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这些年来，我都在实践、教学和推广基于普通话的MI，也在探索和发展着MI的本土化特色。来和我学习MI的从业者，包括但不限于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精神科医师、医疗系统工作者、高校心理教师及辅导员、中小学心理教师、教育机构工作者、社工师、司法系统警官、企业员工帮助计划（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EAP）的助人者以及人力资源工作者，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我们也成立了基于普通话的“中国动机式访谈社区”（Chinese 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Community，CMIC），为更广泛、更深入的MI探索创建了一个交流平台。

大家对于MI的反馈，常会提到的收获有：会谈的节奏更稳了，不但助人谈话更有方向性了，而且还兼顾了共情与合作，懂得了如何去提升当事人的动机，以及怎样去应对阻抗；也开始留意自己作为助人者的心态与风格了；对那些“耳熟能详”的概念或技术（如共情、倾听、合作、接纳）有了新的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还学习和练习了对谈中的实务操作，对于更加落地、灵活以及深入的实践与运用大有帮助。而另一些反馈，也在关注MI在助人全程中的充分运用，即如何在每一次会谈中都保持MI的风格，以及如何将MI与自己已有或即将学习的其他疗法相结合，最大化地发挥效果。

同样，一些CBT取向的同仁们，在谈及学习和使用CBT的收获时，也是赞不绝口：CBT的理论清晰、逻辑明确、结构紧凑，不但与主流的诊断系统相契合，而且便于向当事人呈现或说明。另外，CBT还开发出了丰富的行动方案，这让助人者储备了很多的办法，无论是在助人会谈之中，还是在会谈以外，都有大量的素材可供当事人去做、去行动。但使用CBT的实务工作者也常会提出以下这些问题：要如何避免说教？如何引导当事人自己去发现（而不是靠助人者来告诉）？如何提升当事人做“家庭作业”的动机？如何让当事人逐渐成为自己的咨询师/治疗师？

或许，MI与CBT的关注点或问题，彼此的答案恰好都在对方那里。早在1994年，CBT的著名学者克里斯蒂娜·A. 帕德斯基（Christine A. Padesky）就对引导式发现的本质及操作做出了重要的论述，而其内容又与威廉·R. 米勒博士在1983年提出的MI理念和做法不谋而合，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同时期，学者萨夫兰和西格尔（Safran & Segal，1990）开始关注CBT中的人际沟通过程，这也和MI四个基本过程异口同音、理念一致。近年来，更有CBT的学者直接将MI及其相关的自我决定理论引入了CBT的概念及实操之中，如尼古劳斯·卡赞吉斯（Nikolaos Kazantzis）等人针对CBT治疗关系的重新梳理（Kazantzis，2020），以及史蒂文· C. 海斯（Steven C. Hayes）等人对于循程CBT的构建与发展（Hayes，2018）。同样，MI的诸多从业者们，也在继续探索着如何基于MI的风格，来执行和操作CBT。

我个人觉得，如果尝试用一段最简单的话来梗概说明MI和CBT的关系，以及二者结合的意义，那也许可以这样表述：MI和CBT都是循证的方法取向，MI的强项在对谈（conversation），CBT的强项在行动（action），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当然啦，这句概括的话说起来足够简单，但真正的结合，做起来却要复杂得多。首先，整合（integration）不是简单的混合、拼合、缝合或加总，其方式方法本身就是一门学问。若得当，则一加一大于二；若不得当，则一加一小于二，或者负面的效果更甚。其次，这两种取向各自又有不同的技术与做法，如何将这些纷繁的技巧安排得当、发扬各自的灵活性、避免杂乱无序，需要大智慧。再次，MI和CBT的结合，要在实务中真正地上手操作起来，仅靠一些泛泛的理念或模型关系图肯定是不行的，这需要非常细致的讲解、示范、模仿、练习以及反馈。最后，历史上已有将MI作为铺垫，然后转入CBT的动机增强疗法（motivational enhancement therapy，MET），这种结合似乎并不算最高程度的整合（即理论性整合），那么如何突破现有的范式，促进二者的水乳交融，做到真正的融会贯通呢？

西尔维·纳尔博士和史蒂文·A. 萨夫伦博士的这本著作，不仅回答了以上所有的问题，而且也符合我们期望中的四点要求。我在2018年第一次读到本书时，正在学习和实践如何使用MI结合CBT来帮助罹患人格障碍的当事人，所以这本书对我帮助很大，真好似及时雨、雪中炭，来得太是时候了！本书基于最深入的整合范式（理论性整合），以MI为框架，使用了CBT的模块化组织，内容丰富翔实，细致入微，实操性极强，而且还可作为MI-CBT整合取向的训练手册，帮助从业者入门、提高和掌握这种整合。另外，本书融入了对共病问题的跨诊断干预理念，用五个不同症状/行为问题的案例贯穿全书来呈现和示范，并在最后一章又额外提供了两个共病性质的全新案例，这大大扩展了MI-CBT整合应用的范畴，对于读者的深入理解和灵活实操也很有帮助！

当然，这种深入的整合也给本书的翻译工作带来了新挑战。MI以当事人为中心，关注这个人的优势与独特性，而且深入谈话的细微之处，讲求字字珠玑、精妙引导，自然更建议从业者关注措辞的感情色彩（如多使用中性的措辞），从而秉持不评判的态度，并留足谈话的空间。上述思路，其实也与近年来CBT中提倡的“去贬义化措辞”做法［参考贝尔尼·柯温（Berni Curwen）等人所著的《短程认知行为疗法实操手册》（ Brief Cognitive Behaviour Therapy ）一书］相符。所以我在翻译时，加入了一些译者注，旨在协助读者了解类似的整合性变化或有关的文化考量。这里仅举两例说明。如triggers这样的词汇，在英文中本无贬义，指“引发后续行为的刺激或因素”，但惯用的一个译法“诱因”却略含贬义，若从业者直接用在谈话中可能就会在无意间带出了负面的暗示，所以翻译成“引发因素”可能更为合适，也更有助于在谈话中使用。又如cognitive skills这样的词汇，如果我们站在从业者的视角看，那么这都是所学疗法中的“技术”，或者也被考虑为更宽泛的“当事人的技能”。但如果以当事人为中心，更基于他们自己的背景及考量的话，那这又是他们根据自身的情况或偏好，可以去选择、组合、尝试并沿用的一些“技巧”了。所以或许在会谈中使用这样的措辞，会更有助于当事人细心体会这些具体的技巧，充分感悟，留住发现。若觉得某个技巧真有帮助，也适合自己，也就会自行使用下去了，而这恰恰实现了CBT的经典信条——让当事人成为自己的治疗师。

所以综上，我在翻译本书时，不但查阅和学习了全部的参考文献，与第一作者西尔维·纳尔博士进行了交流，而且还结合了中文语境下的实践经验，思考和推敲最适合的措辞与表达，力求在专业性、可读性以及文化适宜性上取得最佳的平衡。当然，专注投入，不舍昼夜，仍难免局限，有所缺憾。但求尽力，莫负读者，莫负作者！

在此，我也要特别感谢几位老师及同仁的帮助。感谢王建平老师，她带我成长，也鼓励我去独立追求自己感兴趣的领域，知遇之情永难忘！感谢林孟仪老师，通过与她的深入交流，我不仅获得很多的启迪，也更加坚定了信心！感谢江嘉伟老师，在与他交流MI的过程中，让我学到很多，拓宽了视野！感谢谢东老师，特别喜欢他的风格，也与他有很多的共识！也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张亚捷编辑，邀请我翻译了本书。

最后，我还要感谢“中国动机式访谈社区”（CMIC）的诸位同仁，以及与我合作过的MI受训者或受督者们，大家的分享与反馈都让我收获颇多。我们也在一起手挽手、肩并肩，共同推进和建设着MI在我国的发展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