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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哲学是两种主要影响的混合物，即基督教教义和古希腊哲学遗产。就后者而言，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在基督教时代的早期世纪中，绝大部分古希腊哲学只是间接地影响着西方世界，至少直至12世纪仍是如此。拉丁人已不再可能得到古希腊原文文献，因为即便他们有机会接触复制的手稿，也几乎无人有能力阅读。关于希腊人的知识在西方世界迅速沦落，到6世纪已极为罕见。
中世纪所拥有的柏拉图著作，只是《蒂迈欧篇》的一部分（至53C），而且是查尔西迪尤斯（Chalcidius，3世纪后期或4世纪早期）的拉丁译本。其他少数著作也被译为拉丁文，但流传不广。直到马西留·费奇诺（Marsilio Ficino，1433—1499）翻译了柏拉图的著作，对拉丁人来说，完整的柏拉图才得一见。至于普罗提诺，情况就更糟了。他的著作几乎完全不为人知。马尤斯·维克托里努斯（Marius Victorinus）在4世纪翻译了《九章集》的一些内容，但即便如此，其译文也很快失传。亚里士多德的命运好一些。他的绝大部分逻辑学著作都被波爱修大约在5世纪和6世纪之交译为拉丁文，但只有《范畴篇》和《解释篇》在12世纪之前是普遍流行的。在12世纪中期至13世纪中期，差不多所有保存下来的亚里士多德著作都被译为拉丁文，而且容易得到。对亚里士多德的“重新发现”，标志着中世纪哲学的分水岭。较次要作家著作的一些译文时或出现，但除亚里士多德之外，古希腊哲学的主要文本绝大部分在中世纪是难以得到的。
尽管如此，中世纪的人还是想方设法获得了相当数量的古希腊哲学的二手知识，至少是其中的某些方面。一部分是从拉丁异教作家那里了解的，这些作家包括西塞罗和塞涅卡，他们确实读过古希腊原著，并把关于以往哲学家的大量信息传给后人。还有一部分是从拉丁教父那里了解的，包括安布罗斯
和波爱修，他们在不同程度上详细讨论过古希腊人的理论。
在中世纪早期，柏拉图主义的、新柏拉图主义的和广义的斯多亚派的影响支配着哲学思考。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12世纪和13世纪对亚里士多德的重新发现。因此，认为中世纪哲学主要是对亚里士多德一成不变的鹦鹉学舌，实在是大谬不然，而有时候人们就是这样描绘的。在目前看来，就中世纪绝大部分时期而言，亚里士多德无疑只具有第二等的重要性。