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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适才描述的那些富有灵感的思想家，都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隐藏着的真理本身，而且也常常是公开的改革者。赫拉克利特早在后来的道德家之前，就弃绝了爱非斯的世俗快乐，据说他厌倦世人，以草为食，终老一生。而有些哲学家则试图发现或想象社会（特别是公民社会）是如何构成的，怎样才能更好地管理社会。德谟克里特不但以其物理学理论激发了早期原子论者的灵感，而且也堪称契约论的奠基人。在他看来，正如存在着不可分的单纯物即原子一样，也存在着不可分的个人，他们起码是因惊惧于习俗，而被吸引到更大的群体当中。萨摩斯的毕达哥拉斯，不但以其数字命理学和几何学给数学上的宇宙论者以希望，而且是希腊城邦克罗顿的禁欲主义的改革者（他突遭横死显然也是政变所致）。如赫拉克利特一样，绝大多数哲学家逐渐总结出，普遍的希望并不存在，而城邦的衰落、道德的堕落乃是普遍的命运，唯有朋友组成的小群体，甚至独居者才能够依其所应当的方式生活。不过，即便他们已经绝望，但仍然给出了指南。塞涅卡说，当我们的灵魂危在旦夕的时候，把大量时间花在逻辑上，未免荒唐；哲学思考的对象应当是治愈灵魂。也许我们应当谨记爱比克泰德
的警示：谁要是没有知识、德行和灵魂的力量，以对付苦恼的和腐化的灵魂，“而且最重要的是，谁要是没有来自神的指导，建议他尽职尽责，对付这样的灵魂”，却假装在“教授哲学”，那不过是个把神秘事物庸俗化的家伙，一个江湖医生而已。
兹事体大，充满神秘，既非偶然的恩赐，亦非来者有份的才能。……你是开了诊所，可你除了药物之外，再没有别的设备，而且，你既不知道何时用药、如何用药，也从未努力去学习相关知识。……在这些生死攸关的事情上，你为什么竟然斗胆玩火？如果你觉得哲学的各种原理确实好玩，那么，请坐下，只管在你自己头脑里考虑一下，折腾一番，也就够了，但就是别把自己称作哲学家。
因此，爱比克泰德说，哲学家应当反复训练、熟练掌握，并日日记录、付诸实践的课程就是个体道德选择的优先性，以及关于他们自身的真实状况和被允许做何种事情的知识，肉体、职位、财产相对而言就无足轻重了。就此而言，作为奴隶的爱比克泰德与作为皇帝的奥勒留达成了一致：我们能够拯救的唯有自己的灵魂，而且唯有灵魂自身才能拯救灵魂。
柏拉图对公元前4世纪的智者（这个称呼曾经仅仅意味着“专家”）的攻击，使他的后继者确信，“诡辩”（sophistry，即智者的技艺）是有害的，是江湖医生的消遣。他这样认为或许是对的，因为在智者炫耀口才，以期服人之心的行为中，柏拉图看到的是有意缺乏道德感的技巧，是无视真正价值的做法。后来有些科学家断定关于真正价值的知识（科学知识）并不存在，从而得出结论说，他们也没有义务考虑价值。那些声称只要雇主花得起大价钱，自己就已经准备好服务于 所有 雇主的人，其实并不能得到信任，甚至连花钱购买的人也不会信任他们，这不足为奇。不过，尽管柏拉图不无道理，但这也证明智者们的所作所为其实也有道理。
为灵感所激发的思想家和福音派的思想家可能会着手改变世界，但不那么自命不凡的人们也可能会拥有使命。毫无疑问，某些智者不过是他们说他们所是的样子，这就是说，是教授有用技艺的老师，而这些技艺绝大多数在竞赛中才有用。一旦这种值得为之努力的东西事关人的生命或生计，例如在法庭上，那么此种技艺马上就是既值得拥有又充满危险的东西。公民的和平是脆弱的：它能够经受多少竞争？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情愿把好处分配给富得足以支付报酬的人？学会为自己辩护和学会贿赂陪审团或击垮敌人，或许并不是非常不同的事情。试考虑一下，当那些雇佣兵愿意教授任何人如何在战斗中搏杀的时候，我们的感受如何：他们的技艺可能是真的，他们的某些事业也是正义的，但他们真的知道那些事业是正义的且为什么是正义的吗？他们全都关心这问题吗？即便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内战会实现正义吗？莱昂蒂尼的高尔吉亚（Gorgias of Leontini）或许就是这样一位善意的教师，在后世的评论中也扮演了道德上和认识论上的怀疑论者的角色。后世的传记作家认定他曾是恩培多克勒的学生，而他自己也曾教过“犬儒”安提西尼（Antisthenes the Cynic，详见下文）。他从魔术师到物质世界幻觉论者（illusionist）到幻灭论者（disillusionist）的故事固然有几分合理性，但或许只是企图发现思想传统的派别和线索这样一种冲动的结果。像其他许多哲学家一样（但他并不称自己是哲学家），高尔吉亚曾于公元前427年出使异邦（对他来说就是雅典），充任使节。
那两位最伟大的智者，即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公元前481—约前411）和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前399），他们已经超出了唯利是图者和世界幻觉论者的范围。柏拉图煞费苦心，要让他的朋友苏格拉底远离任何“智者运动”，但在他的同时代人看来，除了苏格拉底是雅典的爱国者，而其他智者是背井离乡的异邦人之外，其间的差别真是微乎其微。典型的智者周游各地，寻找为他们的努力支付酬劳的人；而苏格拉底则待在雅典，依靠个人收入和朋友资助授业解惑。所有人似乎都以推翻由来已久的确定性为乐。阿里斯托芬写的一部不成功的喜剧《云》，或许有助于在人们头脑中产生不良影响，以反对苏格拉底。他以剧中人物之口说出了大量隐喻，这些隐喻在柏拉图那些最严肃的对话中占据着中心位置。苏格拉底式的思想家不但“把目光离于”人世间的事物，转而沉思那些并非城邦诸神的永恒的东西，而且还实行精神的助产术，鼓励他的追随者产生新的思想——柏拉图还补充道：助产士主动承担起判别哪些婴儿能够被抚养的责任。
与历史上的苏格拉底联系最紧密的思想是苏格拉底式的悖论：无人有意犯错。这就是说，行为在根本上就是去做我们认为善的东西，或我们认为会比其他任何已知选择都更好的东西。有鉴于此，如果谁仍然做了坏事，那必定是出于无知。由此得出，只需要把“做错事的人”的错误教给他们就够了，而且谁也不应当免于这种教诲。为了避免因做错事而受惩罚，就像避免必不可少的药物或是有意选择错误一样。真正的朋友应当互为诤友。苏格拉底似乎假定，不被欺骗总是比较好的，甚至认识到被欺骗所带来的痛苦也是好的（但与不曾发现被欺骗相比，这仍未更好地认识真相）。苏格拉底的对话者并不总是能达成一致，但与他们自以为是的时候相比，或许会因持久的说服而进入更宽容的心态。
普罗泰戈拉显然更是位成功的智者，任何真理，只要超出人们所言说的东西之外，他都否认其存在。他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这相当于抛弃了德谟克里特式的对真理的揭示。而且，真理是明显的，但是，对某人如此明显的真理，却不必对另一人也是如此明显。在相互冲突的“真理”之间的选择，必然要依赖于另外的基础，而不是一方“更为真实”。他的目标似乎是要使人们保持“更好”的和平，去发现他们能够共同坚持的某些法则和学说。这样的共识不会对“真实”有更多的要求，但至少会避免战争的苦难。国内和平最好是通过相互说服来保持，而不是通过无可辩驳地来自神的等级制度或宗族世系来维持。据说普罗泰戈拉有个学生答应，一旦打赢了第一场官司，就把学费付给他。由于这学生延迟支付报酬，普罗泰戈拉便以吃官司相威胁，他指出，如果学生丢了官司，就得按照法庭判决支付报酬，如果学生赢了，就得按照合同支付报酬。学生答复说（这可能是杜撰的），如果他赢了，根据法庭判决，他就不必付酬，但如果他输了，依据合同，也不必付酬。这个故事不无讽刺意味，但也有启发作用：诱导性论证能够从两个相互矛盾的前提中的任何一个开始，而且总能完全改变该论证。最终至关重要的还是合同所确定的内容。
由此，苏格拉底和普罗泰戈拉的影响同样都是要削弱这样的信念：我们“知道”真理。如果我们所知的一切只是我们自己的无知，那么或许我们就能代之以聚精会神地探索我们现在最想得到什么（而不是坚持认为我们知道对我们来说什么会是善的）。对类似的绝对者的抛弃，似乎具有“反律法主义”
的效果，即拒绝被正义的律法束缚（柏拉图可能就作如是观），但也可以认为，正是反律法主义者，才更加声称通晓绝对的、客观的知识。退役的雅典将军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写作他的国家在公元前5世纪晚期的战争中衰落的历史时，描述了出使注定要被毁灭的米洛斯岛
的雅典使节（雅典准备征服并掠夺该岛）所使用的论证，他认为这些论证运用了自然法和习惯法之间的古老划分，这就是说，弱肉强食乃是自然法则，而不承认同等正义的准则。而习惯自身和对诸神的想象，都要求尊重不设防者，但现实主义者明白，除了自身的成功之外，谁也没有别的动机，而且人们必定预期现实主义者为保障成功而采取了一切措施。简言之，雅典人假定，他们知道何谓“成功”，而且赢家和输家的一切交换必定是零和博弈（zero-sum games）。如果这是错的，那么雅典人的现实主义就被误导了，而更好的、不太会误入歧途的方式，就是让任何受影响的人都觉得可以接受的存在方式。
有鉴于此，苏格拉底和普罗泰戈拉都倡导宽容和共识，所关注的都是警醒那些自以为发现了真理之路的人，这些人对此非常确信，以至于承受得住对传统和诤友谏言的漠视。较好的“真理”是我们能够暂时达成一致的“真理”。苏格拉底看起来是更古老的方式的捍卫者，视之为最适宜统治的规则，而普罗泰戈拉似乎是拥护民主制的理论家，这些可能只是碰巧。我们现在通常以为，“客观的道德主义”（即相信存在着真实的价值真理）必定导致“专家统治”，而“民主制”则依赖于这样的假设：“正确的道路”仅仅意味着我们当中绝大多数赞成的道路。事实上，这一看法似乎毫无理由。普罗泰戈拉声称他帮助一些城邦达到了“更好”的、令世人赞成的状态，而苏格拉底则提醒他们注意那些简单的规则，即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选择建筑师、鞋匠、医生等等时实际使用的规则。苏格拉底实际上是想请人们在决定他们所希望的统治者时信任他们的常识，而不是仅仅因为这些想成为统治者的人声称知道真理就服从之。普罗泰戈拉主张，最好的统治者应当是最有能力使老百姓确信他们会保障和平的人。但由此并不能得出，苏格拉底的选择是支持贵族制，而普罗泰戈拉的选择是支持民主制。反过来倒可能是实情。按照 古老 的规则，弱者会得到最好的保护，而强者会认为他们经得起失败。因此，说苏格拉底是统治精英的捍卫者，而普罗泰戈拉是艰苦奋斗的老百姓的捍卫者，未免荒谬。正好相反，苏格拉底攻击统治精英，而普罗泰戈拉则向他们兜售武器。因此，似乎他们都冒犯了有权势的一方，并分别被雅典处死和驱逐。（克拉佐美尼城的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 of Clazomenae，约公元前500—约前428]也曾遭到驱逐，他绰号努斯[心灵]，首次主张不管现象如何，统治世界的是理性，而且太阳是发热的金属球，而不是神。）苏格拉底和普罗泰戈拉或许都不无道理地声称，他们意在做好事，哪怕只是使人们免于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