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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帷幕在已然古老的世界升起，这世界中满是城阙的遗迹，到处是打磨得平整光滑的思想道路。现今那种令人尊敬的理论告诉我们，在10万年前就有在生理上与我们非常相似的人存在。石制的手工制品和岩石绘画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万年，也许编织筐篮、沙绘图案和戏剧艺术的出现还要早许多。目前尚存的原始人类的经验让我们认识到，尽管我们的祖先缺乏我们的技术能力，在提供日常的必需品上，他们通常也困难不大，而且不乏游戏、幻想和论辩的时间。某些现代学者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可能原始人讨论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涉及亲缘关系，他们讲述传说故事，以证明在不同族群间通婚规则的有效性和正当性，但同时也谈论迎来送往和劫掠抢夺。也许正像老一代的思辨古人类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原始人关于英雄、处女、龙怪的传说故事是有关太阳和群星的加密讯息。不过他们只借助谈论，就保证了他们的传说故事既非只涉及亲缘关系，亦非只涉及苍穹。
与其他群居动物一样，我们相互间收发信号，用以标记我们所偏爱的路线，与儿童玩耍，划分三六九等，聆听阅历丰富的长者教诲（当然不是言听计从），等等。我们已知最早的传说，都试图解释为什么非人的动物不再用人类的言语说话，为什么苍穹不再倚靠大地，为什么兄妹之间必定不能再通婚，为什么我们年齿渐增，终归死亡（我们说，起先并不是这样的），以及为什么有物存在。后来就有了武士、园丁、建筑师、纺织者，有了保姆、厨师、工匠、魔术师。也许还有人享有宣讲奇迹的名望，从上苍或被铭记的祖先那里带来消息。有些人讲述更为精致的传说故事，以容纳那些看似错误的东西，而他们的对手或许力图从那些传说故事中解脱出来，用另外的传说故事或用不那么带有叙事性的消遣吸引人们的注意力。
换言之，无论那些人在流浪的小群落中生活多久，无论他们在荒芜之地定居下来花多长时间营造园地，他们一举一动都和人没什么两样。他们向自己解说他们的世界，对差异感到好奇，并运用他们的言辞之力相互辩驳或取乐。在遇到会说话的其他兽群时，他们就试图获得一定的相互理解，即便只是为了确定是敌是友。他们当中有些人开始思考：在他们的言谈中有神存在，这个神能够比这些终有一死的谈论者活得更长久，并把每一代新的凡人联系起来，这些终有一死的凡人重归已被遗忘的上苍，而这就是事物存在的真正方式。简言之，他们就成为哲学家，而我们发现，那些被后来的渊博的思想家记录下来的神话传说，正如亚里士多德后来所说的那样，是对昔日哲学的歪曲记录。按照惯例，我们认为地中海沿岸的民族构成了古代世界（这里忽略了散布在长江流域、恒河流域以及无数已被遗忘的江河湖泊流域的民族），他们精心讲述了许多传说故事，用来说明他们做了什么，他们看到别人做了哪些事情。没有人会真正满足于说：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一直这样做；事物是如此这般的，是因为它们就是这样的（“因为这是自然的法则”）。我们都想理解事物，都想知道为什么它们不像我们猜测的那样曾经如何、应当怎样。
上述说法有真实的一面，但是，如果我们走得太远，去详细阐述在文字产生之前的史前民族的思辨，甚至确信我们已经完全理解了具有历史和文字的民族的言说，则未免操之过急。有些注释者提出了宏大的话题：想想我们来自非洲的祖先是如何产生好奇之心，并最终取代了早先移民的产物的（如我们现在还记得的小精灵和食人妖魔）；想想我们如何把自己驯养为既温顺又好玩的动物；想想定居人群如何在欧洲成长，遵从大地之母以及为之服务的精灵，直到被迫迁移的游牧部落打破了古代的和谐，这些遵从天父、擅长骑射的部落，把家长制和祭司灌注到其后继者的心中。这些传说会产生有趣的故事，但其证据相当稀少。我们可以追思当时的人们为其所做所思给出了理由，但谁能知道这些思想和理由是什么？除非我们假设哲学的思维特性乃是晚近的毫无原则的突变，否则，远古的哲学思考当然是存在的，但若要去描述它，这样的尝试与其说是在表现他们，不如说是在表现我们。其中有些传说故事，特别是那些责备“希腊人”或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遗弃了大地之母的传说故事，就表现出我们对这些希腊人和柏拉图所思所想的无知。柏拉图说：“大地是[我们的]祖先的家园，我们必须珍爱它，甚至要超过孩子对母亲的珍爱；而且，大地是女神，是一切会死的凡人的主人，对于诸神和已经在本地得以确立的精灵也要以同样的尊敬来对待。”（《法律篇》740A）
当那些传说故事以外人更容易理解的方式写就之时，对于好奇的历史学家来说，生活就轻松多了。在口传文化中，每一次讲述都使传说故事发生变化，而且也没有真正的压力要求每一个传说故事都要明显地与其他所有故事相一致。逝者进入阴曹地府，但也在梦幻世界和遥远的天堂；太阳是天球，被金龟子
推滚到天庭的拱顶上，但也是载着国王本人遨游苍穹的舟桴。如果我们看到被形诸文字的那些论证，可能会视之为无效，但在口头争论中，它们却可能相当适用，因为我们的记忆会重新书写那早已消逝的事情（在议会和法庭中至今仍是如此）。
即便在口传文化中，争论和传说故事当然也能够被“形诸文字”：乡土的景观被记忆尚存的人们刻上我们的乡土历史；权威的每一个象征，昔日努力的每一处遗迹，都是带给未来的讯息。也许有些讯息是每一个原始人都能解读的（如气味、涂鸦或堆石）；另外一些讯息，在原始人开始成为人的时候，只有那些已被授以各自地方部落的特殊历史的人才能解读（例如为人们所纪念的某个人的图章，或树木的一根枝条，在那儿发生的令人震惊的事情并未过去很久）。因此，无论是用楔形文字还是用象形文字书写下来的东西，都是从前口传心记，并体现在隐秘图像中的东西。通过对它们的书写，我们的祖先便开启了通往正式的论证、普遍可译解的讯息和抽象性想象的历程。我们不再需要被告知，一组特殊的符号集合意味着什么；我们根据对基本符号含义的了解，就能译解它们。那些以往常常“写在风景当中”的神祇，至今在依赖记忆的民族中仍然如此，但因为他们随着故事的每一次重新讲述而发生变化，似乎在回应故事的讲述者和听众，也就变成了活生生的人；而那些被写入文本的神祇，却因为变化相当小，而其人格特征逐渐变少。那些从景观中阅读传说故事的人，会被他们以不可预知的不同方式所知晓的传说故事提醒；而那些从书中阅读故事的人，却至少会有机会昨天怎么读，今天还怎么读（尽管实际上我们的所有阅读都会有点变化）。昔日通常存在于言语当中的神，是在被精心选出的极少数个人的言辞之中得以体现的，因为这些言辞受到神灵的启示，并在口口相传的过程中不断变化、增衍，但如今却栖居在书面语词当中，不管谁读到它，其意思“总是同样的”，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在先知时代之后，乃是经师时代（age of scribes）。
已知最早的书面传说把政治的现实态度与“奇思妙想”熔为一炉，现在的我们会对这些方式感到奇怪。例如，尽管诸神不再与我们共享同一个世界（在传说故事中它们从前是这样的），但它们却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常客，而英雄也能比巫师更容易地穿越到彼岸世界中去。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些传说故事的作者“必定知道”他们是在写作奇思妙想还是寓言故事。诸神并不“真正”在特洛伊周围打仗，菲迪皮茨（Phidippides）
也并非在来自斯巴达的路上碰到神祇帕恩
。造就王朝的诸神“显然”必定是人工的产物，只是在自命不凡地一边说应当敬畏新王，一边又说“他的父亲是谁，只有神知道”。事实上，我们的反应有点像认为（例如）毕加索的《格尔尼卡》
扭曲了真相的人，只是因为我们认为不会在乡间马路上见到这种东西。事实是，我们实际上并没有看到我们现在以为自己看到的东西：我们的视野是破碎的、虚幻的，只有我们的“理性”才告诉我们，幽灵、鬼火、妖怪皆不存在，而与之相连的含义和评价也不“存在于”世界之中。
这一思辨性的开端有两个主要的寓意：其一，既然我们是会说话的动物，我们必须假定我们所谈论的是通过思想交流去追求知识；其二，我们不能过于轻易地假定我们熟悉祖先所解释的世界，似乎他们“一望而知”的事物的样子与我们现在所说的样子并无分别。我们时常假定，“古希腊人”是首先开始对世界进行思辨和推理的，是首先开始交流和批判彼此的思想的。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在3世纪早期撰写了《名哲言行录》（ Lives of the Philosophers ）。他说：“被某些人归于蛮族的那些成就是属于希腊人的，不仅哲学从希腊人开始，人类本身亦复如是。”但亚历山大里亚的克雷芒（Clement of Alexandria），一位2世纪的基督徒，却确信希腊人的成就取自蛮族。我们还常常假定，希腊人在对 我们 发现的世界进行推理。但有可靠的证据表明，哲学的思维特性遍布整个世界，而且或许也可以假定，这种思维特性在人类的几万年间贯穿始终，而不管特殊的部族是否推崇这种思维特性（它现在还受到推崇吗？）。不过，恰恰是因为有可靠证据表明，这期间绝大多数世代生活在与我们现在迥然有别的状态下，我们才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的祖先之所见完全就是我们所说的样子，只是在所创造的解释上与我们有区别而已。这样的假设让我们看不到他们推理的方式，而且附带地也会让我们免于对自身当前思想的任何尖锐批判。
不过，到底能否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希腊人开始了哲学思考呢？在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的长期衰败之后，那些重新发现了书写的希腊人具有两个与众不同的特点：一是他们偏爱非个人性的解释，二是他们愿意给出理由。这两个特点可能是有联系的，但在逻辑上是有区分的。树木倒下，城池陷落，夏去冬来，皆是诸神的争吵或女巫的诅咒所致——在其他民族觉得这样的说法可以接受的时候，有些希腊人却开始诉诸“法则”（Law）。最初这法则只是命运（Destiny），这就是说，任何东西都不允许长得过高，万物皆有限制，或者冬去春来。即使诸神中权力最大的宙斯（Zeus）也要臣服于命运，由于命运具有如此明显的道德特性，所以仍有部分的人格特征。不过，如果宙斯用自己的独断选择，也不会或不能彻底破坏这一法则，那么用不着宙斯，我们就能破坏它。事物之所以如其所是地那样发生，是因为在能被发现的不同因素之间存在着无时间的、非故意的各种关系。当其他民族发现，求助于特选的文本或先知的权威去捍卫特定的传说故事实属易如反掌的时候，有些希腊人却开始要求，要想支持这种或那种理论，就应当给出理由，而任何致力于这些理论的人原则上都应当能够检验这些理论。他们创造了，毋宁说发现了一个不再任意行事的世界，不再被变幻不定的意图所统治的世界；他们主张，在遵循论证的天赋之外，不需要任何特殊的天赋去揭示这个世界。这就是启蒙的民族所继承的世界，尽管我们身边仍有许多尚古之士满足于寻求《圣经》的权威或具有超凡魅力的先知，以捍卫他们对事物的道德化解释。
传说故事吁求我们如同辉格式的历史学
那样，去追溯通往我们现在状况的发展线索。当然，那些对传说故事最深信不疑的人，立刻就被迫承认，希腊人违背传统戒律，堕落得太快了。柏拉图将世界重新道德化，他认为事物之所以发生，乃是因为它们应当发生，或是某种与之非常相似的东西应当发生。即便是传统上被视为柏拉图的对手的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任何有助于我们理解神的东西都是最好的。甚至在斯多亚派那里，尽管他们致力于逻辑和“自然科学”，但我们现在印象最深的，还是他们的“斯多亚主义”（stoicism），即他们对神之存在的道德责任。很少有哲学家拒斥日常的宗教习俗，或整个抛弃传统故事的权威。有些哲学家（如克里特人艾皮门尼德斯[Epimenides]，在公元前600年左右用警句一般的话说，所有克里特人都是说谎者；或4世纪初期叙利亚的杨布利柯[Jamblichus]），其行为或近似于巫医之流，或似乎赞成类似的净化仪式。因此，现代学者推测，希腊人的全部实验都屈从于令人目眩神迷的柏拉图主义和神秘修炼（occult practice），甚至那些无宗教信仰者，由于他们对揭示真理的理性力量丧失了信心，也乐于为他们祖辈的虔敬唱赞歌。一些令现代学者决意去赞美的以往的哲学活动，都只是似应发生却从未发生的事，只是对真正哲学的短暂期盼。听听托马斯·斯普拉特
[1]
，这位英国皇家学会首位历史学家的话吧：
古代的诗人把一切东西都弄得比实际的样子更加神圣庄严，他们发明了成百上千种虚构的怪物，为每片田野、每条河流、每片树林、每座洞穴都赋予了他们自己制造的幽灵：他们就用这些东西使世界惊异……而在现代，那些虚幻的形式又复活并控制了基督教世界……虽然敏锐的哲学家们并未助长这被滥用的一切，但他们也从来无力克服之，甚至连奥伯龙王
和他的无形军队也克服不了。然而，自从真正的哲学出现之日起，就罕有对这些骇人听闻的东西的窃窃私语了……事物的过程以其自身的途径平静地发展着，这途径就是自然的原因和结果。对此我们要感谢实验，尽管实验并未全部完成对真实世界的发现，但是，那些过去时常令人们的心灵惊骇无已的虚幻世界中的野蛮居民，却已然被它们征服。
从上述情形中，很难看出为什么我们应当不厌其烦地讨论古代的文本。希腊人（至少自毕达哥拉斯开始）正确地意识到地球是圆的，认识到这一点是具有历史的重要性的（这种认识或许会阻止后来哥伦布探险被严重歪曲），但是，没有人期望通过阅读埃拉托色尼
的著作，去发现关于地球圆周的新的细节，而实际上埃拉托色尼通过比较阿斯旺和亚历山大里亚的正午阴影，相当精确地计算出了地球的周长。我们也不会指望阿格里真托的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 of Agrigentum，公元前495—前435）向我们提出堪与达尔文进化论媲美的理论，尽管我们能够在事后发现二者的相似性。
按照我们的解释习惯，先人的著作仿佛是在口齿不清地说着我们比他们理解得更清楚的真理，这种做法并非一无是处。亚里士多德本人就把早期的哲学家描绘成这样的人：他们是在探索他所阐明的区分，特别是那四种说明的区分（质料因、动力因、形式因和目的因）。他有可能歪曲了他们的思想，不过，歪曲的证据大体上来自他对早期哲学家的记述；可是如果我们全然怀疑亚里士多德的说法，那么在表明早期哲学家的思想的证据上，我们差不多就一无所知了。即使亚里士多德确实歪曲了他们的思想，也不能说我们就能做得更好，因为我们对过去的了解是残缺而扭曲的。亚里士多德的第一个继承者塞奥弗拉斯托（Theophrastus）编辑的232808行亚里士多德著作在哪里？伟大的斯多亚派思想家克里西普斯（Chrysippus，约公元前280—约前204）的705部著作又在何处？正如亚里士多德的诋毁者所言，倘若亚里士多德引述的还要少一些，那早期哲学家的思想就更少得可怜了。并不是每个严肃的思想家都著书立说，奴隶撰写的著作我们只有一部，女性撰写的著作我们根本就没有。也并不是每一本书都有许多复制品，常足以使之有极大的机会流传后世，实际上许多书籍都有意无意地被火烧毁；许多幸存下来的书籍则因为我们与其背景距离太远，以至难以理解；即便那些我们以为理解了的书籍也已经错过了其背景、评论和暗示所构成的整个领域。最终，我们对昔日哲学的阐释所展现的总是当下的我们自己，从而年复一年地不断变化。“苏格拉底”这个名字命名了许多著名哲学家：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和色诺芬的苏格拉底，第欧根尼的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的苏格拉底，皮浪的苏格拉底和普罗提诺的苏格拉底，甚至是普罗提诺的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不管怎样，每个时代，每个个人，在文本中看到的都是他们能够理解的东西，无论好坏。即便经验会教育我们，某位哲学家的门徒通常并不在他止步的地方继续探索，而他的实际影响要数百年之后、几千里之遥才能产生，其间并没有什么影响，然而，通常我们也非得把思想家们安置到各种学派和思想谱系当中才罢休。
要说实际情况并非或不一定是我们所推测的那样，这假定了两个最近遭到质疑的看法：其一，事情的真相是存在的；其二，要是我们发现这真相不是什么，也可以算得上查明了真相。这两个假定现在遭到质疑，实际上在古代世界就遭到怀疑论哲学家极其严格的质疑，他们的论证由塞克斯都·恩披里柯（Sextus Empiricus，盛年在200年）加以总结。他们认识到，我们不可能无矛盾地断定任何一个是 错的 ；这就是说，如果我们说不存在真理，那至少说明我们是说谎者；如果我们不可能发现真理，那么我们有什么权利说我们不可能？通过抛弃真理之路（the Way of Truth），我们所能应付的最好状态，也不过是又沉入表象之路（the Way of Seeming，详述见下），而闭口不言我们这样做是对的或正确的。我们之中的许多人从一开始就发现这条道路是捷径。我们或许会同意，哲学的思维特性到处都能发现，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正好被吸引到哲学之路上来。在提出世界的“真理”问题之前，我们的经验世界仅只是那些显而易见的东西构成的领域；倘若我们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却找不到答案，则我们可能就有理由重返那最显而易见的状态，这时我们就发现，一切都明白易见，连奥伯龙王的精灵大军亦复如是。正是表象与实在之间的艰苦斗争才是一条贯穿过去的金线。
注释
[1] 托马斯·斯普拉特（Thomas Sprat，1635—1713），英国罗切斯特主教威斯敏斯特教长。引文出自他的《伦敦皇家学会史》（ History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第三部分，第七节，1667年版），但此书是一种宣传性的辩护词，不是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