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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MI的初衷，就是为了培养当事人初始的改变动机；而MI针对落实改变及维持改变的方法，也是在近几年才有了一些具体的阐述（Miller & Rollnick，2012）。威廉·R. 米勒与斯蒂芬·罗尼克（Stephen Rollnick）指出（2002），初始的改变动机一旦建立起来，或许就要转向更偏行动取向的治疗方法（如CBT）了。因此，MI所启动的行为改变，再结合更偏行动取向的治疗干预后，可以获得增强。因为动机在落实改变以及维持改变期间，无论是强度的起伏还是方向上的摇摆，仍然都不稳定。所以，整合MI与CBT可以创造出一种更加有效的行为治疗，其效果优于二者中任何的单一运用。
亨尼·A. 韦斯特拉（Henny A. Westra）与哈尔·阿科维茨（Hal Arkowitz）探讨了MI与CBT结合的几种方式。其一，可先将MI作为短程的铺垫式治疗，用来培养当事人参与后续多次会谈干预的动机；其二，在CBT的治疗过程中，当当事人出现不和谐或矛盾心态时，使用MI来处理；其三，可将MI作为一种整合性的框架，在此基础上运用其他的干预方法，如CBT的方法。本书将基于威廉·R. 米勒与斯蒂芬·罗尼克的理念（2012），对上述三种方式皆予以展开，并应用在不同的行为及问题领域。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本书也可以作为一部开端性的、基于MI及CBT双核来运行各类改变历程的、跨诊断的治疗方案来使用。我们的写作，依托于MI及CBT整合领域日益丰富的研究与临床应用资料（也包括我们自己目前的工作），并会着重在实现这一整合式治疗的临床技巧上。
整合MI与CBT可以创造出一种更加有效的行为治疗，其效果优于二者中任何的单一运用。
我们也尝试谈一谈，MI-CBT在整合上的可行性、在应用上的便捷性，以及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分歧与矛盾（如图1–1所示）。
图1–1 MI-CBT的整合
特雷莎·B. 莫耶斯（Theresa B. Moyers）和乔恩·霍克（Jon Houck）评议了（2011）一个以MI作为整合性框架来运用CBT的临床随机对照实验（Anton et al.，2006），并指出：“MI与CBT并非总是天造地设的一对金玉姻缘。有时，这二者也会彼此矛盾、相互对立，所以从业者在这种时候就必须择取其一，作为主要的方法了。”对此，本书之意不在于选边站、更倾向谁，而是希望能给读者列举出一些选项以供参考。这些内容会在第2章至第8章每章末尾的“MI-CBT的两难情境”中予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