安形成的阳明学的影响逐渐达及周边的湖广地区，至明末湖北的竟陵还出现了竟陵学派。
第三章“明清更替和绅士”，分析了明清王朝交替的动荡时期，江西南部（赣南）地区绅士的向背。该地区是明中叶王阳明平定蜂起，重整社会结构的地区，但其后民乱仍时有发生，至明清更替时期变成了更加混乱的社会。
清军始入江西省时，肆意进行了残酷的杀戮。因此，江西各地有很多绅士们组织了势力规模不等的反清勤王军。清军和绅士的勤王军之间的战势多有反转。同指挥勤王军的乡绅有座主门生关系，或复社等文社的同人加入勤王军中的情况亦为数不少。尽管如此，最后仍被清军征服，原因有如下几条：首先，勤王军的组织是匆忙组成的乌合之众，所以不但缺乏武器，而且在军纪和战斗能力亦显混乱和不足；其次，没有统一的指挥系统和武将，所以彼此间不能协作；第三，由于军粮不足，所以经常实施掠夺，导致得不到乡民的支持；最后，指挥层内部的不合，尤其是文官和武官之间的矛盾和反目，导致了频频失去战机。
乘清军和绅士的勤王军之间展开战争之机，各地流寇和土匪横行，恣行掳掠。他们的活动少者数百，多者数万；在各地联合各阶层民众，或数个集团以掎角之势进行暴动；少者一乡，多者数县，甚至在数府地域横行；短者数日，长者数月，甚至长年累月地占据县城，严重的地域一年会遭遇六次的掳掠，情况非常严重。
明亡而清军完全掌控之前，处于动荡的江西地区的混乱局面和惨状，比华北或江南地区时间更长，更凄绝。绅士或族长只能以宗族为单位，或联合数个村落，构筑寨堡，组织乡兵·义勇自卫，以等待保护者出现。就在这个时候，清军出现。但是，战势对清军也不是绝对有利。首先，维持占领地区的秩序并不容易；其次，在兵员数量、军纪、军粮等方面，清军处于相对劣势，至少并不占优。为了补充军粮，清军恣意进行收刮和掠夺，稍有不从便随意杀戮，其状无异于寇贼。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清军亦只能占领县城和其周边地区，农村地区依然处于匪寇的控制之下。
赣南地区的绅士们长时间处于这种极其艰难的处境之中。与此同时，清朝为了恢复占领地区的秩序亦非常需要掌握经济和武装的绅士的协助。清朝和绅士，两者彼此需要对方的协助。为此，清朝颁布顺治帝《即位诏》和各省《恩诏》，认可了绅士的原有权益和特权同明代一样不变。从而，绅士们忍受剃发，接受了异族王朝，通过提供武装（兵力和军饷）和参谋作用等积极协助清军作战。最终，绅士阶层为了“保身家”，将“国家”献给了“异民族（满族）”。这一幕，在华北、江南、四川也上演了。
第四章“太平天国时期的江西社会和绅士”，分析了太平天国时期（19世纪中叶），太平军在江西的具体活动，江西社会因此蒙受的异常艰难情况。
该时期的江西地区，处于太平军活动范围的中心位置。太平军从1853年正月占领九江府至1865年退败广东之前的长达十余年间，曾先后五次进入江西省，令其遭受了巨大破坏。其中，1855年11月至1859年7月的四年时间，江西是石达开的10万军队和湘军主力展开激烈战斗的地区。一部分地区达到“十室九空”的程度，部分地区达到“焚城内之屋十之七，焚城外之屋十之三”的程度，甚至“城厢二三十里无人烟”。
太平军以府城为根据地“焚杀掳掠无虚日”。在起兵初期，太平军严明军纪，实施减税政策而获得“民心”。但起兵之初便强令绅士或富豪进贡，后来，军纪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逐渐松散，乌合之卒和无赖、土匪混入其中，肆意进行烧杀掳掠。
此时的江西，不光太平军，而且流寇、土匪和无赖也四处横行，天地会党亦混迹其中。“教匪”以“假聚义”之名四处横行，山寇“时出劫掠”，偶尔还会同太平军合力掳掠。江西的西部地区，他们往返于湖南劫掠；东部地区，则往返于安徽的徽州府或浙江掳掠。尤其在南部地区，除太平军、土匪之外，还广东、福建的流寇往返于福建、广东、湖南进行劫掠。其中会匪和广东流寇的横行尤甚。到太平军完全撤出江西为止，双方为争夺府城和县城而反复攻防，每当此时乡村就成为持械各方的劫掠对象。
即便江西社会已经如此艰难窘迫，但清朝仍旧催捐日紧，假捐纳之名掠夺财物，以沉重的税金、厘金和筹措军饷为名搜刮农民。江西省除本省的粮捐之外，还担负了浙江、湖南、安徽、陕西、甘肃、云南、贵州等7省的捐粮。而清军亦肆意进行掳掠，同太平军、流寇和土匪并无两样。尽管湘军进入江西建立赫赫战功，却也借军饷之名进行了搜刮，因而也有“奸淫掳掠贼相同”的恶评。绅士在其居住地组织并指挥团练建立相当的战功，但挤出了巨大的团练费，也常以团练费之名巧取豪夺。故百姓称，“非苦于贼，而苦于勇”。在百姓看来，所有手持武器之流均为“毒虫”。太平天国时期的江西社会无论是太平军、官军、湘军、团练，还是教匪、流寇、土匪和无赖、农民起义军等，其恶劣行径并无区别，故该时期的江西社会实属治安严重缺失的空洞社会。
太平军在江西的战况是，一时形成过有利的局面，最终还是分崩离析而败退。其重要原因之一，江西绅士认可清朝，并组织团练积极协助清朝所致。面对清朝官员的审问（1864），忠王李秀成回答“官兵多用读书人”，而太平军中“无读书人”。李秀成这种回答可谓一语中的。
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从南北席卷湖南而北上。为此咸丰帝令各省官吏和绅士组织团练。随之，江西省都南昌建立官团局和绅团局，逐渐江西全境都组建了团练。继而江西全境形成了“遍地皆团，遍地皆勇”的局面。团练的领导者大部分为绅士。绅士主导了团练的发起、组织（收集舆论、征募并组织练勇）、维持（征捐、征团费、训练练勇、制造武器等必要物资）、同官军和湘军的协作、指挥战斗等。太平天国时期，在太平军和流寇、土匪横行的状况下，江西乡村地区仍然相对较为稳定是因为团练之功，而可以说是绅士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绅士通过这种作用，论私可以守护身家，论公可以增加江西省学额；守护名教和祚命；明确作为乡村支配阶层的名誉和实力。就结果而论，江西绅士完全克服了因太平军的进入而遭受的威胁，进一步巩固了自身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就是说，绅士们“因祸得福”。
第三篇“都市、居民、商人”，同《国法与社会惯行》第三篇的“都市和无赖”相对应。自明中叶起，江西省内农村地区向城镇、手工业地区的人口流动促成了大量中小城镇的形成。其中景德镇、樟树镇、河口镇、吴城镇等四大镇的发展尤为突出。明清时代中国的城镇大体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为在原有的大城市周边分布有诸多中小城镇，呈“葡萄状”形态，就如江南的情形。这些城镇通过发达的水陆交通相连，从而定期集市并不太发达。另一种如平原地区耸立的“泰山”一般，在一定的地域内孤立发展的城市，在其周边分布有很多发达的定期集市。这些城镇大多像府、州、县所在地那样，大多为地方行政的中心，但自明中叶起，城镇开始在交通中心形成和发展。
第一章“千年瓷都景德镇”，分析了明清时代中国第一瓷器专业城市——景德镇的发展情况和居民的生存状态。位于从东侧流入江西省鄱阳湖的昌江中游三个支流汇合处的景德镇是一个港口，它拥有供给燃料的有利地理条件和技术优势，所以从明中叶开始便以专业瓷都而声名远扬。
至16世纪中期，景德镇的土著和外来人口达10万，万历年间（1573—1620）的佣工每日不下数万，18世纪更是达到了“数十万”。这些佣工当天出工，解决当天的生计，过着异常艰辛的生活。景德镇通过瓷器生产产生的利润，不是由直接从事生产的窑户或佣工掌握，而是被徽州商人等外来客商所垄断。这种现象以经济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为代表，在全国范围内是个普遍现象。
明清时代景德镇曾发生过无数民变、罢市、罢工，明代民变大体来看可分为两种形态。一为具有“械斗”性质的纷争，二为万历年间“反矿税使”的民变。首先考察械斗性质的话，因为景德镇居民构成非常复杂，所以他们相互间的利害冲突非常严重。此时，一来外来商民按出身地域来团结和对抗。因为外来者大多由同乡人或宗族聚居生活，彼此扶助，并从事相同的行业。二来因为窑户（窑主）和佣工之间的关系并非完全的契约关系，所以当面临水灾等灾害时，其关系会非常容易恶化。而反矿税使民变，则是反对矿税使对镇民横征暴敛的运动，此时，前文所述的那些根据地缘、宗族及雇主和被雇佣者而产生的所有利害关系被暂且搁置一边，所有居民团结一致奋起反抗矿税使。景德镇发生的这种民变的性质，在其他地区同样发生。
明清时代，景德镇的人口构成由官吏、绅士、瓷器生产者、商人、客商、各种工匠、各种服务业者及无赖等形成，成分非常复杂。但是，同乡村社会一样，绅士的社会影响力依然非常大。而且在社会一隅，无赖作为一种社会阶层而存在，并作为社会不稳定因素随时造成社会不安。景德镇社会的这种情况，在明清时代其他地区的城镇社会同样具有类似性质。景德镇居民的行动方式和思维方式，以及城镇社会内部呈现的社会现象，同其他地区城镇呈现的现象非常相似。
第二章“河口镇：幸运的山区城镇”，分析了位于禁山区的武夷山脉北边的河口镇，因为明中叶自然环境的变化而带来的发展情况和居民的生存状况。
至明末，河口镇已经发展成1万人口规模的城镇，至18世纪末，发展成人口达10万的工商业大镇。河口镇之所以发展至此，是因为它是商业和交通中心，又背靠造纸业中心，成为纸张的加工和集散地，此外，它依靠周边优质的茶叶产地，发展为茶叶的加工和贸易中心。
河口镇是移民城市，人口中的大部分为福建人，部分是来自周边各县的农民，大多数居民的生活非常艰难。河口镇居民中，商人的存在非常突出，他们历经明清两代反复的盛衰沉浮。就纸业来看，明代由省内的吉安商人和邻近的徽州商人控制，自清中叶始由福建商人控制，也由少数山陕商人夹在其中。就茶业来看，至清中叶为止，由徽州、山陕商人控制，此后山陕商人势力逐渐胜过徽商。
河口镇的商人们时而自发，时而受官府或居民之邀，进行各种公益事业。从而既可以敦实同官府的关系，又博得了居民的好感。从表面来看，商人的这种生存状况和绅士的生存状况非常类似，是全国性的一般现象。但是，绅士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使命意识，而商人与其说是天下意识，不如说是为了搞活自身商业所采取的手段而已。尽管河口镇的居民构成复杂，但在社会中，绅士仿佛就是舆论之中心轴，而商人和无赖则是其两个轮子。河口镇居民的构成、行动方式、思维方式，以及城市社会内部的社会现象，同景德镇及其他江南城市中呈现的现象并无多大差异。
第三章“江西商人的选择和命运”，分析了明清十大商帮中，在商人人数、活动地域的广泛性、涉及商品的多样性等诸多方面均很卓越的江西籍商人的活动。
自明初，江西人大量向外省流动，江西商人随之兴起。但至19世纪中叶，前后活跃了500多年的江西商人，以开埠为契机逐渐走向衰落。江西商人的兴衰与江西社会经济的变化同步进行。明初，江西人不但在省内流动，而且流向了全国各地，其中的部分人就以商业为生。自明中叶开始，江西商人的足迹几乎遍及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他们经常活动的地区是北部、西部和南部地区，形成了弓形的活动范围。其中，与江西比邻的湖广就如江西省的前院一般，是江西商人经常光顾的地区，于是出现了“江西填湖广”的俗谚。整体而言，江西商人活动的大部分地区，其经济和文化水准均落后于江西。江西商人以先进的经济和文化为支撑，经常活动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区域。
江西商人活动于其他地区而体现的作用，有正面功能和负面功能。积极方面他们参与各种公益事业为地区开发、工商业和城镇的发展等奔走贡献。一旦江西商人定居某地而在经济上获得一定成就之后，便会对子孙劝勉举业，从而培养出绅士的事例亦有不少。但是，也有不少造成“害民激变”的负面情况。因为掌握商权，他们或操控物价和度量衡器具，或从事典当业、高利贷、高利前贷，牟取暴利。江西商人的这种两面作用，是中国各地商人中都出现的普遍现象。
试看与江西商人为邻的徽州商人，徽商以地缘和血缘为背景发挥了强有力的凝聚力；很好地传授了复杂多样的商业秘诀；歙县人多为盐商，婺源人多为茶商和木商，休宁人多为典当商，他们加强了各自的专业性；同官府维持良好的关系。作为权宜之计，徽州商人通过捐纳等成为官吏；通过举业，让子弟进入官场；辅助宗族子弟中的优秀者进入官场；笼络官僚或绅士为羽翼；必要时，向中央政府或地方官府提供巨资；在活动区域积极参与公益事业等。
与其相比，江西商人的竞争力则逐渐衰落。首先是资本的零散性；其次，因为定居于活动区域，从而同江西的关系疏远，乃至完全断绝关系的情形亦不少见；再次，同官府的关系亦不及徽州或山西商人敦实。因此，清代江西商人在外省地区的商业利益逐渐失于外地商人，或当地商人。更为糟糕的是，就连在江西省内的商业利益亦被外来商人夺去而失去了立足之地。对江西商人造成致命打击的是清末的开埠。尽管江西商人自明初同江西社会的发展同时起步发展，但至清末却未能适应江西经济和全国经济结构的变化而最终走向衰落。
本书所收入的论文，都是以前在韩国和外国历史学杂志或论文集刊刊登过的。有的文章做了全新的修改，有的限于笔者的能力，仅仅做了稍许修改。在翻译成中文的过程中，亦做了必要的修改。本书采取阴历的纪年方法。
本书各篇论文出处如下：
第一篇 矛盾的社会
第一章：《明中期以后江西社会的动摇及其性格》，《第7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第二章 ：《明中期的江西社会与阳明》，《明清史研究》6，1997
第三章 ：《广东贸易体制下的江西社会变化》，《历史教育》86，2003
第二篇 江西的绅士
第一章：《1607年的南昌教案和绅士》，《东洋史学研究》80，2002（→《中国教会与历史》4，2003；《第十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
第二章：《阳明学和明末江西吉安府绅士——书院讲学为中心》，《明清史研究》21，2004
第三章：《清朝权力的地方浸透过程—明末、清初江西南部地域为中心—》，《东洋史学研究》35，1991（←《明末、清初江西南部の社会と绅士—清朝权力の地方浸透过程と关联して—》，《山根幸夫教授退休记念明代史论丛》，东京，1990）
第四章 ： 《太平天国时期的江西社会和绅士》，陈春声、刘志伟《遗大投艰集：纪念梁方仲教授诞辰一百周年》（下），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第三篇 都市、居民、商人
第一章：《明末清初的社会变化和都市社会—景德镇与其周边地域为中心—》，《东亚文化》37，1999
第二章：《明清时代的社会变化与山区都市的运命—江西河口镇为中心—》，《明清史研究》12，2000
《明清时代河口镇居民的存在样态》，《东洋史学研究》74，2001
第三章 ：《明清时代的社会变化与江西商人》，《明清史研究》9，1998（→《明清时期在湖广的江西商人》，《第八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龙西斌、余学群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
从社会结构来看，明清时期的江西地区并无太大变化。因为尽管出现了王朝的更替，但绅士仍旧继续支配着社会。只是清末广东体制的崩溃，不但让江西的经济走向了衰退，而且使文运也一同走向了衰弱。社会各方面不以江西人的意志所转移地走上了衰退之路。其结果是直至20世纪后半期的改革开放后，依然处于落后的局面。幅员超过16万平方公里的江西省仅有两所四年制大学的情况便是其例证。在图书馆向外国人的开放程度方面，可能也是全中国最为落后的地区之一。甚至让人怀疑“选择江西作为地区史研究的对象，是不是一个错误” ，是个非常让人憋屈的地区。随着1997年京九铁路的贯通，江西正在以香港和深圳作为背后基地而重新发展着，所以江西未来的开放和发展让我们拭目以待。
早自宋代开始，江西地区便是文运与经济一同发展的地区。至明代之后，同其他地区一样，经历明中叶的（15世纪中叶—16世纪中叶）百余年时间，社会发生了广泛的变化，该变化有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两种相对的现象同时发展。
另外，江西社会粮食和人口一起被输出外地，同时外地人口也流入江西开垦耕地，引起了诸多社会混乱，使得江西地区成为“矛、盾”复合共存的地区。农村的耕地得到开垦，尤其是赣南山区的大量开发，促进了粮食的输出，但正是该地区却又成了民众蜂起的温床。整体而言，尽管农业生产力得到发展，商品作物得以生产，但因为杂居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来自广东和福建的外来人和本地人之间的财富分配不公平而道致这种局面的发生。江西社会还出现了外来者能够定居，土著反因没落而流散他乡的“人口对流现象”。尽管城镇和手工业得到发展，并出现了奢侈之风，但同时亦有失业者和无赖增加的“矛、盾”存在。
清军入侵之时，江西绅士们面对祖国的命运和个体私利，经历了艰难的心理斗争，最终他们为了保护自身的生命、财产、社会地位而将“国家”献给了异民族。这种现象在当时中国的所有地域都在上演。在城镇，外来者根据籍贯和宗族联合起来进行械斗的纠纷较为频繁，但面对宦官的横征暴敛时，居民全体却团结一致奋起抵抗。
江西商人在商人人数、活动地域的广泛性和涉及商品的多样性等方面非常卓越。他们以江西先进的经济和文化为背景，经常活动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并在这些地区体现了具有正面功能和负面功能的相对的两种作用。他们参与各种公益事业和地区开发，为工商业和城市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但同时还通过操控物价、度量衡器具和高利贷等牟取暴利，从而“害民激变”，这是其负面作用。
在文化方面亦是如此。王阳明主张“心即理”、“满街都是圣人”、“四民异业而同道”等，却毫不手软地镇压了民众蜂起。他根据在扫荡民众蜂起和采取善后对策的过程中领悟的经验，完成了以“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说为核心的阳明学。正是“动荡的江西社会”成了“阳明学的摇篮”。这种现象同样体现于新事物的引进过程。明末进入天主教传教士试图通过官僚和绅士传教，不料反天主教运动却正是由他们主导。
从地理观点来看，江西社会同样是“矛、盾”共存。明清时代的江西社会应大致分为三个地域来考察。南部山区是四省交界之处，所以经常发生社会动荡。中部和北部地区是比较稳定的地区，是经济和文化发达的地区。但不论哪里，明清时代，“矛、盾”始终是相伴的。这种现象经历民国时期，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现代社会，依然在继续。“矛、盾”相伴的社会，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永远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